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国、跨国和全球视角——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文献述评*

刘燕玲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30)



居住国、跨国和全球视角——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文献述评*

刘燕玲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630)

[关键词]美国华人；身份认同；跨国视角；全球视角

[摘要]本文从居住国、跨国和全球视角对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部分相关文献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并分析这三种研究视角的问题与不足，试图探索当代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范式，并指出其实证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Host Country, Transnational and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Liu Yanli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from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host country, transnational and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 and pointing out their respective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heo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ies and make some proposals for its empirical studies.

关于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李其荣、潮龙起、吴前进等教授的著作和论文①请参阅李其荣《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续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美国华人新移民第二代及其身份认同》，《世界民族》2012年第1期。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华人跨国主义研究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周聿娥、代帆：《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转自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吴前进：《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华裔馆出版社，2007年。陈奕平、朱磊：《美国华人的多元认同及中国民众的反应——以骆家辉为例的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然而，由于美国华人学者长期生活在美国，其所占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和自身的经历使他们的研究更为丰硕和深入。因此，本文拟对美国华人学者在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并分析其研究视角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探索当代美国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范式及其对实证研究的启示。

一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三种视角：居住国、跨国与全球视角

从研究视角来看，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居住国的视角，即从移民是否融入或同化于居住国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其身份认同，这是最常见和最传统的研究范式；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视角，即研究者在关注移民融入或适应居住国社会文化的同时，更强调他们与祖(籍)国千丝万缕的联结；三是全球视角，采用这种视角的研究者强调移民的“散居意识”和“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网络。下文就从这三个视角，初步梳理和归纳美国华人学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1.居住国(美国)视角——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从居住国视角对美国华人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存在着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二战前的时期，美国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模式主要是“落叶归根”的模式。在这个时期中，大多数华侨华人怀着“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思想，只把美国当作临时的客居地。美国主流社会也认为华人顽固保持着“古怪”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忠诚感，并永远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是美国社会中的“不可同化”者和“他者”。因此，学界的基本共识是早期的美国华人主要是“侨居者”，中国的家乡认同和忠诚感是其主要的身份认同。第二个是二战以后的时期，主要以“落地生根”的认同模式为主。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很多美国华人主动寻求融入主流社会，努力争取平等的种族地位和公平的社会待遇，他们的身份认同也随之逐渐转变，“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s)成为大部分人的身份标签。很多学者认为，二战期间是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时期。

“美国华人研究之父”麦礼谦先生所著的《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一书就是讲述这段历史的经典之作。在书中，麦礼谦先生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华人遭受社会歧视，为了捍卫并促进本身生存的权益，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行动往往是以种族认同感作维护。‘大家都是唐人’是一句当时常听见的口头禅。”二战后，由于华人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经济力量的增长，加上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民权运动的影响，美国华人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美国民族的一部分，从而开始把美国当做自己的国家。而这种思想在二代华裔身上尤为浓厚。因此，美国华人的心态由“落叶归根”发展到“落地生根”，他们由“旅美华侨”演变为“华裔美国人”。

陈舍洪(音译)(Shehong Chen)在《身为中国人，成为华美人》(Being Chinese，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一书中也介绍了1911年至1927年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转变历史。作者认为从1820年至1924的一百年间，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非常明确。他们把自己当成“金山客”，是客居美国而终将回国的“华侨”。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美国华人对怎样建立现代化中国持不同的态度和意见，美国华人社会发生了分裂。同时，1915年当民国政府首次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时，美国华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局限，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发展成型*Shenhong Chen，Being Chinese，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2.。

宋静宜(音译)(Jingyi Song)在《建构与重建华美认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的纽约华人》(Shaping and Reshap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New York’s Chinese during the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一书中也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华人身份认同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排华法案的实施使早期的纽约华人形成了比其他族裔更加复杂的双重身份认同，但这种双重认同显示出的不仅仅是华人和中国的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美国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另外，与很多学者不同，宋静宜认为二战期间，美国华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中国认同，而且是他们作为美国人在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责任，因此，他们得到了其他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作者指出，二战中美国华人对美国表现出来的忠诚感，再次反映出他们渴望成为美国人的美国认同*Jingyi Song，Shaping and Reshaping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New York’s Chinese during the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Maryland: Lexington Books,2010.。

