《酒国》俄译本中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语用等值效果

张　英，杨丽萍，刘玉宝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酒国》俄译本中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语用等值效果

张英，杨丽萍，刘玉宝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等值性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既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翻译作品的评价标准。翻译等值可以理解为语形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其中，语用等值居于核心地位，是实现等值的最基本条件。在翻译，尤其是有着巨大文化空间的文学翻译过程中，语用改译策略的合理运用是实现语用等值效果的最有效途径。

《酒国》俄译本；语用等值；语用改译；翻译策略；艺术效果

受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曾被俄罗斯老一辈汉学家，诸如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等人大量翻译成俄语。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却译介得很少。不过，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在俄罗斯受到广泛关注。莫言作品的翻译成为俄罗斯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一个热点，也引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莫言获奖当年，圣彼得堡双耳瓶出版社(Амфора)便推出了俄译本《酒国》(Страна вина)，译者是俄罗斯汉学家兼翻译家叶果罗夫(И.A.Егоров)。

“莫言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在他的小说肌质内部，有着一个历史文化、生命文化、放达不拘的民间文化等诸多体系相互纠结缠绕的巨大文化空间，对莫言作品予以文化意义上的体认与阐释，是我们能更快捷地切入莫言叙事艺术灵魂之所在的有效方式。”[1]的确，《酒国》不仅有着独特的语言特色——词汇的杂语性、句子的多变性、修辞的多样性，同时，也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成语、谚语和俗语、古诗词以及中国文化特有词汇等。这虽说是《酒国》的出彩之处，却也给它的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如何使《酒国》汉语原文的特色在俄语译文中得以再现，让俄罗斯读者在读俄语译本时如同中国读者在读汉语原本时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将是俄语译者面临的首要任务。

一

由于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不同，因而在语言上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翻译时，常常会出现语义空缺的情况，译者有时并不能在译语中找到与原文等价的词句。近些年来，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这些可以涉及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2]

塞尔(John Searle)认为，语义表达是为实现语用目的服务的，译者首先要保证译文与原文在语用上的等值，然后再考虑语义等值和语形等值[3]。俄罗斯翻译学家什维采尔(А.Д.Швейцер)认为，等值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句法等值、语义等值、语用等值。语用等值是等值的最高层次，有时，为达到语用等值，可不考虑语义等值和句法等值[4]。据此可以认为，语用等值在翻译等值的层次中居于首要地位，是等值翻译的最基本条件，对实现等值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奇(Geoffrey Leech)把普通语用学分为两类——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他进而将翻译中的语用等值分为两类：语用—语言等值和社会—语用等值。前者是指根据语境分析话语的言外之意，即说话人的语用含义，在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在语言上的差异；后者是指基于两种语言所属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翻译时要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传达原语的语用含义[5]。

传达原文的基本语义是翻译的根本任务，但好的译文更应该完成原文的语用任务，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语用等值，从而使读者获得应有的阅读体会。为此，译者需要从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出发，掌握原文的语用含义，并选择合适的译语形式来表达语用含义。好的译作不仅要在内容、形式上生动地再现原作，更要在思想、感情上影响读者，进而传达原作内在的精神魅力。

苏联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В.Н.Комиссаров)在《当代翻译学》(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一书中谈到了语用改译，认为语用改译是达到语用等值的最有效途径。他认为，由于译文的接受者属于另一个语言集团，另一种文化，等值的翻译并非常常能确保原文语用潜能的传达，这就要求译者适当地进行语用改译，使译文能充分担当原文的替代物。他将语用改译划分为四种类型：即(1)保证译文接受者获得等同的理解效果；(2)使译文的接受者获得与原文相同的情感影响；(3)针对具体的接受者和交际情景进行必要的改译；(4)完成翻译以外的最高任务。第一种类型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由于缺乏对原文文化背景的认识，在阅读和理解原文时会有一定的困难，译者可采用如下改译方式，即增添和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等信息。一般来说，这些信息常为原文中的地理名称、专有名词、文化负载词等。第二种类型特指原文中某些具有特殊联想意义的词汇，如果这类词汇的联想意义不能被传达，则译文读者便不能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即便在语义上做到了等值，但在语用上却是一种缺失。第三种类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期望的交际影响和交际效果。在需要传达言外之意，或对译文读者施加一定影响时，可视具体的言语情境允许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偏离。第四种类型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翻译以外的最高任务，为此，译者可能会改变甚至“歪曲”原文，或为追求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而打破译语的语言规范，或有选择地翻译译文读者感兴趣的东西，或按原文文本创造新的文本，或使译文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最终实现译者既定的任务[6]。

