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杨蕊

摘 要：利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57年、1998年、2008年、2011年的耕地数据。分析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在三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耕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口、经济、政策等因素对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动态度;驱动因子

土地是区域发展中最基础的自然资源。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是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被列入"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GBP） "的核心项目。耕地是人类衣食之源以及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耕地利用变化和保护问题已成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耕地利用变化研究，分析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有利于合理利用耕地资源，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对于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构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及其内容框架体系。吴传钧于1981年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和特殊研究领域”。陈传康、牛文元1988年提出了“人地关系优化”概念。吴传钧在1991年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把人地关系这一命题突破了人文地理学的范畴。

在认识上，人地关系的研究对象普遍存在三个层次的划分：一是人与土地层面的人地关系，二是最为经典的人与自然环境层面的人地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层面的人地关系，这个层面上人地关系不仅包括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地域系统出发，有地理学者将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层面的人地关系，作为一个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也有地理学者主张将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层面的人地关系，表征为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人地系统相互作用规律、尺度转换规律，并结合时间维度，通过平面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变化、立体的综合景观形态与演替，反映人地复合系统的所有作用过程和结果，这种观点得到了大量研究支持。近年来，从地学哲学，易学与堪舆学等角度审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

经过大量系统综合研究，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不断出现，逐步形成理论体系。人地系统协调共生与耦合优化理论、人地系统危机冲突与错位异化理论、人地关系分形辩证与系统构型理论三大类理论研究流派已经形成。

在人地系统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新方法与新手段不断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可持续发展度模型及协调度模型、综合评价指标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决策支持系统等定量分析手段已经逐步应用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中。陆大道院士认为研究人地系统的方法要树立综合和系统的观念，地域和层次的观念，研究主题要突出人地系统要素相互作用机制与演化趋势，研究的基本途径包括建立模型与模拟，进行参数研究，加强综合集成研究，开展人类影响、干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政策及其效应分析，基于综合集成的TRIZ研究方法开始重视并引入中国。

一、引言

土地是区域发展中最基础的自然资源[1]。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是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被列入“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的核心项目。土地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为密切的环节，研究尺度正逐渐由全球向有针对性的小区域转变[2]。土地利用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通过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分析，揭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了解其变化的原因和机制。寻找本区域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型，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1957年至2011年的耕地面积变化为作为对象，分析不同阶段耕地的变化及其动因。

二、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概况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鄱阳湖为中心，以鄱阳湖自然地理区为基础，由鄱阳湖平原水陆相生态系统和鄱阳湖网络型经济地域共同组合成的自然和经济社会相互作用、有机联系的生态经济系统[3]。范围包括38 个县（市、区），为了数据获取方便，本文根据统计口径合并为32个县（市），并将其划分为滨湖控制开发区和外围高效集约发展区。其中滨湖区域包括九江市区、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德安县、共青城、星子县、永修县、湖口县、鄱阳县、余干县、都昌县、东乡县共13个县（市），滨湖控制开发带面积3745.76平方公里， 涉及南昌、九江、上饶、抚州4个设区市。外围集约发展区域包括南昌市区、景德镇市区、鹰潭市区、抚州市区、新余市区、武宁县、瑞昌市、九江县、彭泽县、万年县、安义县、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乐平市、浮梁县、贵溪市、余江县、新干县共19 个县（市）。经济区面积51 227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0.69%，2008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 948 亿元，占全省60.93%，年末总人口2 006.6 万人，占全省45.60%[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板块的直接腹地，是中部地区正在加速形成的重要增长极，是中部制造业重要基地和中国三大创新地区之一，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4]。

（二）数据来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变化的时间跨度为1957-2011年，共分成四个时间段，1957年、1998年、2008年、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的江西省统计年鉴，由于60年代的数据统计年鉴上没有收入，所以1957年的耕地数据来源于《江西五十年》一书。

（三）分析方法—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对土地自然属性的利用方式和目的意图，是一种动态过程。土地覆盖是指自然营造物和人工建筑物所覆盖的地表诸要素的综合体，包括地表植被、土壤、湖泊、沼泽湿地及各种建筑物（如道路等），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其形态和状态可在多种时空尺度上变化。