佟本森(音译)(Benson Tong)在《新美国人》(The New Americans)一书中也认为二战是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时期。战前，美国华裔青年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和就业的“死胡同”，但二战的爆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由于华人在二战期间积极参军以及在军事工业和相关行业中做出的杰出贡献，也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政治军事联盟，美国的主流社会逐渐改变了对华人的看法和态度。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自身接受的美国教育使很多华裔青年完全认同美国。二战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更使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趋向复杂化*Benson Tong，The New Americans，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2000.。

宋李瑞芳在《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一书叙述了华人从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批移民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试图纠正美国社会对华人形象的歪曲丑化，并明确地指出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状态：“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心里将永远怀念自己的祖国，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对美国缺少忠心或爱国精神……他们正在加入到美国生活的主流中来。”周敏也在《唐人街》一书中指出，早期的美国华人主要是“苦力”和“临时侨居者”，他们都只是梦想着衣锦还乡，“根本不想被同化”，而1965年以后到达美国的新移民大多相反，“他们一到达美国，就力图马上被同化进美国的主流社会，想实现美国梦。”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类型，王灵智教授做出了较好的归纳。他认为历史上美国华人存在着5种不同的身份认同类型：第一种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美国主流社会的观点，即华人移民是“外国人”或“落叶归根”的“侨居者”类型。第二种是完全同化的“斩草除根”类型。这种认同类型始现于20世纪初的华裔青年当中。一些华裔青年由于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的美国学校教育和基督教会的影响，开始厌恶父辈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认为中国文化代表着落后与压迫。于是，这些华裔青年尽力远离唐人街，拒绝中国文化，追寻美国白人同伴的生活方式，参加白人的活动和教会等。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这些华裔青年往往会因为自己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而产生绝望的心理和身份认同的危机。第三种是调整适应后的“落地生根”类型。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很多华人被迫改变他们的“侨居者”心态和生活方式，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种类型是“寻根问祖”的认同模式，它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是美国少数族群寻求族裔骄傲感和族裔意识的体现。第五种类型是“失根群族”，这种类型主要是指那些非法移民、政治犯和在天安门事件后滞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这些中国人或被迫或自愿地留在了美国，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回中国探亲或工作，因此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根。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华人和新移民的身份认同，有些学者侧重于强调其“落地生根”的努力及其身份认同的不同类型和复杂性，有些学者则指出美国华人不断增强的族裔认同和文化自信。例如，在《族裔性与企业家精神：旧金山湾区的华人新移民》(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一书中，作者王保华教授以旧金山湾区的华人新移民为对象，重点研究新移民怎样运用族裔资源和个人资源去实现在美国的经济适应。他认为移民为了解决在美国定居时所面临的问题，主动运用他们的非经济资源，即家庭、亲属、社区和文化价值观等资源去跟主流社会的经济环境互动。族裔文化以前被认为是阻碍移民向上经济流动和高度融入主流社会的“包袱”，现在却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经济资源。他指出在湾区的华人新移民中，至少存在4种主要的适应类型：(1)完全同化(即“西化”)类型；(2)混杂类型(既保持中国文化的人文/人情思想，又吸收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技术和民主思想)；(3)保持中国文化和认同类型；(4)与海外华人交往，但对亚洲和族裔身份不关心。第一种类型的移民只有少数，大多数移民属于第二种类型，而第四种类型的人主要是为了生活而疲于奔波的水手、学生和商人等。王教授指出，“落地生根”是大部分移民的梦想，而全球经济的转型、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华人事业发展中的“玻璃天花板”导致了一部分人的跨国活动和回归中国。

王保华教授对加州硅谷从事信息产业的专业技术华人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和观察后，在《硅谷中的华人：全球化、社会网络和族裔认同》(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social networks，and ethnic identity)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之前就提出的观点：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并没有持多国护照，既没条件也没打算拥有双重国籍。相反，他们坚持不懈地在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融入而奋斗着，大部分人都想“落地生根”，都希望能尽快融入或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中，有些华人移民加强了与中国国内的联系，并实践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跨国活动，但他们的跨国活动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是为了实现在美国社会的向上社会流动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策略。也就是说，他们的跨国活动并不是出于对母国的认同，而是为了自身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在文化认同方面，王保华教授认为硅谷华人的文化保持与其他族裔一样，丰富了美国当代的多元文化生活，而这种文化保持并非对祖籍国中国的忠诚感。因此，美国华人与其他族裔一样，都应该属于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另外，由于硅谷华人来源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多华人并不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活动，他们甚至刻意保持与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政治距离。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参与却比较热心。

