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精本真 业继薪传
——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时 培 磊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河北 廊坊 065000)

义精本真 业继薪传
——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时 培 磊

(廊坊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河北 廊坊 065000)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基础资料的建设，扎实的资料整理工作是学科获得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2013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就是这样一套为学科发展助力的著作。该书由先秦至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卷和清代卷共四卷组成，其中前三卷是在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的基础上订补而成，清代卷由乔治忠、朱洪斌编著完成。读罢此书，受益匪浅，现将所得感受略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义例精微，资料翔实，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必备工具书

中国的史学遗产极为丰富，浩瀚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学术源泉，但也为搜集和整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整理中国史学史的学术资料是一项棘手而又浩繁的工作，将其进行编年归类整理无疑是门径之一。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如何进行编年整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书显然具有标志示范性的作用。

在该书的例言中，编著者明确提出本书收录范围乃历代重要之史学史资料，其目的是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因此，只有关乎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资料才会进入编年之列。这样的编纂义例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只有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一定影响的资料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将其进行编年整理即可达到目的。如果将那些对史学发展影响微不足道的资料一概揽入，只会适得其反，造成芜杂混乱，偏离史学史研究的旨趣。此书在资料的编纂上，做到了有取有舍，既重点突出，又兼顾了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各个层面。在编年方法上，该书首列公元纪年年数，次列各朝帝王年号及年数，后列干支。此种做法既有利于读者以公元纪年来检索相关史事，又兼顾以传统纪年法进行研究的治史者进行考核。另外，对于政权分立时期的史事，该书将选录内容依引录资料涉及年号标示，并立不同政权本年年号之下，既清晰明了，又跳出古人正统论观念之窠臼。

资料来源的可靠与否是决定一部著作学术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该书所引录之资料以原始资料与最早记载为主，并且首明出处，讲求资料的翔实可靠。同时，该书引录资料范围来源非常广泛，对于史学事项相关的重要资料“一网打尽”，既有史书的序文跋语，也有史家的碑传行状以及重要史学活动的原始记录。重视引用目录学的资料也是本书编著特点之一，诸如纪传体史书的书目志部分和《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往往能够提供关乎史书传世及价值的重要信息，既有助于文献考证，又有助于对史籍和史家的评价认识。在杨翼骧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后，就有学者撰文评价其具有“资料丰博而全面的特点”(陆申：《推荐一本嘉惠后学的史学专著——读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在资料来源上继承了这一优点，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使得诸多稀见史籍和善本史书得以更加方便地利用，这在《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书既发掘了近些年国内藏书机构新见的珍本，又通过海外访书获见许多海外孤本，大大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资料范围。

在具体编排上，该书首列年代，次列标题以总括资料内容，然后引录资料，并附有相关考订或提示案语，编写规范有序，眉目清晰。总之，该书编写完善，内容精湛，非常便于读者参阅，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必备案头工具书。

二、纠谬刊误，考订本真，显示出对中国史学史基础资料整理的深厚功力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系统梳理中国史学发展中重要的史家、书籍和史事，必然要涉及范围极广的史学史内容，这就需要编者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博的研究视野。书中资料编年的每一条为求精准都必须对此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否则人云亦云，则必致谬误丛生。从该书资料的编排和案语中，可以发现编著者对引录资料都详加核实，并商榷异同，纠谬刊误，力求考订本真。

在具体资料的编年考订上，该书利用多种资料进行查勘比对，发覆求真。比如对西汉时期鲁共(恭)王在孔丘旧宅中得古文《尚书》等典籍一事，本书将其系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条目下，并在案语中力驳《汉书》之误。《汉书·艺文志》认为鲁共王得书一事发生在“武帝末”，而该书编著者通过查考《史记·武宗世家》，发现鲁共王应卒于汉武帝元光六年，从而纠正《汉书》记载之谬。另外，针对史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较为模糊或错误的说法，该书进行了厘正。比如《战国策》一书，古往今来都认为成书于先秦时期，该书通过引录《战国策书录》开首“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一段，认为前贤解读扞格不通，考订认为“莒”字当为“筥”字之误，意为筐箧中尚有许多散存的文篇，刘向据此整理编辑成《战国策》一书。该书在案语中得出结论认为“《战国策》其书并非成书于先秦时期，战国时仅有零散文献而已”(《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52页)。此种考订有理有据，犹如老吏断狱，让人读来有振聋发聩之感。

