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报刊视野下的反教思想探析

段颖惠

（周口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河南 周口466001）

近代国人的反洋教态度，对教案的认识方面体现出的反教思想，是众多思想流派的一支。虽然它并未如立宪、革命等思潮那样成为清末思想界的主流，但与反教思想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诸如天下国家观念和反侵略意识的转变等，无疑是清末国人对外界及自身认识转变的重要体现。这种认识上的改变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清末最后十年，在民族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较前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情况下，一贯被认为是外来侵略产物的教案，却呈现出逐渐消退的趋势。如果简单归于列强的压制、清廷的媚外和民众的惧外，则有失偏颇。“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1］。义和团运动后，持平办理教案、遵守传教条约、开启官民智识、争取政教分离、呼吁修政自强等观点盛行一时，成为清末反教思想的主要表达，对盲目反教有着一定的消解作用。从驱逐外人到与外洋争胜，从腕力排外到文明拒外，反教认识中流露的这种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观念，充斥于20世纪初年的进步报刊。本文拟以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为视角，探究革命话语下的反教态度与认识。

一

革命派初兴之时，就比较注重利用宣传工具来传播其思想主张。只不过当时所用的宣传品比较缺乏，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2］。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宣传刊物相比，革命派的宣传实属相形见绌。直到1900年，遵循孙中山之意的陈少白在香港组织出版《中国日报》，成为革命派办报之开端。由于当时执笔之士缺乏新思想，所办的少量刊物并没有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庚子以后，革命志士渐渐濡染自由平等之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革命派所办刊物也日渐增多。至1903年上海《苏报》案前后，革命派所办书报，已逐渐达于全盛时期。

革命派所办刊物数量甚巨，类别也较多。其中有革命派的代表性报刊，诸如《中国日报》《中国旬报》《民报》；有利用通俗语言进行宣传的白话报刊，如《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此外，还有留日学生创办的多以其籍贯命名的期刊，如《湖北学生界》《洞庭波》《浙江潮》等。这些报刊和当时宣传革命的书籍一起共同构建了革命派话语的表达空间。在这些书报中，虽然鼓吹革命是其首要目标，但是直接或间接表达对反洋教的态度，也是部分刊物的内容之一，也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二

革命派否定仇洋反教，尤其是义和团后，革命党人极力显示自己不同于义和团的野蛮排外形象，主张保护教堂及在华外人财产与生命安全，反对侵害外人的行为。当时有些革命党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就得益于基督教教义的熏陶，他们从事的排满活动也常得到洋教士的掩护，革命党内有不少人士为基督教徒，因而，革命派不赞成反洋教亦在情理之中。但除却感情层面的因素，仔细分析则会发现，革命派反对盲目反教，主要是为避免列强借口教案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在革命话语体系下，引导民众由反教向反满的转变，也是革命派反教思想的一大特色。

革命派创办的刊物大都流露出反对闹教排外，主张通过修政争胜的方式来文明御侮，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反洋教的态度和认识。下面分别以革命派创办的政论报刊、白话报刊及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期刊为例作详细分析。

（一）政论报刊的反教思想

革命派报刊首创于义和团运动期间，最早创办的是《中国日报》与《中国旬报》。《中国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最早的报刊。据载：“报主人见众人之皆醉而欲醒之，俾四万万众无老幼男女，心怀中时刻不忘乎中国，群策群力维持而振兴之……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3］2作为革命派早期的两份主要刊物，《中国日报》与《中国旬报》对义和团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论，观点基本一致。除了不赞成义和团盲目仇教之外，也对列强在中国烧杀掳掠，清政府剿杀义和团以及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予以揭露。

