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参与行为和城市融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成都为例

郭 晴,关英杰,赵艳芳

GUO Qing,GUAN Yingjie,ZHAO Yanfang

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参与行为和城市融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成都为例

郭 晴,关英杰,赵艳芳

GUO Qing,GUAN Yingjie,ZHAO Yanfang

本研究以成都农民工为样本,考察了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意识/体育参与行为及其与城市融合度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成都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参与行为较低,城市融合度较高；体育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与其城市融合度之间在统计学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参与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城市融合度的假设没有得到证明。本次研究也发现对体育的积极评价与城市融合度呈现相关关系。分析认为,在理论上体育运动具有社会参与性、互动性、学习性和组织性等特征,但是在现实中,将运动仅仅视为身体锻炼的体育观念制约了农民工体育参与行为,因此,体育运动对于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的作用上还缺乏心理和现实的条件。

农民工；体育参与；城市融合

1 选题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务工,并逐步形成所谓的“民工潮”。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全国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数量已逾2.6亿。据预计,2020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将超过3亿[1]。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意见》的出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媒体和民间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注。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2000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焦点(王春光,2001；朱力,200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刘传江、周玲,2004；陈映芳,2005；郭继强,2005；王美艳,2005；蔡禾、王进,2007；李培林、李炜,2007；马西恒、童星,200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0；田丰,2010；王桂新等,2010；任海,2013；杨聪敏,2014；马国芳,2014)。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在给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发展失衡、失业和社会失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农民工也因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3]。农民工是建设城市、繁荣城市、发展城市的生力军。农民工较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的新居民,有利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4]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强大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工作安排、生活状态、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分野,而农民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上因空间的关系更像一个“城里人”,但同时又因为与乡土社会的密切联系和在城市中面对的诸多障碍,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这种游走在城乡边缘的特性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农民工社会融合是涉及当代中国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不少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有效手段。任海认为,体育的社会参与性有助于突破阻碍“乡—城移民”融入的社会屏障；体育的社会互动性,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体育的社会学习性有助于消除社会歧见。体育的社会组织性为他们的社会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学习提供稳定的组织支撑,因此体育是促进这一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的重要手段。[5]武东海认为,通过运动健身可以改善不良情绪,进而降低群体事件的发生率,体育可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冲器和减压阀。[6]刘玉侠认为,“社区以及城市居民……可以组织文娱竞赛活动等大大加强与城市居民的联系,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优秀的表现,消除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与偏见,更好的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7]

2 研究目的

体育运动与城市融合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体育界及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可以为农民工提供融入城市的机会,体育运动可以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提供增加彼此了解的平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那么在实践中,体育运动的频率、参与体育运动项目以及对体育运动的评价能否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呢?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以下问题:

(1)成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如何?

(2)成都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参与行为如何?

(3)在统计学意义上,参与体育运动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是否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概念界定

3.1.1 农民工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本研究中的农民工指的是后者。

3.1.2 社会融合、城市融合

社会融合、城市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研究领域。在国内,对社会融合和城市融合的研究主要用于对农民工的研究。韩俊强通过综述已有的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合(社会融合/城市融入)至今也没有一个已形成识的定义或者相对明晰的界定,在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往往连表述都不统一,常见的表述有‘社会融合'、‘城市融合'、‘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和‘市民化'等”。[8]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8]。李培林等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2]。刘传江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逐渐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9]。

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社会融合”“城市融合”“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和“市民化”等概念问题,因此在综合学者们讨论的基础上,采用了“城市融合”指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3.2 维度及指标的建立

我国学者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对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合的分析层面(维度)也有所不同的。田凯(1995)和朱力(2002)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区分为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三个层面,他们认为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经济层面是城市适应的基础,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的获得促进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通过社会交往促进农民工观念的转变及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提升。杨黎源(2006)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等八个方面分析了外来人群的社会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在田凯、朱力三个层面的基础上,将身份融合加入了其中。王桂新(2008)则加入了公共权益融合。刘建娥(2010)通过乡城移民居住与生活、健康与安全、就业与收入、满意度与信心四个维度,对社会融入度进行了测评。杨菊华(2009)认为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至少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四个维度之间既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并相互交融,互为依存,但“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个体或群体在四个融入维度上的发展不一定是平行的,也没有一定的次序。”[10]杨聪敏(2014)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整体性发展过程将农民工社会融合分为了职业融合、政治融合、民生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和身份融合六个方面,并以此作为构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总体分析框架。

