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运河小说”的地缘文化特征

文 崔志远

刘绍棠“运河小说”的地缘文化特征

文 崔志远

刘绍棠著《豆棚瓜架雨如丝》书影

刘绍棠的“运河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北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美好的风俗人情以及富有情趣的野史传说，可谓北运河的“清明上河图”。这些景观和风俗不再是单纯的人物活动场景，更蕴含着北运河儿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与笔下众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相映成趣。简言之，刘绍棠小说具有迷人的地域文化特征。

约略说来，文化可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这两极又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形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广义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物态文化是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文化地理学称其为文化景观。行为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制定的各种社会规范，如制度、法令、纪律等；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如民俗民风等。前者称为制度文化，后者称为风俗文化。从文化地域性的角度看，制度文化更带全国性，甚至具有世界性，风俗文化则更带有地域性，如常言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而，研究地域的行为文化应着意于风俗文化。心态文化也是人们常说的狭义文化。它包括两个层面：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指心态文化中多有历史沿革的精神价值体系，包括政治观念、法权思想、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文化的深层结构指某一文化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固定心态，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实际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如同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可称为文化性格。文化表层结构是显性的，易变的，多地域兼容的；深层形结构则是隐性的，稳定的，某地域独有的，体现着地缘文化最深层的本质。

如此看来，地缘文化的结构层次撮其要者有三：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和地域文化性格。从外向内看，地域的文化景观内化为地域的文化风俗，文化风俗又内化为文化性格；反之，文化性格外化为文化风俗，文化风俗又外化为文化景观。即使在最外层的文化景观上，也可以发掘出最深层的文化性格的蛛丝马迹。三个层面相互联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刘绍棠小说的地缘文化特征，就要研究地域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尤其是地域文化性格具有怎样的特征。

运河小说的文化景观

“景观”一词最早由德国人提出，指地球上可以见到的事物。奥托·施吕特尔将景观分为两类：原始景观（亦称自然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之前存在的景观；文化景观，即在原始景观之上、由人类文化改变后的景观。20世纪上半叶，德国许多地理学家重视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变过程。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继承这一经验，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并主张通过文化景观研究地理特征。这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文学地域性的依据和借鉴。

关于北运河的文化景观，刘绍棠写道：“北运河是上京下卫的水路，南来北往的客船和货船，多得像过江之鲫，而穿梭打鱼的叶叶扁舟，游览河上风光的画舫，更像满天繁星。”这南北交汇的美景和繁华中，也埋藏着泪水和罪恶：这里有做“放鹰”生意的“黄花鱼小划子”，有拐卖童男童女的“拍花子船”，有做水妓生意的“花船”……作为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汇地，北运河两岸还有奇特的“花街”：它是由四面八方招来的长工、在河滩的荒沙上立起的“锅伙”。他们的住房极简陋，那柳枝糊泥巴的棚屋常常被上涨的河水冲垮，于是“家家户户开始房前屋后、院内院外、里三层外三层填满了红柳绿蒿，不但锁住了风沙、屯住了水，而且芳草萋萋，花木葱茏”。这便是典型的运河人家。

北运河两岸的村庄，早年也大多是移民、灾民、佃户、长工、船夫、纤夫、渔夫等聚居而成，他们的生计也五花八门，《蒲柳人家》中便有去塞外赶马的“何大学问”，钉马掌的吉老秤，摆渡为生的柳罐斗，做木匠活的郑端午和开小店的花鞋杜四，何满子的父母还是城里的书铺商人……但他们都不失农耕本色，且看何大学问的家：“四面是柳枝篱笆，篱笆上爬满了豆荚秧，豆荚秧里还夹杂着喇叭花藤萝”；“墙里是一棵一棵的杏树、桃树、山楂树、花果子树，墙外是杨、柳、槐、桑、枣、杜梨树”；“院子里还搭了几铺黄瓜架；而且不但占地，还要占天，累累连连的南瓜秧爬上了三间泥棚茅舍的屋顶，石磙子大的南瓜，横七竖八地躺在屋顶上”。运河滩人的拿手好戏是种瓜，于是有了美丽的瓜园风光：坐北朝南，埋下八根柳桩立柱，离地三尺，支起瓜棚，棚顶起脊，瓜棚像是戴上一顶绿色斗笠。瓜田里，“千丝万缕的瓜秧四下蔓延，层层密叶，顺藤摸瓜，一个个斗大的西瓜像满地乱滚的青石磙子，不留神绊个跟斗，金钟罩的脑壳也得磕出牛卵子大的青包，没有两膀子九牛二虎的力气，休想偷走”。这里还有四通八达的集镇，“一条街二里长，人来人往就像运河上五月鱼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俊的、丑的、穷的、富的、本地的、外乡的人，就像鲤鱼、鲫鱼、鲇鱼、泥鳅、虾米……市声嘈杂，南腔北调……”