针对现有史学史内容的各种不同考证结果，本书进行理证，力求接近本真。比如关于《皇明史窃》作者尹守衡的生卒年问题，学界现有两种说法并存，一是1558-1641，一是1550-1631，二者差别较大，理应搞清。检考黎遂球所作序文，其称“倾余过，曾出而商之”，后云“今先生逝矣”，该书认为此序从语气上推断应距尹守衡谢世时间不远，故将尹守衡卒年系于作序前一年，即1633年(《编年·元明卷》第491页)。从学理上来讲，此种判断显然比原有的1641年和1631年两说更加具有说服力。另外，该书还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将一些难以考订清楚的问题标示出来，以待后来者考订。如考订何乔远《名山藏》刊刻时间问题，有人依据钱谦益序言来作出判断，该书指出钱氏之说乃因何乔远之子所请，不能依此判断刊刻时间，但现有资料又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故在案语中道“志此以待详考”(《编年·元明卷》第479页)。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值得称道。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书中发覆求真，考信征实之处甚多，而要作出扎实的考证，必须建立在厚重的学养和广博的学识基础之上。该书的这一特点也体现出编著者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厚研究功力。

三、案语宏富，意蕴深长，体现出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通透史识

该书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系统编年，还体现在案语中所揭示的对诸多史学史重要问题的见识。书中所加的案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深刻。这些案语有的是对各种异同资料的考订，有的是对引录资料缘由的说明，有的是对文献资料的补充说明，还有的是对中国史学史问题提出的独特看法。从这些案语中，可以体会到编著者对史学史具体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很多见识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学史具有通透见识的基础之上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些案语对于中国史学史中极为重要的学术问题所作的提示或见解，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一语中的，揭示史学问题的真谛，对读者有很大启发。例如，该书在“唐太宗再次坚欲阅览起居注，房玄龄等删略成另本进之”的史料编排之后，加有案语，指出因此事而产生以起居注为基础的新的官修史籍即实录，此后纂修实录成为制度化的官方修史事项。而且还进一步批评道：“学界考察皇朝实录的来源，多从此种书名着眼，不思制度，此前诸名为‘实录’者，与朝廷制度化纂修之实录，本质不同，岂可混为一谈！”(《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222页)这种见解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对于认识中国古代修史制度以及传统史学史的发展都有指导作用。由对实录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联想到古代的起居注问题。“起居注”作为官方记载史事的文献，是以当朝皇帝言行和政务活动为中心的朝廷大事记，具有制度化的特性。两晋时期开始形成这种官方记史制度，北魏孝文帝正式确立起居注制度，至唐代才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所以东汉时期出现的以起居注为名的书籍，只是对后宫日常起居杂务的记载，并不是后世官方修史体制中起居注的来源，汉代的“著记”才是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前身(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由此也启发我们，在进行史学史的研究时，必须注重某些问题的“名实”问题，不能胶柱鼓瑟。

中国古代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发展轨道，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异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点。官私史学之间存在着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关系，这也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又交织于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之中，并贯穿于历朝历代的史学发展过程中，“使中国古代史学蔚成一派缤纷多彩、波澜起伏的景象”(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该书的案语中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官私史学的这对特殊关系，可谓抓住了传统史学的关键。比如在关于明人史继偕付刻《皇明兵制考》的案语中，作者指出史继偕于万历朝曾参与纂修纪传体国史，执笔《兵制志》，但后来国史未成，史继偕又独自成一私撰史书并付刻。案语认为“此乃官方史学与夫私家史学间，互动、互补而互有消长之一例”(《编年·元明卷》第449页)。再如清人徐松曾撰成《西陲总统事略》，进呈后被道光帝看中并赐名《新疆识略》，意欲攘为钦定官书一事，作者又加案语称“此实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一大纠结公案”(《编年·清代卷》第456页)。该书中的这些案语都说明编著者进行资料编年并非堆积材料，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对史学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特见独识，然后进行的学术创作。