黄匡时、嘎日达在《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借鉴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三大指标体系: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这三大指数与朱力(2006)、杨聪敏(2014)、王春枝(2014)提出的新农民工身份认同或城市融合的测量指标接近。由于三大指数有相互包含的关系,并基于指标体系的系统性、简明性、兼容性和数据易得性等原因,本研究采用了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下设的六个维度,即城市认同、职业认同、社区认同、心理文化认同、经济认同、制度融合等,这些维度包含了对农民工平等权、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心理与文化维度)的测量,也包含了对职业认同、居住认同、劳动保障认同等经济融合维度的测量、社区认同的测量以及迁移意愿、入籍愿望、子女教育期望等制度融合的测量。

3.3 样本的选择

作为四川省会城市的成都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活跃的经济发展和休闲的城市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务人员,成为了四川乃至西部农民工最集中的城市。自2007年成都市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成都市政府通过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践,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四大基础工程”,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成都样本的研究具有代表意义。

基于农民工分布的不规律性,随机抽样难以实现,本研究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王春枝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职业集中在制造业(44.90%)、批发零售业(41.29%)、服务业(31.06%)、建筑业(10.27)。[11]本研究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基本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进行抽样。样本构成如表1。

表1 样本构成

3.4 研究的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面访由5名访问员于2014年7月执行。制造业的样本在成都MOLEX获得,批发零售业的样本在成都最大的批发市场荷花池获得,服务业在几家餐馆和农贸市场获得,建筑业的样本由成都市第八建筑公司提供。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到有效问卷份,剔除城镇户口的受访者名,符合研究目的的有效问卷342份。该研究由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3.5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显示,本问卷量表中,城市认同的阿尔法系数为0.67(中等),职业认同的阿尔法系数为0.696(中等),社区认同阿尔法系数为0.835(好),心理文化融合的系数为0.737(好),经济认同的阿尔法系数位0.785(好),制度融合的阿尔法系数0.705(好),量表的一致性较好。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来测量城市融合度量表的构造效度,KMO=0.870,barlett球体检验结果具有显著性。因子分子结果如表2所示,共提取了6个因子,与量表设计中的城市认同、职业认同、社区认同、心理文化认同、经济认同、制度融合六个维度一致。

表2 城市融合度量表因子分析旋转成份矩阵图

续表2

4 研究结果

4.1 成都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较高

本次研究统计发现,样本城市融入度的均值为72.4(总分介于22-110分,标准差为13.66),高于66分的中间值,可见成都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较高。将城市融合度划分为低(22-44分),较低(45-65分),较高(66-87分),高(88-110分),结果如表3所示,有52%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较高,有13.5%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为高(见表3)。

表3 成都市农民工城市融合度层级

4.2 农民工的体育意愿低但对体育运动价值的评价较高

本调查设计了一项问题测试成都农民工的体育意愿“在不考虑支出的前提下,你如何度过闲暇时间”,统计显示,在不考虑支出的情况下,成都农民工闲暇时间的活动可以分为4级:第一级为旅游(36.8%)、购物(36.3%)、看电视(28.1%)；第二级为打牌/麻将(23.1%)、看电影(22.8%)；第三级为其他(19.3%)、上网(15.8%)和参加体育运动(12.9%)；第四级是唱卡拉OK(9.4%)、读书(7.6%)和去酒吧(4.1%)。由此可见,成都农民工参与体育运动的意愿较低。体育运动还没有成为他们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但是成都农民工对体育运动的价值却评价较高,均值为3.75(满分为5分,标准差=1.12)。

4.3 农民工体育参与行为较低,以方便、免费的运动为主

统计显示,样本中有52.3%的人在近3个月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运动。在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中,跳广场舞、健美操(31.9%)是最多的,其次是免费的体育设施(18.4%),其他运动占11.1%,运动项目的偏好在不同的性别中没有差别。2014年6、7月份,参与球类运动和游泳的男性多于女性,参与广场舞/健美操/散步、利用免费体育设施锻炼和参加其他运动项目的女性多于男性。在自己所在的单位、居住的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只有16.1%的人参加过活动。由此可见,农民工主要选择的运动以方便、免费为主要特征,而且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并不高。

4.4 农民工体育参与行为与城市融合度相关度不明显

本研究采用农民工是否参加体育运动、参加体育运动项目的数目、参加体育运动的频率来探讨体育运动参与行为与城市融合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城市融入度分为了高、较高、较低、低4个等级。是否参与体育运动与城市融入度层级之间的关系系数lamda=0.012,这意味着用是否参加体育运动去预测城市融入度的等级可以消除1.2%的误差,由此可见,两者的相关性并不高。

4.4.1 参加运动项目的数目与城市融合度不相关

数据显示,虽然不参加体育运动的农民工与参加体育运动的农民工相比,城市融合度更低,但相关分析显示,参与运动项目的数量与城市融合度的相关性不明显(lamda=0.006)。卡方检验显示(表4),P=0.441,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与参与运动项目的数目在统计学意义上不相关。