简言之，北运河的文化景观是南北交汇，聚村而居，泥棚瓦舍，蒲柳人家。这里有水，但既不同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乡，也不同于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湖风光；这里有农家田舍，但既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旗杆院和麦田，也不同于柳青笔下的草棚院和荸荠地。北运河是一幅瓜棚柳巷、渔舟画舫的风景画。其景观意象如花街、锅伙、瓜田、闹市、货船、渔舟、画舫、黄花鱼小划子、拍花子船等，述说着北运河汇聚四方、沟通南北的游动性和商业性。这正是刘绍棠家乡——处在北运河两岸的通州地面的文化地理特征。通州处古燕地，近现代长期属河北，后归北京市，属古幽燕文化范畴。古幽燕北越燕山，至内蒙古高原，南据华北大平原，跨越高原、山地、平原三种地貌。三种地貌生出三种文化：高原游牧文化、山地狩猎文化和平原农耕文化。游牧人性格粗犷豪放，狩猎人近游牧人，农耕人则相对文静平和。古幽燕的社会关系结构是游牧人与农耕人的对峙和交融。对峙带来惨烈的战争，幽燕之地几千年来一直是“血流漂杵”的战场，战争的征服又形成胡、汉的交融，即使在对峙中也有交流，长城的关卡常常是胡、汉间的茶马市场。这种结构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大统一的基础。因而，幽燕地区已成为民族大融合的熔炉。刘绍棠描写的北运河文化景观，透露着这种民族大融合的丰富信息。

运河小说的文化风俗

刘绍棠运河小说的文化风俗可约略分为民间风俗画、民间风情和历史传说。

运河小说描绘了北运河两岸丰富多彩的风俗画。严家炎将风俗画分为两种：“一种写的是很野蛮落后的陈规陋习。”“另一类风俗画，写的是一般传统的风俗习惯，虽然落后但不一定不人道。”运河小说的风俗画中，属于“传统风俗习惯”的有：看野台子戏、过家家、戴红兜肚、滚喜床、喜三、满月、周岁、百岁、拜月乞巧、借童子暖窝、小车会、鬼节等；属于“野蛮落后的陈规陋习”有：休妻、指腹婚、拍花子、放鹰等。可见，作为追求美的刘绍棠，更多写美的民俗，创造美的境界。《蒲柳人家》中，望日莲“七月七”在月下“乞巧”，求月下老儿保佑她美好的姻缘；周檎等人在“鬼节”那天，巧施美人计，除掉麻雷子。《花街》写女人们在夏日骄阳似火的晌午下河洗澡，尽情地耍水、笑骂，而姑娘们则在晚霞中“像一群水鸟下河，叽叽呱呱，嬉戏玩耍”，有人要趟水过河，她们“便慌忙蹲下身子，扭过头去，双手蒙住脸”，等到那人走远，“她们又像鲤鱼跳龙门，从水中一跃而出，清脆响亮的笑声回荡在小河汊子上”。乐观、真挚的感情注入优美的画面，洋溢着诗情画意之美。野蛮残酷的民俗，如《豆棚瓜架雨如丝》灯草婶子的“被休”仪式：