邝治中教授和夫人米塞耶维奇(Peter Kwong & Dusanka Miscevic)合著的《美国华人：美国最悠久新社区不为人知的故事》(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一书对美国华人150年的历史做了详尽细致的描述。该书特别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华人数量的增加和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美国华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在华裔学生的要求和美国华人的“游说”下，美国各所大学纷纷开设亚裔研究课程，中文也成为很多学校的选修课，专门针对亚裔人的文化产品如报刊、杂志、电影、音乐等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

由于亚裔在美国是一个种族类别，也由于其相近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地位，很多美国学者把亚裔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例如，卫威廉(William Wei)在《美国亚裔人运动》(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一书中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亚裔人的“种族意识运动”。威廉指出，这场运动主要是亚裔中产阶级为了争取种族平等、社会公平和政治权益而发起的改革运动。这些土生土长的亚裔虽然已经完全同化于美国的主流文化，但仍然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侨居者”。因此，他们团结起来，重新解读祖先的历史，反抗美国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刻板形象”，建构集体的亚裔文化和黄种人的族裔意识，发展起独特的亚裔人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以上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对美国华人的历史或现状进行民族志式的详细描述，大致上属于美国族群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华人在美国的活动和社会文化适应形式，其研究视角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居住国视角，体现了“国家中心论”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献中，关于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叙述部分往往只占了一小节或只是分散在各个章节中的聊聊几笔而已。因此，美国学界关于当代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专门研究还有待加强。

2.跨国视角

在国际移民学界中，移民研究的传统理论模式是以居住国为视角的同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型，美国的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频繁往返的移民，并开创了国际移民的研究新框架——移民跨国主义理论(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随着移民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有些美国华人学者也开始用跨国的视角解读美国华人的历史和认同。这些研究既强调了他们在美国的身份抗争活动和适应过程，也突出历史上美国华侨华人与祖国家乡的联系和跨国经历。

例如，在《梦黄金，梦家乡》(Dreaming of Gold，Dreaming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1882-1943)一书中，徐元音(Madeline Yuan-yin Hsu)讲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美国排华时期广东台山移民的跨国经历。带着对家庭、家族和家乡的责任和忠诚，很多台山人在排华时期成功地突破美国政府的关卡，来到加州追寻美国的黄金梦。这些台山移民在长时间的苦力劳动之余，常以赌博、嫖娼和吸鸦片为娱乐。同时，他们设法把从少得可怜的薪水中积攒下来的储蓄寄给家乡的亲人，梦想着攒足钱财回家“光宗耀祖”。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和清政府的规定，这些台山移民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既非中国人也非美国人。然而，通过汇款等跨国活动，这些移民与台山的家人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连结，他们不仅自己认为，还仍然被台山的当地人认为是家乡的成员。作者认为，在努力融入全球经济和劳务市场的同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台山人根据自己的理性选择，在太平洋两岸建立起一个不受地理边界和国界限制的移民社会。

同样，在《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一书中，陈勇讲述了1850年至1943年旧金山美国华人的跨国活动历史。他指出在这段历史时期，总体上美国华人在面临着生存和融入当地社会这两个问题的同时，文化上继续认同中国，并通过多种途径保持与祖国的紧密联系。这些与祖国的纽带最终成为华人移民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宝贵资源，成为他们赖以承受艰辛的日常生活的希望和力量的源泉。也就是说，跨太平洋的联系增强了他们追求美国梦以及公民权利的力量。

陈素贞(Sucheng Chan)编辑的美国华人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美国华人的跨国主义》(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 The Flow of People,Resources，and Idea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中的八篇文章记录了美国华人在排华时期中，通过人员、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越洋交流与中国保持不同途径的连结*陈素贞编辑的Entry Denied(1991)，Claiming America(1998),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200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美国华人的历史和认同。第一部的8篇文章分别分析了排华法案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和华人怎样反抗歧视和美国法律对他们的限制，第二部的文章集中讲述了华人怎样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园和努力同化为美国民族的渴求。。陈素贞认为这些文章真实地反映出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因此，美国华人的历史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的理论。

