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黄继阳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两方内战爆发，美国趁机纠集16个国家出兵，打起“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入侵朝鲜，并迅速越过北纬38度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界河鸭绿江边。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勇反击。朝鲜战争打了3年1个月又2天，停战谈判谈了2年又17天，开了大小会议1076次。经过血与火的激烈较量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1953年7月27日，美方和朝中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场战争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

停战谈判艰难启动

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启动。谈判地点一开始是在我方控制下的开城西北部的来凤庄。3个月后，即1951年10月10日，应美方要求，谈判地点从来凤庄移至板门店。美方认为，板门店“地处不在任何一方的控制下”，“大致在双方战线之间的中间点”。我方同意了美方这个意见。

板门店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三八线以南5公里处，离平壤215公里，距汉城62公里。传说板门店原是一家车马店，公路旁有3间半茅草屋，过往客商晚上没有床铺睡觉，就用门板代替，因而得名。

谈判地点移至板门店后，双方支起了很多帐篷。在中间最大的一座帐篷里摆放了一张长桌子，就在这张长桌的两边，双方谈判代表相向而坐，针锋相对，激烈地进行唇枪舌剑。

谈判开始的第一次会议，双方代表进入会场尚未就座，美方代表就急匆匆地掏出一面联合国的小旗子摆放在桌上，这令我方代表吃了一惊。第二次到会时，我方也拿出一面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旗摆在桌上。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只摆放朝鲜国旗而没有中国国旗？”这是因为抗美援朝，中国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而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参战的。因此，无论是在会场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没有正式出现过中国的国旗。

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领导，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选定的。由我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总参谋部二部部长李克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担任。他们两位直接向毛主席、周总理请示汇报工作。为了安全和保密，代表团对外称“群众工作队”，李克农被称为“队长”、“101号”，乔冠华被称为“指导员”、“102号”。两位都不公开露面。

“停战谈判”谈什么？双方商定，有5个议题：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3.实现停火安排及监督停火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4.战俘安排问题;5.向双方各有关国家政府建议事项。

美方缺乏诚意，屡屡制造事端，破坏谈判

第1、3、5项议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了。然而在谈到第2项议题即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问题时，美方代表提出：“我们具有‘海空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当时双方实际控制区基本上沿三八线稳定下来。美方的这个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三八线后撤，将朝中方控制的平壤、开城、元山以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方。这种荒唐的要求，被朝中方断然拒绝。

1951年8月10日，谈判刚进行一个月，会场就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特纳·乔埃同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南日面对面地坐着，互相盯着对方，一言不发。会场上鸦雀无声，这样僵持达两小时又11分之久。

美方达不到目的，就制造种种事端，破坏停战谈判。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前进基地开城，与美方前进基地汶山南北遥相对应。双方代表各走一半路程便可到达板门店。双方约定，开城和汶山各以3英里为半径，定为中立区;由板门店通往开城的公路及汶山的公路两侧各200米，定为安全通道。双方承诺：对中立区和安全通道不加袭扰。但美军违背约定，连续制造一系列严重的事端。

1951年8月19日清晨，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名排长姚庆祥率领我方军事警察9人，按双方已经达成的中立区协议，沿板门店由西向东正常巡逻时，在中立区的松谷里附近，突然遭到美军和李承晚军30多人的偷袭，姚庆祥当场重伤。敌人冲到姚庆祥跟前，向他前额连补两枪，姚庆祥当场牺牲。姚庆祥牺牲后，敌人还抢走了他的手枪、手表、钢笔、日记本和他脚上穿的鞋子。战士王仁元身负重伤，被附近群众看到后抬走藏匿起来才幸免于难。在此过程中，我方严格遵守中立区协议，始终没有开枪还击。

姚庆祥遭敌偷袭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8时，我方立即通知美方，双方派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在人证、物证面前，美方蓄意破坏中立区协议及阻挠停战谈判的行径暴露无遗。根据双方调查结果，我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南日向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乔埃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保证不再发生违反中立区协议的事件。乔埃理屈词穷，不敢正面回答。

然而仅仅相隔3天，1951年8月22日22时20分，美军多架飞机，侵入中立区会场上空，对朝中代表团驻地进行轰炸和扫射。9月10日凌晨1时30分，美国空军1架飞机又侵入开城中立区上空进行扫射，击中满月里的民房。不仅如此，美方还先后发动所谓“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妄图用军事手段“打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武力夺取开城。

