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20年代初“粤人治粤”与“党人治粤”之争

叶健锋

（英德市黄花中学，广东 英德 513031）

略论20世纪20年代初“粤人治粤”与“党人治粤”之争

叶健锋

（英德市黄花中学，广东 英德 513031）

20世纪20年代初，正值“联省自治”论调高唱，而此时成功驱逐桂系取得在粤统治的陈炯明亦应声附和提出“粤人治粤”的政治方针。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临时政府，对粤方针坚持“党治”的政治主张，这与陈炯明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虽然有相通的政治目的，但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同时是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政治上的分歧。

联省自治 陈炯明 孙中山 粤人治粤

联省自治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一次试验，其实质是以联邦制消灭中国的军阀割据，以和平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统一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在广东，陈炯明高举“粤人治粤”的大旗实行联省自治，并在初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当孙中山到粤后提出不同的“党人治粤”党治方针，反对联省自治。面对当时的民情国情，究竟哪一种政治方针更适合、更具有先见性呢？笔者不揣冒昧，试对二者的本质作客观分析与评价。

一、“粤人治粤”之提出

虽然辛亥革命后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民国建立后，先是被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随后出现袁世凯称帝，严重践踏了民主共和的建国目的，与共和宪政体制相违背。袁世凯覆灭后，北洋政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中心而分裂，形成各省军人拥兵自重的局面。自民国五年（1916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是民国史上所谓的军阀政治时期。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经过其后的张勋复辟，北京政府不恢复旧约法转而酝酿成立新国会，于是孙中山带领海军南下“护法”，国会议员纷纷赴粤，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2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西南独立。南北分立后，联邦主义开始成为政坛主流论调，章太炎和张继则最早提出联省自治主张。而联省自治的提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省籍意识的高涨。在联省自治初期，旅居北京的广东人士所组织的“粤事维持会”发表宣言认为，广东应该从粤人治粤的立场出发，实行民选省长恢复粤人自治；天津的广东同乡会也发表声明，认为“我同乡今日发展粤省自治，实为当务之急”。省籍意识的高涨是粤军成功回粤的一个因素，也是日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的一个原因①。

此外，当时广东处于桂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广东都督陈炳焜包烟包赌、贪污勒索、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据罗翼群回忆：

“广东督军陈炳焜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亦不减于对龙济光 （笔者按：二次革命期间龙济光出任广东都督，在广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②。

1917年11月，莫荣新继陈出任广东督军，统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表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民国日报》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此后，桂系在广东更加有恃无恐，包烟包赌，贪污勒索，走私牟利，为非作歹，无所不为。莫荣新的儿女姻亲沈鸿英，贪污搜括之多，更是骇人听闻。莫荣新还派曾彦、杨永泰等多次向日本、英、美等国银行乞求借款，以广东的税收或矿产作抵押。桂系在广东的倒行逆施，激起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怒。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迅速席卷全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省内各种团体纷纷公开反对桂系，如：众议院议员谢英伯与黄焕庭组织广州工人，倡导“广东人之广东”；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倡导“粤人治粤”、“为打到桂系军阀而罢工”等。

由此可见，“粤人治粤”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式微，联省自治提出，省籍意识高涨。另一方面是广东民众不堪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希望早日结束军阀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有着地域认同意识的陈炯明开始了其“粤人治粤”的实践之路。

二、陈炯明的理想政治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20年，当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开始回粤之际，他早已于当年8月12日发布《陈总司令出师通电》，主张云：“粤省为护法之区，粤军为护法之军，何以粤省之财，粤军不能稍分余沥？”同时亦发布《粤军全体将士宣言》，主张云：“吾人所受亡省之痛，较之高丽、安南、波兰亡国之痛，尤加百倍。”③由此可见，陈对地缘共同体的广东地域社会的认同意识之强，同时联系上文，陈所推“粤人治粤”与联省自治一方面可以说是顺应民意，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其政治理想的实现。

粤军回师成功后，陈炯明于11月1日被任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积极呼应联省自治运动，推动了各种居民自治政策。陈炯明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所著的《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两书中，他认为：“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他认为中国广大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因此陈炯明自1920年冬从闽回师广东后到1922年1月，约一年时间内就先后授意或主持制定了《广东省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省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广东省自治根本法》、《广东省宪法之通过草案》等多项有关地方自治的法案和条例，将自治贯彻到实处。此外陈炯明推行一系列民生政策，这些使劫后余烬的广州城，顿时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之态。

在广东所取得的政治成功使得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充满信心，进而欲将广东建设成“全国模范省”，然后推行全国，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宏伟理想。陈炯明曾发表言论说：

“但他省之主张地方自治者，均不克自由试验，独广东可以试行。吾信吾广东如试行而成功，则他省人民必纷纷效法。而此种运动将遍于全中国。吾人倘能得一二省加入，即可与彼等联合，而逐渐推广至其余各省，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④。

在陈炯明看来，国家的统一不在于争战，而应寄托于南北妥协运动，其解决之方，“第一须勤求统一方案；第二须创造统一势力”⑤。而统一势力的造成，尤首需造成一致舆论，即要通过统一同盟组织的运动机关，集中人民要求，发为舆论。他把统一国军、建立联治、解决财政、恢复主权列为依次实施的切要四纲。他反对“昌言革命”、“以力争经营天下”的手段，认为“谋国之道须容纳各种势力”⑥。

