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十余封《致吴大羽信》管窥吴冠中早期艺术思想

王洪伟

（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 100084）

目前，我们通过吴冠中生前出版的专著《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2004）和其他大量回忆性文章，对其一生的艺术理想和现实境遇有了很多的了解。在吴冠中1980年以后的文章中，他对抗战期间跟随艺专内迁所历经的合校、校务、教学和学潮等动荡史实做过描述，画家多少也提及到当时内心的一些真实感受和学艺初期的重重困惑；留法期间（1947—1950），是吴冠中艺术思想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他也做过很多回忆和描述。但针对画家在这两个早期阶段的心理波动和思想历练的细节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对于我们了解吴冠中在弃工从艺初期，从无限欣喜到困惑彷徨，从艳羡西方的留学梦，到亲身经历后审慎而理性的回国选择的思想历练过程，都甚有裨益。而他在青木关和留法两个时期所经历的思想波动和学艺困惑，又恰好可以借助现今存世的吴冠中写给吴大羽的十余封书信来展示。这也是当前的吴冠中艺术研究还没有被深入关注的一部分重要史料。透过这些书信内容，我们既能觉察到画家艺专毕业后，因师资匮乏而产生的学艺困惑，及欲弃艺从文的一段思想纠结；又能真切地了解他留法期间，为何改变了当初不愿再回旧中国的留学“初衷”，对其当时选择回国的思想挣扎和一些外界促动力的分析，也会随之而深入。通过这些书信，我们还可以探究吴大羽的艺术思想对吴冠中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现存吴冠中《致吴大羽信》共计十四封，主要集中于两个时间段：一是艺专内迁至四川青木关，吕凤子担任校长期间，计有五封。最早一封为1941年2月18日①《吴冠中文丛》之卷七《老树年轮》（团结出版社，2008）收录了吴冠中当年致吴大羽的十四封通信，其中吴冠中在抗战内迁至四川青木关期间，写给吴大羽的前四封信应在1941年内。最早的一封应为1941年2月28号，编者燕子记为1940年2月18日的时间有误。因为从信的内容看，此时吕凤子刚刚接任合并艺专校长之职，而1940年2月仍在滕固执校期间，后由于人事纠纷和个人身体原因，滕氏于1940年12月方辞去校长职务，只在内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一些古代艺术史及考古学方面的课程。所以前四封书信的最初纪年应该整体后推一年才合事理，如第二封所记1940年5月25日应改为1941年5月25日，第三、四封依此时间顺延，第五封所记1942年2月1日应是确切的。此外，第三封和第四封信写作时间的先后，还有问题值得探讨的地方，本文暂依编辑之意。，最后一封为1942年2月1日；二是留法期间，计有八封。最早一封为1947年12月21日，最后一封为1950年5月2日；第十四封信写于1950年下半年，吴冠中已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仔细品读这些书信内容，它们展示了的一位学子对敬重的老师敞露心扉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学习困惑和初步的艺术见解，蕴含着浓郁的依恋之情，感人至深。当年，吴大羽回复吴冠中的书信可能也有十余封左右，每封都有五六页，甚至七八页之多②吴大羽复信件数据吴冠中本人的回忆有两说：一说为七八封，每封页数都在四五页左右；一说为十余封，每封页数至少五六页，甚至达到七八页之多，这些书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雪白的大信笺上，信封上的文字是“一幅幅讲究的构图，真乃一件沉甸甸的文物”。由于文革期间吴冠中被“批为资产阶级艺术的放毒者”，怕连累老师，所以将吴大羽的回信几乎全部焚毁。目前出版的信件内容，多根据吴大羽之女吴崇力保留的部分信稿和吴冠中熟记内容编辑而成。。文革期间，这批回信基本都被吴冠中焚毁。据现存的一封吴大羽《致吴冠中信》内容推测，大致写于1942年之前。对于老师写给他的那些“披肝沥胆，吐露心声”书信的启示价值，吴冠中认为它们是珍贵的教学笔记、是谈艺录，是新版的“人间词话”和“文心雕龙”。其情思如淙淙流水，不见始迄；语言诗化，易于诵读；书法秀而拙，追求势象之美［1］143。吴冠中深深地感到自己求教的这位现代派画家，不仅是一位哲人智者，更是一位从手艺进入心灵的“苦难过客”。这批书信在抗战内迁和留法期间，曾给予了吴冠中无限的人生启示和学艺信念，解决了他当时背负的很多思想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肯定，现存的这批信件，真实地记录了吴冠中最初的艺路历程，是当前了解他早期艺术思想状态的一把最为鲜活的钥匙，也是他本人真正深入了解吴大羽人生哲学和艺术理想的信息媒介。

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吴冠中在青木关期间给吴大羽写信的缘起。

根据吴冠中的求学经历来看，他于1934年读完初中后即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的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当时认为这不仅符合实业救国的社会需求，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就业前景也充满希望。然而一年后在全国大学和高中一年级的暑期军训生活中，吴冠中认识了来自国立杭州艺专一年级的朱德群，由此开启了他为之坚持一生、奋斗一生，并因之而历尽苦难的艺术之门，从此成为了艺术美神的“俘虏”。1936年转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无论是教学体系，还是师资力量都很正规、严格和宽松，学校所倡中西结合、“兼容并包”的开放式教学理念，为学生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发展和学习空间。图书馆里不但藏有很多西方现代绘画的画册，也有不少石涛和八大等传统画家的画册，当时的学习氛围可谓“人人借阅，书无闲时”；而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寿、李超士和雷圭元等众位老师都很受学生们的尊重，甚至是崇拜。在林风眠教育思想和为人从艺准则的影响下，杭州艺专很少参加社会上的活动，是一座让学生们静心学习的象牙之塔，吴冠中和朱德群等人就是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开始各自的绘画学习之旅的。时任油画教师的吴大羽与吴冠中平时接触并不多，但可以说他是对吴冠中早年绘画学习和艺术思想有过重要影响的一位老师，诚如其留学期间致信吴大羽老师所说：虽然我与吾师直接之接触是如此之少，但精神之伟大正与肉体相反，前者愈远愈觉其高，后者需近视始其存在［2］102。

