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修辞学的学术生态和发展前瞻*

林旻晖 罗 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中国现代修辞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修辞学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变化、认识的深入，中国修辞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遇到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一旦突破发展瓶颈，中国修辞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新一轮繁荣。

就问题而言，学界对中国修辞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刘大为先生直言不讳，“修辞学就其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在现代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山穷水尽、寸步难行。”［1］高万云先生认为，“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尤其是近年的修辞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劳作，是旧话重提，根本不具原创性。一些人炒前人的冷饭，只作‘表面处理’，不作深入探究，结果是那么多论文论著，大都是无多少新义的同义表述。比如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规范修辞与艺术修辞，常格修辞与变格修辞，辞规与辞格等；比如我们自己标榜的那么多修辞学体系，其实大都只在名称上标新，没在实质上立异。还有一些人拾洋人的余唾，只作‘文本复制’，不作自身开发，用西方的修辞学理论、语用学理论、风格学理论、阐释学理论等硬套汉语修辞学，结果出现了一些西方理论加汉语修辞例子的‘拉郎配’式研究。可以想见，对修辞学问题不靠深入的分析去解决，而靠更换名称去敷衍；不用否定的方式去发展推进，而用肯定的方式去‘维持原判’；不根据汉语修辞的特点去借鉴新知，而是根据所谓先进理论去‘规范’汉语修辞……这怎么能算是科学研究呢？”［2］总体来说，中国修辞学理论水平偏低，学科归属不明，社会影响太小，学科地位不高。

中国修辞学发展问题既有自身的理论瓶颈，也有外在的学术环境因素，也就是学术生态。修辞学自身生态表现为学术积累和学术影响，外在生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价值导向、学术机制等方面。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修辞学理论问题的思考方面，本文主要侧重于学术生态方面的考量。从宏观视角来看，学术生态主要有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两个方面。

一、学术生态的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

修辞学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正处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国家日益富强，政府对学术研究高度重视，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充分鼓励和大力扶持，这就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修辞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

（一）价值导向

目前，我国对于学术研究主要是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功利性价值导向。首先，最高决策者从大局利益出发，制定学术政策。政府更加注重国家“硬实力”发展，“软实力”建设相对从缓。政府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对切合当下国计民生的研究给予重点支持，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重视度高，支持力度大；社会科学内部，对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关注度高，一般基础学科，比如文史哲等，关注度相对较低（每年各级政府的课题申报指导目录就有充分体现）。其次，各单位以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和贡献，分享国家匹配的学术利益，比如大学、研究机构的排名等等。再次，个人主要以学术研究成果来赢得自己的利益，比如职称和职务的晋升，重点凭借成果的多少和发表刊物的档次以及获得了什么奖项。这些都是功利性价值导向的体现。

功利性价值导向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的目的趋同化，因而阻碍个性化思考，制约学术的创新能力。这种价值机制还可能导致学术发展不平衡、不公平。强势学科或者所谓的强势学科尽得先机，弱势学科或者所谓的弱势学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样不仅挫伤了有关研究者的积极性，妨碍了学术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彻底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不是“器用”而是“道义”，这个“道义”表现为研究者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参与社会文化建设，表现为为人类提供崇高的心智历练。于“器用”和“道义”的关系而言，学术研究不能排除“器用”追求，而是“道”主“器”从。所以，学术发展除了利益务实原则之外，更应该倡导、实行理论务虚原则，应该尊重、鼓励那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纯学术风尚，最后的结果必定会虚实相生，为国家民族强盛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二）学术体制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的学术体制。一是学科定位，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学科归属和社会认同；二是研究性质，或者是由个人确立的自主式研究，或者是由他者约定的邀约式研究；三是成果认定，依靠学术平台决定研究结论是不是公认的学术成果，或什么级别的成果。

学术研究大多依靠一定学科为平台，我国学科门类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大类，其后再分文、史、哲、经、法、理、工、农、医、艺等基本类型，然后划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科方向等。个人研究最好属于某个学科或者被某个学科所接纳，否则，找不到学科归属，情似孤儿，很多方面无依无靠，甚至研究成果很难得到社会认同。所以，学科定位很重要。从理论上说，明确的学科定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学术探索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乃至研究方法等都可以从学科类型的划定上得到肯定和规定，从而得到学界的认同和支持。从实践上看，在一定学科框架内进行相关研究，研究的自觉性、目标性和规范性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因之，有些跨学科的、交叉性的研究，既可能异军突起，也可能两边都不靠。

