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
——和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的关联

庆松光雄 撰

(金泽大学 法文学部，日本)

杨宪霞，张 亮，邓 红 翻译

(北九州市立大学 研究生院社会系统研究科，日本)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
——和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的关联

庆松光雄 撰

(金泽大学 法文学部，日本)

杨宪霞，张 亮，邓 红 翻译

(北九州市立大学 研究生院社会系统研究科，日本)

要旨

我一直对《春秋繁露》中有关五行的几篇文章出自董仲舒之手这一说法抱有疑问。众所周知并得到广泛承认的说法是，现行四库全书收入的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第三九、四○、五四等三篇欠缺)的《春秋繁露》，并非原来的体裁，也不是董仲舒亲自著作。尽管如此，一般人还是认为那是董仲舒的著作，因为书中的一些篇章可能出自仲舒，只是不知在何时、经过谁的手编撰成如今的样子。虽然谁也没有掌握董仲舒著作过《春秋繁露》这本著作的确实证据，反之能对之进行否定的疑窦却一直缠绕着该书，而且该书确实在编撰时期、方法、编者三个方面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弱点。在论述本文的中心思想之前，这里想先谈一下我的怀疑。将现行的《春秋繁露》中的有关阴阳(请参照注释②)和五行的几篇文章加以比较，发现两者都具有不相上下的比重，而且两者也并非单独的东西，而是有着明显的关联。因之可以推测，董仲舒在当时不仅是公羊学者的第一人，即精通阴阳说，对五行说也颇有造诣，堪称阴阳五行兼备的大家，开创了自己独自的学说。带着如此观念，再去翻阅《汉书》本传和《五行志》，人们都会有如下发现。那就是在本传或《五行志》中，他的阴阳说随处可见，然在那有名的答武帝对策，或在以五行为题的《五行志》里，却找不出片鳞半爪五行说来。以上是我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产生怀疑的主要理由，对此，《汉书》是远比《春秋繁露》更值得信赖的资料，以之可以作为检验《春秋繁露》的证明。再加之我不相信那些以现行的《春秋繁露》在南朝末便成立了，或者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在唐宋的古典里被人引用过之类的理由，来证明《春秋繁露》出自董仲舒。因为我的这篇“五行诸篇伪作考”认为，繁露早在以前的时代，也即六朝末以前、西汉中期以后之间便成立了。同样的理由，即使现行的繁露的文中可以看到一些汉代古典，这也是和五行诸篇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所以也不能解开我的疑窦。

序

以下的本文，只不过是以上“要旨”的敷衍而已。其实有心的读者只要看看“要旨”便可以了。所以本文在执笔时，尽量避免引用史料，论述也以平铺直叙为宗旨。东洋史方面的论文长篇累牍，往往使读者们望而却步，所以本文干脆来个单刀直入，以让读者们马上有指出错误的机会，只是我深知我的史笔欠缺。

将《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和《汉书》本传以及《五行志》加以比较

一般认为，现行的《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的著作，是知晓他的学识和思想最重要的线索。但是自古以来，关于这一书物的成立就存有众多疑问，尤其对全部文章是否都是经过董仲舒的手，更是议论纷纷。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疑念，学者们在论述董仲舒时，还是毫不犹豫地直接引用之来作为自家学说的根据。对此至少我是有所踌躇的。我认为，凡是有志于董仲舒研究的学者，只要是想根据《春秋繁露》来立论的话，首先都应该先涉猎一下此书的文献基础研究。换言之，可从该书的史料批判开始着手。这样的文体从重泽俊郎氏的董仲舒研究①那里却得不到任何解答，他甚至对此是漠不关心的。下面我想对上述问题论述一些己见，这不是关于《春秋繁露》的整体问题，而只是对该书的五行部分，提出的一些疑问。

