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与三不朽价值观

柳海松

（辽海出版社，辽宁沈阳 110003）

《左传》中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1］《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五，襄公二十四年即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三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古人或修其一，或修其二，或三者并修，从而实现其人生价值。尚可喜是明清之际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初仕于明，后降于清，为明清两朝都立有不朽的功勋，正如尚氏宗祠对联所说的那样：“派分渭水家声远 功媲汾阳世泽长”。其功劳堪比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纵观尚可喜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伴随了他大半生，虽然他的立德、立功、立言并不完全是出决于他的主观意愿，但立德、立功、立言在他身上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他不仅自己立德、立功、立言，而且要求子孙修身、尽孝悌、节俭、读书、立业，因此三不朽的价值观与尚可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立德

三不朽价值观是有层次的，司马迁曾经说过：“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2］卷二百五十九，与摰伯陵就是说立德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所谓立德就是做品德高尚的人。

就立德而言，在尚可喜身上有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在明朝为官，还是在清朝为宦，其立德是一贯的。一方面他心地善良，心胸宽广，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与得失，往往以德报怨。解救黄龙、赵家滩事件、与沈世奎家族联姻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崇祯五年（1632）皮岛总兵黄龙因“素严，驭下苛急”，被其手下明兵软禁起来。尚可喜获悉后，立即回军，去见黄龙。一面给他带去吃的，并安慰黄龙说：“某在，公勿恐。”一面向中军游击李维鸾等人陈说利害，责问他们说：“公等欲叛朝廷适他国乎？抑从壁上观，遂漠置之也？”又说：“公等身为偏裨，坐视劫帅而不讨贼，一旦问罪师至，咎将谁诿？”提出“此曹子虽哗，然倡者不过数人，诚能相与出师诛首乱者，以功自赎，则转祸为福矣。”于是诸将与他一起诛杀“首乱十余人”，将黄龙解救出来。这是黄龙根本没有料到的，他本以为尚可喜会借机落井下石，以报此前遭其羞辱之仇，没想到尚可喜以德报怨，救自己于危难之中，所以他由衷地发出感叹，称赞尚可喜说：“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3］卷上

对个人如此大度，对明朝也毫不逊色。崇祯五年（1632）以登州用兵，尚可喜奉命从旅顺出发，乘战船南进，没想到在海上遇上飓风，船毁落水，飘到离登州约二十里的赵家滩，被明军将领祖大弼诬为叛者。幸亏登州驻军将领有认识他的，总兵黄龙又以飞箭来调，才使他转危为安，免于被杀。对此，黄龙曾气愤地说：“杀良冒功，若辈长技，乃至欲杀吾镇将！天下事尚可为耶？”［3］卷上然而，尚可喜没有就此事进行抱怨，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大明王朝守土征战。

我们知道，皮岛总兵沈世奎与尚可喜有不共戴天之仇，正是因为他要杀尚可喜，才使尚可喜弃明归后金。然而若干年后，他与沈家成了亲家，他的第三个儿子娶了续顺公沈永兴的姐姐，第十女又嫁给了续顺公沈永祚。三藩之乱时的康熙十三年，他又上疏康熙帝说：“叛镇刘进忠将沈瑞、邓广明及官兵家口二千余人，驱入福建，拘留漳浦。恐大兵进剿，玉石难分。”表示了他的担心，使康熙帝下令给平叛清军将领“续顺公沈瑞家口，被贼拘留，殊为可悯。此系有功之人，理应保全，王等进剿恢复之日，留意察访保护，勿得失所。”［4］如此对待沈氏后人，足见尚可喜的胸怀是比较宽广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亲情的因素。

在立德方面，尚可喜还富有正义感，仗义救人于危难之中。崇祯五年（1632）明朝户部官员温三才的家眷自登州出发，从海路北上，打算一家团聚。不料，海上刮起飓风，将其家眷乘坐的船，刮到了双岛，遇到了岛上明军的水师。这时，明军的三个千总，见温三才的女儿长得楚楚动人，就都想将其霸占。见此情景，尚可喜挺身而出，假装讨好三位千总，骗他们说：“吾方无室，公等宜见让。”三位千总见此，虽有不情愿，但也不好说什么，就同意了。于是，尚可喜将温三才的女儿救下，将其送归温三才。对此，史书评价他说“以不贪继绝世，不以淫毁人之节，皆为天地鬼神所敬爱。王以元勋享寿考，麟趾之歌于今为盛，亦以见阴德之未尝负人也。”［3］卷上

