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利用的反思

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作为极端的“军事化的行动主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以及“自然-意志的神圣化”之“生机论哲学”[1]，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历史悲剧事件，无疑是一股“为全世界现象”[2]的“现代野蛮主义”[3]思潮。一句话，法西斯主义就是“反动的现代主义”[1]。而反法西斯主义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解构、颠覆和超越，也必然而且应当成为一股波及全球的反“现代野蛮主义”思潮。中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则构成了世界反“现代野蛮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在此运动中，由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自然延续和传承被日本法西斯主义强制“扼断”，其主要使命也已由自然延续和传承转向反法西斯主义条件下的恢复和重建——在“大屠杀”、“恐怖政治”和“文化殖民”等诸条件下进行“抗战建国”、“民族解放”和“民族重振”。故而，在这一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由于深厚的民族性、民间性及“默会性”[4]根基，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之“利用”作为中国新文艺建设重要内容之一，就不仅有利于揭示和表现法西斯主义的诸种“野蛮行径”和“罪恶”，从而促使人们铭记“历史”，避免此类“灾难”重演，而且有利于团结一切力量以“抗战建国”、“民族解放”和“民族重振”。在抗战文艺研究被“进步主义”文艺观所侵蚀甚至统治的当下，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利用之否定性检省和反思或许正当其时。

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反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在反帝国主义语境里，欲厘清和检视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之“利用”的实质和根源，首先就要厘清和检视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亟待攻克的最主要的政治课题和文化课题。这就在根本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周扬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得好：“正因为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中国一切解放运动终极上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反封建制度的人民革命也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最终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切的关联，而每次文学上的运动都与民族解放斗争呼应。”[5]这段话说明了三点：一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故而，一切解放运动（包括“人民革命”）根本上就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已经成为最迫切、最紧要的政治课题和文化课题；三是“中国新文学”及其运动与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是互动性的、生成性的关系。由这三点可以看出，中国新文艺生成的现实土壤就是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故而，周扬断言：“中国新文学是沿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无置疑的余地。”[5]而“反封”在终极意义上又被视为“反帝国主义”[5]，因而可以说，中国新文艺就是沿着“反帝”之路线而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周扬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中仍然沿用“反帝国主义”一词，甚至整个20世纪上半期文艺界基本都沿用这一词，尽管其间也常兼用“反法西斯主义”一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反帝国主义”之意义结构却发生了悄然变更：被称为“社会大转换”标志的“九一八”事变[6]和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开幕词》之“法西斯主义”政治主张的提出[7]，标志着反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反“中国法西斯主义”[7]运动（譬如“‘战国策派法西斯主义批判”[8]）的兴起，自此之后，日益隆盛。由此，反帝国主义在意义结构上便演绎成了反法西斯主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探讨的并非是作为“制度与过程”的“法西斯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与运动”[1]，即“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以及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关系的本质问题”，故而，“任何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争就必然会涉及到与现代性的本质这一问题直接面对，并相应地与资本主义以及民主的本质短兵相接”[1]。这有力地说明，法西斯主义并非偶然性的、短暂性的历史思潮、现象，而是必然性的、根本性的历史思潮、现象——现代性之本质之固有问题。而根据幸德秋水的研究，帝国主义本质上亦是现代性的本质之固有问题。因为它“阻碍”、“扰乱”和“破坏”“科学的进步”、“世界之和平”、“自由与平等”、“生产分配之公平”，它就是“文明之危险”。[9]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根本上的相通之处。

