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屯田考

谢国升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

·三国研究·

蜀汉屯田考

谢国升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

魏、蜀、吴三国均行屯田，因蜀汉特殊的地理与军事形势，故其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衰败最快，直接目的是打破运粮瓶颈。蜀汉屯田以军屯为绝对主流，在汉中及其他地方似存在民屯踪迹。屯田前期由诸葛亮主管，后期则主要由姜维负责，但由于内忧外患，屯田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蜀汉也终至覆亡。本文对蜀汉屯田这一史实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结论可丰富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屯田；蜀汉；诸葛亮；民屯

屯田制导源于西汉，至三国曹魏时形成完整制度，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强制征发军民耕种国有土地，同时征收一定租税，主要形式有民屯、军屯和商屯，而以军屯为主流，一般推行于边疆地区。

曹魏屯田最早且史料丰富，故研究最多①；孙吴屯田虽有特色，但只有高敏、陈连庆、林志华、陈玉屏等少数学者进行研究②。至于蜀汉屯田，则迄今未见专文，察其缘由，一方面是其政权在三国中规模最小、时间最短，另一方面则因史料奇缺，难以深入。

蜀汉屯田材料虽少，但并非全然无存，且前人已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本文不过铺衍排比现存史料，试探蜀汉屯田始末。

一、屯田之缘起

三国期间，诸雄并起，但许多军队囿于粮谷不足，往往无故自破。蜀汉屯田主要在诸葛亮时期施行，孔明殁后，姜维继其志，一直到被西晋侵并，直接原因是前线军粮不足，《蜀书·诸葛亮传》叙述甚详：“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1]925

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给蜀汉政权带来军事特色，同时也使其经济发展别具一格。战国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4]1689，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大获其利，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5]202。到了西汉时期，蜀地仍然“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6]1645，后又开凿望江源，引郫江灌广都农田。到了东汉桓帝元嘉时，“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7]3281，紧接着诸侯鏖战，更是生灵涂炭。然而蜀地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到刘备建国时，仍是“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8]94，都江堰其时名“都安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故诸葛亮“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主护之”[9]482。蜀汉的农业和手工业极其发达，蜀锦尤名动一时，当时织锦业“魏则市于蜀矣，而吴亦资西蜀也”[10]101。正如王仲荦所言：“在当时蜀汉地区，要形成一个割据的政治局面，经济上各方面的条件是完全成熟的。”[11]79同时也由于蜀汉相对于魏、吴两国，人口稀少，农业发达，一般情况下实在无屯田必要。

只是当时处于三国争持状态，尽管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要筹集“决敌之资”[12]196，随时动员十万以上军民与曹魏作战，不得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再者，刘璋治蜀时，奢侈风气颇盛，刘备入蜀后即贯彻“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1]903的政治方针，极力削减民生开支，使财政重心逐渐倾斜到军事方面去，并最终建立了日人柿沼阳平所阐发的“军事最优先经济体系”[13]。

一方面是特殊的经济环境使屯田之事并不显得急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实行屯田。这两种关键因素的纠缠磨合，使蜀汉屯田的政策与情形与他国迥乎不同。

二、屯田之施行

诸葛亮为刘备说隆中对，拟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1]913，只是夷陵一役，荆州为孙吴所取，发展空间更显局促。蜀汉经济重心在成都平原，法正言“计益州所仰”[1]959，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继任益州牧，“南方诸郡，并皆叛乱”[1]918，平叛耗资甚巨。在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感叹：“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1]918，次年十一月也说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1]923-924此时蜀汉财力匮乏，已不可与昔日富庶同日而语。诸葛亮曾于建兴五年“出屯汉中”[1]894，张泽咸谓此正为蜀汉屯田之始[14]46，而高敏则认为“屯”有屯田和屯驻两义，不可据此确认蜀汉实行军屯[15]249。查孔明曾与其兄诸葛瑾书云：“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16]26按赵云逝世于建兴七年(229年)，之前与邓芝败于箕谷，退军时烧毁赤崖以北栈道。之所以烧毁栈道，似是为了保护屯田所得粮草，《通鉴》胡注“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17]2288一语可证。