从研究性质看，自主式研究表现为研究者的自发性、自觉性，是基于个人的兴趣、需要等因素而进行的学术探讨。邀约式研究是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出资招标约定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研究期限的研究行为，主要表现为研究者承担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方式。相对而言，自主式研究靠个人意志和个人资源来进行，显得势单力薄；邀约式研究具有资金、人力配备、社会效应等多方面的优越性。目前，我国邀约式研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获得这类研究课题成为人们主要的努力目标。邀约的过程涉及许多因素，比如选题是否贴近现实、标书质量、投标人的学术影响、人脉关系等。结果造成这样的现实：“中标的不一定都是好的，没中的不一定不好。”（一位资深学术评委语）符合国家功利需要的得到更多资助，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明显支持不力。

学术成果的认定有两个环节。第一是出版机构，学术成果决定于出版机构，个人的思想结晶，是否成为学术成果，看它是否是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的论文或著作。出版机构还分级别，有国家级、省部级等。第二是权威部门，学术质量的评价还取决于权威部门、政府权力机构和行业权威人士。国家级的部门和人士评定国家级的成果，以下依次是省部级、地市级等。伴随着权威的地缘效应，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先天性地注定了是国家级还是省部级或者地市级，学界有说 “在中央做天子学问，在省里做诸侯学问”等，这里就滋生出“学术平台效应”问题。所以，在什么平台上做学问、在什么平台上出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决定性因素。

二、修辞学生态实况

修辞学的生态实况可以概括为：理论色彩偏弱、价值不被认同、学科归属不明。理论问题，学界已有充分的反思。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对应社会生态下的“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衍生出对修辞学的“价值生态”和“体制生态”两方面的考察。

（一）价值生态

修辞学的价值生态可以概括为：因为研究特性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因为研究成效而游离于主流研究阵营之外。于默认的理论价值，它是“在场”的，于主导性的功利价值，它“缺席”了。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修辞学作为学术阵营的一员，享有与其他学术研究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但是，相对而言，目前，修辞学研究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之外。在实用价值主导下，修辞学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的功利需要，对于国家“硬实力”建设不能发挥直接作用。修辞学不是自然科学，不能提供“器用”力量，不能为经济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带来直接效益。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修辞学无关于意识形态建设，也不能参与经济、法规等重大政策的制定。于社会功利来讲，修辞学研究还是“自言自语”，似乎可有可无。从学术研究特点来看，修辞学独树一门，以表达效能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而修辞学所能归纳的、描写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因素，对于人们热衷表达的艺术性效果，却难以有所作为。事实上，的确是学了修辞学，表达水平不一定有明显提高，甚至毫无起色。于实践功效而言，修辞学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能。加上自身理论建设的薄弱，在学术界、语言学界，也得不到起码的“呵护”，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得不到足够重视。

（二）体制生态

修辞学的体制生态主要表现为学科身份不明，学术平台不利。修辞学自身没有证明自己属于哪一个学术领域，社会也没有给一个定论。习惯上，认为是语言学范畴。然而语言学似乎并不认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中，语言学设有十个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汉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外国语言研究、语言学其他学科。“汉语修辞学都很难对号入座，有时，汉语修辞学似乎成了被忽视的存在。”［3］结果是修辞学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推诿。高万云说：“中国修辞学从建立那天起，就似乎注定了它‘无家可归’的命运，文艺学、美学、哲学、传播学中自然没有它的位置，就连本该接纳它的语言学也往往认为它不是本体研究，不是科学研究，所以，它只好委屈地蹲踞在大学现代汉语教材的最后，很像小孩的屁股帘儿。有修辞学家抱怨：修辞学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在对人的行为研究中被迫‘缺席’！这就是说，中国修辞学始终面临着安身立命——是认祖归宗还是自立门户的艰难抉择。”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就丧失了学科主体性，导致成果认定的体制性“亏损”，在成果认定的诸多环节中处于劣势。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材料，修辞学的评审专家既有外语界，也有汉语界的；既有研究现代汉语的，还有研究古代汉语的。材料审定于外行总不如内行放心，除了本位观念的干扰外，毕竟熟悉度不会很理想。一旦丧失了学科主体性，也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刊物尽量少发、不发修辞学方面的文章。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要“曲线救国”，“剑走偏锋”，脱去“修辞”的外衣，冠以“文学”、“哲学”等名义出现在学术领域里。正因为学科身份不明，导致修辞学得不到权威学术平台的有力支撑。在社会大环境里，修辞学没有自己的门户；在语言学内部，修辞学难以得到权威的接纳。结果是，修辞学家的话语权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修辞学成果缺乏高级别的发表园地，修辞学研究成效得不到权威的认同和鼓励。

中国修辞学因为理论性不强为学界所轻视，因为与实用价值脱节而被社会所忽略，还因为学科不明而得不到应有生态资源的匹配。在这样的困境中，广义修辞学思想异军突起，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突围”、“融入大生态”等口号。历经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形成了崭新的修辞观和较为成熟的核心理论范畴，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讲，广义修辞学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代表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方向。

