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瓦解敌军思想的历史经验

刘树宏, 张　莹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抗日战争时期瓦解敌军思想的历史经验

刘树宏, 张莹

(中央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081)

摘要: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明确了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战时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 瓦解敌军; 思想政治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把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于瓦解敌军的重要时期。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对敌军进行了大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瓦解了敌军士气,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总结、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贡献,意义重大。

瓦解敌军之“敌”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含义也是不同的。 在抗战初期和战略防御阶段, 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者, 这时瓦解敌军之“敌”为日军。 随着战争的发展, 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改变了作战策略, 实施“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 成立了大批听命于日军调遣的伪政权、伪组织和伪军, 这时瓦解敌军之“敌”不仅包括日军还包括虽然是中国人但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的伪军、伪政权和伪组织。 因此, 抗日战争时期瓦解敌军之“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来讲, 既包括日军, 也包括各种伪军——“满洲”兵、内蒙古兵和当地伪军。 从狭义上来讲, 仅指日军。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瓦解敌军”之“敌”仅在狭义层面上理解和使用。

一、 明确了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对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探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这篇重要历史文献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列举了宣传工作对于瓦解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具体方法和要求:①张贴标语分发传单;②邮寄宣传品或写信给敌方官兵或部队。宣传文字要“简短”,基本应做到让敌军在“顷刻间看完”;同时还“要精警”,能够使敌军一看就能留下“印象”。其二,提出“优待敌方俘虏兵”和“医治敌方伤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并且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101-102。这是毛泽东把思想政治教育用于瓦解敌军的早期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把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于瓦解敌军的肇始。不过,这里所谈的瓦解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方法、要求以及宽待俘虏的具体做法,都是从宣传层面进行阐述的,仅停留在政治工作的“宣传的技术方面”[1]99。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土地革命时期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和战略方针,把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481。同时,中日双方的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2]450。因此,改革政治工作便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历史性要求,进而开启了探索适合抗日战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征程。

在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提出要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1937年7月,毛泽东指出,为了进行坚决的抗战,夺取抗战的胜利,就要进行全国总动员,就要“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3]346。1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4]354。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改革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过,这时虽然已提出了改革军队政治工作的思想,也意识到了改革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和地方居民的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但在政治工作中怎样对待强大的敌军则基本没有提及。

从1937年10月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开始,中国共产党对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不仅提到了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还把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提升到了政治工作原则的高度进行强调。毛泽东指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居于前两位的是官兵一致原则和军民一致原则,第三个原则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关于这一原则毛泽东阐述了两个方面的思想:第一,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不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原则,而是应该与军事作战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原则。如果说官兵一致原则和军民一致原则主要指军事作战中应该遵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话,那么,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就是军事作战不可或缺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仅要“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第二,要正确看待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发生功效的时间。毛泽东指出,关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5]379在这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功效“目前尚未显著”而“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具体原因,而是在几个月之后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敌我矛盾呈现出的强弱、小大、退步进步、寡助多助等特点,从辩证唯物主义层面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总之,在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关于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对于其后的影响却至关重要。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认识,已经跳出了土地革命时期“宣传”的狭小范围,上升到了政治工作原则的高度,对于指导抗日战争时期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从宣传层面谈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与从“原则”层面的意义有明显的不同。“宣传”只是政治工作的一个方面,它发生作用的场域仅仅限定在“宣传”方面,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而上升到“原则”层面,其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它意味着要在抗日战争的始终和各个适合的领域和阶段,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不仅作用场域大大拓展而且还具有制约全局的作用和功效。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有利时机并提升到了政治工作原则的高度,才使得人民军队经受住了抗战初期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成效“萧条”期的考验,不仅没有灰心和放弃,反而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以至在抗日战争后期迎来了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的“大丰收”,对于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形成了战时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有任务、内容、方法、教育主体、教育对象等。这些要素完整地有机结合在一起,就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同样,战时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也应该具备这些基本要素并且有机地联系成为一个整体。1938年八路军政治部颁布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以下简称《战时政治工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些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战时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确定内容、方法的依据。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有基本任务和具体任务之分。基本任务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基本任务决定基本内容,具体任务决定具体内容。《战时政治工作》在指出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之后,阐述了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任务:第一,“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斗的胜利”;第二,维持军队“与群众及友军的正确的良好的关系,动员广大群众参战”,并能够与友军及群众武装配合作战。第三,“瓦解日军及汉奸武装,争取敌人内部的同情者”[6]248。针对第三项,分别详细阐述了在不同阶段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任务、具体内容、具体方法、教育主体以及教育对象等问题。