《中国日报》对国内仇教之事进行报道，从其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报的态度。首先，注重依约办理教案。该报对清廷拟定教务专书、教案交涉编书、设教案会审公厅及编定传教约章等事积极报道。《拟订教务专书》报道了外务部将各国与中国教案之交涉、历来民教交涉之案、教堂逐年添设数量、华人入教数量等，详细编订一书，并附载各国通行之教约，颁发各省洋务局、交涉局，以资考证［4］。《廷议设教案会审公厅》刊登了清政府拟添设教案会审公厅，延聘外洋律师会同官员，专理民教交涉案件，以期持平办理，以免民教冲突［5］。该报还对清政府饬令编定传教约章、编辑教案交涉书籍的做法适时报道，并把辑录的条约连续刊发［6］。对这些内容的提倡，可以窥见《中国日报》赞成向西方学习，通过修改律例达到持平办理教案的目的。其次，避免因闹教导致的列强干涉。为了避免列强干预革命，革命派宣称自己能够保护外人，能禁人排外仇教，并把民众反教的原因归结于地方官办理不善，袒护教民及谄媚外人。这一认识是很多刊物共同的主张，但其出发点却不相同。清末改良派力主此说，是为了呼吁变法改良以期持平办案。而革命派力主此说，则是为了推翻办案不公的清政府。该报指出清朝官吏为制造排外闹教之工匠，“诸凡仇洋闹教之案，无非不肖之地方官为之厉阶祸胎也”，而革命派则与腐朽的清朝不同，“革命者保护外人，且能禁人排外仇教，而以公法自治者”［7］，所以列强不应干预能够遵守公法、保护外人、禁人排外的革命党。

《中国旬报》是革命派创办的另一重要报刊，与《中国日报》同时创刊于香港。《中国旬报》是在《中国日报》的基础上汇编而成，但在议论方面又较日报为优。《中国旬报》在批评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同时，对其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气未死”，是“伸我主权”，虽“其举动可笑”“可恶”，但“其热心则可嘉”［8］。其中《主权篇》评价义和团“独惜其智识未开，不思划除国内之虐政，不度德、不量力而遽与外人为难，为可慨耳”。该文站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立场上指出，义和团民众受清政府的压迫而不觉，以为生计艰难等现实困苦，皆因洋人来华攘夺所致，因此才有拼死驱逐外人之举。倘使其能知国民之贫苦，皆由“官吏之抽剥”及不善经理财政所致，中国国民见凌于外人，皆由官吏不善办理交涉及退让迁就外人所致，“吾知所谓义和团必不为灭洋仇教之行，而为除暴去贪之是矣”［9］。文中试图把民众的仇洋灭教行为，引导至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立场上去。

之后，革命派另创一份更重要的刊物——《民报》来宣传其革命主张。以政治主张宣传为旨归的《民报》对反教关注相对较少，主要是从宗教的学理意义上来看待。作为主要撰稿者的章炳麟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从哲学思想上分析基督教的荒谬性，还以基督教经典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来驳斥其有神论。此时对洋教的批驳，已经把它纯粹放在宗教归属之下，提到科学与迷信、有神与无神的哲学高度。这一思想是1922年以后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先声，已超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不多赘述。

（二）白话报刊的反教态度

为了使革命主张能够传达于文化程度不高及识字不多的城市贫民、会党、新军等群体，革命派人士创办白话报刊以作宣传。革命白话报刊中较为著名的有《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扬子江白话报》《武昌白话报》《直隶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等，其中《杭州白话报》对反教的关注较具代表性。