然而，突如其来的抗日战争，不仅打破了艺专的宁静氛围和学生们的专心学习，内迁中校务和人事变动也改变了很多原初的教学理念和学习轨道。可以说，吴冠中随后几年的生活和学习，是在动荡迁移、人事纠葛、思想困惑与艺途维艰的状态中度过的。抗战爆发，教育部做出迁校的决定后，吴冠中原本打算回老家宜兴，而朱德群劝导他说：“在艺专学了两年，丢了太可惜，不管怎么说跟着学校走，总可以多学一点，学一点是一点”。1937年11月，艺专离开杭州，先在浙江南部的诸暨停留了三个月，后又迁向江西。1938年，师生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湖南沅陵，在这里学校经历了一次重大改组。根据教育部的命令，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更名为国立艺专。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在合并前，学制上有很大的区别。杭州艺专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毕业后就入学的，学制为六年，前三年相当于高中阶段的艺术基础和文化素养的培养，后三年是本科阶段的专业课学习，在教育模式上是一个连贯性的六年制；而北平艺专则为三年，所招学生为高中毕业生，多数人缺乏前期绘画基础的培养。杭州艺专四年级的学生与北平艺专一年级的学生相比，绘画水平不在同一个高度，如此一来，同学之间就逐渐引发了彼此的互相轻视与诋毁。两校在教学理念方面也绝然不同，杭州艺专倡导“兼容并包”中西结合的教学思路，既宣扬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又提倡要重视民族绘画传统。老师们虽然艺术主张各异，但思想言论较为自由宽松。学生们在多元的教学环境和老师包容思想的启发下，在专业训练和自我兴趣上，都能够得到自主选择与发展。相较而言，北平艺专的教学模式显得较为压制和刻板。因而，从学校教务人事之变，到学生之间互不服气，再到教学思路和模式的转型，使两所艺专的学生们势同水火。合并后，因两校教育理念和画风主张等方面的分歧，加上人事关系的复杂，林风眠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而离开。林风眠离校之前留给赵太侔和常书鸿一封信，由教务长林文铮在学生们面前宣读，其中的“唯杭校员生随弟多年，无不念念，唯望两兄加意维护，勿使流离”这几句话，令吴冠中等多位同学当场痛哭。针对林风眠的这次“辞官归隐”，吴冠中是这样看的：

林风眠从杭州西湖艺术院的院长跌入了芸芸众生的苦难草民丛中，眼看国破家亡，残山剩水，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明悟自己决不是“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不再是当年为艺术而战，提出种种改革主张的核心人物，他生命的全部今日只在尺纸间奔腾、呼号、哭之笑之。倡导吸取西方现代艺术的林风眠深入了苦难祖国的心脏，他中西结合的观念嵌潜入更深的生活领域，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我感到这是真正的林风眠的诞生。林风眠在这国难时期的十年彩墨耕耘中培育了独特的品种，东西方前所未有的品种［3］。

艺专在沅陵停留一年多后继续内迁，1939年转至昆明安江村，1940年8月因越南战事所迫，又奉教育部之命迁至四川璧山，最终落脚于青木关。内迁途中，林风眠辞职，蔡威廉病逝，吴大羽、林文铮和刘开渠等优秀教师也都离开了学校，自由的学习氛围和优秀师资都没有了。所以，经过这几年的动荡、奔波、学潮和人事等诸种时势的变更，吴冠中觉得“林风眠的时代远去了”，他的内心增添了一种身世浮萍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感。吴大羽曾克服了重重困难辗转来到昆明，却没有受聘，这引起了朱德群、吴冠中、闵希文等多位学生的强烈不满①吴冠中回忆说：“我们学生多次到大羽老师寓所希望他回校任教，他也同意回校，并表示大家不用怕条件艰苦，他愿意将衣物都卖掉来教学。然而滕固表面上对我们说同意聘吴老师，但迟迟不发聘书，此中文章我们猜不透，这位写过《中国唐宋绘画小史》（笔者按：应为《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的创造社成员是否不同意吴大羽及林风眠创导的艺术教学路线”（《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他们在滕固掌校期间，就曾积极呼吁过要聘回大羽老师。但吴冠中说滕固只是表面上敷衍，出尔反尔迟迟不聘任吴大羽，却又暗中向学生们推荐常书鸿，这令吴冠中等人颇感气愤。据朱德群回忆，滕固原本受汪精卫的器重，但抗日爆发之后，滕固却并未追随汪精卫留在南京。来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又不重用他，所以才派他到合并后的艺专担任校长。滕固接任校长之后，因解聘教师方干民（1906—1984）的做法又引发了学潮，这使吴冠中领略到了中国艺术界的人事纷争。但他对滕固本人，还是做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人事纠纷的关键问题，只认为滕固不了解艺术。后来滕固病逝，冷静地想，他还是积极想办好这所全国唯一的最高艺术学府的［4］27。

当吕凤子1941年接任校长后，吴冠中等几位同学都在和他商讨聘回吴大羽之事。由于吕凤子本人“不介入西洋画的派系之争，无成见，且推崇独创性，所以真心接受了学生们的请求”［5］131。校方决定聘回远在上海的吴大羽，并且连路费也通过曲折的渠道托人转汇到上海了。围绕吴大羽回校复课一事，吴冠中和朱德群、闵希文等几位同学表现得最为积极，并由吴冠中执笔和大羽老师不断联络通信，因而就有了青木关时期的这批通信②这五封书信末尾署名分别为：第一封署：冠中、希文、德群、伯彦、叔骞；第二封和第三封署名与第一封相同；第四封署：吴冠中、朱德群；第五封署：吴冠中、朱德群。。然而，随着事态的变化，吴大羽回校复课一事却不知为何渐趋渺茫，后来的通信逐渐成了吴冠中个人向老师吐露心声、求教问难和交流思想的途径。在吴冠中的回忆文章中，他对青木关时期的思想经历和心理感受叙述的并不太多，表面上看似平静。但这些书信内容，却让我们能察觉到他内心曾经历许多纠结与痛苦。下面我们将逐一地分析这几封书信的具体内容。