综上，知蜀汉屯田必在建兴七年前，且建兴六年(228年)时诸葛亮出兵北伐，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此时应无时间进行屯田，故又可上推两年，恰好是出屯汉中之时，张泽咸所言应为确论，诸葛亮正是为了北伐，才在汉中屯田一年，惜铩羽而归。

然汉中屯田为军屯抑是民屯？此甚易解，在刘备占领汉中前，曹操早已把大部分百姓迁走，刘备攻汉中前曾询周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张裕亦谏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1]1020刘备执意征伐，果得地而不得民也。既然不得其民，汉中屯田定以军屯为主，且“因拥有大量的屯田而成为国外徙民的目的地，并迅速发展成能够驻扎十万士兵的计划性军事都市”[13]。

汉中应为蜀汉最早且最重要的屯田点，此外有屯田迹象的地点还有以下这些：

赤崖。孔明云：“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21]26

渭南。《晋书·宣帝纪》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22]8，《蜀书·诸葛亮传》载：“十二年春，(诸葛)亮悉大众出斜谷口，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925此次屯田明显为军屯，直接目的是为持久对抗司马懿做准备。

兰坑。此处屯田与渭南军屯有关，《魏书·郭准传》载：“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1]734按青龙二年(234年)即建兴十二年，当时“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1]926，八万士兵每月轮换，且耕且战，为军屯无疑。

涪县。《蜀书·后主传》载：“(延熙)五年春正月，监军姜维督偏军，自汉中还屯涪县。”[1]897汉中一直为军屯重地，姜维从汉中还屯，知涪县应为军屯点。

南中。《水经注》言：“仆水又径宁州建宁郡。州，故康降都督屯，故南人谓之屯下。”[23]485既有水利，又派都督节制，似为军屯。

沓中。《蜀书·姜维传》载姜维于景耀五年(262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1]1065。注引《华阳国志》，谓：“后主敕(黄)皓诣(姜)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1]1066大概是屯田效果显著，魏少帝称：“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往岁破败之后，犹复耕种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1]149可知动用了不少羌人进行劳作。据胡三省议论，司马昭从此决计困姜维于沓中以伐蜀[24]3509。

蜀汉屯田点大概为以上所列，下面探讨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有无民屯存在？

一般而言，有军屯即有民屯，曹魏、孙吴都是如此，而蜀汉屯田既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且土地狭小，人口稀疏，故钱穆、张泽咸等认为并无民屯踪迹，而高敏、刘静夫等则坚称存在民屯。笔者赞同后说，略加申述。

不错，蜀汉屯田确实与其军事活动紧密相关，史念海甚至认为南征和北伐的目的都在确保军粮[25]289，但既然可以发动军士屯田，为何不能发动民众？按民屯要素有二，人口与土地，下面试作分析。

关于三国户口，陶文牛已有详细考证[26]。《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901据《中国人口通史》推算，此时蜀汉应有两百万人口[27]182。两者数字的差异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能录入户籍的只是负担主要赋役义务的自耕农，而军士、官吏入士簿，其他依附人口如奴隶、部曲等并不入籍，还有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并无统计入内。事实上，蜀汉对户籍管理是颇为重视的，早在荆州时，诸葛亮就对刘备说：“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1]913建国后留心平叛，多能令其“枝党星散，悉复民籍”[1]998-999。蜀汉虽长期与曹魏作战，但内部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故招募流民进行屯田很困难。同时，诸葛亮提倡“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28]64，所以农业非常发达。但奇怪的是，到蜀汉灭亡时，在籍人口与建国时差别不大，排除大规模战乱影响，很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脱籍。

假设蜀汉能有足够人口进行民屯，民屯地点会在哪里呢？前述成都平原为经济重心，理应最有可能在此屯田，但《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令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1]950

刘备归还田宅给民众，承认原有土地占有情况，足证并无太多政府公田，同时益州内部稳定，应该也不会有大量荒地以供屯田之用。

从上述对军屯的分析，可得三点印象：一、屯田点几乎都在蜀魏交冲地带；二、屯田与军事活动紧密联系；三、屯田最大目的是实现军队粮食自给。如果蜀国有民屯存在，想必不会偏离这三个特点，而同时符合条件的，怕只有一个地方:汉中。