另外，在《美国华人和种族文化政治》(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Culture)一书的前言中，陈素贞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华人研究学界存在两个倾向——一是文化历史，二是跨国主义及散居和全球化。在美国华人研究中，文化历史一直充满着争议。排华的一派认为中国移民永远忠诚于中国文化，所以不愿意或不能够同化。另一派历史学家们却反复验证说中国移民在很多方面的确同化了，而且他们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为了强调中国移民的同化，他们只能故意忽略华人对中国文化的保持和与母国的联系。

令狐萍教授编辑的《美国亚裔人——新型社区的形成和边界的扩张》(Asian America: Forming New Communities，Expanding Boundaries)一书收纳了多篇研究美国亚裔新移民社区的佳作。在该书的第二章中，刘海铭教授分析了美国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家庭模式，指出这种跨国模式是华人移民为了生存和向上的社会流动而采取的“创造性”和“适应性”策略。在《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一文中，刘教授认为“华人餐馆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跨国的历史。”他说：“当中餐馆、杂货店及华裔的购物中心醒目地出现并扎根于南加州的圣盖博谷地区时，华裔美国人的跨国文化认同已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

美国华人学者孔秉德(Peter H. Koehn)和尹晓煌(Xiao-Huang Yin)在他们合编的《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一书中，指出100多年来美国华人“建立的中美之间的跨国交往与纽带虽有变化，但却持续不断”。今天的美籍华人活动更跨越国界，遍及四方，“建成了一面多渠道、高强度的跨国关系网”。该论文集包括了华人跨国家庭、留学生、科技商务专业人员、文学、政治、报纸和企业等方面的研究。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系的连培德教授对美国华人的跨国主义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与克里斯特安·科里特(Christian Collet)合编的《亚裔美国人的跨国政治》(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一书中，连教授指出美国的移民跨国主义理论主要是以拉美和加勒比海移民为研究对象，而针对亚裔移民的跨国主义研究却相对缺乏。因此，连教授等人于2000—2001年开展了美国首项针对亚裔人政治跨国活动的综合性调查(the 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PNAAPS)。调查结果显示，与拉美移民一样，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活动的亚洲移民只有较小的比例，但大部分人对祖籍国的新闻比较关心。总的来说，移民前在国内就比较活跃地参政，移民后较为积极地参与亚裔政治活动和族裔社团的人在美国的参政也较为活跃。连教授的调查结果表明，移民的祖籍国政治参与和居住国参政可以同时共存，祖籍国的参政甚至可以强化其在居住国的参政意识。连教授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对美国华人的政治认同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请参阅Christian Collet & Pei-te Lien eds.，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9; Lien，Pei-te,“Homeland Origin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among Chinese in Southern Californi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31，No.8，2008，pp.1381-1403；Lien，Pei-te,“Places of Socialization and (Sub)ethnic Identities among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the 2007 Chinese American Homeland Politics Survey”，Asian Ethnicity,Vol.9，No.3，2008,pp.151-170；Lien，Pei-te，“Pre-emigration Socialization，Transnational Ties，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A Comparison Among Immigrants from China，Taiwan，and Hong Kong”,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0，No.3，2010，pp.453-482.。

3.全球视角

在华侨华人研究中，采用全球视角的学者倾向于把全球的华人看作一个“去地域化”的网络或群体，其身份认同也不再局限于中国或居住国，散居、华人网络、“华人性”(Chineseness)和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是这类研究经常重点讨论的问题。

杜维明教授在《文化中国——从边缘为中心》(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一文中，提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他认为“文化中国”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以及新加坡，一个是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会，一个是与中国事物相关的国际学者、学生、政府官员、新闻工作者和商人组成的国际社会，包括非华人。”杜教授认为，“文化中国”的出现显示了全球华人知识分子在种族和文化上作为“华人”的“共识”。在“文化中国”中，“华人”并没有地理的中心，只有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在全球语境下，台湾、香港和北美等地的华人希望通过对共同文化的强调构建起华人的跨国网络。

