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先锋文学的精魂
——评张立群《先锋的魅惑》

王士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寻索先锋文学的精魂
——评张立群《先锋的魅惑》

王士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我跟张立群是比较熟的，他是我的同门师兄，我们又都在诗歌圈“晃悠”，每年大约总能见上至少一两次，平日电话、网络的交流也不算少。然而，读他新近的著作《先锋的魅惑》，却让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张立群，那是一个热爱诗歌、三句话不离诗歌、作为诗歌评论家的张立群，而眼前这本书作者的张立群主要是做文学思潮研究、小说研究的，这不是一个人!然而，这的确就是同一个人，这几幅不同的面孔都只是学者张立群的某一侧面，将之综合地看才更接近其本来面目。我阅读立群兄的文章不能算少，但基本都是诗歌方面的，或许他其他方面的论文我也见到过不少，但都被无意识地忽略、过滤掉了。故而，当《先锋的魅惑》主要以先锋文学、先锋小说等为研究对象，二三十篇文章的规模放在我面前时，我不能不感到“震惊”。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孤陋寡闻自是主因，但由此亦可见立群兄涉猎之广、用力之勤、成果之丰。在当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大致也形成了细分化的格局，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小说研究、诗歌研究……都各自形成了特定的学术路径、学术规范与话语体系，学者们大都只是在其中某一个“自己的园地”中耕耘劳作。这其中想要“打通”并非不可能，但着实是有难度的，所以，能够在这几个不同的领域穿梭往来、游刃有余的学者少之又少、屈指可数。张立群以年轻的“新锐”之身份，轻松“跨界”，在数个学术领域中取得丰硕的成果，着实是让人佩服。

一、文学“先锋”问题的考察

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程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质地和走向，其意义可以说已经不言自明。作为潮流和运动的先锋文学其存在时间固然并不长，似乎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它并未真正离去，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先锋文学是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了，它抛弃了观念化、表面化的姿态，更为丰富、内在，更接地气了。如果我们说，作为概念的“先锋文学”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成为过去时，但是文学中的先锋性则是依然存在的，这本身便是当年的先锋文学所结出的果实。张立群用“先锋的魅惑”来命名他的这本书，其中自然体现了他对于“先锋”的态度，而“魅惑”一词则传神、富有诗意，它在这里或许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是“先锋”本身(先锋文学、文学的先锋性因素)具有魅惑性、有着强烈的魅力，二是先锋对“我”的魅惑，先锋对“我”所产生的作用。这两个方面一个侧重客观，一个侧重主观，实际上，这也是两个方面的互相寻找、互相发现、互相欣赏，是两者互动的过程。

1980年代作为先锋文学狂飙突进的时期，是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定阶段与境遇密切关联的，这其中的现代性特征显而易见，当然这里面的状况是非常复杂的，既有时间、空间的差异，又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等等。张立群在《论先锋文学的现代性及审美的突围》中写道:“在谈论具体的现代派时现代派是可以等同于先锋派的，但从先锋派广义、变动的视野中看，先锋派却往往只是呈现了具体现代派的初始状态，并很快在具体现代派艺术自律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叛逆的姿态，引起下一个现代派的诞生”，而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现代性、先锋派在中国文学中发展得不充分，却使我们在谈论具体现代派时常常显得单一而笼统。”［1］4张立群同时对其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形式的革命实验和文学自我意识的回归，先锋文学对此前业已形成的现代价值的解构和对往日被压制的边缘价值的有效释放，构成了先锋文学‘后现代性’的文本表征。”“由先锋文学形式实验而透露出来的后现代性从不乏现代性的意识——先锋作家在形式实验过程中主体持有的精英意识与具体叙述中常常呈现出的拒绝价值、情境相同、情节通俗等倾向，恰恰成为先锋文学‘模糊’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界限的重要方面。”［1］9这些论点都是颇富见地的。张立群对先锋文学的考察比较全面、立体，比如他曾讨论过的先锋文学的“抒情性”问题。他从“我”之视点的频繁使用与自我意识的高度重视、语言的感觉化与独特的及物性、语言的乌托邦、结构的碎裂等四个方面对先锋文学的抒情性进行论述，并就此分析指出:“由于先锋小说的‘抒情性’是在语言不断增殖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诗意通过形式走向极端之后必然是诗意本身在内容上的匮乏。而事实上，先锋小说无论就模仿角度，还是语言游戏的角度而言，其写作都必将面临一种行为策略上的冒险:在背离现实社会和人文思想之后，先锋小说虽然可以在探讨‘存在’与‘不在’的同时，成为一种诗性的玄思结构，但这种同样具有乌托邦倾向的理想虚构，却常常由于语言的诗意而造成抵达诗意本身和大众阅读上的双重困境。”［1］30～31这个问题此前学界关注较少、讨论不深，经张立群的论述，着实是别开生面，打开了问题的讨论空间。

