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取经故事的主角嬗变

张　彤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4)



论取经故事的主角嬗变

张彤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辽宁 沈阳11004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以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史实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西天取经系列故事主角嬗变的具体表现,通过不同阶段取经故事主角形象变迁及原因的比较,肯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在写作空间与容量拓展、小说群体形象塑造、创新造奇以适应受众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创新成就。

关键词:取经故事; 主角嬗变; 阶段性; 原因; 艺术功能

取经故事是指以贞观三年(公元629)至贞观十八年(公元644)间,唐朝僧人玄奘西行取经的史实为本事,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西天取经系列故事。从《大唐西域记》问世至吴承恩《西游记》成书,取经故事以传记、话本、戏曲等多种艺术样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在取经故事研究中,有关主角嬗变的阶段性、原因及其艺术功能的研究鲜有涉及,本文即从此角度切人,对元代杂剧《西游记》、明代吴承恩版《西游记》、玄奘弟子笔记《大唐西域记》,以及玄奘弟子参与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探索取经故事主角的演变。

一、 取经故事主角嬗变的阶段性及其代表性文本

取经故事的主角在嬗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写实、法师神异化、悟空神魔化的阶段性变化。取经故事在最初的写实阶段,其代表文本是玄奘弟子笔记——《大唐西域记》。此书以取经路上所经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状况等为线索,记录了取经一路上的艰辛以及取经之后的喜悦,表现了作者撰写此书的明确目的和方向。

主角演变的第二阶段,即法师神异化。表现法师神异化形成的代表作品有三部: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②《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③元代杂剧《西游记》。其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玄奘逝世后,其弟子为记录其生平和西行经历而撰写。这本书旨归弘扬师业、提高玄奘声望,因而出现了一些神化玄奘的描写。这些神化描写开启了取经故事法师神异化创作的第一步,成为后世取经故事的源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晚唐时期法师神异化阶段主要代表性作品,简称为《诗话》。它的出现表明民间流传的玄奘取经故事的各类描述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取经故事的内容描述已经开始脱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创作原则,进入到文学创作层面,并且开始了系统的描述。

元代后期,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是法师神异化阶段的代表作,其主要由六本二十四出杂剧组成,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源自于取经故事民间传说的汇总与编排,在具体内容中主要针对流传、野史和传闻等进行了改编,从而使得取经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

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是悟空从被神魔化转换为故事主角阶段的代表性文本。在小说中,悟空被神魔化为取经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英勇无畏,本领无边;而唐僧则被描写成一个心地善良,但本领较小的圣僧形象,胆小怕事,稍遇艰难险阻即哀声叹气,甚至哭鼻子,易怒而乏味,常常被懒惰多事的猪八戒所愚弄欺骗。他恪守从小养成的宗教形式,吃素、避免与女性接触,在取经路途之中又常常陷于无可奈何的窘境,成为弟子们打趣嘲讽的对象,从而退居到为衬托孙悟空的次要人物[1]。此书表明取经故事主角的演变已经到一个新的阶段。

孙悟空在《西游记》中被神魔化并上升为主要角色。从表面上来说,孙悟空受观音授予唐僧佛语“紧箍咒”的管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取经路上,唐僧如果没有孙悟空的一路保护,不仅难取佛经,更是性命难保。且不说有九九八十一难,恐怕其中一难也无法逃脱。在大闹天宫时,孙悟空是一个不畏天地神灵的英雄,跟随唐僧后是一个不畏艰难险阻的护法者[2]。取经路上,孙悟空一路保护唐僧、降妖除魔、众多场景一个个的联系起来,孙悟空的降妖除魔成了取经故事主体。

二、 主角嬗变的原因

1. 成书过程漫长

(1) 取经故事本事被淡化与遗忘。玄奖赴印度取经,得到皇帝李世民认可,并将取回的经书译成中文,这使得取经事件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 也充满了传奇性,在当时带给人们强烈的精神震撼。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和时间的流逝,渐渐被遗忘得一无所有, 其中最具有证明力的便是由玄奘创立的“唯识宗”,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变得淡薄无几。 从唐朝贞观年间到明末几百年的时间里,取经故事在历代民众和文人的修改、创作下脱胎换骨。 人们喜闻乐见的三藏法师逐渐变成一个文学或曲艺中的人物形象, 而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取经本事也逐渐演变成一个神话故事, 不再是确凿的史实。 虽然取经本事的传奇色彩在自由的创作空间下, 曾经带给故事全新的生命力,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本事的淡化与遗忘。

