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觉醒中面向未来（代创作谈）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球的任何一隅，无论是在讨论一个单一国家的文学，还是在讨论一个单一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在离开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存在。因此，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毋庸置疑，在当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无一幸免地都被置身于“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快速传播，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都在经历着一种考验。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在世界范围的统一，那些被所谓理性经济实践的行为准则，以及被它所操控着的跨国资本的组织或机构，强立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理想实现的模式。显然，最为致命的是，这种模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主宰着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这种模式不仅要在经济和市场方面，把不同的经济体统合于不平等，更为危险的是，他们还试图把不同民族的文化，整合于一种以利益逻辑为导向、以纯粹商业为目的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现实威胁下，保护和延续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就变得越发重要。而文学作为不同民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保存和延续好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使其语言、文字、美学传统等得到更有效的继承与创新，这种紧迫性以及所面临的文化生存危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时候。我这样讲，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世界各地，至今仍然有许多在用小语种和方言写作的作家和诗人，虽然他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写作梦想，他们在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中，艰难而又自豪地创造着既属于自己的民族又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成果，可以说，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球，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文化多样性（当然也包括文学多样性）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能。前几年刚刚离世的、伟大的希伯来语诗人耶夫达·阿米亥，就让一种古老的语言通过诗歌焕发了青春，他杰出的诗歌成就，毫无争议地把他推到了当代世界诗坛的最前沿。在当下小语种的文学世界里，伟大的两位东欧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和托马斯·萨拉蒙分别用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两种古老的文字，同样创造了属于这个世界令人惊奇的诗歌语言奇迹。尽管如此，“全球化”所形成的强大的商业逻辑的侵入，不同地域弱势民族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文学）遭到的商业精神的压迫，依然是当今全人类保护文化（文学）多样性急需解决的难题，只有真正改变了，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文化伦理这一谬误，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才会发生根本的逆转，并朝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未来的人类才会创造出更加多元的在文化上和文学上的骄人成就。

现在我要谈的才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文学，当然在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请原谅，在涉及“文学”这个概念之前，我必须把我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些思考，尽可能地做一个简要的表述，无可讳言，近年来，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已经是国内外学界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要热点议题之一。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民族工作实践，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一切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其他话题都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以下我想谈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它是如何制定的？二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为何是一个伪命题？它的危害为什么将影响到今天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三是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为什么正站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当然，对这样三个话题，我只能进行概括性的阐释，并不具备系统的理论性。