我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繁露》的五行诸篇是董仲舒的著作一事，抱有相当大的疑问。而这些文章如果不可信的话，关于董仲舒的五行说的资料便无处可寻，诸般学者关于董仲舒的五行说的论述，会完全失去根基。我之所以能对董仲舒有些深入研究，是因为我对中国阴阳五行说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考察。以之和前面论述的构想相敷衍，我们发现阴阳说和五行说完全不一样。如果除开包括《春秋繁露》中的阴阳说以外，关于董仲舒阴阳说，还可以随时在《春秋繁露》之外的地方找到值得信赖的史料。譬如《史记·儒林传》中的本传、《汉书》本传、《汉书·五行志》等比比皆是。而且如前所述，即使在信赖度不高的《春秋繁露》那里找到的关于阴阳思想的部分，都可以在信赖度很高的《史记》、特别是《汉书》那里找到佐证，这和五行说部分大相径庭。不但是前面提到过的重泽氏，其他有关董仲舒学说的论著，有的论述公羊学和汉帝国统一强化的关系，有的探讨给武帝的对策中设太学的意义，有的评价其作为刑法学者的一面等等，却找不到在论述阴阳学说的同时，提到五行说的研究，甚至连对五行说提出疑问的也没有。而且如果将各位学者引用的《繁露》的阴阳或五行部分的资料，和《史记》，特别是《汉书》的同种资料相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可疑之处。我不能容忍那些忽视或者是故意抹拭这些疑点的态度。如果真是各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如现行《春秋繁露》明示的那样②，五行说和阴阳说相体并论，且有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顺逆，五行治水那样以五行为表题的有系统的思想的话，在他那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给武帝的三个对策中，五行说就应该和阴阳说齐驱并驾，得以明确的论述，然而其中五行说却没有片鳞寸爪。不但对策如此，包含对策的《汉书》本传中，也找不到《繁露》那样的，能看得出他拥有五行思想那样的资料。

加深上述怀疑的决定性材料是《汉书·五行志》。《汉书·五行志》开正史设《五行志》之嚆矢，论述西汉武帝时代的《史记》里没有《五行志》，而出现在东汉初期的《汉书》里，就不仅仅是司马迁和班固个人的问题，而应该是他们背后的社会，以及当时社会一般思想的反映。于此相关的是董仲舒和司马迁大体是同一时期的人物，《汉书·五行志》是西汉末东汉初的五行思想盛行一时的反映，其企图用五行思想对历史事件加以说明和编织，为此将许多个别的历史事件以五行来分类统括，并网罗了将对各个事件加以解释的西汉学者们的五行思想。在这样的《五行志》中，那个董仲舒的五行思想究竟在哪儿呢?赘言之，如果他的思想当中果真有在《春秋繁露》那里见到过那样的有系统的五行说的话，在他死后肯定会流传下来，经过西汉末乃至东汉初期，被班固继承下来，在《汉书·五行志》这样的著作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汉书》创设《五行志》这一体裁，不就是为了这些吗？而且在汉代诸儒中，董仲舒特地被《汉书》的作者描述成一个大儒，表明董仲舒是一个特殊存在。问题是这个《五行志》，如果真如现行《春秋繁露》见到的那样，董仲舒和重视阴阳一样重视五行、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其资料必然会被班固所收集，在《汉书》初次设立的《五行志》中以明确的形式采用，因为《汉书·五行志》，没有使用“阴阳”的名义而冠以了“五行”之名！然而如此《五行志》中，看不到董仲舒的五行说，对此该做如何解释呢?

各家学者论述的董仲舒学说，无论是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还是特殊研究③，无不论及他的五行说，而其根据都只有《春秋繁露》而已，似乎不知有《汉书·五行志》似的。然而董仲舒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后来的人们描绘的那样只有抽象的理论。我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其实没有五行说或阴阳五行说结合那样复杂的体系。其思想中那有名的灾异说，不出单纯阴阳说的范围。不知我的意见正不正确，总之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对历史事件作了解释，对他生存的时代现实作了正面的回应。他在《汉书·五行志》中，对春秋所载的历史事实作了自己独特的解释，虽然时间和场所不一，他对建元六年中发生的辽东高庙以及高园便殿的火灾，根据自家思想作出了甚至差点被武帝判处死刑那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解释。遇到需要求雨或止雨时，他不是限于口头空论，或向别人讲述理论，而是自己身体力行。又如决狱，需要断定罪人的是非时，即使在退出一切公职隐居之后，国家或武帝也对他依靠有加，他也不耐其烦地加以对应回答，《汉书》本传对此有众多叙述，《艺文志》里也记载有他的著述，他的治狱也说明他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