1941年2月18日的第一封信［2］，吴冠中等人首先向吴大羽汇报了吕凤子校长正在为其返校复课之事多方联络。他们借机述及了学校教学日渐凋弊，并表达了期盼大羽老师能够早日归来的热切心愿。信中说这不仅“直接有助于祖国绘画的展拓”，同时学生们也确有“为自己学业前途计之私心”。最后，吴冠中等人深情地说：

羽师，学校虽换了新环境，但尚不能给生等以“新生”，此时此地，仍如鲁迅先生所言：“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生等常以火把比拟我师，天天祈望热的到来，确乎这冷的沙漠将冰冻了所有青年的心灵。

信中，同学们怀念杭州艺专时的艺术氛围，及对吴大羽回校复课的期盼之情，都溢于言表。

1941年5月25日的第二封信［2］，吴冠中等人主要谈及吴大羽回校旅途资费和月俸工资等问题，没有涉及更多的人生理想和艺术学习方面的内容，只在信末又恳切地说：“学子孜孜，唯有待贤者”。

第三封信应写于1941年的后半年［2］，信末只署“二十五日晚”，未署月份。笔者根据信中所写“吕先生说本来教育部规定教师在受聘后三个月内不到校者便不能继续发给薪金，今实已破例礼待我师”一语及第二和第四封信写作时间推测，此封信可能写于8月25日。信中吴冠中等人仍是先就吴大羽回校复课一事的进展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随后即谈到对当时国立艺专教学问题的看法。信中说：

现在校的西画教师有李汝骅、李超士、关良、庄子曼、蔡任达等五位，可是全不成话，此中人还以关良、李超士为前列，其余三位，不管我师曾否相识，其才干也可想见。

这些人中，除了李超士外，其余几位基本都不是原杭州艺专的老师。信中亦谈及原杭州艺专的刘开渠老师曾有回校任教的机会，但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亦未能成行，同学们也都深感遗憾。这对于习惯了杭州艺专优秀师资和宽松学习模式的吴冠中等人来说，思想和学习方面存有不安与困惑，甚至是痛苦的情绪，有“国土虽大，也还是找不到适当的导师”的慨叹，也就在所难免了！信的末尾，吴冠中的情绪渐趋激动，发出了与鲁迅所说“救救孩子”类似的呼喊：

望我师能于三月底以前来校，至少也得在三月中出发，为救救祖国从事绘画的青年们，敢请我师不辞，一切危难和苦辛，生等唯能以工作的真实来报慰我师的热忱！

吴冠中等人之所以要如此急切请求吴大羽回来任教，主要是对当时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有所不满。吴大羽的人格品质及其艺术观点，在杭州艺专的学生们当中受到普遍的推赞。时隔多年，闵希文在写给吴冠中的信中，也曾谈及当时的情况。他说：

对西方绘画的看法，我你是一致的。反对像常书鸿先生那种学院派风格，向往吴大羽先生这种有个性的表现主义。而在吕凤子校长时期，所有的西画老师都没有一值得学习的，故而希望他能聘请吴大羽老师来……大羽师是我们值得敬仰的一位老师，很难再有这么好的老师了［2］。

这说明吴大羽在杭州艺专大多数学生们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在此，我们需要做些说明：闵希文信中说，他和吴冠中当时都有些反对常书鸿那种学院派的风格。其实就吴冠中个人而言，他似乎并不反感常书鸿本人，只是对滕固的暧昧的态度有些愤怒。他坚信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憎，一人一腔，对于好的学院派风格也是非常推崇的。他真正反对的，是学院派艺术规则和程式的束缚。吴冠中对常书鸿艺术的喜爱，也曾受到过吴大羽的影响。他在怀念常书鸿的文章中说：

吴大羽老师独具见地，他认为新旧之际无怨颂，唯真与伪为大敌。艺术品评价的关键是作品的质量。第二届全国美展于1936年在南京开幕，吴大羽老师看过后说，常书鸿显得突出。待到后来我在安江村直接受常老师的课，看他的油画，感到确是难得的机会，安江村离巴黎多遥远啊，我们通过常老师的眼睛遥窥法兰西的学院风貌［6］。

吴冠中看了常书鸿的画展后，认为其作品论油画技法和艺术气质，都已经达到了法国学院派的水准。如《G夫人像》（1932）、《老人》（1936）。从常书鸿的作品中，吴冠中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题材内容、审美趣味和表现手法都在竭力将油画形式民族化或民间化，在典雅之中蕴含着中国民间的通俗性元素，自己颇受启发。

1941年9月26日的第四封信不足百字，吴冠中等人主要还是围绕大羽老师回校执教一事的商讨，未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吴大羽回校复课一事波折反复，总无着落；另一方面，在目睹了当时成都和重庆艺术界的混乱与污浊之后，吴冠中逐渐深深陷入一种失落、无助与迷茫的情绪之中，亦对自己当初弃工从艺的冲动选择开始有所怀疑。1942年2月1日的第五封信［2］，可能是青木关时期，吴冠中写给吴大羽最长的一封，也是他表露心声和阐述个人初步艺术见解最早的文字记录。从这封信的开篇内容分析，应是对吴大羽1941年12月17日那封来信的回复。从“我们的欣喜找不着适当的言语来传达”一句判断，吴大羽回校之事，可能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信中接着谈及重庆、成都等地不时地有油画家举办个人画展，而吴冠中认为，事实上，“艺术界空气很浑浊，作家们都怀着别样的心情”，多数人都趋名慕利，通过画展结交权贵。这种现实状况，对当初怀着一颗真挚的艺术理想弃工从艺的吴冠中而言，艺术的圣洁与纯美，不仅受到了世俗名利的玷污，而且他们真正敬爱的多位优秀教师在追逐名利的现实中却都落寞无名，又不被学校重用，这使其内心更是增添出无限的犹疑与彷徨。接着，他充满悲情地说：

鲁迅先生说：儿子无才能，找点小事情做做，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我先前在中学里读到时决没有现在的感受深切。我先前放弃了浙大高工的学籍，逆拂了家庭的愿望，投身心于艺苑，但很不幸，五、六年来我的学习均得自己摸索，现在还一样，能互为研习的反仍为极少数的旧同学，相携并进，没有导师。此地自然有图画，可是没有艺术。