尚可喜还识大体，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做出正确的抉择。最典型的是在撤藩问题上，他高瞻远瞩，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二年三次表示急流勇退。顺治十二年十月，尚可喜以自己积劳多病、子女众多为由，提出将山东兖州“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作”，或者在辽东“旧地筑居安插”［3］卷下。康熙十年，他再次上疏，以自己年老有疾，“航海归命以来，效力封疆三十九年，南方边地一有缓急，恐难卧理”［3］卷下为由，请求交出兵权，由世子尚之信回粤暂管军务。十二年他再次上疏康熙帝，说：“臣受命镇粤以来，家口日繁。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谢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垄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及清阳堡等地。今乞准臣仍归辽东安插。”［5］卷一“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6］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前两次请求没有被批准，后一次虽获准了，但因吴三桂发动叛乱而中止。他的这一举动受到康熙帝的称赞，说他“能知大体”，使其“心深为嘉悦”［6］卷四十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对于名人来说能做到这点，确实不易，历史上远的有文种、韩信，近的有吴三桂、耿精忠等，他们都没有做到，而尚可喜做到了，这不能不说尚可喜在个人的道德修为上高于他们一筹。

二、立功

《尚氏宗谱》中还有三幅对联，分别是翰林院侍讲学士法式善、翰林院侍读学士罗源汉、海城优贡生宋作宾所撰的。法式善的联是：

自五岛以归仁屏藩柱石四十年武纬文经昭日月

由三韩而肇端冠绅阀阅亿万载鼎芬豆肃享蒸尝

罗源汉的联是：

肃鸿猷于开国父封王子又封王名重三韩持家应守源流旧

施虎略而安邦兄为帅弟亦为帅功垂两粤树庙常瞻烈绩新

民国十年三月宋作宾的联是：

奋迹起从龙平五岛慑三韩克两粤又坐镇南陲百战著勋劳将略无惭常十万

论功酬逐鹿结帝姻锡王爵荫后昆复阳归东土累朝隆眷顾恩荣直过马文渊

这三幅对联，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度赞扬了尚可喜一生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勋正如史书所说的那样：“王将兵东江，航海归命，始以智勇扫流寇，其功在国家。继以仁惠镇粤东，又功在黎庶。晚复以忠愤守臣节，则又功在名教。”［4］序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征战沙场，忠心为国，镇守边疆。

尚可喜是明末清初人，从其为官履历来看，分前后两个时期，即明朝时期和清朝时期。无论是哪个时期，他都竭尽全力，尽职尽责，建功立业。

在明朝为将的几年里，尚可喜就曾不断建立功勋。天启四年，他离开旅顺水师，前往皮岛，成为东江总兵毛文龙军中一员，并随其袭扰、牵制后金军。崇祯二年，毛文龙被杀后，他又事总兵黄龙，为其部将，曾奉黄龙之名前往登州参加镇压孔有德、耿仲明叛乱，因遇飓风船毁而作罢。崇祯五年十一月，当孔有德、耿仲明被迫携带家属和万余名将士撤出登州，分乘一百余艘战船，奔赴辽东时，尚可喜便随总兵黄龙离开皮岛，奔赴旅顺截击叛军。在与孔有德军接仗前，尚可喜与金声桓等击败了响应孔有德叛军的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等，收复了旅顺附近的一些岛屿，随后又与游击李维鸾率军攻打旅顺，击败高友成所部叛军，收复旅顺。旋即迎黄龙到旅顺驻扎。他则率领所部明军乘船前往庙岛、古沙门岛、鼍矶岛三岛驻防，扼守要津，以防孔有德从此突围奔辽东，又因遭遇飓风而失败。

回旅顺后，针对孔有德奔旅顺而来，尚可喜奉命率军在殷家口至龙王塘一带布防，封锁孔有德军，不让其上岸取水和获得给养。不久即与孔有德军在殷家口至龙王塘一带展开激战，激战两三天，使孔有德损兵折将，接连受挫。而且尚可喜还利用其驻地离孔有德军营地比较近的有利条件，对孔有德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获全胜，致使孔军余部仓皇东逃。随后，他又奉黄龙之命率精锐明军前往广鹿岛驻扎，以逸待劳，堵截孔有德的船队。当孔有德的船队行驶到广鹿岛时，尚可喜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双方展开激战，使孔有德军被“杀获烧溺死者无算”［3］卷上，不得不继续往东逃亡。尚可喜则紧追不舍，率领所部从广鹿岛追到石城岛，再追到鹿岛、獐子岛，屡屡全胜。