三、广义修辞学理论

广义修辞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超越语言本位立足行为机制的修辞观、简约而极富张力的概念系统（两个主体、双向互动；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修辞幻象、修辞原型等）、“两个主体（交际双方）＋三个层面（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的理论构架。这种特色其实已经奠定了修辞学长效发展的坚实基础。修辞学所处的学术生态还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然而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看，不是改变就是适应。我们很难（或者不能）改变当前总体学术生态，只有主动积极去适应这个生态，结合已经打下的学术基础，修辞学一定会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期，呈现出新气派。广义修辞学的发展前途可以从它的理论优势和现实思虑中加以展望。

首先，广义修辞学是在狭义修辞学式微的情况下，经过学术界长期反思、探索后产生的新的理论模式，它既避免了原有理论的短处，又带来新的学术观念，理论上具有“新生代”的优势。

其次，就“修辞观”而言，广义修辞学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广义修辞观在狭义修辞学语言本位观的基础上对修辞本质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以狭义修辞学理论为起点——“修辞”就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修辞学”就是对这些“规律规则”的研究总结——→

“语言表达”是一种言语行为，“修辞”在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行为过程——→

修辞学研究视野由传统的“言语行为”推延到广义的符号行为——→

人的“自觉行为”除了有行为目的外，还追求行为的效率和效果——→

“行为”要受到各种行为要素如：个性心理、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环境诸因素的影响——→

所以，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物理世界就是“修辞”的根本所在。

“修辞”的本质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从语言规律到语言运用规律，再到行为规律到行为与世界关联的规律。修辞学无疑具有更为开放的修辞观念，开放的观念，把修辞研究的对象从语言的范围内扩展到全面的人文社会现象乃至整个物理世界，视野更开阔，对象更全面，内涵更丰富，给修辞学研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用武之地”。

第三，《修辞学》理论体系建构非常简约，同时又具有强大的演绎能力。这个简约的理论模式就是：

两个主体+三个层面

整个研究以“两个主体”为线索，在“表达论”、“接受论”、“互动论”三个维度上展开，再纵深串联 “话语建构”、“文本建构”、“精神建构”三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的理论范式。

这个范式具有充足的演绎性：

（1）揭示了修辞的机制和本质，修辞就是行为主体在三个层面上的双向互动过程；

（2）两个主体的多样性、两个主体的对立性、两个主体的互动性；

（3）三个层面的复杂性、三个层面的独立性、三个层面的关联性；

（4）两个主体在三个层面上互动的多样性和关联性；

…………

这种理论构架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环节、不同层面展开研究；也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既可以用来研究言语交际，也可研究其他社会行为，比如战争、外交、建筑等。

四、广义修辞学发展前瞻

广义修辞学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大生态的制约，正经历着与学术生态互相磨合、改造和适应的过程。为“融入大生态”起见，广义修辞学建设既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也要在价值观念方面有所改变，积极融入社会主流价值体制，开展应用性研究，还必须打造（或占领）有效的学术平台，提升话语权威。为此，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坚持个性特色，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虽然当前主流价值导向实用性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思考都必须是“器用”性的。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理论建设也是无止境的。广义修辞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但是需要坚持个性特色，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

比如修辞学研究对象问题，学界有人质疑“修辞学到底要多广”，如果大而无边是否叫人无所适从？其实广义修辞学不是要一门独大，包罗万象，而是从修辞学角度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就是广义修辞学的观念特色。人们习惯了学科建设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要有比较清晰的学科边界。修辞学，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出明确、统一的回答，这就需要加大研究进程。学术上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利于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促进学术发展。但是，对象的确定、范围的划分不是越少越好，或者越小越好，要根据学科性质而定，比如哲学就可以无所不包。修辞学具有一定的哲学性，行为目的与行为效果的关系，在各个领域里都存在，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比一般学科要广泛得多，这就是修辞学的范围特色。另一方面，可以在“广义”的统摄下，进行分化研究，建立次级研究范围，这样处理范围可大可小，对象可多可少，能够因人而异，按需对待，从而消除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疑惑。这就是广义修辞学的方法特色。

广义修辞学理论建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不断提高理论的演绎能力、解释能力、应用能力。广义修辞学的方法特色有利于增强理论的演绎能力，广义修辞学的观念特色有利于加强理论的解释能力，广义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特色有利于扩大理论的应用能力。这三大能力的提高，能在整体上提升修辞学的理论品质，奠定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

（二）自觉融入主流价值体系，积极拓展应用研究。理论思考从来就不排斥现实效用，即使一时超越实际，终究要回到现实中来。实用价值拥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修辞学发展既要建设科学的理论品格，又要主动融入主流价值体系，尽可能发挥它的现实效用，这就需要强化应用性研究。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特色有利于开展横向应用研究，有利于扩大修辞学的研究成效和社会影响，这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有不少人员运用修辞学理论进行应用性研究，但是从绝对意义上看，还是太少。比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谭学纯、朱玲《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肖莉《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综论》，连晓霞《＜金光大道＞：意识形态化的小说语言》，冯全功、张慧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钟晓文《修辞学视域里的跨文化符号研究》，高群《民间故事结构性夸张构式的修辞学分析》，等等。这些研究除了规模方面的局限外，还存在研究范围过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语言运用范围内，并且大多囿于文学语言研究。