(2) 民间加工与文人创作的丰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是严肃而枯燥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渲染是小心翼翼的, 虽散发奇异色彩, 却都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关于唐三藏的叙述, 均是以宗教系统中取经及传教者形象展现出来。 但是在文学艺术形象塑造过程中, 更注重生活及其现实本身以及生命和人的个性化, 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中, 其主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需求等, 主观地向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深化。 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 读者欣赏趣味的转变, 小说故事情节也必须按照作品深层结构重建, 附和时代大众的审美要求。

至明代中后期,佛、道日炽,政治黑暗,人情龃龉,小说取材越来越贴近现实,历史小说中的神魔因素膨胀,《西游记》《封神榜》《平妖传》相继出现,《西游记》作为取经故事的巅峰之作,是历代民众与文人对文本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的结果。《西游记》中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新颖的人物形象大部分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吴承恩并没有依傍古人,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社会人生、独立创作。在整部《西游记》中,体现了吴氏纯熟和高超的技术,同时也体现了其幽默可喜的风度。在民间艺人对取经故事不断加工与文人对文本不断创新基础上,吴承恩成为取经故事的集大成者。

2. 志怪与传奇的隐形力量

以传奇与志怪为主要题材和方略的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道路上,一直作为航标引导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而取经故事的不断发展,也正是传奇志怪不断发挥作用的结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缘于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向神化演变的脚步是崇“奇”作用的结果;杂剧《西游记》将“奇”扩展至人们的想象之外;小说《西游记》则把“奇”推至艺术想象的最高峰。①取经人之奇。在取经道路上逐渐组成的团队中,除了唐僧之外,还包括猪八戒、沙和尚和孙悟空三人,三个徒弟的长相奇异,来历更上一层,法术说来更奇异,三人各有不同的看家本领。②故事情节之奇。多维场景本身就具有奇幻的色彩,妖魔重重阻碍使取经前途扑朔迷离。可以说,志怪与传奇是推动取经故事向神魔小说发展的隐形力量。

3. 小说创作想象艺术的推动

源于神话,孕育于先秦,经过汉魏六朝世俗宗教的启发与唐代文人的发展,随着明代神魔小说的出现,想象艺术小说创作迈向成熟。想象艺术一直充斥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其中主要代表作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作者们认识到有关人类活动范围及魔法力量的想象是有限的,而神魔这些人世不存在形象的刻画则可以天马行空,无所约束。前代小说创作想象艺术的经验,加之一批神魔形象的创造,使小说创作想象艺术的成熟在《西游记》中凸显出来。

4. 宗教传播的影响

文学活动的发展,要靠开放性的品格特征。在取经故事的发展创作过程中,宗教就充当了这样一种动源。

(1) 文学的想象力由于宗教的刺激而飞速发展。中华民族由于久处中原,地理环境的天然限制,使中国文学偏于现实主义而短于想象能力。宗教的兴起突破了这种限制,扩大了中国文人的心灵空间。它不仅打破了现世中心的观念,提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宇宙大观,还打破了时间的绝对性,提出时间相对性,此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小说而言,由于时空范畴的展开,给予艺术创造以无限的自由和灵感,作者可以自己安排事物的秩序,而且随心所欲,变化自如。

(2) 受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等的影响,文人们利用这些素材进行新一类小说的创作。取经故事开端于玄奘对佛教真经的执着追求,宣扬佛教教义、宏扬佛教思想是取经故事最初创作的出发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越近后来,其宗教色彩越加淡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诗话》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宗教书籍,它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是对佛和佛法的崇拜,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宣扬。在《西游记》中对于佛教的描述和功能的体现不再是取经故事发展中唯一信奉的宗教,不仅没有了佛、道的标准界线,而且许多的人物形象的描述似仙似佛,非仙非佛等现象巨多[3]。比如,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分明是属于佛,从其弟子的法名也可得知,但是作者还有对其过樵夫之口的描述,他又是道教之家。吴承恩着眼于贴近大众现实,进一步融合多种宗教,为了达到令读者捧腹的效果,大胆采取戏谑讽刺的方式。可以说,在普通人眼里《西游记》是一种标准的宗教文化。

三、 主角嬗变的小说艺术功能

1. 扩展了小说的写作空间与容量

(1) 时间与空间的扩展。取经历程14年光阴,然而在吴承恩的创造下,整个故事却历时百年之久。大闹天庭的孙悟空首先将取经故事延伸到500年之前,唐僧悠远玄妙的金蝉子前世,沙僧、猪八戒参与取经的来龙去脉都在时间上突破了取经本事的限制。在对于众神的描述中,其生命是永恒的,体现了在对人物、情节的描述发展中不受自然环境因素和物理时间条件的控制;在空间上,上可至天庭、西方如来世界、各路神仙居所,下可至阴曹地府,即使人间,也是世外桃源、水府洞天,形成了一种无限空间[4]。在《西游记》中对于境界描述的变化之大,天、地、神、人四界可以自由地往来,不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制约。

