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着力培养　“高端对话”人才

邓建国

最近，网民在频繁转发两个有关中国国际传播的视频。一个视频的时间是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大阅兵的当天，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了BBC强档品牌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的直播专访。在另一个视频中，央视北美分台首席政治记者王冠接受“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美洲频道（RT-America）的专访。以上两位国际传播实践者发出声音的平台均具有世界影响力。BBC自不必说，而“今日俄罗斯”（RT）则在全球拥有6.3亿受众，影响力仅次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俩作为我国高端国际传播人才，在全球观众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以及对相关知识和立场的把控，无疑令全球观众印象深刻。

中国的国际传播曾经历过“人际传播1.0时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大众传播时代和互联网传播时代三个阶段。目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际视野的扩大和国际交往的深化，人际传播（包括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使得国际传播已经进入在大众媒介推动下的“人际传播2.0时代”。而培养我国国际传播从业者的“高端对话能力”也因而变得极为重要。国际传播从业者的“高端对话能力”是指在面临高强度关注的国际对话场合，国际传播从业者经由多方位、系统的和强化训练后而具有的一种高超的，能调动自身具备的一切经验、技能和知识综合漂亮地应对挑战、表达观点和立场的能力。本文先论证“对话”对国际传播的重要性，然后简要阐述如何培养这种能力，以供有关决策和人才培养部门参考。

通过培养高端对话能力能提高国际传播的效果

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国际传播主要是借助大众媒体或网络媒体进行。大众传播具有“一对多”的特点，因此实施相对容易，威力强大，但是基于大众媒体的国际传播却因具有较强的传者对受众的宰制性（我说你听，缺乏对受众个人自由和主体性的尊重及互动）而显得效果不如人意。因此，如果过多地依赖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往往会沦落为单向的独白，造成资源浪费。套用广告从业人员常常说的一句话：投入到以大众媒介为主的国际传播中的大量资源，至少有一半被浪费了，但不知道是如何被浪费的，也不知道被浪费在何处。

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①。如美国传播学者策尔纳观察了9个主要穆斯林国家中反美情绪的根源，发现对于观看西方新闻的阿拉伯观众，观看时间越长，对美态度越负面。学者们对此给出的建议是，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作为大众媒体单向宣传的重要补充，创造本土语境让穆斯林民众和当地媒体能够与代表美国声音的人士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对重要议题和观点展开讨论。他们还认为，更多的倾听也有助于改善美国在阿拉伯本土媒体新闻报道中的形象。在国际传播中促进“真正的对话”也有成功的例子，如“德国之声”的“文化间对话”栏目。节目邀请阿拉伯国家和德国知名学者针对特定话题进行深入交谈，交谈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明显的主导方，目的是围绕议题建立对话。策尔纳的研究发现，这档节目的阿拉伯听众对节目策略十分赞赏，认可“德国之声”为建立与阿拉伯民众的友好关系而付出的努力。

由此可见，基于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需要人际传播的补充，而只有抱着人际传播双方平等相待的意识，并将其化诸行动，广泛进行平等的人际对话，国际传播才能真正获得效果。因此，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水平，着力培养国际传播从业者的“高端对话能力”则成为必须。

如何培养国际传播人员的高端对话能力？

具备高超的外语水平。从前述两个视频看，我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和央视驻美记者王冠之所以能在外国媒体上与主持人流畅交流、点评和反驳，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他们能操地道的外语。对于国际传播从业者，高超的外语能力（目前以英语为主）是其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在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时，要么对英语水平的要求不够，要么仅仅强调英语能力，甚至将语言能力等同于国际传播能力，而没有看到纯语言专业背景学生具有的“知识结构单一、视野过于狭窄和微观”的不足。我认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招生生源应该是已经具有相当高（如英语专业八级或GRE成绩优秀）的英语（或其他语种）语言和文化素养，并凭借语言获得了开阔的视野，愿意进一步学习新闻传播理论和技能，投身国际新闻传播事业的学生。这类学生外语已经相当优秀（不一定是语言专业出身），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他相关科目。

建立在丰富的国内国际知识基础上。在国际对话中，全面中肯观点的得出必然需要丰富知识的支撑，包括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具备丰富知识是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有两个显著的例子：美国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

李普曼既是传播学先驱之一，又是著名的政论家、记者和专栏作家，他涉猎广泛，著述等身，在担任《纽约世界报》编辑时撰写了社论十卷；为《纽约先驱论坛》的《今日和明日》专栏写作文章89卷；他的著述多达26种。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竟专门设立了李普曼阅览室，以展示他的出版物。

托马斯·弗里德曼则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他1995年至今一直供职于《纽约时报》，每两周写1篇专栏文章，其观点和言论经常被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引用，在美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于1978年获得牛津大学中东研究的硕士学位，加入《纽约时报》后，任该报常驻贝鲁特的记者，专门报道中东问题，后来又先后担任过该报的白宫首席评论员、经济事务首席评论员，并3次获得普利策奖。弗里德曼还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的著作《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被授予非小说类国家图书奖，这本书到现在仍被认为是研究中东问题的必读书之一。

从李普曼和弗里德曼两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传播人才，要胜任参与国际对话，成为意见领袖，必然要在术业有专攻的同时，具备广博深厚的国内国际知识。