崇祯六年（1633）后金军在孔有德等的引导下攻打旅顺，旅顺城被攻破，尚可喜的夫人邢氏、李氏及其家人共百余口“相从投水，无一存者”［3］卷上。面对家中的灾难，尚可喜痛定思痛，辗转来到广鹿岛，继续为明朝镇守海疆，直到天聪七年（1633）被沈世奎所逼决定投降后金。

天聪八年，尚可喜归附后金，从此开始了他在后金（清）建功立业的新时代。天聪九年五月，从太宗皇帝攻大同、宣府。尚可喜以所部入雁门关，直抵代州，捕斩七百级。崇德元年冬，又从征朝鲜，率所部从辅政王大破朝鲜兵于果木山。回师时又率所部兵从英亲王阿济格进攻皮岛，克城败敌，立有战功。五年至八年从征于辽西战场，与英亲王阿济格率兵败明曹变蛟部于松山，继从克杏山、中后所、前屯卫、塔山诸城，所在有功。

顺治元年（1644）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败李自成农民军，追其到庆都。继奉命同英亲王阿济格自西路出居庸关，经宣府、大同、偏头关，渡黄河至绥德州，与固山谭泰兵临延安，分兵以计攻之，大败李锦部农民军，攻克延安。顺治二年三月，奉命与英亲王等取湖广，由秦岭出武关，抵襄阳，下郧阳、荆襄诸郡。复与英亲王会师承天。率兵追敌至樊湖、大冶，继与英亲王下九江，降南明南宁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所部十五镇。顺治三年与恭顺王孔有德、平定湖南。旋回军武昌，派兵助剿金声垣等叛乱。

顺治六年，尚可喜奉命与靖南王耿仲明率所部出征广东。七月十八日，自天津水陆两路并进，十二月二十八日，抵南安，除夕发兵，首战南雄，大获全胜。接着，取韶州，下乐昌、仁化、英德等县，降从化。七年二月初六日直抵广州城下，在围困了近十个月后，终于在十一月三日将其攻克。

广州攻克后，又败来犯之李定国及叛乱之郝尚久军。顺治十一年，尚可喜奉命“专镇广东”［7］，从此他留镇广东二十三年，直到康熙十五年去世。这期间，他一方面与李定国农民军作战，抵御其进攻，并重创其于新会；另一方面他攻城掠地，招降纳叛，又平定李荣、周玉、苏利、刘进忠等叛乱，收复失地，尽力巩固清朝在广东的统治。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乱后，尚可喜一面向康熙帝表明心迹，驳斥所谓的“三藩并变”之说，一面布置广东的防守事宜，平定叛乱，维护清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受到康熙帝的称赞：“平南王尚可喜为国抒忠，厥功茂著。”［8］在康熙十四年封其为平南亲王。在得知吴三桂军逼近肇庆，尚之信为其所诱时，尚可喜愤而自缢，以表心志。在去世前又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4］令众子为其沐浴，穿上太宗皇帝所赐冠服，北向叩头，并对众子曰：“吾死之后，必返殡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8］如此忠贞，使康熙帝大为感动，所以他死后，康熙皇帝不仅派大臣多次祭奠，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鞠躬尽瘁，树百代之徽声”［8］，以表彰其为清王朝的建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其二，为民请命，造福一方。

民者，国之本。这一点屡见于儒家学说中。从孔子到孟子，均阐发了他们的民本思想。孔子说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9］尧曰第二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9］学而第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为政第二即认为统治者应该行德政、爱民，不苛求于民。孟子则更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10］尽心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0］离娄上“亲亲在仁民，仁民而爱物。”［10］尽心上等等。尚可喜在其军旅生涯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由此出发，他往往从百姓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如禁止乱杀、辞扯地分耕、反对迁海令、修桥筑路、重视教育等。