1. 战斗前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

《战时政治工作》指出,战斗前瓦解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和准备战斗阶段,从事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负责侦查任务的人民军队的官兵。

在侦查阶段,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宣传,而且把对群众的宣传与对敌军宣传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号召人民军队的侦查官兵要“进行对敌军和群众的宣传工作”。在这一具体任务的指导下,确定了侦查阶段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方法。《战时政治工作》指出,人民军队的侦查官兵在侦查阶段在了解“群众情绪”的同时,还要做好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收集情报”工作,主要应该收集了解“敌军的政治情形”,“敌军对群众的欺骗与残暴,汉奸的活动等”[6]251。这样“‘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6]248。同时,还对在这一阶段瓦解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对敌军进行瓦解工作,散发宣传品等”[6]251。因此,在侦查阶段人民军队的侦查官兵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收集敌军情报,主要方法就是向敌军散发宣传品。

在准备战斗阶段,应该做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要了解敌我情况,即要求人民军队的官兵要“详细地研究与充分地了解敌我情况(包括地形、道路、群众情形)”。二是做好准备。要“准备在火线上瓦解敌军的工作”,并且要求具体准备好分发给敌军的宣传品,在火线上的“喊语”以及对于俘虏的管理事宜等工作[6]252。

2. 战斗中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

《战时政治工作》还重点对战斗中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首先,战斗中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对于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战时政治工作》强调指出,战时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不仅是政治工作人员”,而且还要“动员全体指挥员来进行政治工作”。与此同时,还强调指挥员在战斗中的“沉着勇敢”对于战斗胜利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为了确保战斗中指挥员的示范作用,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及党员,随时随地应帮助指挥员来鼓动这种精神与在战斗中的信仰”。其次,还对在战斗中的三种战斗状态下进行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详细的解析。

处在战斗进攻时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战时政治工作》强调指出,当战斗处在进攻时参战部队官兵一定要善于抓住瓦解敌军的有利“时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应抓住进攻时的“每一个时机”,特别强调在“敌人动摇的时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个瓦解敌军的大好时机,瓦解敌军应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做好我方官兵的政治工作,简言之,就是要“鼓励自己的指战员冲锋灭敌”。另一方面,要采取“对敌的喊话”等方式来“瓦解敌军的战斗情绪,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另外,还着重强调如果有敌军俘虏,“不能侮辱,更不能杀害,而应给以宣传教育,并送往上级去处理。”

处在战斗防御时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当战斗处在防御时,对于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懈怠而且还要“加紧”。特别是两军“对峙”时,“是进行对敌宣传的最好时机”。这时,瓦解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大主体和两条途径:一是参战军队自身采取“喊话,散发宣传品,乃至进行火线上的联欢”等方式进行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侦察队,游击队及地方群众”也应该善于抓住两军对峙的大好时机,深入到“敌人后方”[6]254去做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样,军地联合、前后夹击进行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处在战斗退却时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战时政治工作》指出,在参战军队退却时也要进行切实可行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采取“在阵地上及附近”散发对敌宣传品等方式开展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6]255。

3. 战斗后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

《战时政治工作》还指出,整个战斗结束后并不意味着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束,还应该进行一些情况的反馈,主要有“对上级报告情况”,“对俘虏,缴获的文件,迅速送往上级,并向报纸做通讯报道”等[6]255。

这样,就形成了贯穿于整个战斗始终的较为系统的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对于指导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瓦解敌军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在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建立健全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方面,即逐级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加强上下联动,设置和完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以加强横向联合,在敌后建立“敌后武工队”以拓展瓦解敌军的范围。正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在瓦解敌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从而对确保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生命线”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M]∥毛泽东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 毛泽东. 论持久战[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 毛泽东.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4] 毛泽东.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 毛泽东.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M]∥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 李传华,程路,柳斌杰,等.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张耀华】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n Disintegration of Enemy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iuShuhong,ZhangYing

(School of Marx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disintegration of enemy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re expounded:the important role of disintegrating the enemy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determined, and the system of disintegrating the enemy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formed.

Key words: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disintegration the enemy fo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1-0078-04

作者简介:袁松(1988-),男,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0-12

中图分类号:D 24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