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能够反映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变化幅度、变化速度以及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中的类型差异，并且利用该模型可以真实反映出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剧烈程度[5]。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反映出一段时期某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年际变化的速度。

（1）

（1）式中 K 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Ua、Ub 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T 为研究时段长， 当T 的时段设定为年时， K 的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时空变化分析

（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1957年来耕地面积动态变化分析

耕地是一种数量有限而且难以再生的重要自然资源。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 人均耕地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 3， 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 的人口。

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经济区面积51 227平方公里，总人口2 006.6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达1286.1万人，

鉴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禀赋和功能要求，以及农业和农村人口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所处的地位，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中，必须将耕地的总量和质量、耕地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地位，它对经济区的建设至关重要[6]。

由表1可以看出，1957年，耕地面积是最多的，1957年至1998年三十年间耕地数量总体上呈减少趋势，到1998年末减少了32591公顷。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其动态度较小，主要是因为其时间跨度太大。人口的大量增长，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对耕地的数量有影响。50、60年代盲目的围垦，也使耕地数量大大增加。从空间上看，滨湖区的耕地面积占了全区耕地总面积的39%，外围区占61%。外围区变化更大，动态度为-0.12%。外围区是一个高效集约发展区，人口较稠密，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也比较大，人口及第二、三产业对耕地的侵占也会导致耕地减少。

1998年至2008这十年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下降幅度较大，共计下降了116532公顷。滨湖区耕地面积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从40%上升至46%。外围区耕地面积下降幅度较大，减少了132441公顷，动态度为-1.95%。

2008—2012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呈上升趋势，由2008年1010637公顷增加到1082502公顷，增加了74829公顷。从空间上来看，滨湖区增加较多，增加了55143公顷，滨湖区耕地面积比重持续上升，达到48%。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变化区域差异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包括38 个县（市、区），各个县由于所处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的差异，在耕地利用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现象。在进行区域差异分析时，可以引入相对变化率进行分析，相对变化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2）

（2）式中：ka 、kb 分别表示该区域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的面积;Ca、Cb分别表示全区域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面积。当R大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较全区域平均水平大，R小于1，则相反。据此计算得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市县区1957 年至2012 年耕地利用相对变化率（见表3）。

表3是1957年至2011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耕地面积相对变化率，考虑到地区和数据的完整性，把全区分成了28个县（市、区）。较之1957年，1998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区耕地面积略有下降，耕地数量从1159796公顷减少为1127205公顷，变化率约为-0.07。但是各县（市、区）不同，其中鄱阳县、南昌县耕地面积有所上升，特别是鄱阳县，相对变化率高达-38.5。这是因为鄱阳县靠近鄱阳湖，多年来“围湖造田”的政策对其影响较大，虽然进入九十年代，国家开始倡导“退田还湖”，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湖边的县市来说，“退田还湖”政策实施效果的体现还是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其他县（市、区）耕地面积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减少的原因有：第一，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人口的增多，城市的发展，其他用地面积的增加都会影响耕地面积。这一类区域主要集中在外围集约发展区，如南昌市区、新余市、丰城市等。第二，是在滨湖控制开发带靠近鄱阳湖区的县市，如德安县、永修县等，由于靠近湖区，“退田还湖”政策的实施效果更明显。本阶段和其他两个阶段相比，相对变化率更大，主要是因为本时段年份跨度较大，中间有更多的政策变化，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围湖造田，使耕地数量急剧上升，大量被侵占的湖泊水域需要时间去还原。

在1998年至2008年间，耕地数量从1127205公顷减少到1010673公顷，耕地数量总变化率约为-0.1.耕地总量有所下降。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的发生，让退耕还林、退田还湖成为当务之急。各县（市、区）相对变化率相差不大，都在1左右。这一时间段较之上一时间段时间跨度较小，所以各县市之间的差别不是很明显。从地区来看，滨湖控制开发带有七个县市的耕地数量是增加的，分别为：新建县、星子县、永修县、湖口县、鄱阳县、余干县、都昌县。耕地的减少主要集中在外围集约发展区域。