以上四种语用改译的方法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原文的语用目的，达到相应的语用效果。如下，我们将从词汇、句子、修辞、文化四个层面来分别考察译者叶果罗夫在《酒国》俄译本中采用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达到的语用等值效果。

二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础，每个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必然会影响该民族的语言，首先表现在独具民族特色和民族韵味的词汇上。因此，正确有效地翻译词汇对实现语用等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词语文化内涵的不对等等原因，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词汇空缺的现象。小说《酒国》中有大量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地区方言、日常口语及粗俗词语，在俄语里很难找到等价的词汇来表达，这就需要译者从语用等值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必要的语用改译。

在《酒国》*以下出现的汉语引文均摘自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酒国》，俄语引文均摘自圣彼得堡双耳瓶出版社2012年版《酒国》(Страна вина)，文中不再一一标注。里，我们经常看到诸如“酒尾巴”、“辣水”、“街混子”之类的地区方言词汇。不懂地方方言，中国读者尚且有阅读困难，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这类地区方言词汇做了恰当的处理，让人一目了然——“酒尾巴”并未被直译成“хвост вина”，而是改译为“некрепкое вино”(不烈的酒)，“辣水”并未被直译成“острая вода”，而是改译为“ведро помоев”(泔水)，“大胆汤”也并未被直译成“смелый суп”，而是改译为“суп из желчного пузыря”(用胆囊做的汤)。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马扎子”——“раскладной стульник”(可折叠的小椅子)、“酒梢子”——“осадок на дне винного чана”(酒底子)等等。在此，叶果罗夫采用了解释和增补信息以及偏离表义再创造等相应的语用改译策略，从而达到了语用等值的艺术效果。

《酒国》里的出场人物形形色色，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话语各具特色，其中，日常口语是他们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充分体现其个性特征，传达其内在情感。在日常口语的翻译上，译者尽量避免直译，而是采用改译的策略，以求达到语用等值的效果。小说人物丁钩儿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女人很有味道”。在此，译者没有局限于字面意思，把“味道”直译成“вкус”，而是从原语出发表达其真实含义，改译为“баба у тебя что надо”(你的女人真不赖)。小说另一人物余一尺说过：“果真有两下子”。译者灵活地采用了俄语中的一个短语结构“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кое в чем разбираться”(在某方面确实很精通)，把“两下子”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准确地传达给了读者。

莫言曾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土”是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7]。这个“土”里便包含了大量的粗俗词语。对此，译者采用了以俄语中的粗俗语翻译汉语中的粗俗语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读者获得了如同原文读者一样的真实感受。在“你让莫言那小子快下决心，写还是不写，放个干脆屁！”这句话中，“放个干脆屁”被译成“Пусть хоть шептуна какого выдавит из себя，только четко и ясно!”(你就是小声说话也行，只是要说得清楚明白！)。在此，译者正是以俄罗斯读者的语言习惯为出发点，使原文的语气和语义在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达到了语用等值的效果。

三

句子是语言基本的使用单位，较之词汇更能具体地揭示不同民族在逻辑心理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性。正是逻辑心理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导致了汉语和俄语不同的语言特点、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性和主体性，往往倾向于从自我出发描述客观事物，多用主动句，少用被动句。而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则更注重分析性和客体性，强调客观地对待事物，多用被动句。汉语重意合，而俄语则重形和。通过对《酒国》俄译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译者充分考虑到了以上因素，有针对性地采用了调整词序、运用省略及变换句式的翻译策略，最终达到了语用等值的翻译效果。

词序是重要的语用手段之一。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俄语的词序是自由的，但从俄语句子实际切分的角度来看，俄语词序并非绝对自由，它会受语法规则、语用意义以及修辞功能等因素的制约。就汉语词序而言，如果语序安排得不好，必然有损于意思的正确表达。有时，灵活地变通某些语序却又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8]。由此可见，俄语和汉语的词序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到语用目的的影响。《酒国》里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位头扎毛巾、腰捆麻绳、破衣褴褛、满脸乌黑的人，挤在一辆马车上。”在翻译成俄语时，译者对汉语词序做了相应的调整，译为：“У одной из повозок собралось не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Черные от загара лица，повязки на головах，потрепанная одежда，веревки вместо поясов.”其中，把马车提到最前，然后是人，再后才是人的衣着打扮，使译文更具逻辑性和条理性，更符合俄罗斯人的思维习惯，从而达到了语用等值的目的。