早在明朝时，他就反对杀良冒功。因此，天聪八年在攻克石城岛时，他禁止部下杀戮岛民，说：“立大功以人为本，石城既下，其人即吾人，奈何杀之？”当部下还坚持己见时，他愤怒地说：“若必杀之，当先杀我。”事后又大索军中所掠妇女，“悉还其家，岛民大悦。”［8］

及其入仕清朝，他又对朝廷的一些政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主要是辞扯地分耕、反对迁海令。顺治八年（1651）尚可喜出征广东时，顺治帝谕令他说：“各官兵等于广省底定之日，照依旧例，扯地分耕，以资赡养。”对此，尚可喜认为“广州三面临海，地狭人稠，恐失业流离，复成祸乱。且官兵家属不下五万有奇，自出都门，每口月给米二斗五升，仅足饔餐，今将计人授亩，则兵方趋战，不能脱甲营农，必田有余粮，始可住支月米，是扯地既不便于民，而往来支复又不便于兵也。”上奏朝廷，请禁止扯地分耕，由此“田亩如故，耕耘不变”。他也因之受到后人的称赞“爱民实遗百世之安，其泽及于岭海远矣”。［3］卷上

随着清军的南下，南方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郑成功所部以金门为依托，不时地出兵东南沿海一带，或深入内地，或直攻沿海城市，征战于江苏至广东的漫长海岸，并与永历政权实现了联合，约定共同抗清，彼此声援。顺治十八年（1661）收复台湾后，更以台湾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斗争。他们飘忽不定的进攻方式，使清朝一直疲于应付。针对这种情况，顺治十一年三月，礼科给事中季开生提出了六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严海禁，另一条是杜接济，可以说这一建议抓住了郑成功军的软肋。继他之后，顺治二年六月兵部根据闽浙总督屯泰的奏疏，建议“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11］卷九十一，顺治十二年六月。这一建议立即被顺治帝接受。所以，到了顺治十三年六月，顺治帝颁布禁海令，下令“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曰：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疎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11］卷一百二，顺治十三年六月至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又再次重申此令。

广东尽管远离东南沿海，可是也是郑成功可能袭击的目标，理所当然地也成为施行海禁的要地。顺治十八年兵部员外郎许朝聘前来广东，向尚可喜等通报兵部禁海的命令，要求尚可喜等针对抗清武装可能进犯的地方进行查勘，并对迁移居民、防守沿海作出规划。于是尚可喜与总督李栖凤等从番禺开始，历经新会、新安、东莞以及惠州、潮州，抵分水岭，对这些地方进行勘察。五月，回到广州后，他立即做出安排，决定在高州、雷州、廉州所属州县冲险之地，部署官兵，分汛防守，以卫民生，并将这一情况奏报朝廷。对于迁民一事，他则认为不妥，说“粤东沿海二千余里，生灵数百万，室庐在是，产业在是，祖宗坟墓在是，一旦迁移，流离失业，深可悯痛。”［3］卷下建议朝廷停止迁移百姓到内地，可是并没有获得批准。

事实证明，尚可喜的顾虑是正确的。康熙元年（1662）三月凤阳巡抚林起龙说：“东海居民，既经迁移，田地抛弃。”［6］卷六，康熙元年四月五年，福建总督李率泰曾在奏疏中更进一步说：“数年以来，海禁甚严，迁移之民，尽失故业。”［6］卷十八，康熙五年正月从各个方面道出了禁海给沿海百姓造成的痛苦和伤害。由此，他受到后人的赞誉，“民者天子之民也，为天子恤其民，忠臣之道也。故进言而不避，受切责而不辞，曰：臣愚昧，于远略不足以仰承庙算而已。始之以忠，而继之以顺，又功臣之道也。”［3］卷下

