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不醒

李静睿

1949年，沈从文给远在香港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只觉得从文表叔夸张而幼稚。没多久，解放军真的进城，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这种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

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那里寻找慰藉。他深夜写作，第二天又全部扔掉，既因恐惧，也因自卑。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地抗拒，微弱地挣扎。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记录了他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时的一段话：“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1952年沈从文去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在信里给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实在是历史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