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逻辑分析能力（critical thinking）是任何人才都应具备的核心智能之一。具有较高逻辑分析能力的国际传播者能“迅速判别西方涉华言论和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逻辑谬误并予以反驳”。比如说，笔者有一次与“美国之音”的管理机构美国广播管理者董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的董事马修·阿姆斯特朗（Mathew Armstrong）交流。该董事说，“美国之音”虽然有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但其生产的新闻仍能做到具有新闻专业水平。我随即问他，中国的新闻业也受政府资助，但为什么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新闻不能做到具有新闻专业水平呢？对这一逻辑矛盾，对方诸人无言以对。又如，西方某些媒体一方面指责中国不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另一方面当中国依法对违反中国法律的英国毒贩判处死刑时，却又指责中国“没有人性”。显然，被西方媒体和记者津津乐道的看似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彼此间都充满了矛盾，违反了逻辑上的同一律。又如，在前述刘晓明大使接受BBC的访谈中，主持人佩斯顿问：“但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呢？你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使用假设性问题（hypothetical questions）是西方记者打乱受访者阵脚、套取信息的常用手段，对此刘大使迅速识别，予以驳斥并清晰地给出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假设性的问题，我是不会回答假设性问题的。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中国愿意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

具备娴熟的理论应用能力。很多人对理论存在偏见，认为其凌空蹈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对实践缺乏指导价值。但是，正如传播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好的理论内在就是实用的。国际传播的相关各学科（如传播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等）中有着很多简明而解释力强的理论框架。如新闻传播学中极为简明实用的理论就包括：拟态环境理论、黄色新闻、社会责任论、新闻专业主义、意见领袖、媒介依赖、社会建构、符号互动、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显化理论、涵化理论、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等等。一个好的理论，其最大的好处是，它来自于现实而经由研究者的提炼又高于现实，它是一个内在自洽、能自圆其说的体系；它们大多来自西方但具有很大的共识度，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必额外去论证其合法性。我国的国际传播从业者，在气氛高度紧张、思维高速运转的高端对话中，一旦能在合适的议题上套用合适的理论，我方论说和劝服就会变得相对从容，所遭遇的阻力也会大大减少。

具备较高的情商和媒介素养。高端国际传播人才通常具有较高的情商和媒介素养。在对话中往往会用词简明、语气谦和、幽默风趣、求同存异，以一种积极的、不冒犯的方式（如强调自己赞扬什么，而不是反对什么）来阐述己方立场；在整体表达上，也能牢牢掌控全局，娓娓道来而又抑扬顿挫、眼神坚定、肢体语言干脆有力。这样的人际传播，在电视媒介的转播下能形成所谓“以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传播”（media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吸引广大听众，充分展示出传播者的个人魅力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立场。

习近平主席就具有高情商（表现为跨文化情境中的通情，即empathy）。例如，2013 年3月至6月，习主席先后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刚果、墨西哥，总共发表了4篇演讲。他面临的受众国家立场不同，意识形态差别大，文化背景复杂，交流互动方式多元，关注点也迥异，因此他在演讲中使用了“讲故事”、“亲民化”和“引用对象国经典”（如墨西哥谚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等）等话语策略。其中他使用的“鞋子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比喻中国选择自觉适合的道路，旁人不应置喙——极为简明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引来热议。

掌握大量的Talking points。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传播和商业传播中，传播者通常会准备一套专门应对媒体和公众的一系列标准化的表述，称为Talking Points（姑且译为“说辞”）。“说辞”能帮助传播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观点准确地、系统地和快速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尚无法快速提高我国国际传播人才的高端对话能力的时候，在当下紧迫的操作层面，就各种主要议题（如前述视频中西方记者问到的各个问题等）为国际传播的实践者提供一整套Talking Points也是获得较好传播效果的路径之一。这一点已经被有关方面意识到并贯彻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实践中（如“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培训项目）。但需要指出的是，Talking Points也应该根据新形势、新发展、新问题和新信息做出动态调整和改进，并结合具体场景灵活运用，而且要避免因过度使用而导致让人觉得千篇一律、缺乏诚意，以致产生枯燥和厌烦情绪。例如，近年来中国意识到“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然后从法律角度来对外解释政治问题”在国际传播中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被频繁使用，且语焉不详，这一Talking Point的效果开始下降，且有引起西方舆论反弹的危险。又如，“复杂中国论”作为一个Talking Point，若无具体的事实和数据的支持，其使用也将很难令外国受众信服。

“接种”大量不同意见和观点，并对之产生免疫力。有一个关于中国“剩女剩男”的笑话，说中国的某些父母常常极力反对自己的孩子在读书时谈恋爱，但是孩子一毕业，就会为孩子的婚姻问题担心，常常逼问孩子“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找女（男）朋友？”类似的，如果中国的国际传播者平常一直在“和谐安全”的舆论环境中一言堂地发表言论，那么，我们如何能期望他们一到国际场合就能对各种刁钻挑衅的问题应对自如？美国研究者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曾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事先让受试者适当接受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那么他们在事后接触反面观点时，会对其更有抵抗力，他称这种现象为“接种免疫”。而据说正是基于类似观点，毛泽东主席当年批准了《参考消息》的出版。因此，我们在培养高端国际传播人才时，要不惮于让学员接触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分析它们的不足并形成驳斥这些不足的Talking Points， 熟记于心，以备不时之需。

总结而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高端对话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机制不能受制于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而要突破现有框架，特事特办；人才来源也要放眼全国乃至世界，保证其精英化，以一当十，而不能全是虾兵蟹将；在培养过程中要投入资源，报以信任，给予权力并尊重其相对自主性。在信息泛滥、利益交葛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具有高端对话能力、国家立场坚定又充满个性魅力的意见领袖属于稀缺品，他们的培养需要清晰的思路、创新的模式和大量资源的有效投入。

「注释」

①本文中的国外研究的案例均转引自： 张小娅. 《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29-136+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