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方面，我方严正抗议并及时揭露美方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奋勇抗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攻势。仅在美方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我方就使敌军付出了伤亡10万人的惨重代价，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反复较量的结果，绝大多数情况下以我方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于1951年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并接受我方所提方案，即按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

在此期间，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换人了，由小哈里逊接替乔埃。小哈里逊是美国第9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当时是侵朝美军主力部队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此人极其傲慢和狂妄自大，在谈判桌上手法和花样不断翻新。他上任仅10天，竟建议休会3次。他感到不耐烦时，就看手表，打哈欠，吹口哨，飞快地念发言稿，破口谩骂，甚至逃会。

有一次，双方代表刚进入会场坐下，小哈里逊就问我方代表：“你们有何新的想法？”“没有”，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说。“建议无限期体会……”小哈里逊武断地说。“我方决不同意。你方要为中断谈判负责”，南日坚定地说。小哈里逊再也不作任何回应，退出会场。美方其他人员也尾随其后。

我方认为，美方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今后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还会反复发生，谈判将是错综复杂、紧张激烈的。

我方有为青年充实到谈判队伍

为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趁休会的机会报请国内，紧急调集一批生力军充实到代表团中以加强代表团的翻译力量，他们中有：高水平的英文干部，专习英文的青年学子，精通英语的专家、学者、教授等。旅居美国的冀朝铸就是其中之一，冀朝铸小学、中学及大学的一半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二年级读书时，朝鲜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于1950年10月初，和数十名中国留美学生一道，克服重重困难回国参加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领域的人才都极其缺乏，尤其是工程技术和科学人才。因此一开始，冀朝铸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而是被主管部门负责人说服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继续完成学业。

由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急需补充一批高水平的外语人才，1952年4月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冀朝铸，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广东省潮安籍青年杨冠群、在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行将毕业的过家鼎等知识青年，以及一些专家、教授，也都光荣地加入志愿军的队伍。

美国凭借它的“海空优势”，对朝鲜的城镇和乡村肆意轰炸。美军在交通要道和重点地区设立“空中封锁区”，飞机昼夜不停地在这些地带轮番盘旋，扔照明弹，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这一轮照明弹将灭未灭，那一轮照明弹又撒向天空。美军飞机还不时地机枪扫射或乱扔炸弹，企图以此切断我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

在美国“空中封锁区”白天行车极其危险，只有在天将黑未黑之际，或是在两轮照明弹间隙若明若暗的时候，才能抓紧时间赶路。一级公路沿线，每隔一两公里就有防空岗哨。有的是朝鲜老百姓设的，有的是志愿军运输部队设的。他们严密监视着夜空，发现有敌机出现，就鸣枪示警。老百姓还会用朝鲜语高喊：“边机以梭！”（飞机来了！）于是，沿途驾驶员们都赶紧把车灯灭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驾驶员们抓紧方向盘，全凭自己的眼睛，盯着眼前的道路，以防掉下沟坎。

杨冠群回忆说：“我们一行好多人都是头一次进入朝鲜战地，目睹城乡惨象，没有人感到惊恐，只有对侵略战争的深恶痛绝。”他说：“我们所乘的汽车，车灯时亮时灭，日夜兼程赶路。公路上每隔两三公里即有一个对空警戒哨。敌机一临空，他们就鸣枪告警。就像中国古代在长城上用烽火报警一样。枪声渐渐往下传。毕竟声音传递的速度快于飞机的飞行。因此，美机每到一地，地面上总是漆黑一片，而飞机攻击不到之处，却是欢腾的车流。汽车爬到高处，回头看后面的车队，只见黑暗中一个亮点接着一个亮点，犹如一条金龙游行于大山之中，蜿蜒数十公里。如果不是战争环境，这倒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汽车夜行图。”

这一行人直接到板门店，被分配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受到了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冀朝铸、杨冠群、过家鼎等都被分配在代表团总部翻译组。

在停战谈判中，谈判双方各自用朝、中、英三种文字做记录，但朝文和中文是我方记录时使用的主要文字，而双方据以查证和引用的则是英文记录。因而英语记录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保证记录的完整、准确，而又不能有任何差错和曲解，英文记录不能由美方单独整理。后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自整理，三种文字同等有效。美方专门选调了一批专职英文速记员来参加会议，还用上了刚刚面世的英文速记机。我方则没有专职英文速记员，也没有英文速记员，英文速记工作只能由英文翻译兼任。

