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性视角看马克思的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高广旭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6）

“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但长期以来，“总体性”作为透视马克思伦理观的重要视角一直被伦理学原理教科书所遮蔽。当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被诠释为凌驾于一切伦理思想之上的科学体系时，其“总体性”的批判本质和开放精神实际上被扼杀了。结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在这种“伦理科学”模式下被反复建构而很难有所突破。①纵观国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我们发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的论述方面，大多遵循着共同的论证逻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现了对于伦理道德现象的科学认识，它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唯一揭示了伦理道德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实质是伦理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是科学伦理学。［1］45，［2］1鉴于此，本文立足现代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现状，围绕“现代伦理问题批判”、“辩证伦理方法奠基”和“多元伦理文化整合”三个层面，主张从“总体性”视角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伦理观的思想特征和理论价值，以期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理论形态寻求可能的路径。

一、现代伦理危机的总体性指认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对待伦理道德的态度上总是与西方主流伦理学谱系显得格格不入。如何理解这种“格格不入”？如果囿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视域，马克思自然不能算作是正统的伦理学家，因为他既不为解决伦理问题寻求形而上学支撑，也拒绝探讨道德规范的人性基础。但是，一旦我们跳出这一狭隘视域，以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伦理观，就会发现，马克思之所以与西方主流伦理学“格格不入”，并非是由于马克思忽视了现代伦理问题，而是因为马克思跳出了西方传统伦理学的“问题域”，在总体上深刻指认了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

自现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科学对于自然的敬畏一去不复返，自然成为理性拷问的对象。理性对于自然的认识实质是理性基于自然现象基础上的自我建构，是理性的先天认识能力规范感性经验的结果。正如康德所说：“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序言）［3］16因此，现代自然科学本质上是一种非总体性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自然的整体性、生命性和有机性被肢解为碎片化的实验对象。现代自然科学的非总体性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非总体性内在吻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决定了，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看待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质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必然由于商品形式对于量的实质追求而被肢解掉，一种非总体的碎片化原则被隐匿地运用到生产过程中。

近代自然科学的二元论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实现了联姻。自然科学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促进了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的掠夺式开发。传统科学对于自然的惊异丧失殆尽，传统生产方式对于自然的节制荡然无存。自然变成现代自然科学构建起的精确数据，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精确性，现代世界进入“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不如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4］91被“图像化”的自然世界变成资本的奴隶，不再作为真实的自然被看待，而成为资本所构想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5］195现代科学与资本逻辑的联姻不仅构成现代社会生态伦理危机的根源所在，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构成现代人伦理精神危机的根源所在。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联姻掘断了人类伦理家园的自由根基。自笛卡尔开始，近代哲学在高扬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理性自身发生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裂变。二者各自开辟了自身的合法领域，也各自产生了相应的理论效应。一方面，理论理性塑造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全新关系，把自然世界变成理性驾驭的奴仆。另一方面，实践理性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支撑，以理性的方式为人的自由重新立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与自然世界不同，自由世界是由人的意志组建起来的总体性世界，当我们以理性的僵硬模式构造自由世界的规律时，将会发现，自由对于抽象理性的反叛比自然更为激烈。正如自然世界是一个生态有机体一样，自由世界也总是渴望总体而拒绝碎片化，总是渴望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道德与幸福、信仰与世俗的统一。然而，理性的实践运用却强调：自由的前提是拒绝自然诱惑，道德得以可能的基础是坚持非功利的义务逻辑。结果，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在表面上成就了人类的主体自由，但实际上，它以一种非总体性的思维方式破坏了人类自由的总体性形态，导致了一种抽象的虚幻自由。

理性形而上学对于自由世界的虚幻塑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生活样式，是从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孕育出来的。［6］186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这种所谓的“禁欲精神”不过是其利己主义本质的一块遮羞布，它恰恰暴露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伪善性：“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5］184-185而且，不仅是政治生活，在法律、伦理、新闻媒体等各个领域，非总体性原则已经无孔不入，正如卢卡奇所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逻辑主导下，法官判决变成“法律条款自动机”，国家管理变成“机器操作”，新闻工作者“出卖信念”，婚姻生活变成“传‘种’接代”等等。［7］162-167结果，在现代社会，“专家”充斥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社会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于自由的总体性认识却暴露了“专家”的抽象与无能。

总体性贯穿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伦理危机的揭示和批判过程中，我们只有基于这一基本视角，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没有陷入现代道德哲学关于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道德义务至上还是功利利益至上的抽象论辩中，而是在理论前提上对现代道德问题发生的缘起展开批判，深入揭示了自然生态与物质生产、道德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现代矛盾关系，深刻指认了现代社会的伦理碎片化状况。