由此可见，陈炯明所推行的联省自治是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其最终目标是和平统一中国并建立民主联邦政府。但是，陈炯明的政治理想恰恰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悖。首先，在统治政策上，陈坚持联省自治的“粤人治粤”，而孙则奉行从以党治国政治理念引申而来的“党人治粤”；其次，在统一问题上，陈支持自下而上的和平统一，而孙则认为要实行北伐，武力统一中国。

三、孙中山与“党人治粤”

虽然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但是他并不像陈炯明那般有着强烈的省籍意识。当广东联省自治运动愈演愈烈之际，孙中山对此表现出明显的反对。1921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同年3月6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发表演说云：

“现在广东陈竞存总司令已决议实行县长民选，积极提倡民治。诸君试想广东人民有没有这个程度？在兄弟看来，恐怕他们没有这个程度；既没有这个程度而又要实行，是不是要闹乱子？……将来广东全省为本党实行党义的试验场，民治主义的发源地。由广东推行到全国，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的主义所浸润……民国虽然成立了十年，一般人民并未了解共和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自视也不是国民，乃是遗民，他们正待真命天子出现，预备好做太平臣子百姓哩！诸君试想这个样子，如何能够县长民选？我们要想将来不要偾事，唯有积极操练三民主义，就以‘党人治粤’”⑦。

由此可见，在大部分省民仍未对民族共和国怀有认同认识的情况下，孙中山怀疑居民自治政策的可行性，从而提倡“党人治粤”的原则，以牵制“粤人治粤”的构想。而“党人治粤”的推行就是为了达到“以党治国”的目的。

虽然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但是他并不反对地方自治。早在1916年7月，孙中山在沪举办茶话会上介绍美国地方自治时，就提出了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初步意向。然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革命的成功。孙中山在《致海外同志书》中指出：

“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欲保境，则须养兵，所谓养兵以保境，无异谓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兵费，犹尚不给，则一切建设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⑧。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有明显的国家认同意识，而其“党治”思想则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之上。在孙中山看来，广东省是其实现全国统一的革命根据地，而在这一时期，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推行“党治”是必需的手段。在1920年11月9日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的第三条提出了实现共和政体的两个时期，一是军政时期；二是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同时由政府训政，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地方自治完成，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五权宪法”。第四条又规定：“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负完全责任。”⑨从此处看来，在革命时期，即军政与训政时期都应实行党治。这是因为，其一，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仍然需要“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⑩。其二，人民没有知识能力，而且有一种在专制下累积而成的奴隶性，所以需要国民党“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⑪，以行使直接民权。可以说，这是训政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前提，这也就是运用政权训练国民的意思。因此对于“党人治粤”的提出，我们应该把它当做革命时期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看待，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国的统一与民主。

这里我们回顾上文可知，陈炯明与孙中山所奉行的政治原则都是为了统一中国和实现民主共和，而不同的则在于过程。

四、评价与总结

首先须指出的是，陈炯明所推行的联省自治历来颇有争议，多有学者认为陈炯明之“粤人治粤”的实质是实行军阀割据。如《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中对1922年5月陈炯明所作《联省自治运动》一文的评价云：“这是一个以各省‘省宪法自定’、‘省长民选’等堂皇词句编缀成的，实质上是承认各省军阀统治现状，使军阀割据合法化的方案，也可视为军阀割据的一种思想体系和陈炯明已蜕变为军阀的明确标志。”⑫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当时风起云涌的联省自治一概视为分裂割据。当时的各省宪法都明确表明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省，而不是脱离国家而独立所诉求的，一是停战息兵，从事基本的和平建设；二是从法理上肯定联邦制，在宪法上划清中央与地方权限及相互关系。笔者不否认当时有军阀借联省自治之名实行其军阀割据，但是陈炯明的自治，与某些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的自治不同，这在其取得的成效中可见一斑。

在陈炯明推行联省自治期间，对广东的治理明显取得一定成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的民情。然而，陈炯明欲想靠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则略显得不成熟。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真正一心一意推行民治的能有几个？一方面，大部分军阀都有列强在背后支撑，他们并不想中国真正统一并强大起来。另一方面，联省自治奠基于民众地域认同的意识之上，地域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容易使民众只知有省而不知有国。因此联省自治或者“粤人治粤”并不符合当时国情，难以实现其最终目标。

相对而言，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并不如联省自治般迎合当时盛行的政治思潮。而且，“党人治粤”容易使得民众误会，认为“党治”是在实行国民党专政。但是，“党人治粤”的出发点是“以党治国”，是站立在整个国家的高度看的，同时也是基于革命的需要。在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正好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中国的大好机会，如果不实行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就无法切实清除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那么和平统一在当时只能是空想。此外，统一后还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清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病，这些不是单单靠民众的自治所能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先进的政党运行于其间。因此“以党治国”或者“党人治粤”虽然不能立即满足民众对自治的渴望，但是符合当时国情。

综上所述，“粤人治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民意，但是其失败在于国家统一上的缓和而软性，是地方主义的集中表现。而“党人治粤”则是以实现国家统一为根本出发点，相对而言更符合当时国情。

注释：

①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22.

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8.

③见《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第14-15页.转引自:［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0.

④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M］.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553.

⑤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M］.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123.

⑥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M］.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124.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五）［M］.中华书局，1985：480-481.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六）［M］.中华书局，1985：549-550.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五）［M］.中华书局，1985：401-402.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九）［M］.中华书局，1986：122.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五）［M］.中华书局，1985：189.

⑫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357.

［1］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M］.第二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五）［M］.中华书局，1985.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六）［M］.中华书局，198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卷九）［M］.中华书局，1986.

［8］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