为此，我代表团领导特地指派包括冀朝铸在内的几名年轻的英文翻译立即学习英语速记，并要求将美方在会上的英文发言用速记方法记录下来，在准确和效率方面要赶上并超过美方。

冀朝铸和战友们意识到，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他们下定决心：从零开始，在干中学。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北京等地的旧书店购置了一些有关英文速记的书刊资料，在战争环境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时间，勤学苦练，互帮互学，进步很快。美方念稿的速度大约每分钟120 ～ 130个词组，起初我方人员的记录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70 ～ 80个词组，而且会后疲惫不堪。随着他们英文速记技术的不断提高，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譬如，冀朝铸对英文速记从一个符号都不会到很快就学会了，熟能生巧后，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60个词组。因此，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的发言，连同谩骂、无理取闹，都一字不漏地被我方速记下来，供代表研究、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停战谈判中最艰难的战俘问题

在停战谈判中，5项议题中第2项议题“关于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的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到12月10日，谈了5个月;比较起来，第4项议题“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花的时间更长，从1951年12月11日到1953年6月8日，共谈了1年零5个月又28天。经常是谈不拢就打，打了又谈，斗争错综复杂而且尖锐。

根据美方之前在谈判桌上的表现，我方预计“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必将有一番更加激烈的斗争。因而早就采取措施，加强谈判班子、准备过细的战俘名单资料等等。

在“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交换战俘的名单资料。朝中方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资料准确、完整，名单包括战俘姓名、年龄、国籍、单位、军阶、军号等，让人一目了然。美方惊奇地发现，他们已宣布“死亡”的20多名美军士兵竟出现在我方提交的战俘名单中。与此相反，美方交给我方的战俘名单，仅有英文名字及美方编的战俘号码，没有中、朝文名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让人根本无法核查。美方甚至宣称在战场上美军“失踪”1.2万人，南朝鲜军“失踪”8.8万人，并据此对我方进行讹诈，诬指朝中方面提交的名单没有包括这些人，“扣留”了大批他们的战俘。

我方谈判代表据理驳斥，指出美方被俘人员在火线收容、向后方转运途中，以及在志愿军各战俘营里，被美军飞机轰炸扫射而死的美方被俘人员就有726人;另外，我方在火线陆续释放了一些，因重伤、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一些。再说，你“失踪”的人数并不等于我方战俘营中的战俘数，怎么能按在战场上“失踪”的数字向我方要人哩！驳得美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美国被迫坐下来谈判，而谈判又缺乏诚意，就这样，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的谈判再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代表继续耍赖、逃会，起先休会三五天，后来一休会就是几个月、半年多。

《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实际战争中止，战俘应该毫不迟疑地释放并遣返。”第7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按照这些规定，交战双方应当全部遣返各自关押的战俘，这是十分明确的。然而，美方却无视《日内瓦公约》，提出了所谓“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不强迫遣返”等无理主张。

美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历次战役战斗中，特别是他们在溃逃时，强行抓走了数以万计的朝鲜老百姓和大批的中国民工，他们甚至还把在公海上捕鱼的朝鲜北部及我国辽宁、山东等地的渔民也掳走了。法新社就发过一张美军第389步兵团的军人在把他们抓住的两个十来岁的朝鲜娃娃当作“俘虏”进行审问的图片。

美方把这样一些人都当作“战俘”关押在他们的战俘营里，这样，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数量，就显得比美方被俘人员的数量大得多。美方为了扣留大批中朝被俘人员，将他们留在南朝鲜，或者送往台湾，以补充和扩大南朝鲜李承晚军和台湾蒋介石军队，使出了种种手段，甚至残酷迫害我方被俘人员。一些南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分子冒充朝中被俘人员，混进美军战俘营，强迫朝中被俘人员就所谓“自愿遣返”问题表态，对谁愿遣返、谁不愿遣返进行非法“甄别”。许多朝中被俘人员身上被刺上了“反共抗俄”字样或台湾国民党党旗。

旅美华人许之微在他写的《战俘的命运》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学校还没有开学。我在TYSONS的‘湖南狮打工。厨房里有个谢大爷，山东人。一天收工晚，错过了末班车。谢大爷留我在餐馆职工宿舍住了一宿。谢大爷上半身布满了刺青。胸前正中有一个碗口大的国民党党徽，四边各有一个拳头大的血红大字‘效忠党国。背面刻着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和‘反共义士四个大字，两条胳膊上还有一副反共对联。谢大爷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看我这一身还像个人样吗？他给我讲了自己从入伍到被俘，以及在美军战俘营的经历。我问他是不是自愿去台湾。他说自己新婚的妻子在家乡，能不想回家吗？‘怕呀。说愿去台湾吧，他们就给你浑身刻满了这玩意儿。有的战友看自己这一身再也没法洗清白了，从船上就一头扎进大海去了。我望着他一身屈辱的标记，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我内心沉重和愤怒的心情。”

