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探索与历史贡献

杨　阳

（辽宁医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2）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等诸多方面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内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大胆创新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科学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事业发展和走向。邓小平审时度势站在历史的时间点上清醒地带领中国人民分析了时代的特征、世界的形势、国家建设的困难与问题，并科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在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中说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哲学不是现当代所产生问题的标准答案。他鼓励人们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思考现实问题，继承、发展和辩证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引导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实事求是、不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失败，就会坚持不下去。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振聋发聩的拷问，从这个核心假设问题出发探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及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思考回答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主张并带领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起到了直接、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卓有成效而又富有意义的历史探索，开拓了在中国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的一生就是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生。邓小平理论正是邓小平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产生的理论成果，也是真实的写照。纵观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邓小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说时期：

一、大力提倡党内民主，重新树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复出之初看到国家经济社会破败、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质量低下，立即意识到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迫切性。他及时作出了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及时作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的举措。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总结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他表示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能听到更多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当时，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左的错误倾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宣扬“两个凡是”；二是右的错误倾向，认为马列毛的思想已经过时，不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社会上思想极不坚定与混乱的时候及时地站了出来，他带领人们及时认识这两种错误，并坚决否定这两种错误，引导全社会要准确理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财富就在于实事求是，“句句是真理”和“两个凡是”都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同志自己都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是这些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是我们要坚持的。但同时，不论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亦或是个别论断的失误。这些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内容。”邓小平大力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剖析了中国在“文革”以后社会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全党全社会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历史起点。邓小平不仅要求人们要正确理解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同时他强调要不断发展马列毛思想。用与时俱进的行动和理念去坚持、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大力提倡党内民主，推翻两个“凡是”，到引导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看作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带领人民大胆实践，在总结我国社会建设的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落后国家能够逾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及列宁关于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举。邓小平认为中国做的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提出论述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践过，所以，中国人民要想取得成功，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力量来办。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建设国家。这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举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正确航向。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邓小平敏锐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国家成立伊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大前提就是对国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正确认识、分析国情为基础的。可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国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再次出现了冒进倾向，是邓小平及时站出来来引领党和人民正确认识国情。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基于两个基本国情：一是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随后，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第一次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初级阶段。并在十二大报告中对这个提法做了进一步阐述，把“物质文明不发达”看作是它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背景。十三大报告十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一方面，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必须坚持且不能脱离的实际。更深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我们需要从这个实际出发谋划发展。邓小平指出我国处在一个不发达的阶段，因为社会主义自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必须从这个国情来制定规划、方针及政策。正是因为邓小平提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且提出一切发展和建设都要基于这个实际来规划，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标志性重要成果。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建立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标志性成果。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刻板化一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持有的固化态度、观点。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我国要的，但我们也不能长期处在贫穷的社会主义。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站出来，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已经萌芽，不只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完全能利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不会使社会制度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是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首次公开表述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表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可以计划经济为主，结合属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随着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断思考，邓小平对二者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入，他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鸿沟和矛盾。用什么方法更强有力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更为实际。多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实践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来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为有效。只有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才会找到一条发展的新路、正确的理论。在南方讲话时，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用深刻精炼的语言做了经典描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谁更多些。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有市场。它们都只是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依据南方讲话精神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提炼，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邓小平引领全党和人民脱离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走上了正确的经济发展观。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只有经济搞上去了，中国人在面对强权时就敢说“不”，“穷就会挨打”；“弱国不外交”。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这是邓小平深情的自白。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探索、历史贡献作了高度精辟的评价，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同志是一位具有复杂和曲折经历的领导者，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完美结合，尊重实践、尊重真理、尊重群众，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品格深深印在了他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印在了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中，是实事求是的、是开拓创新的、是与时俱进的，邓小平不愧于“我是共产主义者”的自我评价。◆

【参考文献】

[1]卢国琪.论邓小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1978-1997）[J].社会科学家，2011，（4）：35～39.

[2]熊启珍.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666～672.

[3]荣开明.破解世纪难题创立特色理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6）：78～8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