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下的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再审视

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创始人，涂尔干的思想不只限于其著名的《社会分工论》等一系列社会学著作，道德教育也是其重要的思想组成部分。如何在社会分化条件下重新整合社会秩序，成为了涂尔干思考现代性的重要起点。道德教育是涂尔干晚期研究的主要领域，通过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与集体意识，并期待为变迁时代的社会分化提供一种新的道德整合。涂尔干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表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对于处于急速变迁的中国来说，其思想依旧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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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与离散化，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儿童、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新世纪以网络为首的虚拟媒体大行其道，也与学校、家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儿童、青少年的价值观。鉴于此，如何通过道德教育重塑儿童、青少年价值观，成为教育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涂尔干的教育思想，以现代性社会为背景，对涂尔干的教育思想重新梳理，期待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智识资源。

一、现代性、社会与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作为当今社会重大问题，是随着现代性变迁而出现的。无论是在西方或是中国，教育在传统社会中都受着当权者的思想禁锢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在西方传统社会，神学与信仰主宰着人类的基本意识取向，人们的生活与交往由于受神学信仰的规制，越轨事件极少发生，道德从而从未成为中古世纪的主要问题。再者，知识的获取必须通过教会的僧侣集团，他们垄断着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此类状况持续了多个世纪，直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个体，作为自身的主人，开启了理性为王的时代。正如康德所言，什么是启蒙，“dareto know”，个人敢于运用自身的理性去寻求真理。同时，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定存在着普遍真理，而且，这种真理也一定能够为人类所掌握，从而为宇宙间的事物与现象提供普遍性答案。

个体理性的申张与工业革命大幕的拉开，加速了社会流动，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载体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正是在这里，开启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作为专门学科研究的大门。传统社会中，个体从属于群体，群体生活有着自身特有的规范对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进行调整，并对失范行为作出处罚，生活的秩序有着自身的轨道与整合手段。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社会的规范受到了现代性变迁的巨大挑战，社会失范问题层出不穷，如何在传统道德资源式微的状况下重建社会团结，就成为涂尔干思考的重大问题。

涂尔干对于社会本身的来源与走向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其早期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或是《自杀论》以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专著都集中讨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问题。在涂尔干看来，人类生活从来就存在着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但规范着传统社会人类的基本行为，也是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社会变迁导致了传统纽带的衰弱，引发了社会大量的失范行为，要寻求对社会道德的重新整合，就必须重建社会中介团体，特别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作为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对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涂尔干晚年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可将涂尔干的教育思想视作其社会理论的延续，道德教育思想也正是在社会传统道德式微的前提下重建社会道德的方式之一。

二、涂尔干道德教育观的再审视与评价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并非局限于教育本身，更是为分化社会危机涌现开出的治疗药方，对其思想的深入了解必须明确三个问题：第一，道德教育为什么在现今社会如此重要？第二，道德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三，社会作为整体与道德教育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的？

道德教育的问题指向集中于变迁社会中失范行为的增多，传统社会道德纽带的式微所作出的时代反应。现代化的变迁消解了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开始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化，社会空间内的人口密度与精神密度都快速发展，传统的压制法与道德资源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规范方案，压制法逐渐让位于恢复法。所谓的恢复法，即是将事物恢复到其本身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压制法或是恢复法，都不过是修复社会失范的手段而已。在涂尔干看来，也正是分化社会的道德式微，才造就了当今失范行为不断增加。作为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是否就只能从属于市场社会的契约主义个人呢，个体相对于社会而言真的具备优先权吗？涂尔干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社会本身就具备自身的神圣性，社会永远优先于个人。涂尔干通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从澳大利亚图腾出发，从而完成了其对于神圣性的论证，即社会本身限于个人存在，社会自身的神圣属性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神学衰落的时代，在现实社会里，通过道德，重建社会的神圣性。道德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合社会分化、加强社会团结的重要工具[1]。

涂尔干对于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与社会学》、《道德教育》以及《教育思想的演进》。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现在以德育教育为讲课题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教育学者看来始终占重要地位，更因为它在今天显得特别紧迫”[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涂尔干肯定了教育本身的地位，对教育紧迫性的强调也正是对社会失范与道德缺失现象的回应。在《道德教育》一书中，他分别从世俗道德、道德要素以及怎样培养道德三个方面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回答。涂尔干对教育的回答，既是着眼于法国社会现实，也是为未来社会的道德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期待着能够在世俗社会中，通过道德教育，形成新的社会团结，从而重建社会的神圣性。