(2) 淡化宗教色彩强化文学特征。主角的嬗变突破了佛教的限制,跳出了宣扬佛法佛教的禁锢,为小说主题的更换、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刻画拓宽了道路,使取经故事脱离狭隘的佛教空间,深入到大众社会中,从而逐渐摆脱其宣扬宗教等实用性质,演化为一种审美的形式。从文学角度,则强化了《西游记》作为文学样式的艺术特征,成为作者反映客观现实或表现主观情感的产物。

(3) 人物容量增大。与前人相比,明清小说作家在构筑情节艺术大厦的同时,已特别注重神魔鬼怪艺术形象的塑造。《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及各种神仙、妖魔,数以百计,是一座形象艺术的宫殿。正是81难缔造了庞大的故事系统、造就了众多人物形象,而孙悟空则是81难的主要解决者,只有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智者、强者,取经集团才能安然渡过81难[4]。由于取经故事本于史实,在最初的创作中,主角是唐三藏这样一位肉眼凡胎的佛教徒,虽然佛教赋予他的德行和法力可以解决取经路上的一些困难,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始终无法超越作为人的极限。悟空则不同,天生石猴,亦神亦魔,拥有无限法力,应付任何困难。与其说81难是为唐僧设计的,不如说是为悟空设计的[5]。悟空法力的无限,意味着斗争对象增加的无限,悟空转换为主角,是成功塑造众多神魔形象的前提条件。

2. 进入群体形象塑造模式

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抛开取经路上的功劳,仅就地位而言,是从;唐僧虽肉眼凡胎,在取经路上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始终是取经集团的核心,是主。悟空被神魔化并转换为主角之后,就使小说进入中国古典小说群体形象塑造模式,即主弱从强模式。伴随着取经行程,取经集团的主从矛盾、人物关系的变化使取经集团内部形成一种张力,使小说更具可读性。唐僧和孙悟空的相处模式既不是永远剑拔弩张,也不是一直和谐融洽。从师徒二人关系的塑造来看,其变是一个过程并非单一面,这就使得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3. 创新造奇以适应受众审美情趣

小说的接受主体,即传播受众的主体应该是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圈相对狭小、平稳安定,更追求那些富有刺激性和娱乐性的奇闻奇事,更想在平淡、枯燥的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一点异样的风物、情调来补偿内心的审美渴求。吴承恩迎合世俗潮流,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想象力, 创新造奇,既自娱、亦娱人,满足好奇、幽默诙谐的审美需求。他用离奇的情节、新奇的形象,大大拓展了读者的艺术眼界;大胆放肆、无拘无束的神仙鬼怪,非人间的封建樊篱所能框范,富有冲破传统的实力,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愉悦;而幽默诙谐的笔法,打破年龄、宗教限制,上天入地的三维空间以及无所不能的魔力更是在最大程度与范围内吸引读者,从而使得《西游记》的影响力难以想象。

取经故事的主角在嬗变的过程中扩展了小说的写作空间与容量,使人物形象不受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等因素的制约;使小说创作进入中国古典小说群体形象塑造模式,即主弱从强模式;小说的创作目的更注重满足读者好奇、幽默诙谐的审美需求。取经故事的主角嬗变激发了《西游记》的创作,也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创作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铁鹰. 《西游记》成书研究[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15-20.

[2] 左亚男,苏若菊. 《西游记》动画改编中孙悟空形象的变迁[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413-417.

[3] 张石川. 敦煌音写本《心经序》与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化[J]. 文史哲, 2010(4):119-124.

[4] 兰拉成. 《西游记》取经故事文体与叙事结构分析[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13(4):31-35,47.

[5] 王大桥. 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5):133-137.

【责任编辑: 王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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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原文均出自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Evolution of Protagonist in Stories of Going on a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ZhangTong

(Liaoning Finance Vocational College, Shenyang 110044,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on the evolution of protagonist in the series of stories about going on a pilgrimage to India to obtain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basis of the Xuanzang’s journey to fetch the scriptures, who was a monk in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anges of protagonist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reasons, the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Wu Cheng’en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re affirmed in the aspects of writing space and capacity expansion, the group image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to fit the audience’s aesthetics, etc.

Key words:the story of going on a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protagonist evolution; periodicity; reason; art feature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1-0125-04

作者简介:秦静(1978-),女,江苏镇江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0BYY007);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9YJA740055);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重点项目(633111205)。

收稿日期:2014-11-11

中图分类号:I 207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