灯草婶子面前铺着一大张高粱纸，写着几行核桃大的黑字；还有一只墨海，泡着一把刷子。

她睁不开眼睛，哆哆嗦嗦伸出双手，梁二嘀咕把她的双手提起来，拿起刷子抹黑了手掌，又扯起她的两只小脚，也涂上墨汁，都按在休书上。然后，像抱起一捆麦秸，抱起灯草婶子就跑。

触目惊心的场面，野蛮、残忍，令人发指，是对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激起的是人们对被摧残的美和善的深切同情。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非说：“人类智力的符号性产物就是文化。”“文化包括行为的样式或模式，即认为哪些是正常的、合乎道德的、甚至是神智清醒的规范。”运河小说描绘的两类民俗，野蛮残酷的一类显示着压迫者的残酷的“智力”，他们强令被压迫者作为“行为的样式或模式”，否则便不“合乎道德”、甚至不是“神智清醒”的。美好的民俗则体现着运河儿女善良的“智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样式或模式”，增进友情，强化亲情，寄托美好理想，追求幸福生活。前者以抨击丑恶来展示美善，后者则直接赞扬美善。刘绍棠对民俗便有了鲜明的道德评价。不仅如此，作家还将民俗描写同现实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各种民俗描写都融进现实生活进程中，而现实斗争也都在民俗背景上，许多作品描写了闹翻身的人们利用民间习俗巧妙地同压迫者展开斗争，实际是写出了现实社会斗争如何在地域风俗文化的传统土壤上发生、发展和走向成熟。

运河小说还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民间风情。包括恋人夫妻之情、父子父女母子母女之情、祖孙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祖孙翁婿婆媳之情、亲戚朋友之情、师徒之情等，简言之为爱情、亲情、友情。刘绍棠着墨最多、写得最动人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它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杨天香强令火把在自己脸上亲吻“盖章”，水芹以“怀孕”的恶作剧向叫天子逼婚，香翠儿在老虎跳面前放肆地唱情歌，金牛儿与二妞子撕打着滚进青纱帐，云遮月在船上向柳罐斗彻夜苦唱乃至跳水誓贞，徐老莲与灯草搂抱着跳河殉情……运河儿女们爱得刚烈：陶红杏在云锦死后，当众宣布嫁给叶雨，并杀死仇人，投奔革命；他们爱得缠绵：望日莲悄然乞巧，因未能成功而忧心忡忡，暗自落泪；他们爱得仗义：叫天子想娶寡居的水芹，水芹不愿离开孤独的公婆，叫天子决定“嫁过去”；他们爱得机智：冷青霜巧用激将法，与柳景庄重归于好……刘绍棠说，强烈的中国气派表现在多情重义上。他描写的各种各样的爱，或刚烈，或仗义，或缠绵，或机智，都浸透着浓浓的“情”和“爱”，具有质朴天然的人情美。

人性与人情具有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地域的普遍意义，但表现方式与它赖以生存的“风土”相关。运河文学的各种风情，都产生在北运河两岸这块沃土上，那通惠河的相抱殉情，青纱帐的滚打嬉戏，柳课地里的谈情说爱，葡萄架下的窃窃私语……都非幽燕“风土”之莫属。在这块风土上，人们创作着自己独特的传情方式：望日莲把大辫子绕在周檎的脖子上，柳叶眉在运河里的放鹰船上为心爱的吴钩抢亲，青年男女在“小车会”的表演中培养着爱情……如此，风土陶冶着爱情，爱情美化着风土。京东北运河两岸多情重义的文化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运河小说还记述了大量野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野史故事如通惠河、北运河、通县的历史演变，北运河边鱼菱、柳伞、绿杨堤、花街等村庄的来历，以及一些景观诸如通县石坝码头、锅笼子等的形成和兴衰等。民间传说如《春柳嫂子》写升降帆的发明，原来与轧饸饹有关；《豆棚瓜架雨如丝》写了通州城东、西海子的由来，西太后照相后变得骨瘦如柴，以及描容画师何以身份低下；《京门脸子》写了李艳妃在皇宫受宠的传说等。在很多情况下，野史故事同民间传说难以区分，如通州城内东、西海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追赶铁甲金头龟，将烧火棍子插进潞水，大龟一跃而起蹦了三蹦，一、二蹦砸出东、西海子，第三蹦被砸碎金头，化作点将台。西汉李广、东汉耿弇、隋唐罗艺、北宋杨六郎、辽国萧太后、元相脱脱、名将常遇春和徐达，都在此点将。明燕王朱棣因扫北时在此点将，登基后更名驻跸台。