班固在著述《五行志》时，一定收集了许多汉儒基于阴阳和五行思想对众多历史事件进行的解释的资料。从《五行志》可以看出，在他收集的无数资料中，属于董仲舒的部分占有相当份量，对此班固也加以了特别的注意。如上所述，董仲舒与其说是抽象的理论家，还不如说是针对具体事物论述自己的思想理论更加得意，那么他真是如《春秋繁露》披露的那样拥有阴阳五行思想的话，为编撰《五行志》而收集的资料中一定会有和阴阳并列的有关五行的思想，并得到具体的运用，犹如《五行志》中到处都有阴阳说在展开一样。然而当我们具体考察《五行志》时，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其中勉强可以找到一条运用五行思想的例子④。而且唯一有关五行的事例还是刘向的，而和董仲舒无关。所以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五行志》里，在那满载董仲舒思想的资料中，完全看不到《春秋繁露》那样的有体系、整齐明白、丰富多彩的五行思想。而且这个结论，不但可以作为刚才从《汉书》本传那里得到的推论的佐证，而且打着《五行志》的名义，对大儒董仲舒有着特别关心，在东汉初那样的时代，根据班固那样无上周到的史家周密安排下收集的资料，完全可以作为判定董仲舒有无五行思想的决定性材料。在班固的时代里，阴阳和五行已经完全发展到了难分难离的程度了而盛行开来。正因为这样，编撰《汉书·五行志》时，关于董仲舒的资料中单单注目到了阴阳部分而忽视五行部分的资料那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考察《五行志》后，对这个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关于京房、刘向、刘歆的部分，和董仲舒同样记载有运用阴阳的解释，但同时也有基于五行思想的解释，单独记载运用五行思想来解释的地方也不少。所以我们再三想强调的是，尽管从《汉书·五行志》得到了上述那样的推论，现行《春秋繁露》却有整齐完整的五行关系的诸篇，这一事实完全说明现行《春秋繁露》的这个部分是十分可疑的。

关于《汉书·五行志》还想多说一句。《史通》卷十九外篇，以“《汉书·五行志》错误”为题，说“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并举出具体事例加以了说明。这似乎说明《汉书·五行志》有许多不备之处，不足为据。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检查刘知几的说法是不是妥当，但即使如此，也推翻不了我考察包括《五行志》在内的董仲舒关系的资料后得出的前述结论。

我从包括《五行志》在内的许多材料中找出了属于董仲舒名下的解释，逐一考察了其中有没有五行思想⑤，才得出了先前的结论，其实这样繁杂的手续是不必要的，《五行志》(上)的“序文”看到的编撰者的下面的话，早就证明过了: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⑥；言五行传，又颇不同。

可见在《五行志》的序文里，在讲述汉初以来的情况，提到董仲舒时，也单只是说他“推阴阳，为儒者宗”，没有提到五行。而关于春秋传，提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刘向治谷梁春秋，刘歆治左氏传，是因为《五行志》中收录了许多见于春秋的事件，所以将三位先生的三传并收，显示了编者的意图。在这样的场合，不单要注意春秋三传解释的不同，而且要特别注意在汉代学问兴起时期的武帝时代，董仲舒调配阴阳，到西汉末期刘向始言《洪范》，其子刘歆的五行说也和其父不一样这一点。《洪范》是《尚书》中的一节，也是有关我们现在讨论的课题五行思想最多的一篇，堪称五行思想的渊源。于是在《汉书·五行志》中，在刚才提到的关于汉代五行学说发展史的论述后进入本文，首先引用《洪范》的文章，说“经曰。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再引用伏生《洪范五行传》的文章。为此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五行志》序文：“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其后又说：“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在以谷梁传为依据的经传中，凡出现春秋时代的事件时，都要一一叙述它们的吉凶⑦，再次是“传以《洪范》，与仲舒错”。“错”，根据颜师古的解释，为“不相同”的意思。同样说的是春秋事情，所据传相异，吉凶的判定也不同，这可以日食为例。《汉书·五行志》(下之下)结尾处有“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谷梁以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根据这一记述，班固认为董仲舒和刘向的说法不一，是因为公羊和谷梁的不同，引起了春秋祸福判定的不同，《五行志》的编者想强调这一点，我也赞成“传以《洪范》，与仲舒错”的说法。如本文注释⑥所记述的那样，关于这个“传”字，注释里认为是“作传”的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各种本子里都没有“作”的意思，而且刘向著有五行传记(《汉书·艺文志》)，还有《洪范》五行传论(《汉书》本传)，这个“传”字还应该是“传”(译者注：也就是作动词)的意思，也即“解释”。