在王爱华教授和诺尼尼教授合编的《无根帝国——现代华人跨国主义的文化政治》(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一书中，作者们指出华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必须超越以地理边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束缚，“领土”“地区”“国家”“族群”等概念都属于前全球化时代(preglobal)。另外，当代华人的“中国性”不再是具有多少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或道德，而是在全球资本和全球现代性的力量中与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王爱华和诺尼尼认为对于具有世界主义观念的后殖民主体来说，身份认同是一种政治，而不是祖先的遗产。

在另一本经典著作《弹性公民身份：跨国的文化逻辑》(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中，王爱华教授从分析香港回归前很多人的“多护照”身份出发，指出在政治动荡、人类迁移和千变万化的全球市场中，护照所赋予的国家身份和个人认同越来越成为不同的实体。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移民日常的跨国实践和跨国连结是具体权力语境中的一种文化政治形式。她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及个人都发展了关于公民权和主权的弹性观念，作为资本和权力积累的一种策略。因此，她提出了“弹性公民身份”的概念。

美国华裔学者茜尔维尔·范·泽格特(Sylvia Van Ziegert)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全球空间》(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一书中对美国和德国的华人社团文化和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比较，从“全球景观”的视角探索散居华人的文化，指出散居华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去中心化、建构性、流动性和多重性*Sylvia Van Ziegert, Global Spaces of Chinese Culture: Diaspor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 Press, 2006.。

二文献评析：问题与不足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居住国视角，还是“脚踏两只船”的跨国视角，或是以散居及华人网络为基础的全球视角，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既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华人，又为我们研究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宝贵的方法和借鉴。然而，就当代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研究来说，这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

首先，在21世纪这个“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时代，人口的流动、观念的开放和“四海为家”的心态已越来越普遍，单一的居住国(美国)研究视角也越来越显得有些狭隘和片面。从这种研究视角出发，当代美国华人复杂多重的身份认同可能会被缩减为“非此即彼”的国家认同，其研究结果也难免体现出“国家中心论”的思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阶段，国家政治和国家忠诚感仍然在现实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移民的身份认同并不仅仅是国家认同，其建构也不仅仅受到国家政治的制约。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下，移民及其后代的双重认同或多重认同已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其身份认同建构更受到全球社会、文化和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在上述文献中，王保华教授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硅谷”地区的华人专业技术移民，他的研究深入细致，是美国华人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然而，王教授的研究主要就是从居住国(美国)的视角，其关注重点是华人移民如何利用族裔资源和族裔文化在美国生存和发展。但是，自20世纪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也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在这些新的国际形势下，在这种新的社会文化中，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成为美国人是否还是21世纪的美国华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国家认同是否还是困扰当代美国华人的中心问题？这是采用居住国研究视角所应该考虑的问题。

相反，强调散居和网络的全球视角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族国家在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过分强调了身份认同的“去国家中心化”。其实，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民族国家并没有消亡，国家对国民身份认同的控制仍在继续，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加强。现在，很多移民接收国都通过移民准入、法律身份和社会福利等国家政策实施对移民身份的控制，并通过民族国家建设和爱国教育等手段对移民的认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当代的移民输出国政府也经常通过情感“呼唤”、经济优惠政策和政治动员等各种手段争夺本国海外移民的认同偏向。此外，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研究中的全球视角还似乎有夸大“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认同之嫌〗。如果全球的华人都被当作一个由相同血统和文化等纽带连接在一起的“散居华人”群体，那么，海外华人“内部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分裂性”就被抹杀了*Ien Ang，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1.。其实，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元的社会，这也是学界和很多民间人士的共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级背景的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形成不同的次族裔群体。这些不同的次族裔群体之间有各自的交往圈子和社会组织，其身份认同也远非同质单一。

相比之下，采用跨国视角研究当代美国华人的身份认同，在现阶段应该相对客观，也比较符合其实际情况。但是，目前移民跨国主义理论仍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也由于其在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运用，所以至今为止，国际移民跨国认同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这也是当代美国华人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在跨国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移民的跨国活动和跨国连结等表面现象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而较深层次的移民身份认同却往往受到忽略。学者们曾经就移民跨国主义的新旧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以前的移民很多是被动性移民，加上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相对落后的思想观念，很多地方的排外思想和种族主义较为严重，所以以前很多移民都保留着母国认同，“落叶归根”的心态也较为普遍。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人们思想的进步，很多移民早已不再固守一地，“择良木而栖之”的实用主义心态更为普遍。因此，跨国认同应该是当代移民跨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能体现跨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框架的一个方面。但遗憾的是，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移民跨国活动的研究相比，主观意识上的移民跨国认同研究却远远不足，很多文献对其往往只是一笔带过，略微提及。

