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闻传播的地区观与传媒人的责任：愿景与实践

刘昶 陈文沁

在外交部新闻司于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国家主要新闻网站负责人座谈会（2014年秋）上，述者以欧洲新闻传播学界的两大新兴研究领域——“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与“和平式新闻报道理念”为例，提出媒体应在新闻真实性及维护地区和平的原则下，积极、正面、理性地报道地区事务，有效地为纷争或冲突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使和平理念深入人心。

这一见解引起东盟主要新闻网站与会代表的激烈讨论和热烈反响，同时也启发了述者对全球传播时代新闻媒体角色与作用的深入思考。而今，在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断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背景下，探讨新闻传播在国家、地区及全球等三个层面之间的行动与实践，或具有重要意義。

一、全球本土化：全球观与地区观的新认知

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当今，全球层面的物质交换不断扩大，人员、信息往来亦日益频繁。民族国家的概念已受到多方面挑战，尤其是跨国集团对各国经济命脉的渗透，以及隐藏于各类“商品”之中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不仅在逐步淡化附于国家身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特征，也正促使二战以后国际体系的不断演变，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格局与利益格局。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亚太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二战以后，亚洲国家纷纷独立，虽然政治行为体数量剧增，但不少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如今，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日益推进，各国利益不断交织。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区域外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不断介入（例如，美国近年来从“重返亚太战略”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递进），一些国家深感不安，心态普遍较为复杂。

毋庸讳言，周边国家与我国在历史遗留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加之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微妙心理，或对中国相关倡议和努力产生误解，例如，将“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某种认识偏差。此外，一些实际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处理不当，也引起了相关国家的猜忌。这些看似地区性的问题，而今也会引起全球层面的反弹。根据不同机构发布的中国形象报告，虽然中国形象的整体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但不同国家的认可程度差别较大。其中，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对中国的平均印象分较低，而一些历来与中国交好，或受惠于中国经济腾飞的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普遍很高。

若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合成语汇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来观照，如今，各国都生活在同一地球村落，利益攸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因而以全球化视野和本土化行动来处理国内外事务，应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

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全球化语境中地区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历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工作。无论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2013年中国首次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以及2014年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中国始终把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作为自身的外交重点。

其实，中国对其亚洲身份与地区利益的认识已日益明晰。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的规划，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多边事务，发挥大国责任”，到“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国际规则的适应者、应对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制订者。具体表征既有一系列合作机制、合作组织的建立，例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也有“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以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亚投行等倡议，还有中国高铁技术的国际输出等。这些努力既体现了合作双赢的诚意，也着眼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回应了不同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盟10+3合作协商模式），隐含着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的战略考量，契合了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提。

因此，作为新的全球观和地区观的“全球本土化”理念，有助于使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普及并深入到周边国家。在这一方面，媒体的角色尤为重要：在传递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突出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促进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等层面，媒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全球化语境与媒体的地区观

全球化在拓展地区观的同时，也模糊了地区的边界。借助信息与传播新技术（NICT），国际间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交互日益频繁，这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身份认同，也使一国的法律框架、安全体系、金融系统与民族文化产生程度不一的变化。

全球化语境中的新闻传播恰恰是这些变化的表征工具之一。从某种程度而言，媒体是地区与全球层面的一个桥梁。任何国际事物，一经媒体报道、扩散，便已是一种意义的“共享化”过程。地区媒体在报道角度、叙事等环节的选择过程，也正是信息的“本地化”过程。

此外，全球化也扩大了本土媒体的地理感知。且不论其他国家的社会热点，单是本地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当面临一些突发性事件之时，媒体往往受到时限、人手和资源所制，也有专业知识不足、对突发情况认识不明的情况，以致未能实现信息的有效整合，把地区媒体议程的主导权让于他人。

再者，各国记者在处理“我们”和“他们”的报道时，往往受到国家认同的影响，尤其是当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涉入冲突之时，媒体往往基于受众需求或爱国情感等理由，置新闻实践最应恪守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于一旁；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还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些由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统领的职业行为实难回应当前亚太地区对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望。究其根本，当下地区媒体仍未形成共享的“亚太意识”当属主因。

当前，各国媒体在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推动之下都面临着转型的阵痛，纷纷将目光投向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但是语言障碍令传播效果不尽人意。以东盟为例，尽管该地区国家的新闻媒体网站中，英语类新闻媒体网站的总数占绝对优势，但却未必能真正反映本国舆情；而使用本国语言的新闻媒体网站，则有国际性较弱的遗憾；而在使用中文（华文）的网络媒体例如泰华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星洲日报》以及越华网等，亲华、中立和反华三种立场分野较为分明，有的还难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媒体的地区观具有各自的价值意涵（多少属超脱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视野和胸襟），但绝不应因此用道德或情感框架绑架事实，而将地区事务大而化之；亦不应对地区冲突采取扁平化的报道方式，而罔顾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整体面貌。媒体应尽的责任在于竭力捕捉事件发展的细节，领悟国际互动内核的奥妙，并以受众可接收、可理解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揭示真相。