《杭州白话报》于1901年6月在杭州创办，主办者为杭州名士项藻馨。该报为旬刊，每月逢五出版，停刊于1904年1月，共出82期，是我国创刊较早的白话报之一。主持编务者先后有林獬（宣樊子、林白水）、孙翼中（独头山人）等人。24年后，林獬回忆此事，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说到《杭州白话报》，算是白话的老祖宗，我从杭州到上海，又做了《中国白话报》的总编辑，与刘申培两人共同担任。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报纸来做革命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10］《杭州白话报》初创时栏目有论说、新闻、历史故事、科学知识及杂文等。论说栏目向民众灌输新观念、新思想；新闻栏目开阔百姓的视野；历史故事介绍各国家与民族社会变迁的经验和教训；科学知识栏目向下层社会传播新知，此外，杂文栏辑录并刊登通俗歌谣及唱词等内容。虽然宣传新知与革命是《杭州白话报》的主要意图，但对反教的关注亦是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对国人仇教及如何对待教案都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第一，否定盲目仇教，主张文明排外。《杭州白话报》对义和团运动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说它是一场“胡闹”“乱闹”“瞎闹”，是以“仇教为名恣抢掠，假托神佛逞暴虐”，是“为害地方、扰乱世界”的“祸之根”“乱之源”，是“妖民闯下的弥天大祸”。还认为参加义和团的群众是“匪”“乡间蛮百姓”，参加斗争的妇女是“包头红布贼”等［11］。《杭州白话报》虽然指出义和团的发生“一半都是要想出气”，也揭露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仓、大沽地区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但却认为八国联军的侵华之战是“拳匪招来的”，是中国人“不懂游历”，“不与教民和好”，并说义和团遭到残酷镇压是“咎由自取”“死得活该”［12］。这些语言过于激烈，抹杀了义和团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该报主要站在反教导致祸端的立场来考虑，“中国多一重教案，百姓多吃一重苦，即中国多受一重害处”，“教案一起，不是百姓杀头，知县参官”，就是“地方赔钱”，“教案愈闹，百姓愈苦，国家越穷”，最终只能是“弄成大祸没收场”［13］。因此，该报竭力反对盲目反教，认为即使外国传教士有不法行为，也不应动蛮，要讲礼貌，主张文明排外。

第二，鼓励开启民智，提倡自强争胜。《杭州白话报》声称创办此报是为了造成新风气、新知识和新中国。其宗旨是既开民智又鼓民气，两事并重。办报者认为：“不开民智，便是民气可用，也是义和团一流的人物；不作民气，便是民智可用，也不过是作个聪明的奴隶。”［14］既否定徒逞民气盲目排外，又反对仅开智识而不讲爱国精神。开民智之意在该报的各个栏目中皆有体现，如“论说”“中外新闻”“时事”“杂文”等。尤其在通俗栏目中，《杭州白话报》开启民智，劝谕莫盲目闹教的意图更为明显。在“杂文”栏中，第一期就辑录《湘报》上的《大家想想歌》（中有劝谕民众莫闹教的内容）。第五期至第七期以及第十三期中的“杂文”栏中，刊登笔名为“竹实饲凤生”所写的《唱团匪认祖家》《唱团匪闹京城》等唱词，向民众传达闹教的后果。《杭州白话报》开辟了“俗语指谬”“俗语存真”两个专栏，把日常生活中的俗语集中起来，用通俗浅显的文理逐条分析，指出哪些有害，哪些有益，鼓励人们弃旧从新，树立新风尚。其中“俗语存真”一栏，在“人争气，火争烟”条中，对国人反洋教斗争进行批评：“错了，错了，大错了，要想这样出气，就是闹到落花流水还是自弄自，自杀自，再再没有出气的地方。”［3］78《杭州白话报》上《本报二年期满总论》文中宣称，该报因此增加发行量至近千份，发行处也由原来的3省6处增加至7省22处。浙江求是书院、武备学堂的学生更是自费购买数百份，散发给一般民众阅读［3］77。

除了开通民智外，《杭州白话报》还主张遵守国际公法来对待教案。林獬在《俄土战争》［15］中借批评土耳其不遵守公法不时闹出教案，来讽喻中国也应变法维新，切莫盲目闹教。该报认为，若是一味闹教排外，就与公法相悖，它借土耳其闹教之事来劝谕国人。“但说这竞争的道理，也总要守着一定的章程，断断不能瞎闹蛮打的。……他们各国，起他们教堂，你们土耳其也起自己的教堂，总归能够奉着自己的教，那别国的教，自然渐渐地衰败下来，这就是教务上竞争的一定章程。谁知那土耳其，并不理会这种道理，只一味说那外国人不好，传教的害人，不由分说，瞎闹起来。因此各国都当他是野蛮的国度，一切文明国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许他享受了”。《杭州白话报》之所以讲土耳其之事，就是因为它与中国情况相似，借此倡导遵守国际公法，实行文明排外，还主张自修宗教以抵制外教。