鉴于此，探讨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要了。首先我们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内涵入手。根据藤井悌、座间胜平、米歇尔等人的考察和研究，所谓“法西斯主义”，大概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论述：一、它就是“反动社会思想的一种特殊形态”[10]，其主要特点就是“反动革命”[10]和“独裁政治”或“恐怖政治”[10]，以及强调“产业，劳动之精神及规训”，“纪律，服从的精神与严峻的行动”等“教理”[10]。二、它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反动的形式”，它反对“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条件下的“革命运动”，故而不过“就是财政资本自身的政权”[11]，以及“压迫群众”、“奴役群众的哲学”[11]。三、它就是“启蒙哲学”的反转，是激进的“种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以及“新形态人”论[12]。这三种观点，虽然有一定差异，但是，它们都一定程度地提示或揭示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与运动”与现代性的哲学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切关联。而对这种关联的明确厘清和阐明，当数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始于与19世纪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哲学论争，以及与启蒙运动的那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政治方案的论争”，并且认为其生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1]在这一逻辑支配下，我们会发现，它作为一种“体系”，其“破坏性潜质”（即“潜藏着人类破坏力”）就是“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中固有的”[1]，而齐格蒙特·鲍曼更是明确地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幕后元凶”就是“现代性”，进而提出“现代性即大屠杀”的著名论断[13]。这一潜质以“群众社会政治”为“支点”而与现代性的“积极性潜质”（即“人类解放”）爆发“冲突和战争”。[1]同时，为“防止共产主义”和“对革命的革命”，法西斯主义通过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以及“盗用”、“窃换”现代性之“中心特征”及其逻辑并使之“激进化”，积聚和组织“群众社会”的一切社会力量，从而获取“替代性的革命推动力”，以确立“假想的共同体”即“普世的国家和种族的民族”[1]。这就是现代性的真正危机之所在。现代性的这种“固有”的危机表明，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之中的政治”[1]和“反动的现代主义”[1]而已。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之关系是否也是如此呢？日本学者木下半治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中就认为，除了“欧洲大战所引起的社会变动”[6]之外，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隆盛有其坚实的资本主义基础、社会组织及其运动基础以及“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基础”，包含了高昌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权藤成乡的“自治论”等[6]。较之于木下半治，杨宁一在《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中说得更加直接，其所得结论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对现代化的反动”[14]。于桂芬也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对“西方文明的反动”[15]，而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实质就是现代性之“人类解放”之文明。上述说明，日本法西斯主义也是现代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中所固有的“破坏性潜质”或“消极的潜质”，并构成了对积极的、进步的、“朝向人类解放”[1]的“现代性潜质”的“反革命”或“反动”。

至此，我们再折返到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即反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三点：一、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反帝国主义事实上就演绎成了反法西斯主义了。二、不管在“理念与运动”之意义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之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无疑都充分地凸显了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之本质中的“破坏性潜质”或“消极的潜质”。这给中华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和灾难。三、因此，反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之义，就是对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潜质”之“理念与运动”及其历史实践的反抗、颠覆和清理。故而，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检视和反思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那么，一方面既要反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反抗、颠覆和清理“破坏性”的、“消极”的、“反动”的现代性潜质及其历史运动；另一方面又要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国家重建，这就是对“积极性”的或“朝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潜质的激发和张扬，这有益于民族-国家之建立，甚至对抗和破解“现代性危机”。这两者互为前提和基础，构筑了中国新文艺之生成和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反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批判：民族文艺传统形式利用之反思

G.萧勒姆在《反对处死艾希曼》中说：“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R.鲁本斯坦、J.罗斯也说：“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13]这两处引文给予了我们两点有力而深刻的警示：一、“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理应包括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二、我们必须而且“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其目的正如阿多诺所言，以使“奥斯维辛自身不再重演，而且类似的事情也不再重演”[16]。换言之，尊重和忠实于人类生活和历史，首先就必须尊重和忠实于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否定经验（现代性灾难）[3]。在这个意义上，反法西斯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现代性批判，它强烈关注和批判现代性的否定性、野蛮性和灾难性一面，同时，对这种否定经验（包括野蛮屠杀、战争创伤和灾难等）的记忆和纪念，通过具有成熟社会文化心智和“自由-民主的意志结构”[3]的共同体以“人类解放”之方式来实现时，则可成为共同体所共享的积极的“集体意识”[17]。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共同体。

