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局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再梳理

高　袅

（辽宁医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2）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让世界为之震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首次提出以自觉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践产生的客观成果，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的渐进过程，是理论、创新的渐进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基本态度。可以说，中国任一阶段的社会变革乃至历史进程是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在逐步完善，本文从理论研究的全局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做一相对全面的梳理和分类，以期为该项理论研究提供更加明晰、系统的资料。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演进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标准的界定大致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陆剑杰于1999年提出的“以实践主题”为标准划分的历史演进过程，他认为，实践的阶段不同，主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是一个个以不同主题为核心的实践阶段集合。第一个实践阶段主题是“民族民主革命”，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践成果是新中国的建立；第二个实践主题是“初步社会主义”，其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实践成果是中国进入初步社会主义阶段；第三个实践主题是“现代化建设”，其理论成果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践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1]

第二，张步仁提出的“以时间进程”为标准的划分方式，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起始阶段（1917年～1921年）、准中国化阶段（1921年～1935年）、实现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至今）。[2]

第三，“以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为标准的划分方式，石仲泉、龚育之在论述中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实际上就是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第一次飞跃；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的量变到质变的集聚过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三大理论成果即我们熟知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3]

第四，“以阶段性特征”为标准的划分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引入、传播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第二阶段，认同、结合时期（1921年～1949年）；第三阶段，偏离、教条化时期（1949年～1978年）；第四阶段，融合、升华时期（1978年～至今），在这一时期，经过对上一阶段失误的正本清源，重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条件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是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亟待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指导救国图存的行动，因此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诉求，又是理论本身的取向。作为普适性理论必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产生新的变化。

学者乐承耀认为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切实际的拿来主义，反对照搬、照抄，反对一成不变；黄健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选择性地继承、吸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种先进的文化、理论要实现成功借鉴，都必须找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点，简单移植不可取；黄智英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包括坚持科学信仰，反对一切违背科学、客观、理性的非科学思维，同时以实用性为主旨，坚持研究的实用性指向。

三、革命领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建设等伟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代革命领袖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该理论。

周由强认为三代革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将他们逐一做了界定，他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江泽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缔造者和升华者。

张琳侧重研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袖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他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袖集体把握了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从党的建设为出发点，通过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打造强有力的党的队伍建设的思考来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总结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任务不同，但是终极目标一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连续统一的篇章。马克思主义作为异于本土文化的——外来文化，要实现中国化，而且是全面的认同、接受，就必须借助中国的民族语言，通过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来争取认同、接受，乃至运用。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很多中国式的、具有中华民族气派的科学理论。例如，“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用这些中国本土的民族性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论。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以来，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始终不变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地位不动摇，既是重要保障，也是前提条件。回顾中国社会革命、建设的百余年实际活动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定历史和国情现状的现实必须，而由谁来领导实现至关重要。

学者徐能武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要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违反实际的空想；要合理、适度地开展党内斗争，防止斗争变味，反对斗争扩大化；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态度，反对模糊、动摇。

谢增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是要有一支理论过硬、素质较高的专家队伍，与此同时从长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经验是：必须保持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正确处理党内思想矛盾，反对上纲上线。反对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注重将普遍真理与客观现实相结合。

张焕金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点：立足中情，放眼当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忘传统文化。[4]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虽然随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梳理可知，目前学者大致持四种观点：

第一，“实践”说。贾玉珍、黄永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就是“实践”的规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相辅相承，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规律。

第二，“斗争”说。林志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演进的过程，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与谬误相伴相生、相斗争而发展、升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因此，在斗争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第三，“创新”说。秉承这一观点的施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先继承、再创新的过程，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态度，随之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剔除、部分变异、部分继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特点的研究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特点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类学者对整个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总体特点进行论述，一类学者对某一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进行具体研究。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总体特点的研究。学者郭记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历史进程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走自己的有特色的道路；二是必须突出与时俱进；三是善于解答时代课题。赖文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一统：一是思想内容上的中国化与民族形式上的中国化的大一统；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防左、反右的大一统；三是如何继承和坚持与如何发展与创新的大一统。[5]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殊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方面，王先俊、曹明臣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认为在党的创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呈现出三大基本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广泛传播与其中国化相伴相生；二是国际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和深刻制约；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的独立性、自发性。学者韦日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了回答“基本问题”的理论范式；二是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信念”；三是回答了实践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改造世界的普适性理论，历久弥新，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颇具规模，但是实践仍在继续，研究也从未停歇。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梳理，力求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概貌，希望进一步完善该研究，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陆剑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当代任务[J]．党建研究，1999，（7）：18.

[2]张步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

[3]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6，（6）：3.

[4]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175.

[5]乐承耀．毛泽东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