进驻广东后，他也屡有惠民之举。这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筑路修桥。顺治十三年，尚可喜以当时粤秀山残破不堪，而在山上“植树木，治道路，筑周垣，诸祠庙捐赀修葺，壮丽视昔有加，风气益完固”［3］卷下。到了顺治十五年，他奉旨入朝，当其行至清远时，恰逢河水上涨，眼见峡口到英德延绵三百余里的道路，多被冲毁。于是在顺治十八年，他一面捐款，一面派吴守德、吴廷桂、范有功、王养民等前往主持修路，不仅使原来“险窄者尽为坦途”，而且修桥五十四座，由英德而上五婆桥、陈公迳，可直抵韶阳。这一举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南北水陆往来无不手加额称便”。为了保证此路的畅通，防止“草木滋蔓，岁久倾圮”，尚可喜还“募蛋船数十只，免其杂差，俾时加修葺”。［3］卷下一个是重视教育。顺治七年底清军攻入广州城时，尚可喜就下令保护广州学府的唐宋祭器。顺治八年初，他以“兵燹之余，生徒亡散”，同巡抚李栖凤“卜吉下学，以太牢祀孔子，以少牢祭四配十哲、两庑诸祠”，不仅使学府“陈设焕然”，而且给诸生“赏赍讌饮”，以体现对教育的重视，结果“诸生大悦”［3］卷上。顺治十二年冬，尚可喜见广东府学，“兵火之余，师儒散逸，庙貌颓废”，心中不忍，于是“捐金倡率，遣郡丞黎民贵董其役”，至十四年，文庙之中“大成殿、明伦堂、棂星门、泮池、廊庑焕然一新，弦歌之声洋洋矣”。［3］卷下

其三，挺身而出，敢于担当。

尚可喜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无论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在关键时刻，他都能挺身而出。崇祯五年，皮岛兵变，囚禁黄龙，由于他的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使叛乱得以平定。入清后，尚可喜更是敢于担当。顺治七年，他率兵攻广州，在围困了九个多月后，广州城西北面被清军炮火撕开了三十余丈的口子，面对尚有一丈多高的城墙，清军奋勇登城，无奈遭到顽强抵抗，“城上炮火矢石如雨，死伤颇多”，见此，尚可喜非常着急，他不顾其部下的一再反对，先是“披甲上马，亲往督攻”，接着又“脱铁甲被绵甲，索马过濠”并说“不得此城，吾无面目见朝廷”，过护城河后又“弃所乘马，躬欲先登”城墙，见诸将不同意，便以死明志，说：“尔等亲见士卒不能登城，吾欲先登，尔等不许，吾当死此。”在尚可喜的带动下，清军“越濠争进，前者方上，后者忽坠；后者甫上，前者复坠”，前赴后继。“诸将士忘身效死。从肩背顶脑上，践踏飞行，争先直进”，终于攻克广州城。其实当时的战斗特别惨烈，据载，当时“炮子如骤雨，烟滔如黑风毒雾，诸将士面如泼靛，如黔塗，皆无人色”，“城上炮火密若张罗，不容一隙”。［3］卷上

及至顺治九年，李定国发动了对清军的进攻。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身亡，广西重镇桂林失陷。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广西的将官、官员纷纷逃亡，奔广东而来，“总兵马雄、全节、提督线国安及所陷诸郡文武官各率所部奔窜梧州。外逼强敌，内无蓄粮，人情洶洶，皆求援于王。”面对这种情况，广东巡抚李栖凤、总兵连德成等均认为“粤西镇将弃其封疆，顺流东下，法纪不守，心迹可疑”［8］，建议“闭关谢使，扼要自全；开门揖盗，非计之得也”，对此，尚可喜表示反对，说：“不然。定南陷殁，诸将无主，当危疑悲惧之秋，求救于本藩，其心固知有朝廷也。本藩镇抚一方，即悖逆已形，犹且多方招谕，冀其归顺，今粤西文武官兵皆我朝豢养旧人，一旦流离，岂忍坐视。粤西与广东地连唇齿，缨冠之救，义不容辞。若不发兵运饷，加意怀来，彼无所归附，势必投逆，顺流而东，为患方大，是更遗朝廷东顾之忧，谁任此时失抚之咎？救而有悞，本藩一身当之，不以相累也。”［3］卷上并付诸行动，“发战舰，给粮饷、弓矢，以足其用”［8］，还为广西失土文职道府以下官四十余员上疏求情，使其免于丢失封疆之罪。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乱后，耿精忠、孙延龄等群起响应，唯独尚可喜坚守臣节，矢志忠于清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坚守广东，担当起保卫南疆的重任，为大清王朝尽守土之责。