张立群不但从宏观角度对“先锋”的话题进行观照，同时也从具体、微观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进入的切口较小，但立论扎实，往往可以有举一反三之效果。比如他曾讨论“《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都是由小处入手、小中见大的例子。关于《百年孤独》中循环式时间带来的叙事革命，张立群论述道:“与《百年孤独》相比，中国当代小说在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实验或许并不着眼于故事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文化信息，他们只是将其作为形式化实践的一种重要手段，进而使叙述从故事中分离出来并传达出另外的一种声音:故事可以由这道语式的介入而任意产生转换、中断和拆解、重组，而叙述主体则可以凌驾于故事之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主观书写。”［1］40在讨论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时，他论述道:“融合观念、技法、生命思考为一体的影响，既是文学传统继承与超越的结果，同时，也是后现代气息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表征。”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即使进入1990年代之后，余华虽然进行了所谓的先锋的“隐逸与还乡”，但这其中体现的“吸收各种外来文学经验之后的技艺圆熟和深刻理性”，“通过个人经验而折射出对普遍人类存在进行叩问的方式”等，“也是他与博尔赫斯进行精神对话的重要结果之一。”［1］54这些都显示着张立群思考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

二、独特而深入的小说评论

张立群对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特点。这其中，在我看来，与作为诗歌评论家的角色相通，他的小说评论也具有诗歌评论的一些特征和印记，比如注重观照作品的诗化语言、诗性特征，比如着重分析作品的意象、意境等，这些在并不从事诗歌评论的学者那里大概是非常少见的。比如张立群在分析李洱小说《花腔》中的葛任时讨论的“诗性”问题:“他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首悲情、感人而又晦涩的智性诗。越是看透自己的命运，越会产生一种品读的张力，而阅读感受也会随之变得更具层次感。《花腔》有着纯文学本质上固有的‘诗性’:‘诗性’的作品从不排斥诗意，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厘清。‘诗性’实践了李洱小说关于难度的追求，呈现‘诗性’的具体实践方式应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1］108又比如，他在讨论作家林白作品时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林白曾以潮湿、空灵而又毛茸茸的语言为文坛注目，这种颇有柔软质感而又不失抒情性的语言与林白一贯拒绝新闻语言的干扰，追求小说语言的诗化有关。熟悉林白的读者都知道，林白文学创作起手于诗歌，而那种随意赋形的语言恰恰可以如丰盈而缓慢的流水‘浸润’读者阅读时的感官印象，进而获得来自女性同时又是来自某种先锋实验式的艺术感受。”［1］137张立群还专文讨论了格非小说中的“水”意象，这自然也是从诗性的角度对小说进行的观照，包含了对格非小说的内在、深入的理解，可谓独辟蹊径。张立群的稔熟于诗对其从事的小说评论无疑是有益的，给了他另外的一种敏锐、敏感和观照角度，使其小说评论也具有了诗歌评论的特点，具有了更多的诗性。

张立群的小说评论其对象大多为国内一线、重要的小说家，如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毕飞宇、李洱、王蒙等，他往往能够选取独特的角度，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平中见奇、富于启发性。比如关于莫言《四十一炮》的讨论，小说中写罗小通吃肉时能听到肉说话，肉为能被罗小通吃而幸福地哭泣等，张立群对此论述道:“莫言借助这种夸张、病态的书写感受肉欲的乌托邦、填充饥饿的灵魂进而营造小说饮食意境同时也是主体欲望的艺术化，而在其背后，社会现实的荒谬感，生活的非理性、反崇高又在主观层面上得到了一种‘民间化’的表达。”［1］64～65“强烈的饮食焦虑一方面使莫言始终对乡土、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籍此寻找故乡进而建立起‘高密县东北乡的世界’，一方面则使莫言可以站在特定的角度看待城市和当下生活，以特有的面相表达作家的责任感及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接续中国小说的传统和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又使莫言能够不断发掘出新的‘主题’，实现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1］67通过对一个原本并不“重要”的话题的讨论，却勾连起了诸多重大的问题，可谓是曲径通幽，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深入、富有成效的。此外，收入本书中的比如对苏童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韩东小说中的成长主题、王蒙小说中的记忆美学等问题的讨论，都言之有物、坦诚而有见地。