身陷师资匮乏、艺界淆乱、学业无助、前途未知的人生境遇，吴冠中开始对鲁迅的那句警世名言，有了透彻心骨的领悟。然而，出于对艺术真挚的热爱和在求知欲望的催动下，吴冠中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当前个人境遇和苦闷的述说中，而是马上转到近日在学习中对绘画艺术的领悟和不解之问题上来。由此看出，他对艺术真知的那份渴望，使其充分地利用战乱时期不算便捷的通信手段，向自己敬仰的老师求教问难。这封书信内容，对我们了解吴冠中早年艺术思想，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他在谈及自己创作近况时说：

自始之作油画已近二学期，但均为人体，用心处虽着重色，但总觉不如作风景之能自由活动。我本极爱风景，但一则颜料无多，只能留作课室内研习；二则此间风景亦甚灰黯，重诗意而缺乏画意。我们很想提出关于制作上的许多问题，但捉不住问题的要点。或我师凭教育经验可指示常易犯之谬误。

纵观吴冠中一生的绘画创作成就，主要还是在自然风景方面，而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后期，他就已经明确显示出对风景题材的喜爱与关注。若仅据吴冠中晚年的回忆文章，可能会将其所云因“不能接受别人的‘美’来描画工农兵”，作为被逼上梁山改画风景的主要原因。据这封信的内容来分析，他对风景题材的喜好，还是有着个人天性趣味使然的内在动因。从吴冠中1962年发表的《谈风景画》一文看，他对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的创作和取景方式的比较，已经颇具理论深度，这绝对是其长期关注和思考中西方风景画创作的结晶。他之所以向吴大羽请教如何描画风景问题，主要是老师对风景也有着特殊的敏锐性，对风景的可画性和可诗性有着自己高明而独到的见解。如抗战期间，在回上海的路上，吴大羽曾转道云南大理，他提出此处的风景，“诗意重于画意”之说。笔者推测，吴大羽在之前写给吴冠中等学生们的信中，可能提及到自己对风景之“诗意”与“画意”的一些见解，遂引起了学生们的谈论兴趣。

其二，这段时期是吴冠中从国画系转回油画系，并开始深入学习油画艺术的重要起步阶段，在学习中积聚了很多的问题与困惑需要解决。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向曾亲身留学法国的老师请教。如其所说：“我们很想提出关于制作上的许多问题，但捉不住问题的要点，或我师凭教育经验可指示常易犯之谬误”。

在这封信中，吴冠中还具体谈到自己对西方画家夏凡纳、莫奈、毕沙罗、修拉、塞尚、高更、梵高、马蒂斯、佛拉芒克、尤脱利罗和莫迪里阿尼等人的喜爱，也希望老师“能指示其短长或其他甚可留意之作家”。1980年左右，随着新文化体制和新艺术时代的到来，吴冠中发表了数篇介绍欧洲画家的文章，而这些画家在1942年的这封信中基本都被提及过，说明吴冠中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及部分画家的喜好，有着一以贯之的趣味，数十年来始终没有改变过。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吴冠中谈及吕凤子校长因病住院，已向教育部坚辞艺专校长之职，而新任校长还未来校，所以吴大羽回来复课之事又被搁置起来，他也深感无奈。

在现存的青木关时期的这五封信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波动，吴冠中没有谈及，而是隐藏在留法期间的一封《致吴大羽信》（1948年2月15日）中。在那封信里，吴冠中透露出艺专毕业后的一段时间，大有放弃绘画艺术而矢志于文学的思想波动。

目前遗存的一封吴大羽《致吴冠中信》［7］，没有留下确切的写作时间。从开篇所云“德群复信示艺苑凋零”等语句推测，这封信是对朱德群、吴冠中等人失去杭州艺专教学环境和众位优秀老师后，在学艺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疑问的答复。首先，针对他们认为学校虽然换了新环境，尚不能给予学生以“新生”，只能苦于自我摸索的困境，吴大羽答复说：

教艺之用，比诸培植浇灌，野生草木，不需培养，自能生长，绘教之法则，自非用以桎梏人性，驱人入壑，聚歼人之感情活动。

而“画道万千，如同自然万象之杂，如个人心目之异，无待乎同归”。其桎梏人性与驱人入壑之语，极有可能是针对国立艺专教学模式的批评；其次，针对画家品格、作画之理和吴冠中困于画面缺乏“画意”等问题，吴大羽答复说：

作画作者品质第一，情绪既盟，法遂意生，意须经磨砺中发旺，故作格之完成亦即手法之圆熟。

他告诫学生，“此法此意根着于我”，即艺术创作的根基在于“自我”，别无他求。吴大羽虽已离开艺专的教学，但仍以“远鞭课于万里”的精神，尽其绵薄之力。他告诫吴冠中等学生，学画之初必须潜行意力，“不习或不认真或不得其道而习者，俱无可幸致，及既得之，人亦不能夺，一如人之自得其步伐”。信中，吴大羽就习作与临鉴古作关系也做了解说：

习作呈上有藉助师友之磨砺，但有时贵能推新。又有藉助于古匠作之临览，但有时可作为复鉴习作，创作无间。依此见解从事深习，将不至为深习所误，依此见解从事创作，亦可免于空洞、虚伪、粗浅之结局……美丑之间，时乖千里，时决一绳。

这封回信的内容，可谓字字珠玑。其中的很多话，成了后来吴冠中回忆恩师的主要材料。而吴大羽恳切地忠告学生艺术创作的一句名言：“新旧之际无怨讼，惟真与伪为大敌”，也令吴冠中铭记终身。

时过境迁，吴冠中在青木关期间的这些细微心理感受与思想困惑，在其1980年之后的回忆文章和自传中，提及的并不是太多。所以，通过以上这五封信，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到吴冠中早期学习和思想的实际历练。这是一位学子虽稚嫩，但不乏求真与探索精神的真情记录。遗憾的是，吴冠中在留学之前始终没能等到吴大羽回校复课。不过，由于他和同学们的前期努力及时局的变化，吴大羽终于在1947年回到了迁回杭州的艺专。而此时的吴冠中，却孑然一身远渡重洋，与大羽老师仍天各一方。