班固想说的，大概是“在景帝武帝的时代，董仲舒以公羊传解释春秋，并贯之以阴阳之理，所以才成为了诸位学者景仰的大儒。但是随着时代的迁移，到了宣帝元帝之后，出来了一个刘向，领先于时代。他依据谷梁传，所以对春秋的解释当然也和董仲舒相异。而且和董仲舒只依据阴阳思想不一样的是，刘向还引用了《洪范》的五行说，所以对春秋的解释当然不一样，所以对祸福的判定两者产生较大差异也就是自然的了”。如是，班固认为董仲舒之后，刘向“传以《洪范》”，虽然没有使用“五行”的字眼，但也就等于是“传以五行思想”之意了。至此，才开始出现和《五行志》相称的以五行思想解释春秋的情况了。所以其后讲刘歆时，因为他采用的是《左传》，又产生了新的变化，说“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班固在记述刘向和刘歆的区别时，不单单是强调谷梁和左氏的不同，两者虽然都有五行思想，但也注视先行解释产生的相异带来的不同这一事实，因为在前文中相对董仲舒的阴阳，出现了刘向的五行，读者们对此已经注意到了吧。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董仲舒、刘向、刘歆三人分别以阴阳、五行来分类，相对董仲舒的阴阳，刘向、刘歆则是列举的五行，随着时代的推移，东汉初期的班固指出了这一事实。还有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过，《汉书·五行志》书部里，记载有刘向著述五行传记十一卷，刘向本传里记载有《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我想这已经足以推察上述内容了⑧。

以上根据《汉书·五行志》(上)的序文进行了论述，关于《五行志》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五行志》(中之上)的开头部分，堪称为序文的这样一段文章：“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⑨，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传独异。”据此在西汉时代，广推五行之理来解释五经的，可追溯到武帝时代的夏侯始昌。根据《汉书》夏侯始昌传，他在董仲舒、韩婴死后受到武帝的重用，可见是和董仲舒同时代的人。班固对这两个著名学者分别评论，说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又说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夏侯始昌据说是伏生一派的，同为《尚书》学者，夏侯始昌继承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传的学统，所以《汉书·五行志》才这样肯定他。这也证明我们前面说的，从现行《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不只是精通阴阳，也通五行，而且是阴阳五行通讲综论的大师。如果是事实的话，《五行志》对他的论述绝不止局限于阴阳这一面，关于五行也绝不会只提到和董仲舒同时代的夏侯始昌以及门流，以及后代的刘向、刘歆。一定会和阴阳说一起彰显董仲舒的五行说。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班固手上没有收集到如此资料。也即董仲舒在生前没有，从死后到东汉班固时，也没有人承认过他一向是推五行之理的学者。

以上论述了我对《春秋繁露》中有关五行诸篇的怀疑意见以及理由，同时也陈述了本文的主旨。如果说前人之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的话，这里已经完全加以补足了。下面一节只是对本文的傍证，多少也算一点补正吧。

关于《春秋繁露》五行关系各篇成立的一些私见

通过上述对现行《春秋繁露》中的五行问题的讨论，已经使我确信它们并非董仲舒所作，剩下的问题在于这些文章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形式，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先要叙述《春秋繁露》本身是如何形成和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自宋代以来就是书录解题的中心课题，出现了众多的考察。我对这些考察也有一些批判性意见，下面想加以陈述，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文面的关系不能深入。但既然上面的论考已经完成，近来想以“《春秋繁露》的成立和传承”为题，另外写一篇论文，以飨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下面想只对五行关系诸篇的成立开陈一些己见。