美蒋特务和美李特务们对有的拒绝“甄别”、要求遣返者施以酷刑，割耳朵，砍手脚。被俘人员蒋子龙就因为要求遣返，竟被美蒋特务极端残忍地挖肝掏心，煮食人肉。据美联社披露，美军竟然灭绝人性地拿朝中被俘人员做细菌试验，大批朝中被俘人员因此感染上疾病。合众社记者在一则电讯中惊呼：“巨济岛（美军战俘营）变成了一个恐怖岛。”

美方及其特务们的野蛮暴行激起了朝中被俘人员的无比愤怒，他们忍无可忍，群起反抗。1952年5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忍无可忍的战俘一举将美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弗兰西斯·杜德准将抓获，把他关押在美军战俘营里，使这个美国将军成了“俘虏的俘虏”。

美国当局及军方极为狼狈。美国政府发言人沮丧地说：“这件事使美国在紧要关头在东方丢了脸，使正直的美国人感到羞辱。”美国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谴责美军在朝鲜的暴行，要求停止侵略战争。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乔埃也不得不承认：“巨济岛（杜德）事件使我们变得愚蠢了。”

然而，美国当局和军方并没有因此变得“聪明”一些。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就想在战场上捞回来。此后美方发动了无数次的军事挑衅、战役、攻势，其中最猛烈的一次要数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美方凭借其飞机、大炮、坦克等优势武器装备，出动总兵力达6万之众，对我4万志愿军驻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发动无数次猛攻，把上甘岭的山头削掉了几米。

然而，我志愿军防御部队凭借坚固的坑道工事，岿然不动，并奋起反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胜利。

美方向我志愿军部队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均遭惨败，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要求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状况下，美方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3年3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致函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建议先交换伤病战俘。我方同意。于是，1953年4月1日双方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6月8日，第4项议程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达成协议。

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字的时候，南朝鲜李承晚竟跳出来进行捣乱和破坏。他利用其军队看管战俘的便利条件，居然将朝鲜籍的被俘人员2.7万人“就地释放”，阴谋补充其军队。这一破坏停战的严重事件，令我方极为愤慨，当即严厉谴责，并给予其军事打击。

1953年7月13日至27日，朝中方集中5个军的优势兵力，1000余门火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了凌厉的“金城战役”，给予李承晚军4个守备师以歼灭性打击，并粉碎了美军10个师1000多次反扑，毙、伤、俘敌7.8万余人;连同整个夏季战役的第一、二次进攻，总共毙、伤、俘敌12.3万余人。这是朝鲜战争最后一击，扫清了战俘问题谈判的最后障碍，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促成了停战的实现。

金城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朝中方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曾与美方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小哈里逊会晤交谈。我方代表团的翻译兼速记员杨冠群和战友运用在谈判现场学会的速记术，对双方首席代表的谈话内容，做了详细记录，摘要如下：

南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究竟能否掌控南朝鲜的行政当局及其军队？”

小哈里逊：“停战谈判已经达成一致。你方可以确信，包括韩军在内的联合国军统帅部，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南日：“我问的是，南朝鲜军队究竟是否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节制？”

小哈里逊：“是的，韩军隶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

南日：“对于业已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否保证南朝鲜行政当局及其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

小哈里逊：“我方保证，韩方及其军队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南日：“如果南朝鲜行政当局及军方破坏停战，发动进攻，朝中方采取行动，抵抗进攻，以保证停战时，‘联合国军将持何种态度？”

小哈里逊：“‘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并承认朝中方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制侵略，保障停战。”

南日：“如果南朝鲜行政当局及军方在停战后采取进攻行为，‘联合国军是否不再以武器装备及物资供应等支援南朝鲜？”

小哈里逊：“我方保证，如果大韩民国破坏停战、采取进攻行动时，将不再给予武器装备及物资供应等的支援。”

南日：“停战后，你方能否在保证中立国和朝中方的工作人员进入南朝鲜的安全并提供工作上的便利？”

小哈里逊：“我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提供工作上的便利。”