二

从艺专毕业到留法之前这段时间，吴冠中一直任教于重庆大学建筑系，教授素描和水彩等基础性课程。教书期间，因重大与中央大学比邻而居，他就经常去旁听法语课程。目标早已在吴冠中的心中酿好，即将来若有机会一定要亲身去法国留学，去体验和学习原汁原味的西方绘画。1946年，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教育部公费留法考试，并于翌年提前启程。吴冠中回忆当时出国时的心情与志向时就曾说过：

1946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余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8］。

林风眠关于法国画家如“过江之鲫”，一个中国画家难于立足的警示，使吴冠中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求知与抗争的复杂心态。但留学经历与生活见闻改变了吴冠中，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民族和传统，当初那句“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的誓言，越发地显得出于意气用事。吴冠中在国内时已经对于西方美术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对印象派及之后的画家作品更是陶醉其中。然而，经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后，他逐渐发觉在当初的陶醉中“夹杂着盲目崇拜”。因为从一些伟大的西方艺术家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份只属于个体的创作道路，模仿不是艺术，只有幼稚的儿童和无知的鹦鹉才巧于学舌。吴冠中深刻地体味出，留学之路是在多元比较中，让一个中国画家，真正发现自己的生命之源和民族之根的开始。所以，留学海外的游子在东、西方艺术的比较中，也许更易发现自己，辨认自己的前途。经过留学，吴冠中理解了追求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艺术的欣赏也没有国界之分。但只有通过理性的比较，留学生们才能提炼出更多的艺术本质规律，打通东、西文化艺术精神，在各自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质元素，真正丰富民族艺术的时代性内涵。既不一味艳羡西方艺术，又不妄自菲薄传统文化。

1947年年底，当吴冠中从赵无极处得知吴大羽已经回校授课的消息后，他就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给吴大羽写信。此时，师生虽然依旧不能朝夕相处，但鸿雁传书，灵犀相通。这既是忆往事叙新知的师生对话，又是画家个人早年漂泊海外艺路历程的真情表白。现存留法期间吴冠中的《致吴大羽信》，仍有八封之多。这是一批记录着画家早年思想渐变斑斑痕迹的珍贵文献，是我们了解吴冠中留学期间生活与思想等多方面痛苦历练的重要史料。

1947年12月21日的第一封信［2］，吴冠中首先谈及自己从赵无极那里得知吴大羽返校之事，欣喜异常。虽然自己已身在海外，心却仿佛又回到了“松林岗山坡下的毛草教室”。吴冠中翻检了一遍珍藏六七年并携带万里的青木关时期与吴老师的通信，睹物思人，感念师恩。吴冠中向老师简要地描述了自己艺专毕业后的一些经历，也谈及自己的一些艺术观：

确乎，一个忠实工作者对浮而不实的沽名钓利者是深恶痛绝的，正如吾师所说：新旧之间无怨讼，惟真与伪是大敌。

随后，他又汇报了留学半年以来的生活状况和课程安排：上午去上Beaux-arts（美术学院）Dupas老师的课，下午去巴黎大学听课，晚上仍旧补习法文。针对巴黎卢浮宫及各种展览中的作品，吴冠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喜恶参半。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初到法国的吴冠中忙于上课、参观和日常生活料理，在情绪方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信末仍恳切地希望老师“有暇祈能多多赐函，以示学习南针，以解渴念”。

1948年2月15日的第二封信［2］，其内容虽然不长，但仔细品读后我们会发现，吴冠中透露了1942年艺专毕业后的一段时间，自己因“少得良师，暗中摸索”而困惑异常，大有放弃绘画而矢志于文学的思想波动。他谈及缘由说：“生初习工程，被焚于热情，弃而从艺，艺校六载，少得良师，暗里摸索，甘苦自知，离校后兴趣日倾文学，习之近，爱之专，大有矢志于此之意”，那时“整天都钻在中大文学院里听课”。而留学契机又使吴冠中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亲身感触和理性比较的结果，增强了他的学习艺术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使其逐步走出冥冥苦思而不得真解的困境，重新树立了学习绘画的信念。他说：

抵巴黎后，名作并陈，灿烂可观，忘形之情一如十余年前初进杭校之时也，且巴黎艺术水准虽较高，芸芸人间，偏多庸才，前我校优秀者同学来此均不难出类，众皆驽马，唯我骅骝，生心跳怦怦，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自信，故初衷全改，今巴黎大学之课程已放弃大半，几已以全部精力从事绘画矣。

七八个月的留学经历，吴冠中通过亲身体验和比较，终于坚定了在绘画学习方面的决心与信念。这次意外的留学机遇，在吴冠中艺术生涯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中，他还谈及在法国见到吴大羽昔日友人李风白。或许由于路途遥远或其他原因，吴冠中很久都没有收到吴大羽的复信，而急需老师教示的学生，在信末依旧恳切地说：

不知何故吾师不予赐示，借此信后盼即赐复，鲁迅先生谓赞赏可予鼓励，反嘲可予刺激，唯有置之不理，此乃名之为真真寂寞者。生多年寂寞，永远想找一只指示的、至少是同情的手。

这是吴冠中为解艺术迷津而表现出的单纯执着的个性。

1948年3月31日的第三封信［2］，可以说是吴冠中个人艺术思想渐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十余年的学艺生涯和多半年的留学体验，吴冠中对艺术创作价值有了更真切的理解，他认为：

艺术工作者的生涯像一枝火把，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正如Romain Rolland（罗曼.罗兰）所说：扩大自己的痛苦来制造人间安慰的，是真真的艺术家的心肠。自从随着年龄的增加，我明悟了自己已走上一条遥远而幽暗的道路上，我常常有些想申诉，然而申诉什么，向谁申诉，便又有些茫然和黯淡了。经常地，我也总是安于静默，抑郁，像一只不声不响的蜘蛛，善于在心的角落结网。

回顾学艺途中的遭际和感受，吴冠中认为青木关期间的自己，就像困于孤岛而瞭望天际的一片旗帜，内心的不安系于那未来的渺然的希望。吴冠中还表达了对当年一些艺术学校误人子弟的教学态度的看法，他说：

艺术学校往往是害人的，而且害得很入骨，被害的一群群立刻被人海之波冲散了……我自己，就亲受毒害过，余痛今天犹在。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踏进校门去，几年后成一个残废似的低能儿出来。