在现实的叙述中插入野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实际是一种文化寻根。比如《豆棚瓜架雨如丝》追溯万柳堂村的来历：这里是多尔衮王爷庶子如意跑马圈地的放马处，后成为他女儿的妆奁地。地里雇了刘、徐、田三个长工，本是李闯王的部下，定居在这里做了万柳堂的先祖。这看似信手拈来的故事，却道出了北运河文化的渊源。多尔衮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人，刘、徐、田三姓则是曾随李自成北征入京的中原农耕人，两者以奇特的方式在这里进行着满汉交融。这就浓缩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胡汉交融史。而且，运河儿女的祖上就是敢于造反的好汉，就是在民族、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英雄，这便在运河儿女的血统里注入了敢于反抗的遗传因子，从而成为幽燕之地勇武任侠的文化性格的源头。

运河小说的文化性格

如前所述，在地域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三个层面中，地域的文化性格隐在最深层。它由文化景观和文化风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沉淀而成，又常常在文化景观、文化风俗中表现出蛛丝马迹。因而，在以上的论述中已经涉及到北运河流域的文化性格，本节的论述也不免涉及上述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风俗。

北运河的刚烈

《豆棚瓜架雨如丝》中写了这样一段野史：三河知县彭朋带着一个跟班、四名护卫穿过万柳营沙岗，突然跳出三位好汉，杀退护卫跟班，生擒彭朋，彭朋吓得屁滚尿流，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三位好汉便是刘、徐、田三位异性兄弟，本是李闯王部下，兵败潜逃万柳堂，成为该村先祖。他们在北运河埋下了勇于反抗的刚烈基因。运河小说常写到义和团的遗踪：红灯照的武大师姐带镣逃跑，行踪神秘；老虎跳的老爹是义和团的大师兄，与八国联军打仗，毛瑟枪打在他身上，毫发未伤，山炮弹打在胸脯上，才吐了一口血。何等刚烈威武？上溯中古，秦叔宝守潞郡，率领全城百姓同兵临城下的番兵展开斗争。再上溯到远古，禹王爷治水，追赶制造水患的金龟，用烧火棍子敲碎其金头……在北运河流域漫长的历史上，战乱频仍，灾难迭生，这种环境锻炼了北运河儿女顽强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逐渐形成勇武刚烈的文化性格。

如果说在野史传说中，北运河的刚烈还是暗示和隐喻的话，那么，在运河小说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这一性格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运河小说描绘的社会生活分两类：一是在旧中国为争取自由解放进行的艰苦斗争，二是在新中国为建设美好生活走过的艰难历程。战争年代的运河儿女有尚武之风，他们活得刚烈：老奶奶一丈青为维护女人们的尊严，竟能一耳刮子将寻隙的纤夫打得转了三转，拧了三圈；谷玉桃爱“我”却遭外祖父恶语，于是打人，撕书，被罚跪也不改口，还定计打断“我”的胳膊，叫“我”念不成书……他们爱得刚烈：花藕娘因为爱老虎跳，宁肯被香翠儿扔进大河；徐老莲与灯草婶子为了爱，双双相抱跳河殉情……他们恨得刚烈：老虎跳亲手杀死自己作恶多端的儿子，将其开膛破肚；蓑嫂被连阴天威逼，舍生走进“熊腰”，腰藏刮鱼刀子……他们死得刚烈：花三春不堪受辱，用剪刀杀死贾二哈巴，惨死在汤三圆子的刀下……在表现新中国建设生活的作品中，北运河的刚烈则表现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坚韧和倔强。生产队长黄金印，大跃进时因反浮夸被开除党籍，1961年复出搞包产到户又被批斗抄家，妻离子散，新时期平反后仍同腐败干部斗争……花碧莲深爱考上大学的俞文芊，拦路强赠摩托车，求爱也如此霸气。水芹以怀孕打胎要挟叫天子娶她，失败后断然外嫁，丈夫死后，为赡养多病的公婆执意不再嫁……