在西汉学问的开花季节，董仲舒开创了彰显春秋公羊传、以阴阳来解经之大道。另一方面，源于文帝时伏生《尚书》大传系统的以五行来解经的风潮日益盛行。和董仲舒同时代的夏侯始昌一边精通阴阳，同时也用五行来解五经。这样造成了以阴阳五行结合来解经的方式流行起来，集大成者大概是刘向，从《汉书·五行志》可看到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这一股西汉末期形成的潮流，经过东汉、三国时代，流入了南北朝。于是梁朝阮孝绪的《七录》里，记载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虽然同为十七卷，但是不是和现在的八十二篇内容相同则值得大大地怀疑，何况说现行本的体裁在六朝初期就已经形成，也未免太唐突了。总之，六朝末期的书录里记载有《春秋繁露》之名是事实。正是这个从六朝开始上溯到西汉末期，为我们的说法提供了时期上的重大线索。

通观一部中国经学史，这一时期正是以阴阳解经为主，辅以五行思想的时代。阴阳说可以追溯到集大成者董仲舒那里，五行说却如前所述的理由，不能归结于他。所以关于大儒董仲舒就残留下了许多疑问。从和董仲舒属于同一时代的司马迁写的《史记·儒林列传》中的本传，可见到他“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之类的表现。《汉书》本传也同样有“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根据补注沈钦韩引《论衡》儒增篇⑩，有“夫言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的字眼。根据同一补注，《太平御览》六四一依据《汉书》的出典，也有“十年不窥园圃，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的文句。当然《汉书》没有这样的文字，显然是在添油加醋。所以如《论衡》所述，董仲舒不是什么家庭菜园的种植家，当时的学者先生们不窥菜园应该是家常便饭吧。但是三年不窥视自家庭园，实际上不可能。假使如此，《史记》《汉书》这样值得信赖的史书，对于这样的传说也毫不犹豫地加以了记载。到了《太平御览》那里，不但借用《汉书》之名，不窥园的三年也变成了十年，再添加上了三年乘马不知牝牡。三年或十年不窥视自家庭院的大师，三年之间频繁地乘马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宋朝这个新时代，在多少增加了一些实证精神的王朝初期，动员天下学者编著的供天子御览的大部头著作《太平御览》，事关董仲舒先生，用的是证明其真是大师的《汉书》里的话，也就居然对十年不窥家园、三年乘马不知雌雄这样的事情不觉得奇怪了。当然我也认为《太平御览》的引用也只是泛泛而指，内藤湖南先生的“加上原则”！在这里即使非常适用，对本文也无关宏旨。但是从以上事情使我想到两点：

一是宋以前的西汉中期以后，经过东汉到六朝末，那是学者们的脑袋被阴阳五行结合的思想强烈支配的时代，五行说单独或者和阴阳说结合在一起被编入了经学，出现了许多假托大师董仲舒而成立的著作。今天我们认为假托是不洁的、有罪恶感的、会被后世嘲笑的事情，但是在那遥远的六朝以前，应该说世间一般对此是容忍的。也就是说将之冠以卑贱者之名，还不如假托大师的高名乃是常道。在中国，假托文王、周公、孔子的传说、著作佷多，日本也有冠以圣德太子、行基、弘法太师等名的行迹、说话、著作之类，都可看作是殊途同归。今天我们看到的伪作一类，其实都可看作是对伟大的先人们尊崇的产物。如是，则西汉中期以降五行思想盛行以后，董仲舒先生仅只是阴阳之祖已经不够了，将之认作五行的大师也不足为奇，甚至不这样做似乎就不够意思。