二、辩证伦理方法的总体性奠基

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总体性关系出发，马克思不仅深刻指认了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且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全新的方法论基础，这就是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不仅具有认识论和世界观意义，而且构成马克思反思和解决现代伦理问题的隐匿逻辑。正是基于总体性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弥合了现代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裂，化解了现代道德“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总体性辩证法使得马克思在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中解决现代社会伦理问题成为可能。

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人类的伦理道德状况总是由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状况所决定，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其伦理道德形态的差异。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超越时间之上的绝对道德法则和道德标准，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只有在历史总体性视角下才能获得解决的路径。

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政治解放并非是人类的真实解放，因为政治解放是以人类总体的二元分裂为代价的。完整的人类社会被政治解放肢解为基于理性自由塑造的道德世界和基于自然需要塑造的市民社会。前者代表着人的公共存在状态，后者代表着人的私人存在状态，前者是自由的象征，后者是自然的真实。结果，道德行为变成与人的真实存在不相关联、甚至对立的抽象形式，现代人表面上成就了道德的纯粹性，实质却把道德悬设成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幻相。结果，道德虚无主义之风蔓延，伪善成为现代社会的通病。

为了克服这一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早期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总体性出发，强调只有实现作为道德存在的“公人”与作为自然存在的“私人”的统一，实现人作为类存在的完整复归，充分发挥人固有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才能真正实现［5］189。后期马克思则把总体性视角运用到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把握中。在著名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把构成推动社会形态发展的核心力量界定为人类的“社会生产能力”［8］107。因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不仅生产着人类自然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生产着人作为自由存在者区别于自然存在者的独特存在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67-68可见，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既是物的人化，也是人的物化，他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对于自然与自由统一的总体性实现。而且，人类的生产活动在有目的地实现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完成着一种历史的合目的性过程，完成着“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这一历史总体性任务，从而实现个体自由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共同体自由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总体性辩证法构成马克思化解现代人道德生存困境的方法论基础，它对于人类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认识，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道德哲学对于人的形式化理解，也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道德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方法。

总体性辩证法的伦理功能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升华。共产主义思想在理论的直接性上是对现代社会道德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化解，在理论的内在性上则是对于这一矛盾冲突所突显的现代人自由碎片化状况的总体性解决。作为一种“整合性理念”而非“制度性实体”的共产主义思想，它以总体性的调节精神试图超越现代道德“个体还是社会”这一看似无解的二元抉择。

在各个时期的文本中，马克思都曾就共产主义破解现代人的碎片化状况以及实现人的完整复归做出过明确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5］29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9］75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294纵观这些经典论断，我们发现，马克思并未就共产主义做出实体性的界定，而更多的是对于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体性描述。正如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整合性理念”而非“建构性理念”，［10］4-5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的精神”而非“制度的实务”。［11］

进而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整合性理念”的共产主义，在现实批判层面，它强调扬弃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所推行的资本化生产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形式，因而它是对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诸现实矛盾的辩证调节。在精神建构层面，它通过辩证调节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强调个体自由与公共善的和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精神危机的克服，因而它是对于人类自由个性和伦理存在的一种守护。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以一种总体性的辩证伦理方法为基础，既蕴含对市民社会中私有制剥削事实的揭示，更蕴含着对现代人事实与价值二分这一精神危机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以制度性的整合精神超越现代道德环境下人的碎片化、单子化，引导人类从市民社会向社会化的人类，从道德原子向伦理存在的复归。

总体性辩证法构成马克思揭示现代伦理问题，超越现代道德困境的方法论基础。基于“辩证法”的总体性视角，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人在自然与自由、个体与社会、幸福与道德、市民社会与国家等各个方面的深层矛盾。基于“总体性”的辩证法视角，马克思实现了对于理性形而上学伦理方法的超越，注重在两极相对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现代社会的道德悖论实质。

三、多元伦理文化的总体性会通

当前，中国正处于诸多社会问题涌动和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转型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各自拥有自己的现实市场，这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固有影响，也包括西方现代道德观念的剧烈冲击，更包括作为政治实践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可以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在同时代遭遇异时代社会问题的尴尬处境，异时代伦理文化在同时代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因此，如何实现异时代问题的同时代解决？如何完成异时代伦理文化的同时代整合？成为构建当代中国新型伦理生态的重要前提性问题。