当时，很多艺术家不以为耻地标榜傲气，以被人视为怪物为荣。每当在法国被人问起所学专业时，吴冠中却“总是惶恐不知所对”。吴冠中所描述的状况，可能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而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吴冠中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应该是一个更完整的、更正常的，更像人的人，绝不是妖魔，更不必作怪。自甘冷落，是一个修士们应具的本质，然而，现实中的画人们多以丑角姿态出现，这是令人太难受的讽刺。那种艺徒班式的学校，那些不学无术的或者冬烘式的教员，那些渣滓学生，曾经使我痛恨到十分无辜的艺术，使我深以与艺专有关为耻。

在此封信中，吴冠中首次提及了他在法国接触的一些中国画家，自云：“我不禁要无知地，像孩子乐于将一切见闻说给保姆听，告诉我师今日仍留在巴黎的祖国画人们的情况”。他认为潘玉良：

为人与落笔都很豪放，一个女子能寄生活于巴黎，算十分难得了，作品徘徊于波纳和马蒂斯之间，没有一点个意，完全像一个巴黎人画的；

他评价吴大羽往日好友李风白：

看到他的作品真是太出乎我的意外，看来他已一二十年不常作画，而且似乎对此道已经没有加过思索，原谅我直言，其基础之糟真不如国内艺校的同学，这很使我怀疑到杭校草创时的水准也是全不成话的。

这些评价，不仅仅是对他们艺术创作的一些看法，更表现出吴冠中个人艺术见解正在成熟。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冠中先前对艺术学习的迷茫，对当年重庆艺术界混乱而不知所措的情绪基本没有了，而对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他有了自己的卓识见解。他深深地知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遥远而幽暗的道路”，但内心却充满了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不再彷徨犹豫。可以说，这封《致吴大羽信》在吴冠中早期艺术思想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1948年8月20日的第四封信［2］，吴冠中主要向老师汇报了近期游历意大利文艺复兴诸名城的情况。在这封涉及内容不多的信中，吴冠中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艺术见解，如认为：

威尼斯皇宫壁饰大部出诸Tintoretto（丁托雷脱）一人之手，博物院所藏极富，画风群趋富丽……然生私意以为不及佛罗伦萨派瘦骨嶙峋风格独高之感，前者略如春暖，后者仿佛春寒。

此时，吴冠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绘画作品与中国艺术意境美进行对比。他说：“塞尚之画面更藏‘天寒翠袖微，日暮倚修竹’之意味”。这种特殊的艺术联想，成了吴冠中在中西艺术比较方面的基本思维特征。

1948年10月16日的第五封信［2］，是吴冠中在法国留学一年多之后所写。此时，他对欧洲绘画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对当时在法国留学或定居的一些中国画家，做了进一步的评价。例如，他认为潘玉良虽然天分不高，画的总体格调不算最差，风格近于波纳和马蒂斯之间。而她以毛笔描绘的人体，也多少能表现出中国绘画的一些意蕴；萧瑜夫人凌卓的画，“给人以中国乡下人过年或结婚的印象”，有一种民俗的味道；常玉的作品比较有灵气，然只不过是“用油画笔画中国画、日本风的中国画，或者学学齐白石先生的意境”而已；李风白的作品，也只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作，毫无生气。对于那些以中国画之皮毛炫耀于欧洲艺术界的留学生画家的做法，吴冠中深感内疚。在信中，他不无迷茫地说：

东方人在西方说谎话，糟蹋了东方，在自己的国度里画西洋人的须眉，使国人看了很隔膜者，在欧洲便滥学石涛、八大的形貌，骗多半失掉了灵魂的法国人，尤其美国人。凡失掉了真诚，或本来就不知什么是真诚的，最是艺事之贼。我深深感觉到，艺术必须在自己的土地里生长出来，为同一土地上的人们所了解，所惜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心情是这个环境的心情，作品是这个环境的作品，在此住了多年的同胞，不像欧洲人，也不像中国人，像一个虚无飘渺的“影子”，与生命痛痒相通的艺术更缘何产生？

这些人，看起来很有民族文化和尊严意识，但骨子里却透出一种取媚西方文化艺术界的心理。这种从自己同胞画家身上获得的感受，或许是吴冠中反省自我，体认民族的最有效的一面镜子。一些留学国外的画家，以民族艺术之皮毛，炫耀于外国人面前只是欺人眼目而已，这些实在都不是吴冠中所向往的。出国前的道听途说，出国后的亲身感受，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都促发吴冠中开始对自我身份与创作本源，进行着审慎的反思。我们现在看不到吴大羽对这封信的完整回复，但据吴冠中晚年回忆所提及的，大羽老师曾有“影子的发现是有利于眼目”一语来推测，这应该是针对于这封信中所评价的，有些留学的中国画家“像一个虚无飘渺的影子”而发的。

随着对西方绘画体系和中国留学画家状况的深入了解，吴冠中的内心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艺术创作源泉越来越枯竭，在生活感情上与民族、“母土”和父老乡亲们也离得越来越远了，这让他忍受着日甚一日的痛苦。无论中西绘画之间的差别到底如何，艺术的学习和较量不是凭意气，脚不着地的安泰终究要失去英雄的本色：

我这个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不能跟着盲目的、自我陶醉的、往往是堕落的欧洲大部分没心肝的画人跑，因此，我苦恼，我不愿意骗人，我不能强颜欢笑，在国内时为我宠爱的有些近代或当代画人，今天渐渐都对我失却了魔力，十年里念的法国也使我开始轻视它，虽然我还要继续在此学习下去。在此学习，我也只是求彻底了解西洋，且往往想探索其传统里的真粹，也许会被人认为可笑，因我感到留学如行旅，不宁静无以致远，谈不上深思而后创作，或情绪冲动而不得不创作，都只是匆匆忙忙在做一些技术上的练习，必须他日回到自己的国土上，痛定思痛，慢慢来抒写所怀。今天多半精力都花在“求知”上，文章千古事，如在欧洲全将功夫用在二只手上，我认为是白来了一趟。

这是留法期间，吴冠中在写给吴大羽的信中，第一次流露出自己要回到祖国、回到故园的想法，放弃了“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的留学初衷。这是其艺术生涯中，为了艺术理想而做出的又一次重大的抉择。也是在这个时期，吴冠中意识到，从临摹传统和学习西方中获得的绘画技术，最终都不能解决艺术的根本。每个人的探索之路，必须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寻求艺术的源泉。