当然，我也不会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连阴阳说也不是出自董仲舒这样愚蠢的话。我想说的是，随着武帝对大汉统一帝国的强化，儒学相对于其他学问取得了理论上的优势地位，儒者们成为了帝师和国家理论的指导者，在以后的时代便会对他们的开山祖师董仲舒加以放大，于是他的学说到了后世，特别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作用重大起来了的阴阳、五行问题便突出起来了。“十年不窥园圃，乘马三年不知牝牡”那样的俗话，到了宋初居然成为《汉书》的经典话语而为人相信，居然被收入了《太平御览》。况且像五行思想那样深奥的学说为人重视的六朝末以前的时代，五行学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编织和发展，其中假托董仲舒先生的东西多起来，也不足为奇了。所以在20世纪后期，在这科学思想横溢的时代，将《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和《汉书》本传以及《五行志》相比较，揭穿其真相的人不容易出现，一些大师无条件先行信奉以董仲舒之名著述的《春秋繁露》的五行关系诸篇，说他不但是公羊学者和阴阳思想家，也是五行思想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一点，宋初编撰的《太平御览》中，假托《汉书》之名的东西居然如前所述被记入其中，这个《太平御览》，或者是将唐宋以前的古典中散见的《春秋繁露》的文章收集起来，再和现行的《春秋繁露》相对比，其如果在现行本中还存在的话，就认为那些文章董仲舒的，或再跳跃认为现行《春秋繁露》就是董仲舒著述的中国书志学的方法论，我对之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认为存在着极大的盲点。对此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还是让给前面我提到的另一篇文章吧。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董仲舒“乘马三年不知牝牡”这个问题，我从增井经夫教授那里得到了教示。根据教授的说法，这句话在《史通》里面也假托《汉书》而被引用，自己感到疑问后去查找，发现最初不是出自《汉书》，而是一个叫“邹子”的书物。我也为此特地翻阅了《汉书》本传，发现“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的补注，在《史通》叙事篇里也有出现，而御览八四○那个有问题的文章，其实也是引自于“邹子”。增井教授还说，即使像精通史学史的刘知几那样有智慧的人，一遇到董仲舒那样的大家便不能自持，和《汉书》捆绑在一起的话，即使是那样的蠢话也不感到奇怪。后世中国学者如此尊崇董仲舒权威，或可作为窥测假托大师过程的一个例子。这对刚才我论述的假托董仲舒学说的情况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也是一个佐证，值得感谢。

注 释：

①《周汉思想研究》1943年弘文堂出版。重泽氏在其中题为“董仲舒研究”的论考冒头设有“关于董仲舒的年代著作等”一节，其中一五二到一五三页提到了《春秋繁露》。其要旨为“最初称该书为《繁露》，是在梁朝阮孝绪的《七录》记载《春秋繁露》十七卷时。而《隋志》以上历代书志都有其名，可见今本是在六朝初期确定下来的”，对繁露作了进一步的肯定。

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是，从许多古典中将与《春秋繁露》有关的史料或繁露的引用文细心地收集起来，再考察历代书志、书录解题等，搞清楚了《春秋繁露》成立传承的，莫过于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一书。

② 阴阳方面的文章有如下六篇：卷第十一的《阳尊阴卑第四十三》《阴阳位第四十七》，卷第十二的《阴阳终始第四十八》《阴阳义第四十九》《阴阳出入上下第五十》，卷第十七的《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五行方面有九篇: 卷第十《五行对第三十八》，卷第十一的《五行之义第四十二》，卷第十三的《五行相胜第五十八》《五行相生第五十九》《五行顺逆第六十》《治水五行第六十一》，卷第十四的《治乱五行第六十二》《五行变救第六十三》《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可见阴阳只有六篇，五行有九篇，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没有冠以五行，但内容明显是在阐述五行思想的，至少还有卷六《保位权第二十》，卷十三的《人副天数第五十六》《同类相动第五十七》等。

③ 狩野直喜著《中国哲学史》(昭和二八年，岩波书店)第四篇第四节“关于董仲舒”说:“他在讲伦理说也运用了五行。”狩野先生的说法完全根据《春秋繁露》卷十《五行对第三十八》。

山口察常著《支那思想、哲学思想》(东洋思潮，昭和一○年，岩波书店)下卷一○○页，西田保笔著《董仲舒》(东洋历史大辞典，昭和十三年，平凡社)也论述了董仲舒的五行说，资料都不出《春秋繁露》以外。

重泽俊郎氏在前面提到的书中特别设了五行说一节，文章以“董仲舒关于五行的基本论说，在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文章里见到”这样的话开头。这些文章都是我在注释②里面提到的五行诸篇，也是重泽氏论述董仲舒五行说的根据。

