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

王福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广州510545)

“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

王福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东广州510545)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它的哲学基础和规定的内涵。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本质上，它是在文艺和科学领域以后发制人的策略开展阶级斗争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双百”方针由于其字面上的含糊性而不断地被人们误解。名副其实的“双百”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双百方针;改革;阶级斗争;阳谋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国内外背景

“胡风事件”之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实行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大陆文坛上涌现出一股短暂的解放思潮，一度冲击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统治。

与50年代初毛泽东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指示既有联系更有区别，1956年4－5月“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它的哲学基础和规定的内涵。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赫鲁晓夫的改革。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人，苏联社会出现了“解冻”(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小说名)的政治思潮和文学思潮。文艺界开始抛弃长期以来忽视艺术特征的教条主义统治理论。1954年12月，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西蒙诺夫的报告，修改了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保留了前一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删去了后一句“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议继续批判了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强调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高度评价了一贯勇敢地干预生活、提出问题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同时否定了要求文学创造“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的主张。“写真实”成为当时苏联文学的一个主要创作口号。1955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批驳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后半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为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典型观的最权威的思想武器，恢复了“真实地”这个关键的修饰语。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的情况及时介绍到了中国，上述专论也在《文艺报》译载。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苏共二十大震动了全世界。不久，反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这些都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上层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复杂的反响。

当时的国内背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虽然由于左倾冒进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正如1956年9月中共八大决议所确认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特别迫切的是要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也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2］12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被挫伤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意识从沉睡中苏醒。文艺界早已是左倾思潮泛滥的重灾区，反胡风运动更使得“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倾向无法根本克服，种种清规戒律使文艺创作的路越来越窄，广大作者和读者对文艺的落后也越来越不满。学习苏联改革的新鲜经验，打破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对照苏联的情况解决中国的类似问题，成为普遍的思想愿望。

毛泽东不满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错误与成绩相比只居第二位，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波、匈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在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下，他纵览全局，深思熟虑，因势利导，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大关系”的总结发言中，正式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大致相同的内容。［2］105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首都知识界作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报告，讲话稿经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反应十分热烈。

二、“双百方针”的哲学基础和本质

在“反右”斗争以前，赫鲁晓夫对中共实行“双百”方针不理解，中共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也不理解。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都是军队文艺干部)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2］294－295他们要求“压住阵脚进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3］批评他们对形势估计错误，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四人在左倾思潮中很有代表性，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共鸣，有些地方报纸还加以转载，但他们的意见不符合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的战略部署，时间超前了。8月21日，陈其通、陈亚丁写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斗争》经毛泽东审定在《人民日报》发表，对四人文章作了自我批评。

在1957年1－5月间，毛泽东多次强调“放”，5月初还正式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在不同场合对“双百”方针的背景、基础、目的和实质作了重点不同的、明确而全面的解释。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他的辩证法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学说的“解释和发展”，源于列宁的观点:“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他发明了“香花”和“毒草”的比喻，说:“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他制定了对民主人士“主动采取措施”、“让他暴露”、“后发制人”的斗争策略，指示党委书记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4］345－362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多次修改直到“反右”开始后6月19日定稿发表。“发表时大量删去对妨碍‘双百’方针的错误思想和作法的批评和典型事例”，其中除批评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外，还批评“围剿”王蒙并宣布为王蒙“解围”;又“修改‘八大’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强化了阶级、阶级矛盾、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个修改，对毛泽东后来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精心修改之后，“这篇鼓励人们鸣放的演讲，成了‘反击右派的思想武器’”。［3］发表时还增加了讲话时只字未提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4］393。增加了反对修正主义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由此看来，所谓“百花齐放”，实际上是按照一系列特定的政治标准放“香花”而“除毒草”，所以，人们把“双百”方针仅仅概括为“放”的方针是极不准确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本质上，它是在文艺和科学领域以后发制人的策略开展阶级斗争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

三、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谈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篇讲话也在6月作了重要修改，1964年再次修改后才公开出版。据黎之回忆，“讲话时他说:有人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文学组老舍也提了这个问题，并整理报送毛主席)，我看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承认。下面他就讲了改定后的这样一段文字”，［3］即:“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这就把“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而且是一家批判另一家的阶级斗争。接下去他又以所谓“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以前定的“小资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4］409毛泽东具体讲到流沙河的《草木篇》，说:“四川的同志，你们向‘草木篇’开火，我同意你们开火。《草木篇》不好，有杀父之仇，隔两天，给你来一个‘草木篇’。开火是对的，只是方法问题，时机问题。”［3］毛泽东又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他进一步批判了修正主义，宣布:“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4］418“反修”从此进入并迅速扩展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潮。

应该特别指出，实际上，所谓“修正主义”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明智之士根据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改革，成体系的有理论的改革派即从晚年恩格斯开端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修正主义对立、坚持反对改革的是列宁主义，即列宁推行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赫鲁晓夫的改革刚刚开始，他也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者，但批判斯大林无疑是真正改革的第一步。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中共对苏共改革的批判，从此愈演愈烈，所谓“修正主义”一直是反改革派加给改革派的罪名，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状况，在中国至今尚未从根本上改变。

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响应“双百方针”而“放”和“鸣”的知识分子，多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针对其中有些人觉得冤屈的情绪，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创造了“阳谋”一词:“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4］437也就是说，所谓“双百方针”其实是一种“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阳谋”。名副其实的“双百”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

从语言学角度看，“双百方针”的“百花齐放”是比喻，“百家争鸣”是典故，都不是法律用语。历史表明，“双百”方针由于其字面上的含糊性而不断地被人们误解。事实上，1956年中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潮头在“双百”方针形成之前就已经奔涌而出。但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共和国文学史上仍有重大意义，尤其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思潮的发展。这股解放思潮以罕见的理论锐气正面冲击了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主义。许多文章结合实际，集中论述了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认识，批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定义的缺点，强调在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不要忘记文艺的特点和规律。而直接反映了实践要求的文学解放思潮，则以现实主义为中心，向着社会和人生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深入推进。这股反教条主义的思潮在建设性的实践中分为以干预生活和人道主义为旗帜的两支，在理论批评和创作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5．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J］．新文学史料，1999，(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Double-Hundred Guiding Principle”

WANG Fu-xiang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545，China)

Proposed against the profound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home and abroad，the“Double-Hundred guiding principle”has its ow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specified connotation．As a policy to promote the boom of socialist culture tailor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Double-Hundred guiding principle”is in essence a policy to consolidate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in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cience by implementing class struggle through the posterior strategy．However，the“Double-Hundred guiding principle”has been constantlymisunderstood due to its literal ambiguity，for it has never been or likely to be carried out in its real sense．

the Double-Hundred guiding principle;reforms;class struggle;overt schemes

G120

A

1674－5310(2015)－04－0055－04

2015－01－08

王福湘(1946－)，男，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