当前中国的伦理文化现状，决定了构建当代中国的新型伦理生态需要打破中、西、马伦理文化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实现这三大伦理文化的当代会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传统伦理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已经成为实现中、西、马伦理文化会通的瓶颈。

在传统伦理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中，伦理学被界定为以道德的起源、本质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科学，马克思是这种“科学伦理学”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而被定位为高于一切伦理思想之上、唯一科学的理论体系。［12］2-3伦理学原理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上述定位，在一定时期不仅构成讲坛伦理学的教学逻辑，而且也深刻影响着论坛伦理学的研究逻辑，并且长期主导着我们对于马克思伦理观的认识和理解。其实，这种看似突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地位的认识视角，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正是非总体性和形而上学的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因此，当伦理学原理教课书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绝对化地定位为“伦理科学本身”时，也就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其他伦理文化会通的发展之门关上了，并且扼杀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适应时代发展的生命力和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力。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地位，并不在于它是与各种伦理思想绝缘的绝对真理，而恰恰在于它是开放的和发展的，恰恰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坚持的是总体性的观点。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的伦理观的总体性，将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反思伦理文化多元化现状，整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现代西方道德启蒙的合理元素，进而构建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的新型伦理生态发挥重要理论价值。

首先，在马克思伦理观的“总体性”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建设需要重建能够激发个体内在认同的伦理实体，以之作为民众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的维系。在这方面，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具有独特优势。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伦理文化，尤其是经历西方理性精神洗礼后的近代中国伦理文化，其伦理启蒙精神对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判断和伦理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而且，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现代西方的道德理性主义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其本身的内在困境及其所引发的文化精神危机也逐步暴露出来，这使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当代更显现出独特的理论功效和思想魅力。

现代西方道德启蒙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性形而上学，理性形而上学在成就道德个体自由的同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道德个体与其原本维系之上的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脐带发生断裂。结果，现代人在变得越来越“道德”的同时却也越来越不“伦理”。道德个体的原子化使得现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失落了，道德异乡人如何克服迷失、寻回自身的伦理故乡？这不仅构成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伦理问题，也成为自近代以来就陷入道德与伦理选择两难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理论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国内有学者提出，虽然同样面对现代道德难题，但与西方现代性启蒙所具有的理性主义特征不同，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特征是“伦理启蒙”，因为“中国的启蒙需要摆脱的枷锁来自封建伦理的桎梏。”［1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伦理启蒙”较之近代西方的“道德启蒙”具有先天的理论优势，即“伦理启蒙”作为一种融合理性元素的现代伦理精神，能够既克服现代道德的个体化弊端，又避免伦理精神的失落。

其次，在马克思伦理观的“总体性”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建设需要整合现代西方道德启蒙所蕴含的个体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尽管中国传统伦理的实体精神具有破解现代道德难题的当代价值，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伦理实体的过度强调，往往会走向自身的否定性，即伦理实体从作为个体情感的精神家园转变为个体自由的专制地狱。因此，传统伦理实体要想转化为现代伦理精神的重要支撑，就必须接受现代道德启蒙的前提性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整合现代西方道德所彰显的个体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实现道德个体与伦理实体的真正和解，对于建构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道德形而上学视角下，道德个体与伦理实体是水火不容的两极。一方面，伦理实体反对道德个体，甚至扼杀道德自由。另一方面，道德个体反思伦理实体，批判伦理专制。但是，如果我们跳出道德形而上学的绝对视角，借助马克思伦理总体性所秉持的道德辩证法视角，就将看到，其实道德个体构成从伦理实体向道德自由过渡的重要否定性环节，传统伦理实体作为现代伦理精神家园得以可能，不应基于非理性的社会强制，而应真诚接受道德个体所设立的理性法庭加以审判，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有经受住理性法庭审判的伦理实体才能得到道德个体的真实认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西方道德哲学的义务论还是功利主义，都在塑造现代人真实道德自由和道德个性的意义上，具有同样的伦理价值，而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的伦理生态建设所发挥的伦理启蒙意义，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所无法代替的。

综上，从总体性视角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伦理观，使得当代中国多元伦理文化的交融与会通成为可能。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解决现代道德的伦理实体危机，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新的伦理精神家园。西方现代道德文化克服传统伦理的非理性强制，为当代中国人实现独具个性的道德自由提供伦理启蒙。这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一种建构性的绝对“科学原理”转变为一种整合性的相对“批判理念”。作为“批判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使命在于，以“总体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实体文化和现代西方道德的个体文化进行批判性整合。这种批判性整合不仅是构建中、西、马和谐共生的新型伦理生态的理论前提，更是构建面向当前中国社会伦理现实的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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