此外，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于1905年1月在河北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与《杭州白话报》的旨意略同。该报宗旨为“开通民智，提倡学术”，它劝谕国人抛却盲目自大的传统观念，主张虚心向外国学习，从而自立自强。《直隶白话报》明确反对盲目闹教，提倡文明排外，其上的不少文章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此意。诸如《劝直隶人普及军国民教育》一文说：“那一般做义和拳的，也都是有不怕死的尚武精神，激起一种排外的思想，这原不能说不好。但那是野蛮的排外，不是文明的排外。”［16］它所谓的“文明排外”，就是通过自立自强、富国强兵及发展教育来抵御列强的侵略。

（三）留日学生所办刊物的反教思想

清末留日学生创办了大量的革命刊物，这些刊物多以他们所在的省区或地域特色命名。这些刊物除宣传民族独立，抨击君主专制，鼓吹排满革命等政治思想外，大多对反教亦有所关注。从这些刊物的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其观点大致为，诫谕盲目仇教、鼓励修政弭患、主张推翻办案不力的清廷、调和民教冲突等。

第一，否定盲目闹教，鼓励修政弭患。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在对待反教的态度上有大致相同的倾向，那就是反对野蛮仇教，主张通过改革内政来消弭教祸。《四川》上发表的《排外与仇教》一文对国人仇教排外的举动深感痛心，“独惜拒之无术，而出于仇教之下策，不能不太息其操术之愚矣”。所以用此刊正告四川同胞，“仇教者非排外也，实揖外人而进之也”，并对民众的反教方式进行批判，“今乃仇洋闹教，鹜于野蛮”，排外以仇教为手段则“愚不可及，其祸尤不可量”。同时指出，国家在内无实力的情况下，盲目反教排斥外人，不仅“无毫发之益，而且负丘山之累”。因此应避免盲目反教，主张从改革国内政治、教育等入手来消弭外患，“吾知外人利用宗教以构隙，则当为实力的竞争，勿为虚气的暴动。从政治、教育、军事、实业各方面，着着进行。而不当以至可宝贵之土地，易彼不甚爱惜之教堂，使彼借为口实，以攫取我之铁路建筑、矿山采掘权”［17］。

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洞庭波》，批评了湖南守旧士绅排外方法的愚昧，指出不久前发生的辰州教案、衡州之役皆因仇教而起，并评价此举是“害世界之交通，作文明之公敌”［18］。同时指出，在权利争长与环球大通的现今世界，国人应该明白“闭塞”不同于“独立”，“媚外”不同于“外交”。人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对外观念，既不能把仇教当作自卫之道，也不能听命于人，丧失主权。

云南留日学生所办《云南》，也对仇洋闹教极为担忧，“仇洋闹教之野蛮举动，时时或不免，至其结果则赔款足以伤元气，启衅足以速灭亡”［19］。《云南》积极劝谕乡人多阅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长个人智识，催发国家观念。同时，鼓励云南人不能徒逞虚气、螳臂当车，而应该和外人争夺利权，从铁道、矿山、学校以及农工商业各方面进行。

第二，批判办案不力的清政府，并建议调和民教。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还以排满革命的立场，对办理教案不善的清政府及其官员大加批判。例如，《鹃声》第一、二期连载的《瓜分中国之原动力》一文指出，民教不和的缘故是现在的清政府和官吏不好，他们遇教案不能秉公办理，只会奉承教民与教士，不能替百姓做主。在批评清政府及其官吏办案不善的同时，该文提出了处理教案的策略。开通民众智识，使人们不为吃小儿、采红丸的谣言所惑；仿警察的办法，认真整顿保甲，使土匪无容身之地；广设戒烟局，多设手工场以安置失业的游民。以开通民智、维护治安、安置失业的方法来防止民众闹教，体现了从解决社会内部积弊以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