刘绍棠说：“我的家乡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接受现代化的思想影响较快，文化水平较高，生活比较富裕，各方面都比边远地区开通。但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民风，在发展当中仍得到继承和保持。”其实，刘绍棠这位深受北运河风土浸染的作家，自身早已北运河化了，他豪爽、坦直，敢做敢为，乃至因此而成为“右派”，便是北运河文化性格的表现。这使他不仅善于捕捉和发掘北运河文化特质，而且善于将自身的北运河情怀“移情”到描绘对象中，他笔下的景观描写也带有了刚烈个性。《豆棚瓜架雨如丝》写京津公路建成后“抢了北运河的饭碗”，北运河“大发脾气”，大水冲断京津公路的路基……这多像《京门脸子》中谷玉桃对“我”的报复；《渔火》中写通州城的燃灯佛舍利塔，塔顶上直钉着一根铁矢，世传为金代杨彦升射中其上，虽历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动。这根与游牧人相关的铁矢，隐喻一种刚毅的性格，与主人公蓑嫂相映成趣。刘绍棠的文化个性，也在运河小说的语言形式上打下深深的印记。运河小说语言，在音韵上，追求以鼓点节奏为主旋律的多声美；在形象上，追求以鲜活灵动为旨归的多姿美；在色彩上，追求以浓烈的红、绿为主调的多彩美。多声、多彩、多姿而又有主导，繁富、浩瀚而又统一，形成起语言风格的“恣肆汪洋”，带有刚烈豪放的风采。

北运河的多情

如同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样，北运河的文化性格也是一个包容复杂的体系。刘绍棠描写的北运河，不仅豪放刚烈，而且缠绵多情，二者相依相伴，须臾不离。在景观描写中，北运河不仅具有冲垮京津公路的烈性，同时又与京津公路并行，是“水旱两路亲哥俩”；“小家碧玉的温榆河，儿马蛋子的箭杆河”，多像一对虽然烈性却又相依相联的恋人！北运河“拐了个躬背，就像伸出双手搂住一片大河滩”，多像一个慈爱的母亲抱着孩子哺乳！……

最能体现多情个性的还是北运河的人。一丈青痛打无礼的纤夫时豪气干云，何等勇烈，对自己的孙子何满子却充满慈爱之情，何满子故意气她，她却只能无可奈何地呼唤“小祖宗”，给他煮鸡蛋，烙白饼；老虎跳是典型的刚烈性格，对恋人花藕娘和儿子花狗却充满温情。他与花藕娘虽是畸形爱情，却相爱终生，即使花藕娘成了地主婆，他仍然充当她的保护神，甚至丢弃贫民团领导的职务，与她相爱到永诀。对花狗，他的亲情更笃，他以长工身份与花藕娘相爱生花狗，决心给儿子当一辈子长工。土改后花狗成为难以救药的恶棍，他仍然亲情不泯。他三次遇花狗作恶，第一次在儿子的哀求下放了他；第二次老夫妻差点被儿子杀死，他仍然放过儿子；第三次花狗强奸香翠儿，吊死花藕娘，老虎跳忍无可忍，方手刃花狗。在老虎跳身上，刚烈纠结着多情，亲情交织着理性，相依相伴，难分难解，这一形象就格外感人。谷玉桃的刚烈看似对“我”的“恨”，其实是爱之深，恨之切。“我”俩在小车会上的表演天生一对，玉桃娘临终时“我”又亲口允婚，在玉桃看来已是铁板钉钉。谁知“我”愈念书离她愈远，她于是恨书、撕书，哪怕挨打罚跪。“我”的外祖父在有人提亲时口出“恶语”，于是她设计打断“我”的右手，教“我”念不成书，以唤回“我”的爱。可见，玉桃的刚烈中蕴藏着深深的爱，刚烈其外，多情其中，愈多情愈刚烈，愈刚烈愈多情。这便是玉桃的性格。