其四，广泛联姻，招揽人才。

无论何时，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尚可喜在其戎马生涯中，特别注意招揽人才。平湖广时，他将金光搜罗到麾下，使其为自己出谋划策；平广东时，招降了从化县令季奕声，使其保障后勤供应；又招降周玉，用其水军。等等。对于为国尽忠者，如都司李兴隆防守新会，面对李定国的进攻，“立于矢石间，昼夜不懈”［3］卷下，中炮而死，他为其请恤。即使对敌方的后代也予以照顾，顺治十六年，驻守文村的明虎贲将军王兴自焚而死，其部众出降时，将其幼子五人献给尚可喜，尚可喜“皆善待之，至今给口粮、居室不废”［3］卷下。以此激励麾下将士，招降敌方人才。

不过，在尚可喜招揽人才的过程中，联姻是最重要的。尚可喜有三十三个儿子，三十二个女儿，共六十多个子女，这就为尚可喜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从《尚氏宗谱》等资料来看，尚可喜联姻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皇室，下至朝中大臣、地方文官武将，甚至降官降将。尚可喜的第七子尚之隆娶了和硕公主；大学士图海、总督李栖凤、南雄府知府孔承周等也与尚可喜有姻亲关系。不过与尚可喜联姻最多的则是统兵的将领，靖南王、续顺公沈永兴、金光、张伟、张世臣、苏利、许尔显、吴六奇、张国勋、郭登第、盛登科、高进库、田云龙、吴进功等都是尚可喜的亲家，有的还亲上加亲，多次联姻。尽管他的子女并不完全是在尚可喜在世时成婚，但这种联姻在尚可喜的军事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尚可喜与这些特殊身份的人联姻，既将他们延揽在自己的左右或麾下，又为清朝储备了人才，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为其在清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立言

立言作为中国古代三不朽的一个方面，历来备受重视。一方面，其重要性屡屡被帝王们强调，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2］典论·论文唐太宗说：“立言与立徳，履之则率性成道，违之则罔念作忒。”［13］明太祖朱元璋则说：“古之贤士，莫不修已行仁为时君之用，否则独善其身以终天年，或著书立言传之永久，虽不显于当时，而有功于后世，以其德重而行纯、学博而言信也。”［14］乾隆帝又说：“太上立徳，其次立功，又其次为立言，而徳与功皆赖言以传言之。”［15］卷首，天章一另一方面，文人墨客不断地将其付诸实践，并因此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称赞，“马迁、刘向、杨雄、班固之徒，著书立言，咸以为首世之论者”［16］卷八十一“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著书立言，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17］卷二十一因之，中华文化越来越丰富，不断地为后人提供各种借鉴。

与文人墨客的立言不同，尚可喜的立言多不是成形的著述，而是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和一些只言片语，最为典型的就是其奏疏和《先王遗训》《先王定训十三条》。其立言虽然不多，但这些现存的文章和只言片语，足以使我们对尚可喜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古以来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目标，从尚可喜的立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常常伴有儒家学说的影子，符合儒家的道德思想，如他的修身处世之道、治家之道、治国平天下主张等，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值得今人借鉴和重视。

在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最主要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8］大学章句因此，尚可喜很注意修身，他认为“私德而兴”［19］卷三十六私德与公德相对。私德，就是加强个人的道德修为，是中国古代人特别看重和强调的。他提出“私德而兴”的观点，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修身的重要性，并躬身履行。否则他不会急流勇退，三次提出归老辽东，后人更不会评价他说：“王握兵之任方隆，归耕之念时切，真有得于退一步法，非可以王翦疑秦、频请田宅为比尔。”也不会将其与古人“身在名位权势之中，心常出于名位权势之外”［3］卷下作比。我们知道，名利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赐福，又能取祸，正所谓“奔趋名利场，祸福急相绞”［20］卷六十六，彦集圭父择之同饮白云精舍以醉酒饱徳为韵某分得饱字醉中走笔奉呈。历史上此类事件不断地重演，就是因为许多人贪恋名位与权势而不能自拔。从后人对尚可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尚可喜对名位与权势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他的这种名利观，不仅在过去，即使现在仍有其积极意义。