那么，究竟道德包含着哪些要素呢？道德教育的实践指向必须为道德本身服务，在涂尔干看来，道德包括了三种要素，分别是纪律精神、群体依恋与自主性的培养。

道德的首要要素是纪律精神。纪律作为规范手段，能够纠正个体的失范行为。涂尔干生活的法国，正经历着现代性的巨大变迁，特别是市场化的高速扩展，货币使用的普遍化，促使人类行为与道德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人类行为开始偏向于量化思考，货币提供了将所有关系都化约为数字符号的可能，更加威胁到传统道德。对于纪律作为道德的首要要素，其内涵在于，通过纪律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学会对欲望进行控制。伴随着市场化所造就的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的欲望也随之增长，如何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建构起个体约束的普遍性工具，纪律的教育必不可少。纪律不但对个体的行为起到规制作用，在学生时代所形成的纪律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格的长远发展。所以，纪律精神必然为道德的首要要素。道德也因此具有限制和抑制的功能，所以过多的财富很容易会变成不道德的根源。

道德的次要要素是建构个体间的相互依恋。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作为基础的生活单位，可以促使个体未开化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道德的起点就是社会生活的起点。人的发展与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总是生活在许多群体之中，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文明的全部财富的生产者和贮藏者，没有社会，人就会降至动物的水平，道德当然也无从谈起。涂尔干道德教育中道德的第二要素就是建立起个体与群体的相关性，纠正自由契约论作者所谓的原子化个人的道德理念。市场化与理性化催生出的个人主义既是现代性急剧扩张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消解传统道德的有效武器。在市场化社会中，原本脱胎于群体生活的个人，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脱离了传统的道德纽带，并有进一步成为社会团结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立起个体对群体的依恋，首先可以促使个体能够将个人的努力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双方的目标趋于一致，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总体发展贡献个人的力量；其次，群体与个体间的依恋也会形成一种道德与纪律的规制，个人在越轨或发生失范行为时，群体能够对个体形成较强的道德压力，提高个体的道德素养，从而从根源上减少失范行为的发生；再次，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社会本身的神圣性在涂尔干眼里不言而喻，也正是要通过建立起个体与群体的依恋，才能使社会的神圣性成为可能。

道德的第三要素就是自主或自决。涂尔干对于自决的理念来源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个体要合乎道德的行动，仅仅遵守纪律和效忠群体是不够的，不管是出于遵从规范还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而这种了解也就蕴含了自我与自决的意涵。儿童、青少年在学校还未能建立起固定的人生观与社会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行动一定要在学校或家庭的严厉规范之下，儿童、青少年本身具有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自我理性的运用是儿童、青少年获得自主和自决精神的过程，具有启蒙意义。

总体而言，涂尔干的教育思想是基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视角下出发，在面对社会失范行为频频发生的背景下重整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但是教育在西方思想界的功能与作用也一直在历史的变化中不断定位，不断调整。教育，原来作为家庭的私人事务，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课堂被从家庭转向了公共场域，基本而言，是由国家来代以实行的。近代国家的教育观的改变主要由两个基本前提构成，第一，将学生的潜能尽最大可能发挥出来。以帕森斯观点视之，即通过教育作为选拔人才与甄别人才的手段，将个体放置于适于其能力能够充分发挥的地方。第二，教育也是国家总资本成长的重要方式。国家总资本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作用巨大，特别是科学技术理性的不断伸张，人力资本成为了国家间极为重要的竞争要素，而生产力发展所依托的科技理性必须要依靠教育功能才能实现。教育成为了形塑现代文明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涂尔干道德教育思想与中国社会：简短的总结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既是对现代转型社会中失范问题的担忧，更是为了社会的未来，将道德教育视为重建社会的重要方式。今天，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大变迁，以涂尔干理论为基础，也可以对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加以诊断，并塑造中国社会的神圣性。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建立在普遍道德基础上的文化社会，儒家思想化约了家庭与国家间的紧张，重新建构了家国一体的道德体系，并为社会与个人的行为提供了普遍规范。道德，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社会运转的基础理念价值。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变迁，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传统共同体的示弱，道德问题已经跃然成为中国社会健康运转的首要问题。而这种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的道德危机不只是出现在社会，作为社会的子系统，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儿童、青少年也正经历着普遍道德缺失的考验。各个媒体也竞相报道关于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失范问题，比如校园暴力问题，留守家庭道德教育缺失问题，甚至有部分儿童、青少年为了网络游戏而残害家人的事情发生，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是也足以引起社会的警觉。从这个角度而言，涂尔干的道德教育问题不只是19、20世纪初的法国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经历转型而面临的问题，对于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回溯，当然也不能只留于表面，而是通过对其理论资源的提取从而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服务。

同时我们也应明确，正是因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西方的教育不能全盘接受，应更多关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应更多注意教育与社会变迁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统一，从而加以批判与吸收。现代教育的道德功能在很多西方后现代理论家眼里成为了一种规训工具，以福柯为例，福柯通过对疯人院、监狱与课堂教师等微观空间的考察，认为微观权力无所不在地蔓延在现代社会，而作为人的主体性早已被权力建构，从而无法发挥出人的全部潜能。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物质性成长，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本真的创造力为代价得以实现的，这一点特别要引起中国教育的重视。这也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现代的教育更要注重个体的主体性的发挥，实现个体的潜能，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法]涂尔干.道德教育[M].陈光金，沈杰，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茹婧（1982-），女，四川邻水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责任编辑 孙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