多情的文化性格，使运河小说带有了阴柔色彩。读刘绍棠的作品，常使人想到废名、沈从文、周立波、古华等楚地作家，也想到汪曾祺、林斤澜、李杭育等吴越作家。感到幽燕文化与楚湘、吴越文化有着隐隐的沟通。细究之，吴越和楚湘处长江流域，多平原、盆地，很早就发展了精耕农业，属于发达的农耕文化区，其文化性格表现为农耕人的文静平和；幽燕处黄河以北，北部高原系游牧区，南部平原属农耕区，兼有有游牧人的刚勇和农耕人的平和。其农耕文化的平和一面与吴越、楚湘暗相沟通。三者亦有差异。一般地说，楚地四围多高山，强化着楚人的坚韧，其文化性格是“情”秀于外，“韧”蕴于中，不妨以“柔韧”描绘之；吴越的“情”柔美细腻，恬淡平和，体现着吴越“水土柔和”、“人性柔慧”的特质；幽燕的“情”则更加浓烈、豪爽和坦直。

北运河的达观

北运河的达观表现为心胸开阔坦荡、情怀豁达乐观。它来源于因对世事的洞明而形成的执着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北运河滩是八方聚居之地：“鱼菱村三分之一是王室跑马占地的旗地；三分之一是财主家的锅伙，外来的长工娶妻生子，安身立命；三分之一是大河上的客船、货船和渔船泊岸，船夫、纤夫、和打鱼的搭起的窝棚遮风避雨，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居留地。”“莲芳村是逃荒的灾民聚居一处”，“柳伞村传说是燕王扫北带过来的移民”，“绿杨堤是京西潭柘寺的佃户”……这里聚居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际会，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游牧的旗人与农耕的汉人的融汇。北运河以宽阔的心胸接纳并抚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儿女，使他们相依相伴，休戚与共，也就必然培育出他们开阔心胸和开放性格。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饱经磨难，自然也就洞察世事，具有豁达情怀和顽强生存精神。

在运河小说中，香翠儿与花藕娘争夺老虎跳，将其举到空中要扔进大河，花藕娘却咬紧牙关说：“你把我剁成肉酱，也别想从我嘴里说出把我师哥给你。”香翠儿为她的真情感动，哈哈大笑将她放下来，与她和好。柳叶眉深爱着吴钩，但是，当她发现吴钩不愿倒插门时，断然为他抢来花三春做媳妇，花三春死后，又接替她担负起抚养儿子的职责。“我”被划右派后回到老家，一时心灰意冷，忧心忡忡，古老茬子却开导“我”：“眼睛别只看三指远，国家早晚有想着你的时候。”艾窝窝牵着我的手说：“儿啊，跟娘回家吧。”……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北运河就是一个达观的社会。旧社会的北运河多灾多难，是一个苦难贫穷的世界：贫穷使老人早丧，孩子早夭；男人扛长工，打短工，拉脚，拉纤，卖苦力；女人不是私奔，就是被拐，运河滩极少明媒正娶的家庭……艰难的生存环境锻炼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开阔的眼界培养了他们豁达的胸襟，因而这里又是一个乐观的世界：男人们在河边挑水时纵情嬉笑怒骂，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时毫无顾忌的争锋撒野，姑娘们在晚霞的映衬下脱衣下河洗澡，笑声串串……

北运河文化性格的刚烈、多情和达观，交织成一个丰满的性格整体。刚烈与多情相反相成，使这个性格显得格外丰富和雄浑，达观的因子更强化着丰满雄浑的气势。北运河文化性格便格外具有强大的气势和力量。这种力量给人以崇高感。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北运河文化性格展示的显然是力量的崇高。北运河文化性格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幽燕文化的性格的时代显现，故不妨称为：幽燕的崇高。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