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不怕得罪利益集团

冯庆茹

自隋炀帝杨广605年下令开凿大运河，到清道光五年（1825）中止漕运，1200多年间，大运河一直是一条造福后人泽被万世的黄金水道。它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漕运不仅巩固了各朝各代的政治基础，也成就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央企”，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因为它运行日久，所以成为一个大的盘根错节的贪污网，导致一石漕粮运抵北京，成本是南方米价的数倍。

但到道光五年，漕运中止了。因为前一年，洪泽湖大堤决口，漕粮运输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上书道光皇帝，提出海运建议。立刻，朝廷内外炸了锅，漕运集团气破了肚皮，他们提出了多个反对理由，道光皇帝无奈，给了他们200万两白银，结果漕船还是不能动。气急败坏的道光帝在收拾了主办大臣后，调安徽巡抚陶澍（1779-1839，湖南安化人）为江苏巡抚，让他主持海运事宜。

在此之前，陶澍始终态度坚决地支持海运，临危受命后，他克服层层阻挠，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海上运输。

他先到上海实地考察，制定方略，然后招募沙船，组织运力。他没有按常规出牌，而是一改官府垄断的弊端，走市场经济路线。首先，把米粮交给商人运输，朝廷只负责出钱。其次，招募商人，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很快雇得沙船1000多艘。第三，着手征集米粮，手订章程。最后，确定航线，绘制海图。

道光六年（1826）正月，粮船从上海出发，“万艘欢呼江澄海明，旌旗飙动鼋龙踊跃” 。二月底，海运船队顺利抵达天津。四月三十，第二批米粮也顺利抵达，海运任务提前完成。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前所未有。

海运较河运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它运输快，周期短，米质得到保证，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所以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最让道光皇帝激动的是他批给陶澍的海运经费是打了折扣的，而陶澍居然还没用完，给他剩下了20万两白银。

海运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是中国近代改革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时隔近200年，尽管历史已经进入空运陆运空前发达的时代，但我们重温陶澍的举措，仍然觉得受益良多。改革总是有风险的。对于陶澍来说，他的风险有二：一是自然风险。万一海运时遇上了台风，漕粮付之汪洋，陶澍的政治生命恐怕就完结了。二是得罪人。陶澍明摆着要得罪既得利益集团，但是他在满朝反对派中坚持己见，尽管显得孤立，依然泰然自若。他是大公无私的，而“公生明，廉生威”，当一个人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能成为他的心理障碍呢？

陶澍开创了海运南漕的首例，也从此成为清代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方面，成绩斐然，成为国之股肱。他逝世于总督任上，道光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称他“端直宅心，勇敢任事”。他死后七年，海运南漕成为常例。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国近两千年的运河漕运历史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