表4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与参加体育运动项目数目的卡方检验

4.4.2 参加运动的频率与城市融合度不相关

参加运动频率与城市融合度的相关系数Lambda=0.041,这表明用农民工运动频率预测其城市融合度可以减少4.1%的误差,表5显示,不同运动频率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之间的差别不大(P= 0.225,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统计学意义上,农民工的运动频率与城市融合度不存在相关关系。

4.5 对体育运动的评价与城市融入度呈相关关系

表6显示,农民工对体育运动的评价与城市融入度呈现出相关关系(Pearson=0.417),卡方检验显示,对体育运动能否带来快乐不同评价的农民工与其城市融合度高低差异明显(X＜0.01)(见表7)。

表5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与运动频率的卡方检验

表6 对体育运动的评价与城市融入度相关性

表7 体育运动的评价与城市融入度的卡方检验

5 结论与讨论

5.1 成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较高与成都历史地理文化氛围、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有关

本研究显示,成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较高,这与成都的城市特征有一定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就因其休闲文化而著称。成都气候温和,冬无酷暑夏无炎热,交通便利,生活方便,生活节奏相对较慢,被称为“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较高既与成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相关,也与成都市政府推进的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中相关政策有关。

2010年11月16日,成都市正式实施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徙,而且农民进城可以不放弃原有的耕地、宅基地等权利。2011年4月1日起,成都市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轨,成都市农民工在已经实现住院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一致[12]。2013年成都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均达到了100%,成都市保障了每个农民工子女能够同城镇户口子女接受同等的义务教育。[13]此外,成都市实施的《成都市城市公共住房制度实施方案(试行)》、《成都市城市最低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实施细则》、《成都市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及《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将农民工也纳入其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5.2 成都市农民工体育意愿和体育参与行为偏低是社会体育观念偏差的反映

本研究发现,成都市农民工体育意愿不高,兴趣不大,即使是在不考虑支出的情况下,体育运动排在闲暇时间活动的倒数第四,仅高于卡拉OK、读书和上酒吧,即使是在有单位和社区组织的情况下,体育运动的参与面也很低。农民工的体育意愿、体育意识和体育参与行为实际上是社会体育观念的整体反映。国内学者对体育本质的研究显示,在日常话语,体育运动通常被认为是身体锻炼,在学术话语中,则被认为是身体教育、竞技比赛和身体锻炼[14]；在西方的日常话语和学术话语中,体育(sport)被看作是游戏(game)和娱乐(recreation),也被视为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在本研究中,通过与农民工的访谈发现,不少农民工认为体育运动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代价,一些运动,如球类、游泳等则具有专业性。虽然体育运动能带来健康,但是这种结果并非是即时的和显而易见的。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的研究中,将创新定义为“被采用的个人或团体视为全新的方法、实践或客体”,对农民工而言,体育无疑属于创新。罗杰斯也将创新的特征归纳为五点——相对优势、复杂性、兼容性、可试验性、可观察性[15]。如果将体育仅仅看做身体锻炼的话,那么体育的相对优势就是能带来健康,但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时间、精力、技能和金钱支出),而且能带来的健康的相对优势却是不可试验和不可观察的。由此可见,如果把体育仅仅当作是一种健康手段,而忽略了其教育和娱乐功能,体育运动是难以在农民工中推广的。这需要各级政府机构、体育组织和每一个体反思和更新体育运动的价值观念,使体育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政治工具和强身健体的工具。

5.3 体育运动与城市融入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得到证明

体育运动具有参与性、互动性、包容性,理应成为促进城市融合的有效手段,但是本次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在成都市体育运动与城市融入度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是成都市样本的现实反映。究其原因,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撑。但是通过本次研究却可以看到对体育的积极评价与城市融合度呈现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可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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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5.

An Empiric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Awareness and Behavior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City

This study taking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hengdu as a sample,investigated migrant workers'awareness/ behavior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gree of their integration into city.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Chengdu migrant workers'awareness and behavior of sport participation is low,while the degree of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is high.Statistically,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and behavior and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The hypothesis was not proven that migrant workers'participation in sport can contribute to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positive evaluation of sport correlates with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Ou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port features social participation,interaction,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in theory,but in reality,the concept of regarding movement as physical exercise restricts migrant workers'participation in sports behavior,and therefore,the role of sports in facilitating migrant workers'integration into city still lacks the psychological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Migrant Workers；Sports Participation；Integration into City

GG80-051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5)06-0022-06

G80-051

A

1001-9154(2015)06-0022-06

(编辑 刘雪松)

10.15942/j.jcsu.2015.06.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3YJA890027)。

郭晴,教授,研究方向:传播效果和体育传播研究,E-mail:654317314@qq.com。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41

2015-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