而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史上，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作为对这种否定经验（包括野蛮屠杀、战争创伤及灾难等）的记忆和纪念的文艺形式典型，而且，关于这一形式之利用的讨论和思考亦曾掀起过一股影响深远的文艺争鸣思潮[18]。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如何必然地而且应然地重审这一思潮呢？基于前述观点，笔者以为，我们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从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反法西斯主义角度来检视和反思其根基、意义、价值及地位。大致说来，应当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厘定和反思：

第一，我们应该把这一思潮置于中外古今碰撞和交融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语境里，尤其是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检视和反思。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史首先就是一段中外古今之社会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诸种元素或因素激烈交锋和大融合的历史，换言之，就是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史。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认同费正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解释模式，即“冲击-回应”解释模式，虽然其在后来保守地修正了这一观点[19]，而倾向于认同金观涛、刘青峰所持的“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重构”[20]之解释模式。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的利用及关于这一利用的讨论，作为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理应置于这一意义上来审视。而在此意义上进行观照，这一思潮的现代意义以及“主体”价值[18]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和昭示。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一思潮所发生的时代，实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民族解放之时代。换言之，这一思潮不仅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而且是在这一进程的关节点上，即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检视和反思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之利用问题，就不仅仅是张扬和宣传民族解放之意义、价值以及成就的需要，而且也是记忆和纪念民族解放之牺牲、战争创伤以及其他诸种代价之需要，是反抗和颠覆现代性之野蛮的、否定的、“消极的”“固有潜质”，或“现代野蛮主义”之需要，即反法西斯主义之需要。故而，可以说，这一思潮就是对作为“现代野蛮主义”之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审美和艺术意义上的检视与反思。

第二，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一种否定的文艺哲学——事件诗学或否定的诗学，并从这一角度去重审这一思潮。首先，这种否定的文艺哲学是一种事件诗学，而非形而上的诗学。在形而上之诗学里，不论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诗学都始终强调以一种目的论的、进步主义的文艺模式加以反映、表现并建构和赋予相应的救赎目的、进步意义和肯定性价值。而否定的文艺哲学则强调文艺哲学没有超越现实生活和历史实践的特权，强调文艺对现实生活、历史实践的否定经验的反映、记忆和纪念。这要求，这一思潮的重审应该被置于否定的诗学视域下，以凸显对抗战史上的“大屠杀”、“恐怖政治”等否定经验的铭记和纪念，而不是进步主义式的“健忘”与“封存”。其次，真正的文艺主体是承受着杀戮、恐怖、压迫、掠夺等战争灾难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创作主体、人物主体和受众主体。这要求，这一思潮的重审应该从承受着历史重负、死亡恐怖等否定体验的个人入手，以检视和反省在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救亡压倒启蒙”[21]时代主题之下的个人“启蒙”课题，因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进行战斗”[22]。再次，否定的文艺哲学是一种“当下”[23]的、“个人知识”[4]的事件诗学。这种诗学强调文艺要以“个人知识”或道德实践而非中性、绝对客观之方式来观照“当下”，并将“当下”视为与我们生死攸关的非“历史的常态”。如此，这一思潮之重审就应该从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在“进步名义”下的非“历史的常态”[23]入手，进而反思这一思潮之意义和价值。最后，否定的文艺哲学有助于塑造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中国新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互动、互进的历史关系所决定的，因为“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5]，包括民族文艺旧形式利用及其讨论之思潮。另一方面，从否定的文艺哲学角度看，对“大屠杀”、血腥压迫等否定经验的记忆和书写，并不是消极的、无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之“集体意识”之生成，从而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的历史条件之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思潮之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应有的彰显和昭示。

余 论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民族文艺传统形式的利用及其讨论之思潮的检视与反省，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新文艺的生成性境域，并坚持一种否定的文艺哲学，方能凸显和昭示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否定的文艺哲学”并非要颠覆甚至取代形而上的文艺哲学，相反，而只是它的补充者和“解毒剂”。因此，这种检视和反省并不是一种阉割、颠覆和代替，而是一种有机补充、平衡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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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阳军（1984— ），男，贵州铜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