省略部分不重要的信息，虽可能造成原文部分信息的缺失，却更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从而减少译文读者阅读的障碍。在小说《酒国》的俄译本中，正是为达到上述语用等值的目的，译者采用了省略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文通俗易懂，更接近俄罗斯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您的酒体和谐完美，红花绿叶，青山绿水，四肢健全，动作协调，端庄大方，动静雅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减一分则短，加一分则长。”一句里出现了多个形容词，有语义上的重复。译者在翻译时省略了“红花绿叶，青山绿水”，将其概括为“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й”(吸引人的)，并把“减一分则短，加一分则长”简化为“ничего лишнего”(没有多余的)。这样的处理简洁而明确，更为有效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

不同的句式表达不同的语义和情感，有不同的语用效果。句式的变换是翻译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变换，肯定句和否定句的变换，陈述句和反问句的变换，整句和散句的变换，长句和短句的变换，等等。鉴于中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句子结构模式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酒国》的译者根据译文习惯的表达要求和表达效果的需要，对原文的句式做了适当的变换，从而达到了理想的语用等值效果。在“童声清脆稚嫩，十分好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在马路上扩散，好像一群活泼的小鸟齐飞。”一句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为一般陈述句，译者在翻译时将其变换为反问句“что на свете больше ласкает слух?”，使语气更加强烈，感情色彩也更为鲜明。

四

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呈现出来的表义手段，是一种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语言现象[9]。正确使用修辞手段能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使语言更加准确、鲜明和生动。为了达到语用目的，有时需要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段，使自己所要传达的情感最大限度地为接受者所接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手段，还应充分利用译语的修辞手段来传达原语的修辞手段。

在小说《酒国》中，莫言使用排比的手法较多，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汉语中的排比手法，俄语中的排比更富于变化，而不只是单纯的语句重复。为突出婴孩肉的鲜嫩美味，跟许多其他动物的肉进行比较，《酒国》原文运用了一连串排比：“……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俄语译文却并没有一味地使用相同的比较级形式的排比结构，而是采用了诸如“не отдает…，как…”(“不像……”)、“нет…，как…”(不是……)、“не такое...，как...”(不如)等形式，充分考虑到了俄罗斯读者的习惯接受能力，从而实现了原文价值体现的最大化。

为了传达原文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译者需要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选择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以免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原文的情感意味。在《酒国》原文的“不平常的志向，不平常的技艺，不平常的清泉，当然带来了不平常的开端。”这句话里，修饰词语“不平常的”反复了四次。译者出于语用等值的考虑，根据俄语词语的习惯搭配，选择了不同的形容词“необычный”(不寻常的)、“выдающийся”(突出的)、“несравненный”(无与伦比的)、“неординарный”(独特的)，使译文在表达上更显丰富多样，也更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

不同民族表达情感的差异性常常表现为所使用的语言形象的差异性。在运用夸张这一修辞手法时，人们对于同样的情感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夸张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译者从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出发，在翻译时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以确保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值的效果。对《酒国》原文“丁钩儿感到五脏六腑都被震荡了。”中的“五脏六腑都被震荡了”的处理便是夸张手法等值翻译的一个成功案例。较之中文原文而言，俄语译文“все смялось в лепешку”(“五脏六腑都被揉成了一个面团”)在夸张程度上显得更胜一筹，也更具形象性。虽然这是极具文化特色的俄语表达方式，却准确有效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和感情色彩，使得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有同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同样的感受。

五

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在不同民族的生活中，反映在不同民族的语言里。对于同一客观事物，俄、汉两个民族往往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译者充分顾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做到准确有效地传达原文信息，实现原文的语用目的。在汉语里，最具有文化元素的莫过于固定成语、谚语俗语、古代诗词及中国文化特有词汇。

由于环境条件、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的差异，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语言图景，成语便是其形式之一。正如陈原先生所指出的，成语作为一种语言表现，是各国浓缩的文化，有许多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生活的以至语言习惯的因素交织在内[10]。刘永红在《俄汉成语的文化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翻译原则，即“用成语译成语” 和“用形象译形象”[11]。“用成语译成语”指的是恰当运用译语中已有的成语，“用形象译形象”指的是关注原语成语中所创造的形象，使之在译语中得到再现。