另外，移民跨国认同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指代不明。例如，在全球化理论和国际关系学术界中，跨国认同经常用来指代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认同。而在族群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常常把跨国认同等同于单一的祖(籍)国认同。因此，在大力加强当代美国华人跨国认同研究的同时，学界应该对跨国认同的涵义和指代作相应的理论界定。

第二，跨国认同的个案研究对象与选取也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问题。在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研究中，频繁跨越国界的“太空人”或“降落伞儿童”(parachute kids)往往是学者关注的对象。然而，这些具有“弹性公民身份”的跨国移民在当今世界的移民人口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其实，除了成功的商人、跨国公司的高层经理或各行业的明星等富裕精英阶层外，大部分的普通移民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拥有多国护照，或在多国有家。相反，虽然很多移民可能在思想或认同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但大多数人还是属于在一地工作或安家的“定居者”(settler)。因此，个案研究对象的选取是当代美国华人身份认同实证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结语

本文从居住国、跨国和全球视角对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的部分相关文献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并分析这三种视角的问题与不足。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下，居住国视角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而全球视角又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相比之下，跨国视角是现阶段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研究范式。但是，由于移民跨国主义理论仍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移民的跨国认同研究存在着概念不清、指代不明和个案研究对象选取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学界应该在大力加强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理论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开展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尽量补充和丰富不同的研究个案，并根据不同地区、阶级、代际等对美国华人群体进行细分，才能使研究结果更加细致和全面。

【注释】

[1]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469页。

[2]〈美〉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71页。

[3]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08页。

[4]L. Ling-chi Wang，“Roots and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u Weiming ed.，TheLivingTre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97-211.

[5]Bernard Wong，Ethnicityandentrepreneurship:thenewChineseimmigrantsintheSanFranciscoBayArea，Boston: Allyn and Bacon，1998，pp.223-227.

[6]Bernard Wong，TheChineseinSiliconValley:globalization，socialnetworks，andethnicidentity，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pp.219-221，pp.223-227.

[7]Peter Kwong & Dusanka Miscevic，ChineseAmerica:TheUntoldStoryofAmerica’sOldestNewCommunity，New York: The New Press，2005，pp.363-375.

[8]William Wei，TheAsianAmericanMovement，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p.1.

[9]Madeline Yuan-yin Hsu，DreamingofGold，DreamingofHome—TransnationalismandMigration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SouthChina，1882-194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3-5.

[10] 陈勇：《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11] Sucheng Chan & Madeline Y. Hsu eds.，ChineseAmericansandthePoliticsofRaceandCulture，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8，p.Ⅸ.

[12] Haiming Liu，“Ethnic Solidarity，Rebounding Networks，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The Post-1965 Chinese American Family”，Huping Ling ed.，AsianAmerica:FormingNewCommunities，ExpandingBoundarie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p.60.

[13] 刘海铭：《华人餐饮业及其文化认同》，《北美华侨华人新视角——华侨华人研究上海论坛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14] 〈美〉孔秉德、尹晓煌：《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5] Tu Wei-ming，“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Tu Wei-ming ed.，TheLivingTree:TheChangingMeaningofBeingChineseToda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30.

[16] Aihwa Ong & Donald Nonini eds.，UngroundedEmpires:TheCulturalPoliticsofModernChinese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Routledge，1997,pp.3-27.

[17] Aihwa Ong，FlexibleCitizenship:TheCuturalLogicsofTransnationality，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2，p.6.

[18] 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第3-21页。

[1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责任编辑：郭又新】

*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华文教育培训学院相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该校学生科陈泽维科长和国际部李志立主任给笔者提供的多次深度访谈的机会，也感谢该校团委副书记陈爱娟和华侨学生马忆津的信息分享。

Keywords:Chinese Americans；Identity;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青年项目“侨务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研究——以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广东)夏令营为例”(GD15YHQ01)。

[作者简介]林逢春，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1级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5-05-07

[中图分类号]D634.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5)06-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