语言要适应社会［4］，语言研究也是如此。应用性研究可以从许多方面努力，首先应该把视线投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软科学三大领域；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军事、经济、司法等各条战线。尤其是与现实切合紧密的方面，更是研究者要高度注意的。其次，除了理论应用性研究之外，还可以在实践上积极融入社会活动，如主动参与策划或主持会展、广告、庆典等活动。第三，到了一定阶段上，要自主、自觉对散存的应用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提升，实现规模效应和品质效应。［5］

（三）尊重当下学术体制，主动明确学科定位。修辞学应该在现有学科分类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从实际出发，从长远着眼。广义修辞学存在着超越语言本位立足行为机制的修辞观与主要以语言运用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实践之间的矛盾。如果从研究实际出发，广义修辞学应该定位在语言学之内，参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2012），当属“语言学其他学科”。可是，这个“其他学科”显然是列表时的逻辑需要，操作上并非学科实体，因此可以建议增列“修辞学”。从长远发展，结合修辞观来看，修辞学当列“哲学研究”，属于行为哲学范畴。操作中可以依据修辞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同，进行临时性处理。比如以不同领域里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可以分别纳入 “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范畴。［6］

（四）切合生态实际，努力争取话语权。我国学术生态中还存在一种话语权现象，平台不同，影响力就不同；处于不同平台的人，话语的分量就不相同。从战术意义上来说，学术话语权的拥有对于提高学科的影响力、提升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学术良性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学术话语权集中表现为：拥有具有国际、国内声望的重量级学者，拥有制定学术规划和政策的参与权，在社会各界拥有广泛的同盟军等。学术话语权的获得，大致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构筑学术高地。修辞学具有比一般学科更容易体现理论高度的优势，它可以涵盖众多学科，吸取多方濡养。理论方面可以朝着“学术哲学”的方向前进，实践方面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修辞学完全可以凭借理论的先进性、高端性和实效性来构筑学术高地，从而赢得相应的话语权。

第二，建设规模化队伍。人多势众，规模效应也是获得话语权的重要筹码。修辞学应该积极“扩军”，壮大队伍。除了常规的硕士、博士培养途径，还可以利用多种渠道发展同盟军。积极介入各种社团组织，诸如“修辞学会”、“文艺研究会”、“公共关系学会”、“记协”、“律协”等；也可以通过走联合研究的道路，在共同的研究中吸收、发展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成员。

第三，进入有利平台。自觉建立并强化抢占有利社会平台的意识。这些社会平台包括理论阵地（出版单位）、政府权力部门、高级别学术单位和社会影响大的其他各个行业。利用这些平台的强大影响力来保障、促进修辞学的发展。实践中，尽力把培养的学生（硕士、博士）输送到相关部门去，各单位的同行也要努力向有效平台运动。努力与否，成效大不相同。［7］

五、结 语

学术生态由多种因素构成，修辞学面对的学术环境远远不止这两个方面，本文选择“价值导向”和“学术体制”两个重要的方面来阐述它与学术研究、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其他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的分析、思考。

当前学术生态并非单独对修辞学发生作用，而是各个学科处于同样的学术语境之中，不同之处在于与这个生态的切合度存在差异。广义修辞学作为新兴学科，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整体生态相对敏感，还处于一种磨合适应阶段，有关“生态突围”、“边缘化”等之类的思考正是这种磨合期的反映。

学术生态对于学科而言是第一性的，是强势的，甚至有国家意志来支持。但是，学术生态不是绝对真理，它也需要不断完善。对于学术生态问题的审视、反思，有利于生态建设，有利于繁荣学术研究。从目前情势来看，广义修辞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品质，更有利于融入当下社会学术生态，适合担负起引领修辞学复兴的重任。当然，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广义修辞学或许不是唯一选择。［8］

［1］刘大为.比喻、近喻、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高万云.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和出路［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03）：92-97.

［3］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为狭义修辞学说几句话——代结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10.

［4］钟尚离.意义、意图和意识——语言适应论的回归研究 ［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40-143.

［5］李振.《 创业史 》：细节中的逻辑与常识问题［J］.齐鲁学刊，2013，（01）：147-151.

［6］刘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毛泽东研究，2014，（03）：4-14.

［7］张晓君，等．广义量词的单调性与其三种否定量词的单调性之间的关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673-678．

［8］冷卫国.“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J］.齐鲁学刊，2013，（03）：1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