在《酒国》俄译本中，译者基本遵循了以上两个原则，正是从语用等值的角度出发，把读者的接受能力放在首位，尽量使译文符合俄罗斯读者的习惯，从而减少了译文读者在阅读中不必要的困扰因素，同时也尽可能地传达了原文成语的文化内涵，如将成语“轻车熟路”改译为“знать как свои пять пальцев”(像自己的五根手指那么熟悉)，将“毛骨悚然”译为“волосы встали дыбом”(头发都竖了起来)，等等。

谚语和俗语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当中，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风情。从语用等值的角度考虑，译者需要最大限度地揭示原文中谚语和俗语的语义，同时尽可能保留一定的语言风格。在翻译汉语的谚语和俗语时，为弥补文化上的差异，《酒国》译者采取了音译或直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从而保证了原文的语义在译文中的充分传达，并最终实现了传情达意的语用目的。

诗词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其中蕴含着内在的意象、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意义。中国古代诗词往往注重音美、形美、意美，讲究词句的韵律格调。在小说《酒国》里，莫言使用了大量的古代诗词。这些诗词传达了小说人物在一定情境下的内心情感。在《酒国》的俄译本中可以发现，译者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翻译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李白的著名诗句，以其奇特的构思和浪漫的想象，表现出诗人举目无知音的忧伤之感和孤独之情。俄语译文“Но в собутыльники луну позвал я в добрый час，и тень свою я пригласил - и трое стало нас”(我邀了月亮当酒友，还邀了自己的影子——我们一共三个人)在传神地再现了原诗句创造的意境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诗歌的音韵美，以“час”和“нас”押韵，读来朗朗上口。

许多中国文化特有词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作品内在的生命力，不过，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却往往是文化空缺词汇。在翻译过程中恰当处理这些词汇一方面能传达准确的信息，让读者了解原文的内容，另一方面能填补译语中的文化空缺，使译文读者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在《酒国》中便存在着大量的中国文化特有词汇，如“三字经”、“关云长”、“土地庙”、“黄表纸”等，在翻译时，译者分别采用了音译、直译或意译加注释的方法，有效地传达了原文本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语用等值效果。

综上所述，翻译中的语用等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课题，它对译者完成翻译任务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可作为考察译文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本文从词汇、句子、修辞、文化四个层面，逐一考量了译者叶果罗夫在《酒国》俄译本中语用改译翻译策略的运用。虽然大量的注释*叶果罗夫表示，自己在《酒国》俄译本中共使用了200多个脚注(参见其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莫言的作品：文化差异和翻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08-26/215873.html)。一方面加大了读者的阅读困难，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出版的成本，但不可否认的是，俄译本《酒国》仍不失为运用语用改译策略，实现语用等值的成功范例。

[1] 郑恩兵.狂欢情结与民间品性双重建构下的文化叙事——莫言小说的文化品格[A].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专辑[C].石家庄：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9：17.

[2] 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285-293.

[3] Searl J.Speech Act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45.

[4]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31-33.

[5] 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Longman：Longman Group Ltd，1983：11.

[6] [俄]科米萨罗夫.当代翻译学[M].汪嘉斐，哈斯也提，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54-166.

[7] 莫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N].南方都市报，2012-10-23.

[8] 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473.

[9] 宋振华，吴士文，张国庆，王兴林.现代汉语修辞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5.

[10] 陈原.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42.

[11] 刘永红.俄汉成语的文化分析[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50.

An Analysis of Pragmatic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f Pragmatic Equivalence—A Case Study of Russian Version ofTheRepublicofWine

ZHANG Ying，YANG Li-ping，LIU Yu-bao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Equivalenc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theory.It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works.Translation equivalence contains form，semantic and pragmatic equivalence，among which，pragmatic equivalence is at the core and is the most basic condition of realizing equivalence.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especially literary translation with huge cultural space，the rational use of pragmatic adaptation strategy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pragmatic equivalence.

Russian Version ofTheRepublicofWine；Pragmatic Equivalence；Pragmatic Adapt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Artistic Effect

2015-01-26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YJA740076)。

张英(1968-)，女，吉林辽源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杨丽萍(1991-)，女，浙江湖州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刘玉宝(1962-)，男，吉林通榆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H059

A

1001-6201(2015)03-0158-05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