如前所言，刘备攻占汉中不过是“得其地不得其民”，既然人烟稀少，且处于边界，可以肯定会有相当荒地，但屯田客从何而来？当地编户齐民已基本迁出，蜀汉国内又不存在大量流民。援引史例，汉武帝曾“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29]3912，曹魏也曾“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30]1083，那蜀汉徙民于汉中以屯田也并非全无可能。史载：

(张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1]1052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1]922

(姜)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1]1064

这些降民和徙民可能成为屯田客，又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而安氏由是兴焉。”[31]112让少数民族贡献金银、丹漆、战马不足为奇，贡献耕牛则值得注意，再联系官府对铁器的垄断，可以推测蜀汉在推行公共生产，安氏靠贡献发家，知耕牛数量肯定很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民屯的存在。

《蜀书·刘敏传》载：

“刘敏，左护军、扬威将军，与镇北大将军王平俱镇汉中。魏遣大将军曹爽袭蜀时，议者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农谷栖亩，若听敌入，则大事去矣。”[1]1060

刘敏认为若听曹爽侵入汉中，则农谷尽失，这“布野”的“男女”，其中会有屯田客吗?

此节约略勾勒蜀汉七处屯田点，强调其与军事联系，并着重揭示可能在汉中存在的民屯痕迹，以证蜀汉屯田形式不止军屯。

三、屯田之作用

形式上，曹魏、孙吴军屯与民屯并举，蜀汉基本全是军屯，有无民屯仍待考。只是蜀汉人口和土地均稀缺，所以前期并没实行屯田，而是着力发展自耕农经济。建安廿二年(213年)，蜀郡太守法正劝刘备攻伐汉中，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吞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1]961，虽然后来只得到一座空城，但也在前线赢得了一个良好据点。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因(曹)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1]1019，一心准备北伐事宜。

其实，与其说蜀汉屯田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不如说是转运问题。《华阳国志》云雒县与绵竹“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37]259，收获不可谓不丰硕。但屡次因道路不通而缺粮：

“六年冬，(诸葛亮)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1]896

“春二月，(诸葛)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夏六月，亮粮尽退军。”[1]896

“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远运艰，竟不能克。”[1]1058

“(李)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1]999

“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1]1064

蜀地特殊的地形与气候条件给转运带来极大麻烦，连司马懿也推算：“(诸葛)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38]7尽管诸葛亮采取精兵政策，消耗不多，“远征时甚至考虑到了曹魏方面的军粮问题”[39]，可一旦北出，粮食运输顿时困难，容易遭受敌军袭扰。为了击碎这个瓶颈，蜀汉采取了屯田与西征两个策略。屯田在诸葛亮时期已经实行，但总体来说效果不甚显著，只是稍微缓解前线窘境。故“练西方风俗”[1]1064的姜维逐渐调整战略，重点经营陇右，招降了一大批羌人，史载“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耳毛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1]1090。

马植杰坚认蜀汉极度重视屯田[41]278，但即如推行最力的曹魏屯田，黎虎也提醒不可对其作用估计过高，况国力绵弱如蜀汉乎？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42]13显然蜀汉在这三方面均表现不佳。屯田之于蜀汉,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用以化解北伐军粮转运问题，但由于地理、内政、强敌三面掣肘，卒至覆亡。

麦金德说：“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取得的动量的产物。”[43]45三国时期的屯田也是如此，其兴衰与各国内政外交息息相关。蜀汉屯田推行最晚，规模最小，败亡最快，纷纭乱世中，最终获胜的不是标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920的蜀汉，而是懂得“高筑墙，广积粮”[44]9的曹魏。

注释：

①高敏.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J].东岳论丛，1980(2).高敏.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1981(1).黎虎.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李文娟.二十世纪以来有关曹魏屯田的研究综述[J].黑龙江史志，2010(17).

②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J].中国史研究，2007(2).陈连庆.孙吴的屯田制[J].社会科学辑刊，1982(6).林志华.孙吴在安徽的屯田[J].安徽史学，1984(1).陈玉屏.论孙吴毗陵屯田的性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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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5-04-12

谢国升(1994-)，男，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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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5)04-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