人们注意到，此时此刻的小哈里逊，已一改以往在谈判中打哈欠、吹口哨、漫不经心的傲慢态度，而是专心致志地倾听我方首席代表的质询，并做笔记，虚心地回答我方提出的各种问题，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人就挖苦说：“美国的先生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停战协定的签订

1953年7月27日，是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清晨人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签字大厅是朝中方派人用竹木结构的预制件花一周时间突击组装起来的一座建筑，宽敞明亮，足可容纳300人。美方感到惊讶，说这么短时间就盖起来了;但他们表示不喜欢大门顶端装的一对和平鸽，说“是共产党的宣传品”。朝中方认为，签字在即，为避免美方节外生枝，你不喜欢，就取下来吧。我方也不坚持。

上午9点50分，双方的观礼代表和工作人员等进入会场就座。志愿军的观礼代表有：朝中方停战谈判代表团代表杜平、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思玉、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志愿军第68军政委李呈瑞，以及张香山、王焰等，共30人。所有人员都空手入场，唯独我方代表翻译组的冀朝铸和杨冠群2人各带一纸夹，准备做记录。但自始至终双方谁也没有讲话。

关于会场的布置，美方的意见是，签字大厅设4个门，呈“井”字形。我方提出，为避免李承晚的特务捣乱破坏，签字大厅改为“品”字形，南北两端各开1个门，供双方签字代表及工作人员进出;同时出于安全考虑，签字也不都集中在板门店，双方司令官分别在各自的驻地签。大厅中央，安放两张长桌，作为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的座位。长桌之间置一方桌，上面摆放着准备签字的两份各9个文本。

上午10时整，大厅寂静无声。朝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南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小哈里逊，从各自的门口进入大厅入座，在各自参谋人员协助下，先在本方9个文件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在对方的9个文本上签字。整个过程历时10分钟。签字前后，双方都没有发言，没有交谈，没有握手，甚至没有抬头看对方一眼。签字完毕，即起身离去。

1953年7月27日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驻地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同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于汶山驻地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签字后感慨道：“我们失败之处是未能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比以前更强大……”对此，克拉克长期不能释怀。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写过：“我执行政府的指示，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沮丧。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感。”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志愿军高级军官100余人。彭老总签字后发表讲话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平时从不露面的我方停战谈判领导人李克农，这次也出席了签字仪式。彭老总签字时李克农在彭老总的左手边。为了保密，李克农和乔冠华从不出面、不见报。这次媒体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发表彭老总签字的照片时，仍将彭老总左手边的画面遮盖起来了。《停战协定》生效后，才发表全图照片。他们真可谓幕后的“无名英雄”。

至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一切手续终告完成。

人们注意到，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双方首席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时，远处仍然炮声隆隆。美军在其阵地上，漫无目标地打炮开枪，似是在以此出气送战神。也有人调侃说，美军官兵在减轻身边的包袱，以便轻装回家去。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枪炮声戛然而上，四周寂静无声。按照《朝鲜停战协定》的规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的12小时，即从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协议正式生效，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停止敌对行动。人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美好时光。

在开城，万家灯火齐鸣。朝鲜军民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跳跃唱歌，相拥欢呼胜利。7月28日，平壤市数万人隆重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朝鲜停战实现。金日成首相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号召全朝鲜人民为达成祖国和平统一，为恢复和发展战后经济而继续努力。

7月29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在会上发表讲话，赞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取得的丰功伟绩。

然而，在美国的街头巷尾，人民的情绪一片低沉。有人对纽约的情景做了如下的记述：“美国结束了一场它头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没有庆祝活动。关于《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闪烁着。人们驻足阅读这一通告，耸耸肩膀继续走路。不像（“二战”）欧洲胜利日和对日作战胜利日，没有欢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这是本世纪主要的、也是决定性的战争之一。结果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撤退。”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双方从1953年8月5日起在板门店遣返和交换战俘。至9月26日，此项工作基本完毕。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分批回国。然而，冀朝铸、杨冠群等没有立即返回北京。双方建立了停战委员会，杨冠群作为中方值班军官之一，同几位战友一道，与各方保持联系，处理相关的日常事务。1954年3月才回到外交部。

1954年4月，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举行。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总理。代表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全团共180人，其中英文速记组有3名成员：冀朝铸、邱应觉、杨冠群。在日内瓦期间，3人总是形影不离，被称为中国日内瓦代表团的“三剑客”。这些当年驰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战友们，在胜利回国后的几十年里，在外交战线上又立下了新的功勋。（编辑 杨 琳）

（作者曾是解放军总政部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事过俘虏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