尚可喜家大业大，因此在齐家问题上，他对后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先王遗训》《先王定训十三条》里。对齐家，尚可喜一是主张晚辈要孝顺长辈，保持家庭和睦。他告诫儿子们“尔二位母妃在堂，各已年高，尔等务宜竭力孝顺，早晚慰问。知尔等素有孝名，无庸多嘱。”［21］先王遗训又说：“平常喜庆各事，兄弟长幼务宜和气往来，刻刻以父母为念。其尚有弟妹未曾婚嫁者，尔等公同选择人家，禀明二位母妃，与之完配。”［21］先王遗训二是要节俭。在《先王定训十三条》里说：“衣食务宜节俭，如本身居仕宦，各有定制。或闲居在家，古人以五盘为约，即再增一二便为丰厚。倘非大礼大宾，不得演剧作乐。家居内外，衣服务在温暖，亦不得滥用罗锦，暴殄天物。嫁娶寿日，进学登科，授官升职，置酒悉照前例。”《先王遗训》则说为弟妹婚嫁时“悉照旧例而行，不可失礼，不可过奢，以成俭德惜福之美。”三是主张褒奖有功德的子孙后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化。若行谊可称者，各为立传，昭示子孙，以为后世劝。”［21］先王定训十三条四是要守法。在他看来，随着尚氏家族的发展，家族内部不免会出现“素行不端、玷辱祖宗遗训者”，对这些人要严肃处理，“送庙家长戒责，使其自新。如再不法，削谱除名。”［21］先王定训十三条又说：“倘有败伦伤化事关伦常者，尔等照前执赴家庙，公同密审，务宜要对证确实，方许公验勒死。但不许擅行杀戮，有干天和。”［21］先王遗训五是要子孙立业。无论是在《先王遗训》，还是在《先王定训十三条》里，尚可喜都强调要立业。他在《先王遗训》里要求子孙“齐心竭力，成人立业”。又说：“后世子孙众多，宜立志读书，或工韬略，各守一业，为农为商，随分安生，不作游荡之徒。虽世有盛衰，而风声雅韵，正所以超出凡庸，而不改故家望族之称，职此义也。”［21］先王定训十三条六是要处理好与人的关系。对人要 “宽和谦谨”，以“光大家声”［21］先王遗训。

对于治国，他也多有看法。人才是治国的重要因素，对此，尚可喜从“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的角度，主张广泛搜罗人才，将他们“布之朝野”，为朝廷所用，由此出发，他建议朝廷任用其所获之秀才。［22］智顺王尚可喜揭帖在治国问题上，他还认为“开创难，守成正自不易。［19］卷三十六，鼎建大佛寺题名碑，而要守天下，地方力量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有感触地说：“予镇抚南服二十余年，风雨顺时，民物安阜，籍地方之同心同力”。治国最重要的是争取民心，尚可喜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此前已叙其在辽东时，就反对其他将领屠石城岛百姓的主张。事后，他还捐资以赎诸岛人家属之散失者，妇还其夫，子女还其父母，使受助者“欢声雷动。”［3］卷上及至顺治九年，尚可喜又对负责监视进攻香山清军的官员刘尹觉说：“汝为两藩公遣，城要下，不许官兵妄杀一民，亦不许掳民间一子一女，有不遵者，即据实指名启报，以违令罪罪之。”因此，清军“秋毫无犯”［3］卷上。不仅如此，他还将救济百姓落实到行动中，顺治十二年，当他看到肇庆百姓因旱灾“鹄面鹑衣，颠连载道”时，“首发银一万两籴米赈之。”结果“全活无算”［3］卷下。

对于平天下，尚可喜则将其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马之功，效力于边陲者，师武臣力固己”，即平天下与祭祀同等重要。所以他不断地建功立业，“自底定东粤，当时栉风沐雨，恢复海疆，所以共勷军国大事者，不可胜计。”［19］卷三十六，鼎建大佛寺题名碑为大清征战南方，守御广东。

总之，尚可喜在其戎马生涯中，立德、立功、立言，真正做到了三不朽，而其中尤以立功为最。他的三不朽功绩，不仅使其自己及其家族受益，而且其中的许多方面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释今释.元功垂范［M］.民国二十八年版.

［4］张允格.续元功垂范［M］.民国二十八年版.

［5］平定三逆方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罗振玉.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C］／／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8］先王实迹［M］.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9］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0］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魏文帝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13］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沈佳.明儒言行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平定两金川方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6］（南朝）沈约.宋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宋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8］大学章句［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9］丁仁长.番禹县续志［M］.民国二十年刻本

［20］御纂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尚久蕴，尚世海.尚氏宗谱（六修）［M］.出版者不详，1994.

［22］国立中央研究院.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M］.民国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