在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吴冠中对国内艺术教育方面的一些见解。他认为，十年来国内艺术学校囿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使人不得安心艺术，画人又气量狭小，艺术专科学校都坐井观天爱钻牛角尖。所以，他提出，“最好能将杭校并为浙大之艺术学院，与各种学问教授同学接触，学生一般智识水平固可提高，气度亦可宽放”。事实证明，近十几年来，某些艺术院校并入综合性大学后，的确在教学思路和视野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由此佐证了吴冠中数十年前观点的前瞻性。

1949年2月15日的第六封信［2］，吴冠中对祖国和家园的思念之情，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信中，他真切地说：

在欧洲留了一年半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敬之心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如果绘画再只是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万倍地被人轻视……我一天比一天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的生活的人们所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无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

这是一个身心都充满乡土气息的中国学子，在忧患不安的留学生活中所发出的呐喊！原本，吴冠中计划三年之内不回国，但他突然决定两年期满就要回去。因为，他实在不愿再留下去浪费自己的生命。

无论被驱赶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即使国内的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起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信中所说的“国内的情况”，主要是指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这种局面，对当时的很多留学生去留选择，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随后不久，国内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经过数年内战之后，以共产党据有大陆和以国民党偏居台湾而重新划分了政治区域。这种状况，改变了很多留学生的选择和命运。吴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时仍然觉得：从意识形态及审美角度审视，自己都和祖国的同胞们有了不少的差异，回到他们中间，岂将成异类。就水墨画、油画等技法上的探索，自己感不到任何压力，因为那些是自己的专业。但在思想意识和政治取向上，自己可能会被视为叛徒了。如果，一个没有出息的子孙，若只从事乏味的、甚至错误的事业，无异帮着出卖自己的祖国，毁灭自己的民族［9］。据目前一些残存资料看，吴大羽针对吴冠中欲求回国的选择未作任何意见，只是在回信中说：“我在打扫门庭，等待有一日，新型英雄的归来”。语意殷殷，其中透露出一位慈爱的长者，对心爱学子学成归来的热盼。笔者根据这封书信内容推测，吴大羽的上封回信，可能谈及到对文学与绘画的问题。一方面，他针对吴冠中曾有矢志于文学的想法，表达了自己观点；另一方面，两人可能就文学与绘画的传达本质，前期有过深入的交流。在这封信中，吴冠中进一步做了解释：

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真切切地，一针一滴血，一鞭一条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来的人们掉下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呢［2］？

直到晚年，吴冠中仍然认为，鲁迅先生通过文字传达出的批判力量，远较齐白石等画家笔下的虾虫花草，具备更强的现实影响力。

1949年11月26日的第七封信［2］，吴冠中首次以自己贫苦的出身，表达了对新政府的无限好感，他说：

我虽远在海外，但远比我的家乡更早受到精神上的解放，丢掉多少包袱。我从来不对政治发生兴趣，先时也不过偶尔想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错，否则如此艰苦，何以有如许青年跟着拼命。到巴黎后，很方便便读到毛泽东的一些集子，有如得了很大的发现，颇使我吃惊，我深深感到苦难中生长出来的果实的可贵。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稿，就够我深深反省，我多么想去找这位患难朋友握握手，谈成知己……今天的祖国，虽然仍穷困，但开始迅速地生长着，远景是璀璨得令人目眩，我们在海外的同学都颇感自傲，许多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同学都羡慕我们，能看报的白种人也懂得，中国将了不起。我应该昨天就回来，早日投到新祖国新社会的怀里。

信中谈及的“讲稿”，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其中，关于生活源泉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文艺创作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等倡议，对吴冠中影响很大。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文艺精神的倡导，包括提示文艺工作者一定牢记鲁迅所批评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的警示，都极为符合吴冠中当时个人的喜好与内在想法。因而，通过阅读毛泽东“讲稿”，吴冠中进一步坚定了“回到自己的国土上，重新脚踏实地地走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寻，在人民中找寻”的信念。这封信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吴冠中坚定回国的信念，除了其内心对故园和父老乡亲的留恋外，以贫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政府对其的吸引，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在的促动力。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易于趋向群体，更会为建设新中国社会的理想所吸引。苏立文曾认为，吴冠中之所以回国后不能按照当时的文艺政策进行创作，主要是因为他没有阅读和学习过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而这封信就纠正了苏氏的观点。实际上，吴冠中在留学期间不能真正领会的，是毛泽东所要求的，艺术家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锻炼过程”的真实内涵。他对《讲话》中划定的四种“人民大众”（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后的国家地位，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或者，他单纯地在艺术上追求真知，压根就没有关于中国时政问题的任何现实经验。他认为，当时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有“回”与“不回”的纠结。政治时局的变化，虽然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但每个人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专业程度和回国后如何发挥能力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考虑未来的生活待遇及工作环境［10］。就当时留学生们复杂的心理，吴冠中回忆说：

当我未回国前，我们，包括所有的同学，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倾吐、分析、讨论过回国与否的大问题。我们都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怕为专业而舍身，但对政治、多半不关心，显得幼稚，无知。正因为我们生活在被歧视的西方，分外热爱祖国。我们推崇西方先进的文化，奋力学习，但却鄙视媚外心态，自己甚至是带着“敌情”观念学习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和思想基础上，解放后先行回国的几批留学生似乎属于探路者，留在海外的注视着先行者的命运［11］。

从出身角度看，吴冠中的农民贫苦出身，与赵无极的银行商人之家、熊秉明的知识分子之家，都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与朱德群出身于两代悬壶济世的民间中医世家的情况也很不同，这就决定了他对自我生存价值的个体需求与归属。所以，多数是贫苦人出身的新政府对吴冠中的吸引力，比赵、熊二人都大。这里面，还隐含着新政府对其出身阶层的肯定与认同。他选择回国的做法，也意味着他将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主人，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内迁期间，他就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蕴含着真正的美［12］。这种美，来自吴冠中自幼习惯的贫苦但质朴的乡村生活，那是巴黎的灯红酒绿，现代艺术的变态发泄，所不能给予的。吴冠中当时之所以毅然地选择回国，其内心确实有着对贫苦人当家作主的新政府的一份真切的亲近感。他用艺术报效新中国的理想与愿望，较之其他人显得更加迫切而单纯。所以，我们一定要心怀同情地去理解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艺术家，在动荡的时局中，找寻自我身份的真实缘由。因为出身的原因，吴冠中在这封信中还表达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