自2008至2011年间，耕地数量略有增加。由1010673公顷增加到1082502公顷，变化率约为0.07。从区位来看，一些靠近经济较发达地市的县市区变化率较大，如靠近南昌市的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靠近九江市的彭泽县，新余市区等相对变化率都较大。2008年1月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倡导保护生态环境，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退耕还林的基础上，强调对耕地的保护。近年来，城市的大规模发展，对耕地的侵占越来越严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划定，可以更好的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关系。关于变化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力机制问题问题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关键问题[7]。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处于以赣江为轴线的巨大斜面的低洼中心，平原面积广阔，约占全省平原总面积的80%。处于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农业生产条件好，各种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耕地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一）人口因子

人口因素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最具活力的驱动力之一[8]。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伴随着生活、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迅速增加。1957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人口为764.98万人，到2011年底全区总人口达到2049.58万人。人口增长了近两倍。但是耕地面积却没有因为人口的急速膨胀而锐减。

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强度不断增加。为了解决大量人口的粮食问题，耕地的数量一定要有保障。“围湖造田”是我国南方平原湖泊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之一[9]。长期以来，对鄱阳湖湿地的利用主要是围湖造田来发展农业生产[10]。早期，人们在鄱阳湖区大量的围湖造田的确为区内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可是随着围垦的力度不断加大，对环境在成了巨大的影响。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鄱阳湖区大面积受灾。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使河道变窄，湖泊面积缩小，大大的减小了鄱阳湖的蓄洪能力。

（二）政策制度因子

政策因素在土地利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它引导着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进而影响着土地利用形式。在五、六十年代，国家政策推崇的是：改荒地为良田，扩大耕地面积。所以，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开始了大面积的围湖造田，耕地面积逐年上升。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大量的围湖造田带来的土壤侵蚀、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洪涝灾害频发等现象，特别是98年特大洪水灾害，让人们认识到围湖造田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98特大洪涝灾害暴露出的问题，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会议适时提出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32字方针。在1998至2008年期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耕地面积总共减少了116532公顷。从生态学观点来看，要保护环境，人类活动必须从自然生态中退出，而现实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依赖于资源环境，人类不可能完全离开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只能尽量的减少对自然的伤害，把破坏程度降低至最低水平，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2008年1月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经济，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耕地上，继续“退耕还田”，但是也要保证一定的耕地数量。所以，在1998年至2008年间，耕地下降数量明显，但是到2011年，耕地数量有所增加。

（三）经济因素

鄱阳湖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条件好，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鄱阳湖区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跃升，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慢慢降低。1957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第一产业总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1%，到2012年，第一生产总值大大降低，约占8.5%。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增加其占地量，对耕地的数量会有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耕地总量从57年的1159796公顷，到2011年只有1082502公顷，呈下降的趋势。下降总量比重并不是很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以前不能被利用土地能被开发利用了，这也从另一方面减少了耕地下降的数量。

参考文献：

[1]杨桂山.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长江三角洲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研究的启示[ J] . 地理学报， 2004， 59（ 10 ） ： 41- 46.

[2]陈菁.海峡西岸快速城市化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

[3]吕桦，钟业喜.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域范围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3（2）：249 - 252.

[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5]阿卜来海提·达吾提，瓦哈甫·哈力克.1978 ～ 2010 年哈密地区耕地面积变化规律及驱动力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3年02期.

[6]张昕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土地耕地流失状况与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12.

[7]宋开山.1954年以来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地理学报.2008，63（1）.

[8]徐春迪.三原县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陕西农业科学.2011（3）.

[9]闵骞.近50年鄱阳湖形态和水情变化及其与围垦的关系.水科学进展.2003（03）.

[10]蔡海生.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及其退化研究.人民长江.2006（11）.

[11]李立娜.区域耕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以凉山州为例.农业经济.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