第一，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的层面看，都是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并且是经过无数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一直是我们这个执政党，在其政治和社会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一思想和政策的形成，最初开始于红军长征和延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彝海结盟”，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范例。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享平等地位，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保障为特点的民族政策。“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这一政策的最根本的现实体现。在今天看来，这一政策的制定是来之不易的。首先可以肯定地讲，它不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一政策在制定形成时，始终把尊重差异和承认差异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多样性，特别是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等，都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并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中，明确规定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加以改变。同时，这一政策的制定，没有忽视中国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存在着的普遍的差距，并号召和要求，要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差距。直到现在，通过我们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成功实践，我本人作为一个置身于政治和艺术两个领域的社会公众人物，完全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民族政策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它也并非尽善尽美，这一政策的完善和配套，还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诸如，如何把民族工作事务、民族政策实践纳入依法治国的大框架内，如何制定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的自治条例，等等，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在中国政界或者说学术界，极少数人以“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这样一个伪命题，试图把中国的民族问题与美国、印度、巴西的民族问题相提并论，完全不顾中国各民族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在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格局中的特殊性，异想天开地想超越历史阶段地来解决民族问题，甚至提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和“取消民族身份”等等，这样一些极有危害性的错误观点和主张。这种思潮，说轻一些是学术偏差，说重一些，如果被执政者和政策制定者采纳，将会给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换言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美国民族问题同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可比性是很小的。因为从总体上看，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原住民印第安人在当下的总人口中所占人口的比例，可以说已经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一二百万人现在大都分散在保留地。若干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几次大的边疆扩张战争，对土著居民普遍实行的是驱赶围困、强迫同化、甚至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的政策，这些事实和真相，今天还可以从美国政府的文献以及大量的历史记载中看到，这并非是我们的杜撰。好莱坞著名影片《与狼共舞》就写了这样一个有关美国政府西部扩张与印第安人发生激烈矛盾的故事。美国今天所形成的“族群”结构，完全是在这近一二百年的移民潮中形成的，而中国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中华这片生于斯、爱于斯、活于斯，最终死于斯的土地上，就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外来民族，他们迁徙进入中国，少说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有的历史还要更长，不用说他们已经早已完全本土化。对此无需再赘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族版图的现实状况，只有认真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存在，我们的所有决策和政策的制定，才会具有完整的科学性，而我们所制定的每一项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才会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才会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为什么说正站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大家知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样一个文学概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的。在此之前，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这样一个准确的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概念，准确地说，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就是一本“汉族文学史”，或者说是一部用“汉文字创作作品的文学史”。但是足以令人感动和欢欣鼓舞的是，在中国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下，通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极大的发展。一支多民族、多语种、不同年龄段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完全形成。毫不夸张地讲，这些代表了不同民族的作家和诗人，在今天的中国现实生活中，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代言人。他们众多的优秀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不仅仅是他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光荣，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文学的光荣。我们为之自豪的是，在中国人口只占百分之七的中国少数民族，今天已经出现了数十位，能够进入当代文学第一方阵的作家和诗人，在我看来，这个方阵不会超过50人。这些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成就，不仅在国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就是在国际上他们也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凡是不带任何偏见的人，只要正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取得的光辉成就，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我始终相信，“中国文学史”将会被无数次地改写，而被改写的最充足的理由，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总会有天才般伟大的作品不时地涌现，这是任何出于私利和狭隘的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而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以及创作了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和诗人，也将会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文学史”，并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之所以要讲以上这些话，我是想让人们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蹴而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通过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获得的，这一艰辛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代又一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觉醒的过程，如果记录下来，这也将会是一部感人肺腑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心灵史。历史是无法改写的，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每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真实的轨迹，真可谓峥嵘岁月稠。假如今天我们要对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个文学事件和文学运动做出评价的话，我们的着力点不仅要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坐标系上，同时还应该放到世界当代文学的坐标系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评价才可能离真实更近。事实告诉我们，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参照系，已经扩大到了整个世界，拉丁美洲的作家诗人，非洲的作家诗人，以及东中欧那些弱小民族作家诗人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们具有厚重民族文化传统，又体现出了深刻人类意识的作品，无一例外地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一批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也是这个世界范围内亚文化地带，文化和文学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胡安·鲁尔弗、尼古拉斯·纪廉、兰斯顿·休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勃罗·聂鲁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亚罗斯拉夫·塞弗尔特、马哈默德·达尔维什、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埃梅·塞泽尔、曼德尔施塔姆、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卡瓦菲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塞萨尔·巴列霍等等，视为自己在文学精神和心灵上最亲密的兄弟，是把他们作为榜样，才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可以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是外部世界在文化领域关注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不用争议的事实。

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首先，已经有一大批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除了具有面对世界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同时他们在更高层面上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的确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这种在其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上的回归，开始使他们更为自觉地把其文学的触须，真正深入到了其母体文化根部的最深处。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再确认，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他们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理性权力滥用的工具。因为他们是在意识到“全球化”，已经使他们的文化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时，他们才将保卫自身的文化安全提升到了一种道德的高度。他们一方面，力图让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不把自己的文学写作与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对立起来。其次，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更加关注他们的民族在今天的生存状态，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自身民族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不是孤军作战。他们还力求，在呈现文学民族性的同时，还要极其高明地呈现出文学的人类性。他们已经把这样一种要求，看作是一种自己的一项神圣的任务和追求的目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新奇迹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准备已经基本完成。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台湾导演魏德圣执导的电影《赛德克·巴莱》，片长达好几个小时，但一点不感到冗长和枯燥，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巨片，影片看完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特别是电影中赛德克人，渴望寻找回自己的文化和信仰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这就是真正的艺术的力量，同样它也是在真正的交流中才获得的。另外，两岸不同民族的作家，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联系得十分紧密的文化圈中，这个文化圈就是汉文字文化圈，需要声明的是，在这里，我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而言的，这并不与中国大陆地区许多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有任何直接的对应关系。因为从客观上来讲，汉语在中国是一个使用人数最多的公共语言文字，我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许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绝大部分也是通过汉语来沟通完成的。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自从人类创造使用文字以来，文学从来就是语言的艺术，我认为在今天的两岸文学交流中，要有意识地重视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在文本意义上有的贡献的研究，要把汉语写作经验，尤其是要把那些在汉语创作中具有经典范例的作品，更积极地摆放到世界文学的更大空间中加以推广。当然，加强中国各民族作家和诗人，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之间的翻译，同样是我们在民族文学交流中的一项神圣的职责，这两者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我们应该全力地把这两项工作都做得更加出色。

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把精神文化的建设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如何提升一个大国和强国的文化地位，已经刻不容缓地把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和使命放到了我们的肩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像我们在历史上，由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那样，我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各民族人民，同样也能在当代文化上，创造出无愧于先人的新的辉煌。我同样相信，中国各民族作家和诗人，将是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最重要的力量！

2014年8月23日

[说明：这是吉狄马加2014年8月份在台湾举行的“第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有所删节而成此文。]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