四、业继薪传，嘉惠后学，对中国史学史的持续发展助益良多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前三册陆续出版后，曾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并翘首企盼第四册的问世。由于杨先生晚年身体健康欠佳，直至逝世仍未完竟全书，留给学界一大遗憾。如今经由杨先生的弟子乔治忠，及再传弟子朱洪斌的共同努力，历经十余载，不仅对前三册进行修订补充，而且编著完成第四册清代卷，使得首尾完具，终成此业。此书的编纂缘起要追溯到1942年，时为北京大学助教的杨翼骧在为姚从吾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抄录资料的过程中，“忽悟应当编辑一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作为研究的基础”(杨翼骧：《学忍堂文集·自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由此也就开始了长达70余年的业继薪传的旅程，先是杨翼骧先生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南北朝史学编年》，又于1987年、1994年、1999年出版《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接着就是乔治忠和朱洪斌继承杨先生遗志于2013年出版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代学人矢志不移，共同完成一部学术经典，源于他们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史学史学科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此书此事也必将载入史册，成为史学史上的一段学术佳话。

此书的出版，将会极大地便利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一方面，书中翔实的资料为中国史学史的学习提供了入门捷径，一书在手便可纵览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史家、史书和史事等内容，并可依编年顺序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大势。并且对于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考订，总能借鉴最新和最权威可靠的研究成果，或者给出编著者的创新性见解，使得初学者能够了解前沿学术研究状况，便于后续深入探索。另一方面，该书还提供了很多重要史学史内容的研究起点，启迪读者发现问题从而展开学术研究。比如该书在宋人江贽“著成《通鉴节要》”条目所作的案语中，就怀疑《四库全书总目》的存目提要中将《资治通鉴节要》与《历代通鉴纂要》混为一书乃另有企图，“应为掩盖官修《御批通鉴辑览》多袭用《历代通鉴纂要》文字内容之踪迹”(《编年·宋辽金卷》第201页)。因为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历代通鉴纂要》，不仅时时精读，还曾据之纂修《御批通鉴辑览》，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中竟在层层审查过程中未发现这个明显的错误，不得不使人疑窦丛生。该书编者提示至此，相信一定能够引发读者的研究兴趣，探究根源，必会作出一番研究。另外，书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对古之良史“南史”或为“内史”之讹的推断(《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14页)，又如根据《竹书纪年》之历史观与儒家思想的不一致推断其很可能卷入了某种政治理念斗争的漩涡(《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第27页)，等等。这些内容颇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如果细加研讨，或许就会有新的学术特见。此外，该书还将一些常被忽视但很重要的史书列入资料编年，而某些书又未曾引起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并且不乏海外珍本，这都为读者发掘史学史研究选题提供了极好的线索。从嘉惠后学的角度来讲，该书为中国史学史的持续发展的确助益良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规格极高，不仅采用精装大开本印制，装帧精美，而且每册还附有杨翼骧、乔治忠及朱洪斌三代学人和相关信件照片图版，由此可见出版界对史学界助力之一斑。该书清代卷中将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开业揽入史学史资料编年，“近代出版事业以及早期期刊的产生，是史学以及其他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机制，故择要系录，以为示例”(《编年·清代卷》第591页)。在当今社会，史学史学科的良性发展，也离不开出版业和期刊业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希望该书与出版界的良好合作能够更好地推动史学的发展。

总之，《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兼具工具性、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身，嘉惠后学、贡献良多，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著述，必将传诸后世，永放光芒。

【责任编辑：刘圆圆】

2014-09-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有关日本的史籍研究”(编号：11CZS002)； 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编号：BR2-256)； 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廊坊师范学院教改课题重点项目“史学概论精品课程建设与重点学科发展互动关系研究”(编号：K2014-06)。

时培磊(1982—)，男，山东日照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K206

A

1672-3600(2015)07-01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