同时，出于对列强借教干涉的担心，它们主张对教堂实行保护，并且把调和民教作为当务之急。“保护教堂，就是保护我们中国的土地，就是保我们各人家室财产”，“中国今日的急务，第一要先调和民教，以杜绝外人的干涉，然后才能够下手办各种事情”［20］。把杜绝外人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作为中国实施各项改革措施的前提。

三

革命派所办报刊在革命话语体系下，表达了对反教的看法以及消弭教祸的主张。充斥于革命报刊上的反教思想主要是文明排外、修政弭患，避免闹教导致国家主权利权丧失，暗杀办理教案不公的官员以及推翻办案不力的清政府等，其中流露出鲜明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倾向。前期反教中表现出的不顾时局、不计利害一味拒斥及驱赶的反侵略方式，被清末年间改弦更张以求自强的社会变革潮流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利权不使外让的思想所取代。从此，优胜劣败的竞争观念、自强御侮的反抗意识以及富国强兵的救国愿望，充斥于清末的思想界。

革命派报刊上对反洋教的看法及观点，随着报刊的发行和传播从而流传广远。在与其他派别的报刊一起营造的社会舆论中，盲目反教排外逐渐失去了舞台。反教思想上的变化在清末借助以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大众进行传播。这样以来，前期催发盲目闹教的反教揭帖、告白等，被宣传文明排外与自强争胜等观念的近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取代，从而在传播范围和力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如果说弛禁初期以反教揭帖等文件来作宣传，从而激发了人们对洋教的憎恶，造成了盲目反教的社会风气的话，那么以近代大众传播媒介——报刊为主要方式的宣传，则使理性反教的认知得以勃发，从而触发文明排外的舆论氛围。

清末最后几年，国人反抗列强侵略、保卫自身权益的各种行动，均采用了与暴力闹教排外相反的方式。抵制洋货，回收矿权、路权等运动，是清末官绅民众利用文明和理性手段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反侵略的意志未曾打折，但其行为所昭示的文明气息，已今非昔比。“综观我国之民情，此一二年来，实与三年以前大异。我国内政之不修，外患之交迫，皇皇然有不可终日之势，此果已种之数十年，顾甲午以前，通国殆无一人言之者，甲午以后，言者稍稍见，听者亦渐不骇怪。戊戌以后，言者渐众，听而信者亦渐多，庚子以后，则凡居于交通之地者，几无不知国情之大概矣”［21］。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清末年间报刊媒介对社会大众进行的引导和启迪不无关系。革命派所办报刊在反洋教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人反侵略思想的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74.

［2］冯自由.革命初期之宣传品［M］／／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3］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拟订教务专书［N］.中国日报，1907－02－19.

［5］廷议设教案会审公厅［N］.中国日报，1907－10－10.

［6］教案交涉编书［N］.中国日报，1907－12－23；编定传教约章摘要［N］.中国日报，1907－12－23；续编定传教约章摘要［N］.中国日报，1907－12－25.

［7］外人不必注意党军而当注重教案［N］.中国日报，1907－10－04.

［8］中国轻重论［N］.中国旬报，1900－11－26.

［9］主权篇［N］.中国旬报，1900－12－26.

［10］林白水.答吴稚晖先生［N］.社会日报，1925－12－06.

［11］竹实饲凤生.唱团匪认祖家［N］.杭州白话报，1901（5－7）.

［12］突飞子说.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公理［J］.杭州白话报，1901（9）.

［13］赔款数目［J］.杭州白话报，1901（1）.

［14］谨告阅报诸公［J］.杭州白话报，1901（33）.

［15］林白水.俄土战争［J］.杭州白话报，1901（11－15）.

［16］绍文.劝直隶人普及军国民教育［J］.直隶白话报，1905（6）.

［17］梧生.排外与仇教［J］.四川，1907（1），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1069－1072.

［18］二十世纪之湖南［J］.洞庭波，1906（1）.

［19］崇实.论云南人之责任［J］.云南，1906（3）.

［20］瓜分中国之原动力［J］.鹃声，1905（1－2），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Z］.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567－572.

［21］论吾民亟宜解释外人之疑［J］.外交报，190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