三、多向度的学术探索

鉴于在我的心目中，张立群作为诗歌评论家形象之“顽固”，同时其诗歌评论也值得进行专门论述，所以收入他本书中篇幅并不算多的关于诗歌的文章在这里就略过不谈了。但即便如此，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很丰富，在学术上，张立群的确是有“野心”的。学者张丽军曾用“温文尔雅而又野心勃勃”来描述“作为70后批评家”的张立群，在相当程度上我认为是准确的，“温文尔雅”形容其为人、为文的性格、气质，“野心勃勃”则形容其学术热情之高昂、学术襟怀之宽阔、涉猎范围之广泛。张立群学术兴趣非常之广，他四面出击、正面强攻，遍地开花，这从该书最后两部分所讨论的问题可见一斑，其中有“新时期文学”的分期、“后革命”、“重返80年代”、“张爱玲现象”、“路遥现象”、中篇小说的历史构造与现状考察、文学评奖、澳门文学等，书中亦收入了关于陈晓明、吴晓东、毕光明、姜岚、张大为等著作的数篇书评。书中具体的论述与观点在这里无法展开，仅略举几例。比如，在讨论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时候，张立群首先进行历史的回溯，从“新时期文学”谈起，讨论其中“终结”与“浮现”的问题: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后新时期文学的重审、世纪初文学的浮现，他认为，“世纪初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无疑会在历史化的逻辑中，被赋予时间的标准，然而，这种历史化的进程却必将是以当代文学无限延伸和不断呈现崭新阶段为特征的，这样，所谓文学的历史又必将在不断‘终结’和‘浮现’中走向未来。”［1］207其立论的角度和观点都非常新颖。又如，在《“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张立群通过“告别革命”与历史反思、历史的对话与“现代”转向、先锋叙事与重建历史的修辞、精神还乡与文化寓言、“唯新”逻辑下的“经典”重温、21世纪初中国的历史洞察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些问题都堪称宏大、复杂，但经张立群的条分缕析，诸多的问题都变得眉目清晰起来，每有新见。再如，张立群通过“从柳青到路遥”来讨论“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流变”，他论述道:“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谓曲折不平。无论从现实主义自身的特点还是从题材的表现永无止境的逻辑上看，现实主义都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更何况相对于艺术的创作，现实性的书写总是绕不过去的‘基石’。现实主义在当前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通过作家与批评家思维的转变和批评的切实关注，从而摆脱传统的教科书意识、完成自身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建构。”［1］264～265应该说都是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理论深度的。

先锋的文学或者文学的先锋就其精神实质来讲，是一种永不止息的探索、实验、创造精神。就此而言，先锋其实契合了文学的本质，任何时代都有先锋，而同时任何先锋也都必将被“超越”、被“颠覆”，先锋是不安的，是不断发生、前赴后继的。张立群在书的“后记”中曾这样谈及他对于“先锋”的理解:“先锋既是一批可以引领文学风尚并对文学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的人，又是人们心中那种永不停歇、追求自我并不断超越自我的艺术精神。文学因为有它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它也因自己的魅力而引人注目。”［1］370《先锋的魅惑》一书应该说就是张立群观照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轨迹、寻索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精魂之学术努力的体现。先锋即是“在路上”，其本身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与反动，所以，中国的先锋文学当会不断超越、不断前进，而作为评论家、学者的张立群一定程度上也会与之风雨与共、一路同行。

［1］张立群．先锋的魅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张丽军．张立群:温文尔雅而又雄心勃勃的70后批评家［J］．南方文坛，2014(6)．

(责任编辑:毕光明)

Comments on Zhang Liqun’s The Charm of Avant-garde

WANG Shi-qiang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I206．7

A

1674－5310(2015)－04－0064－04

2015－01－28

王士强(1979－)，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