三、传播全球化与新闻人的担当

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新闻传播的地理区隔已日渐模糊；媒体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也正發生微妙变化。而要真正落实媒体的全局意识和地区责任，或应回归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素养。不少新闻传播的效果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些公众无法直接参与的国际事件中，新闻报道在形塑公众认知、影响舆论导向上具有重要作用①。但是，由于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每每集中于事件的接近性、新颖性、重要性、惊奇性、暴力色彩和精英参与等元素，而地区冲突几乎符合所有这些评判标准，因而很容易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如果偏激解读进一步作用于受众，或使事态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

近年来，针对新闻中频繁出现的冲突景观，欧洲新闻传播学界提出一种规范理论——和平式新闻报道理念（Peace Journalism）。这一理念经和平—冲突研究范式的奠基人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提出后，发展为以“和平”为核心的报道理念。这一理念提倡记者除了要向公众真实反映冲突事实、分析冲突背景之外，也要表现不同层面的声音，客观还原其它行为体的活动与和平意愿。② “和平式新闻报道理念”并不鼓励采纳敌方的宣传，也不提倡对“和平”的宣传，而是倡导新闻媒体在尊重敌方利益偏好的同时，也要反思己方的暴力意图。不难看出，这是把媒体看成一种相对自治的、能主动在暴力事件中发挥社会责任的行为体。对此，有人认为，这种报道方式过于强调记者的介入，与新闻中立不符。此外，鼓吹和平有流于“和平宣传”之嫌，与新闻客观性相去甚远；记者的职责在于揭露真相，而非解决暴力……

这些对和平式新闻报道理念的批判式解读从侧面反映了媒体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博弈。在一个已经进入公众议程的冲突事件中，政府部门与媒体是两个显著的信息渠道。在大多数时候，媒体报道在大方向上能与政府部门的立场保持一致。但是，政府决策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既有务实因素、道德因素和民意因素的评估，也有国家形象、共同利益和被孤立危险的考虑。因此，政府决策也需要时间。但是，在一些国际性冲突中，媒体往往能快速聚焦事件。出于截稿压力，媒体倒逼有关部门尽快做出决策的现象已经不在少数。现实情况是，决策速度与决策质量之间很难两全其美，新闻亦然。突发事件来临时，一旦政府机构无法快速做出回应，要么受到媒体指责，要么使媒体对议题采取保守措施。而在一些已经处于发酵期的敏感议题上，媒体无论是批评政府，还是不报或少报，对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太多益处。

对此，丹麦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或能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这一报道理念从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发展而来。研究人员发现，大量负面报道使人心情沮丧，萎靡不振；相反，积极、正面的报道更易于获得人们的青睐。在这一时期，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还停留在媒体经营层面，即从改变叙事风格开始，挽救不断流失受众的传统媒体。也正因如此，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很容易被曲解为只要正面报道而回避负面消息。事实上，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倡导的是一种平衡正面、负面消息的新闻策略。它非但不倡导回避负面消息，还鼓励记者不仅要如实报道冲突，还要为其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报道方式考验的恰恰是记者的良知。

四、结语

记者从来不是报道事实的机器，新闻也从来不是社会现实的镜面反射，在这方面，记者的社会实践颇似翻译。对话时，同样的内容，翻译风格的不同，或使对话坦诚、友好地进行下去，或使对话不快、中断。因此翻译的良知和善意殊为重要。记者亦然，新闻报道如果出于良知和善意的伦理原则，那就完全有可能在传播事实真相的同时，发挥冲突调停者的和平使命。

亚洲的新闻人在地区安全与威胁、和平与冲突的博弈中，应该借用“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和“和平式新闻报道理念”。从维护地区安全的角度出发，促进双边对话的进行，避免火上浇油。

其实，这也正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创新传播形式，突破发展困局的思路。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媒体的交流已有论坛、对话、培训等多种形式，如果还能考虑常态化的新闻互换机制和人员定期交往机制，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一定会更加顺利。

「注释」

1.Madianou， M. （2005）. Mediating the Nation： News， audience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ULC Press/Routledge.

2.Galtung， J. （1998）. High road， low road –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peace journalism. Track Two， vol.7， no.4. p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