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燃明灯，大河尽枯流：谈当下作为“症候”的知名诗人长诗写作

李海英

长诗写作在近几年来很令人瞩目，一批一九八〇年代成名的诗人都陆续有长诗出现。诗人们的意图在长诗文本中毕露无遗：柏桦在重启某种中国文人士子的内在追求，欧阳江河试图为我们民族重塑某种崇高精神，西川要用新历史主义的态度完成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萧开愚是站在地方志的某个支点上把脉当下社会的种种症候。至于技巧上更可谓穷尽了现代诗歌写作的种种，有对百科全书式文本的追求，有对元诗歌写作的探索，更有创造史诗写作的幻象……此类文本一经推出，皆在诗歌界引起很大轰动且获得广泛赞誉。然而，这些长诗里面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文体创新的华而不实。长诗所实验的元诗歌写作、史诗写作、地方志写作和百科全书式写作，均显露左支右绌的窘蹙。柏桦有元诗歌意识，其长诗《水绘仙侣一六四二-一六五二：冒辟疆与董小宛》选择晚明冒董二人的小世界以“对个体生命做一番本体论的思考”，并阐释“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该诗由四部分组成：序、一首长诗、九十九个注释、一篇近三万字的评论。其中的九十九个注释多达十几万字，其意图是探索元诗歌写作。但从文本来看，柏桦做的工作只是“引证”与“解说”，他像个热情的“导游解说员”，时时刻刻都在指指点点，生怕读者对“人生”、“女德”、“闲情逸致”、“恩爱”、“风情卓绝”等所谓的人生命题与生命景致视而不见。可事实上今天的读者对这些被浓墨重彩“注释”的事物并不陌生，柏桦巨量的注释材料不过增强了一点儿已有的固化印象，还不时地制造陈词滥调的暴力灌输，使文本诗意与所谓的“逸乐”精神被无限稀释。

二是诗学观念与文本的脱节。西川的长诗《万寿》原本是想在新历史主义的关照下把晚清至现代的人物、风俗、事件涵括在一起，以进入历史内部揭示交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内部的复杂人性与文化逻辑。遗憾的是，他是以直接植入的方式对历史材料简单罗列，此事件与彼事件并不形成意义关系。语言路数则是混合箴言语式与油滑修辞：一方面通过复述历史中某些通常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件把语言制作成一本正经的警世箴言，一方面又通过抖露各种历史八卦和小段子把语言变成毫无重量的油嘴滑舌，把语言上、诗意上、观念上的“轻”和“重”不加分类地随意抛掷。此外，文本虽选择从晚清到现代至当下这段时间作为历史语境，但“从该诗中丝毫看不出一个写作者本应有的对晚清以来历史的深刻理解或洞见”。①张桃洲：《近年来诗歌的观感及反思——一份提纲》，《红岩》2014年第3期。

三是信息内爆引发的意义消歇。萧开愚原本善于处理复杂的题材，其近作长诗《内地研究》是要把宏观的结构框架（上层建筑）与个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框架的变迁以及它对个人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全景式地展示出来，然而文本中关于GDP、税收立项、高铁建设、转基因农作物、上访、矿难、生态环境、少年犯等材料过于繁密了，它们挤抗在一起几乎分不清眉眼。当这些材料以新媒介播放画面的方式翻滚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信息因过量而发生了连锁式的内爆，其意义在内爆中只剩下一捧灰烬，无力承载许多东西。

四是诗人自觉与批评的失范。欧阳江河二〇〇〇年后曾一度停止创作，二〇一〇年推出的长诗《泰姬陵之泪》，除了体积膨胀了许多之外，其思维方式、修辞方式、话语方式都没有更新。而《凤凰》一诗，则是遍布了诗人自己的前文本，很多细节都是照搬他之前的一些诗作。尽管该诗也涉及到神话、历史和当代生活中工业建设、艺术问题、精神失落、神话流俗等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的扫描，所谓的对当代生活全景式的“洞察”，其实不过是将“一种失败感转瞬化为崇高的审美胜景”，且“包含了享乐的气质”。②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首长诗的阅读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然而吴晓东教授在长篇评论中却简单套用艾布拉姆斯提供的“史诗模式”对之进行夸饰的激赏，“（《凤凰》）追求对时代的全景式和立体性的观照和把握，试图以史诗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当代神话的形式，为当代的生活提供一种全景式或美学抽象”。③吴晓东：《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东吴学术》2014年第3期。

长诗有其自身的规范，它不是局部相加等于整体，也不是很多短诗的排队集合，尽管现代长诗中确有由短诗组成的案例，但毫无疑问，那些被认可的长诗文本有其确定的规范性，比如结构内在的完整性，意义内在的同一性与关联性，形式上的独立性与建构性，内容上的包涵性与拓展性。更重要的是，不管言说之物是什么，文本必须首先是“诗”，而不是观念阐释、文献汇编、读史札记、调查报告、短诗拼贴之类的东西。二十世纪以来，艾略特、史蒂文斯、埃利蒂斯、帕斯等人早已提供许多杰出文本。

国内知名诗人近些年致力长诗写作，根本原因应是诗人使命感所促使的：要呈现所处时代的症结，要完成时代的代表之作，要达至艺术的至高点树立里程碑式的标记，非规模宏大不可展现。此诗学抱负理应得到尊敬，然而近些年的长诗共有的现象却是诗学意图与文本结果恰好成反比。此种状况的出现，我想与他们近些年的创作状态有关，在最近的五-十年，一些知名诗人虽不断有新文本产生，但就文体或诗思来讲实无出新之处，甚至远未达及之前的代表作，换言之，这些知名诗人的创造力似乎有些停滞了。在此状况下，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在“鸿篇巨制”上，其结果必然只是对文本进行了量的扩展，而不大可能实现质的探索，柏桦貌似是元诗探索实则成了主题先行的强行拼装，西川百科全书式汇聚的“历史断片”成为读史札记，萧开愚的综合写作成了写作综合症，欧阳江河的当代史诗不过是前文本的剪辑而已。失败的方式不同，但结果却如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