④ 从下面注释⑤举出的《五行志》的众多资料，可以看出《五行志》中董仲舒思想的资料有三种形式，它们都是在问题之下，先列举了历史(包含董仲舒的时代)事实。

第一是“董仲舒以为”的部分。这表示那是董仲舒自己的解释，无疑可作为第一等史料。第二是“董仲舒、刘向以为”的部分。有的是关于某个事件的董仲舒的解释，后来的刘向再重复了一遍，或站在自己独自的立场解释，但大都和董仲舒一致的部分。班固将它们放在一起记录下来，其和第一种形式相比较虽然差一点，但对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也是好材料。第三部分，最初举出历史事件，其后单记“刘向以为”，没有出现董仲舒的名字，再就是刘向的解释，故最后写一句“董仲舒说略同”或“董仲舒指略同”“略皆从董仲舒说”。这一部分和第一、二部分不太一样，以之作为董仲舒的说法时需要小心。因为“略同”并不是全部一样，也有可能不同。而且如果董刘两说完全相同的话，第二部分已有“董仲舒、刘向以为”的写法。班固之所以设定了第三种形式，是想比较对同一事件董仲舒和刘向的两种解释的异同，更有可能是针对董说，刘向有独自的说法，才采取了这种形式。

本文列举的《五行志》所有资料中，第三形式中有一条能证明董仲舒五行说的唯一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一条作为史料有自己的弱点，值得警惕。这一条为《五行志》下之上：“史记，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刘向以为金木水火沴土者也。”所谓“史记”，指同书周本纪的出典，原载于《国语·周语》，《五行志》在刘向的话后面有“伯阳甫曰：周将亡矣”云云的长文，本来也是从“史记”那里引用来的，也应该是出自于《国语》吧。《五行志》的编者将这段有名的周幽王二年地震的记事从“史记”那里引用而来时，在“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和“伯阳甫曰”之间，加入了刘向“金木水火沴土者也”的解释。但是刘向的引用没有以这个插入句而完结。在“是岁三川竭。岐山崩”的所谓史记文章完了之后，再加上了一段“刘向以为阳失在阴者，谓火气来煎枯水”，和先前一起表明是刘向的见解。然而，在通读了《五行志》的这一段有关“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记事的全文之后，发现《史记》的引用文之外，作为汉儒的解释只有刘向而已，没有董仲舒或其他人，于此引用这一段文字这件事本身似乎有些可疑，刘向的解释中能找出五行思想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一段文章的后面，《五行志》又记载了“春秋经、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是因为两者都是讨论的同一性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刘向的解释完全没有五行思想，说原因在与“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可见是以当时的君为阳，臣为阴，阴胜阳的常识来解释的，也就是以阴阳说来解释地震。对此我想说的是，在记载了刘向对文公九年地震的解释后，班固说的“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这一句，也可作反面的解释。首先从文体来看，说是“诸震”，但是在《五行志》里除了这个文公九年地震，以及先前作为地震记述的“周幽王二年”，没有别的，也即只是指的周幽王二年和鲁文公九年的两个地震而已。而关于这两个地震的董仲舒的解释没有明确说明，很难知道详细之点。但是从“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来看，两个解释都是依据的董仲舒的解释，大概班固读过刘向的说法，再比较了两者的结果。可见刘说依据董说颇多。但是这种“董仲舒、刘向以为”的形式，没有收入第二种形式，而收入第三种形式，值得充分注意。因为刘向基本上是尊崇董仲舒，但是也有独自的解释吧。

那么关于两个地震，董仲舒和刘向的解释到底有那些不同呢?关于文公九年的记事，只附加了阴阳论的解释，思想上没有什么差异。那么对“周幽王二年”的解释，就似乎有些问题了。这段史料根源于《国语》中的伯阳父(伯阳甫)关于地震的解释。明显这一段话是根据阴阳说进行的解释。这一段话显示了中国人对地震解释的最古老的形式，甚至可以断言这是以阴阳解释地震的最早的例子。董仲舒是一个阴阳学者，所以赞赏伯阳父的见解。但刘向对周幽王二年地震的解释，显然是将其放在董仲舒系统进行了阴阳式的解说。但是这种场合下也出现了五行说。