这样的出身，这样遇到过的人群社会，这样苦挣扎得来的出国，这样在欧洲的所见所闻，都令我不由自主地，随着沈阳解放、徐蚌胜利而一天天兴奋起来，蒋介石阴险气狭的流氓害苦了人民，他的殖民地，这孱头政府真令我痛恨极了，尤其在国外，所感尤切，不说受洋人的气，一到巴黎看到那些贵族同胞，官僚之子，商人之女，军人之妾，就觉得念书事小，革命事大。

当初，吴冠中曾因憎恨当时政府的腐败而不愿再回旧中国，但当他想到可亲的家乡父老的时候，游子开始怀乡了。从吴冠中这封信的内容看，他对共产党新政府抱有极大的信任与期望，相信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在它的带领下，一定会重新崛起，屹立于世界之林。然而，当吴冠中真正做出回国的思想准备后，他又总觉得出来留学太过不易，认为如果只将功夫用在两只手上，必定白来一趟，“必须于此争取最大的收获，多学一些，另一方面，我深以为艺术工作不同于裁缝的技能，学会裁剪西服也便易缝制棉袍”。

1950年5月2日的第八封信［2］，这可能是吴冠中留学生涯中给吴大羽写的最后一封信。前期回国的留学生反馈的消息，使得吴冠中在对艺术的执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背后，也隐含着一丝“对其中局部变迁却日益隔膜”的复杂心理感受。毕竟，“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个中国人”，谁会无动于衷呢？对于留学生回国后先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安排，吴冠中认为，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当然应随时随地学习和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进研究院学习一时期固然好，但苦于事实上太多困难，自己背后还有一个贫穷的家庭需要他去养活。所以，他希望最好能不进研究院学习。在留与归的选择上，吴冠中在这段时间，也陷入了犹疑和无法自决的困境。但当时，早日投入祖国新社会怀抱的渴望和养活贫穷家庭的责任，使他认为，即便回去后，“一切都是事与愿违，我也准备坚强地担负种种”。在写这封信之前，他曾与好友熊秉明就相关问题与困惑进行过彻夜长谈。熊秉明在1950年2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两人讨论的艺术创作及回国等问题。结果是将之归结为：“不回”——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绘画技术。从事艺术工作就必须先掌握成熟的技巧，没有足够的技巧，不能得人信赖，如何回去展开工作？总不能像先前某些留学回去的人，拿着半生不熟的西洋艺术蒙骗中国人。熊秉明认为，自己与吴冠中他们还有些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是到法国一年之后，才由哲学转为雕塑专业的。他自认当时所学的初级水平的技术，回到国内根本做不了什么。而吴冠中的学习状态，已经不再完全局限于用在两只手上，“多半都花在‘求知’上”；“回”——是为了解决艺术创作内容与生活源泉的关系。他们都肯定，抽象的、纯粹的技巧是不存在的。艺术家必须投入生活，在生活的实际体验中创造并提升自己的技巧，形成自己的风格［13］。针对他们当时的这种矛盾感，熊秉明也做过解释说：

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该现在回去呢？还是学成了再回去呢？在理工科“学成”有个较确定的标准；在艺术上，“学成”是什么意思？在西方学了一套技术，这技术很可能不是国内所需要的。在西方出露头角，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坛所赏识，这样的作品和中国土地上生活的人所需要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回国后必定还有一长时期的摸索。总之，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14］。

熊秉明认为，每个人的命运已经判定，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逗留在国外的人，从此，都依了个人的才能、气质和机遇，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5］。当然，熊秉明在与吴冠中这次彻夜长谈中，也透露出他自己的犹疑与困惑，他内心对故土的依恋和回归之情与吴冠中也有近似之处。在吴冠中回国的第二年，熊秉明在一封致其他友人的信中（1951年3月16日）袒露过这样的心声：

艺术上的国际主义，我不完全否认。诚然，在埃及希腊雕刻之前，在罗丹、布尔代勒之前，我们不能不感动；但是见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究竟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16］。

言辞感受与几年前吴冠中的何其相似！这是一批怀着探求真理、渴望民族强大的留法学子（无论他们选择了回国还是留下）共有的民族情怀。

最终，吴冠中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做出了回国的选择。1950年暑假，在即将离开曾经神往的西方艺术之都巴黎之前，吴冠中又提前去了梵高在阿尔住过的黄房子和塞尚的故乡。他带着两位大师的一丝艺术气息踏上了回国之路，将要在一种新的历史境遇中开始一段更加艰辛的艺术之旅。

以上我们通过多封吴冠中《致吴大羽信》，分析了画家早年曾经历的学艺困惑和思想变化。这是一批真实心路历程的文字记录，承载着一位从稚嫩到成熟、从彷徨到坚定、从艳羡西方到回归故土的画家早年思想历练的斑斑痕迹，可谓弥足珍贵！

［1］吴冠中.吴大羽老照片［M］//放眼看人，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2］吴冠中.致吴大羽信［M］//老树年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3］吴冠中.林风眠和潘天寿［N］.文汇报，2002-8-01.

［4］吴冠中.安江村［M］//老树年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5］吴冠中.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M］//放眼看人，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6］吴冠中.温故知新——读常书鸿老师的画［M］//放眼看人，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7］吴大羽.致吴冠中信［M］//老树年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8］吴冠中.望尽天涯路［M］//横站生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9］吴冠中.漂洋过海［M］//横站生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0］吴冠中.公费留学到巴黎.梦幻与现实.严峻的选择［M//横站生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1］吴冠中.铁的纪念——送别秉明［N］.文汇报，2003-01-13.

［12］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3］吴冠中.说熊秉明［M］//放眼看人，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4］熊秉明.回去［M］//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5］熊秉明.关于罗丹［M］//放眼看人，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6］熊秉明.梁代墓兽［M］//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