那么，对刘向的五行解释“略从董仲舒说也”中的“从”如何解释，是不是“略”字中含有不一样的要素在里面呢？我认为，这一部分需要特地加了一个“略”字，才能把两个地震总括在一起，班固才把它放在了第三种形式，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也许不是尊崇的董仲舒解释。也就是说考虑到这一段话和董仲舒没有关系，而是发自刘向本身。我的怀疑在于“金木水火沴土者也”和“火气来煎枯水”之类的文章，在《五行志》的其他文章，或者是《汉书》董仲舒传，都找不到类似的东西，相反在《五行志》以及其他关于刘向思想的资料里面却比比皆是。

我的长注在此结束，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见我的在本文中对《五行志》(上)的序文的解释。

⑤ 这里将《汉书·五行志》中有关董仲舒的资料全部列举如下，请读者们细心阅读理解。(译者注，请查看原书，这里全部省略)。

⑥ 这里的原文“言五行传又颇不同”的上文“言五行传”，如本文所记，可有两种读法。一是“以说五行来

传之”(译者注：动词)，二是“说五行传”(译者注：名词)，我认为赞成后者的人多一些，对之我也不否定。但是我还是赞成前者，想把“传”作为动词来理解。因为这在《五行志》中是一贯的，且和前面的“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中的“传”字的用法一致。读完本文，就知道我是如何解释这个字的。关于这个“传”字，刘师古的书中读成“传”(名词)，并有解释。而钱大昕也赞成这一读法。“传”也可作“传”，但我不太赞成(参照本文)。总之这两种读法是非如何，无关本文的宏旨。而“言五行传”，这里也不是特指五行和伏生《洪范》五行传以及刘向五行传记，而是广泛地解释五行的意思，整体上都可作“在运用五行来做的解释也非常相同”的意思。对《汉书·五行志》序文的读解，也可参考《晋书·五行志》(上)的序文，《晋书》正是像我那样解释《汉书》之文的。下面是《晋书》的文章。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宓生创纪《大传》(尚书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

⑦《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关于这件事不太明了，但还是有:“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彗星三见。”

⑧《汉书·刘向传》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⑨ 原文为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这里的“善推五行传”的读法，和注释⑥说的情况一样，“善推五行而传之”或“善于推行五行传”。我认为都可以，但是还是认同前者。即使是理解成“善于推行五行传”，夏侯始昌属于伏生一派的学者，但不能认为那就是伏生的《洪范》五行传。这也和注释⑥说的有关，“善推五行传”或“善于解释五行传”，或可认为是“很好地理解了五行的道理，并经常运用来解释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以及解释经典中的一些历史事实”。总之“通五经”和“善推五行传”不是没有关系的，刚才提到的《晋书》就是像我说的那样，认为夏侯始昌是在解释五经时运用了五行思想。

《汉书》第七十五卷夏侯始昌传“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表明他也有阴阳思想的一面。但是《汉书》本传只有非常简单的记载，《五行志》的文章可弥补这一缺陷，值得重视。再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不单单是夏侯始昌那样的汉儒，历代中国人大多拥有这样的共通思想。

⑩《论衡·儒增篇》：“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夫言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间，犹宜游于门庭之侧，则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对时人尊崇的董仲舒这样的大师，以批判精神来追求实事求是，非常痛快。

！ 内藤湖南著《大阪の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一）》“加上原则”（《先哲の学问》，昭和二十一年，弘文堂）。

(责任编校：卫立冬)

B234.5

A

1673-2065(2015)05-0006-08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5.002

2015-02-20

庆松光雄(1907-)，男，日本金泽大学法文学部原教授。

译者简介：杨宪霞(1981-)，女，山东青岛人，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系统研究科思想文化专攻博士研究生；张 亮(1985-)，男，辽宁大连人，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系统研究科思想文化专攻博士研究生；邓 红(1958-)，男，重庆合川人，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系统研究科教授，衡水学院客座教授。

* 原载1959年3月《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史学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