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赵建国++薛庆天

〔摘要〕本文利用辽宁省2000—2012年经济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汲取能力和社会保障需求因素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显著促进了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提升，而失业率和老龄化程度增加了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同时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为提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需要从促进经济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等方面做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人均GDP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2003306

一、引言

作为民生工程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2007—2012年国家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从377亿元增长到660亿元，增长了近一倍。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仅反映了政府责任的不断加强，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保障民生的责任意识，同时也是适应我国公民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现实需求的必要反映。但是，随着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不断受到质疑。问题的焦点是，随着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加，社会保障财政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支付挑战？

围绕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和未来的支付风险等方面。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1]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相对较低。王晓东[2]认为，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足不仅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低，也成为限制我国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因素。因此，郑功成[3]呼吁要加大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水平，特别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王延中和龙玉其[4]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仅总量相对不足，支出结构也不尽合理。然而，鉴于一些高福利国家由于大规模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导致了严重的国家财政赤字并阻碍经济增长的现实，Lindbeck[5]认为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水平的合理设计。这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则是穆怀中[6]提出应将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在适度规模，该观点已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适度水平的社会保障也被认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1997年穆怀中依据人口结构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定模型。在该模型基础上，部分学者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展开了研究[7]-[9]。

此外，更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保障财政支付风险。王增文和邓大松[10]认为，未来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将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一国的养老金支出规模会越来越大，从而给政府财政带来支付风险。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也会随着需求快速增加[11]。因此，关于未来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问题必须提上日程。巴曙松等[12]进一步认为我国地区间的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间社会保障财政支付风险的差异也必须受到关注。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该问题的定性讨论，焦点主要是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思考，而鲜有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同时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未来对社会保障财政的需求一定会更加迫切。因此，本文将以辽宁省为考察重点，在界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探讨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因素，以期找出提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对策。

二、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理论分析

支付能力一般指个人或组织在财务关系中偿付应交款项的能力，它是个人或组织财务状况良好与否的重要表征。具体到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是指公共财政为履行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持续满足公民社会保障需求职责所应当提供适度财政资金的能力。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表征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目前学界通常用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衡量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状况，一般认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越高，未来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差，相反，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越低，未来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强。这是因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越高，未来的财政负担提升空间越小，因而财政支付能力越小，反之则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3年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一直保持上升态势，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水平历经了从低到高的“波浪式”发展，这表明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也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保障的财政支付能力？结合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本文分别从政府、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探讨其与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关系。

1政府因素

政府对社会保障发展作用重大。政府不仅直接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而且是社会保障发展财力支持的重要保障。而这主要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府资源掌控能力有关。一是财政收入因素。财政收入体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财政收入越高，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总量可能越多，但此时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可能较小，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此时，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较强。二是政府汲取能力。本文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表征政府资源掌控能力。总之，政府因素体现了政府作为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的财政支付能力。

2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社会保障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保障的供给离不开经济层面的支撑，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21世纪之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只能将有限的政府财政集中用于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而投入在民生方面的财力薄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有限。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政府相应用于民生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明显加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也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也将加大，其社会保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往往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强。

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从需求方面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这主要受到人口结构和失业率的影响。一是人口结构因素。主要是指人口老龄化。一般而言，偏年轻化人口结构的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社会保障费等形式来保障社会保障收入，年轻化社会用于养老和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政府面临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压力较小；但如果人口结构偏老龄化，则情况与之相反，老龄化社会下的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责任。从19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承担社会养老保障的财政责任，到福利国家建立之时，这种财政责任达到了顶峰。不仅是发达国家，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也很严重，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养老方面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养老金面临着巨大的缺口，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财政责任重大。因此，老龄化因素是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重要因素。二是失业率因素。一般而言，失业率较高时，经济形势较差，因此，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较多，这不仅仅包括失业保险领取的增加，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也会相应增加。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与人均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正相关。即人均财政收入越高、税收越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强。

假设2：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与人均GDP正相关。即人均GDP越高，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强。

假设3：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与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负相关。即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失业率越高，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弱。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1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选取2000—2012年辽宁省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辽宁省统计年鉴》。结合理论分析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选取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指数（社会保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度量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和失业率等6个指标。这些指标从社会保障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反映了其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本文所用基础数据如表1所示。

SymbolbA@ X+μ。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社会保障财政负担，代表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衡量。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和失业率等6个主要影响因素。μ为随机残差项。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取对数。模型估计方法为加权最小二乘法。

四、实证分析

1相关分析

在进行模型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研究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初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除了失业率与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正相关外，其余所有变量与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均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在060以上，相关性较强。初步的相关分析表明，失业率的提高加重了社会保障财政负担，而人口老龄化、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有促进作用，有效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其中除了人口老龄化因素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外，其他因素均与理论假设相一致。不过相关分析说明了变量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但是否为显著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更细致的分析。下面通过回归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与各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2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9，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回归模型拟合较好，模型总体设定比较合理。人均GDP、失业率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三个解释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人口老龄化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解释变量并不显著。这说明，就目前而言，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失业率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关系比较显著，而与人口老龄化和人均财政收入并没有显著关联。各变量具体的因果关系及原因解释如下。

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均GDP越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越小，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强。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近年来，辽宁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增强了社会保障发展的物质基础。具体表现为，人均GDP变动1%，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减少01253，可见，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失业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失业率越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越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越弱。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辽宁省面临的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而由此导致相应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也较多，这对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努力减少失业率，不仅能促进社会和谐，也能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提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定程度上度量了政府汲取能力，因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越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越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便越强。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政府的汲取能力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正向影响。可见，充足的财政收入是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重要支撑。这从侧面反映出辽宁省财政逐渐向社会保障方面倾斜的趋势，以及辽宁省政府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回归系数为正，人均财政收入回归系数为负，尽管二者均不显著，但与理论预期还是较为一致的。这说明，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社会保障财政负担也会随之相应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逐渐受到挑战。这与相关系数分析中所得出的二者关系为负的结论不尽相同。尽管人口老龄化回归系数不显著，但仍能说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潜在重要影响，这值得特别关注。而人均财政收入回归系数为正，也说明财政收入仍是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重要保障。至于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负担没能及时反映人口老龄化需求和人均财政收入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保障财政负担与社会保障需求能力和供给能力密切相关。需求能力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供给能力主要包括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人均财政收入。其中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是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重要物质保障，这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汲取能力是影响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重要正向因素。而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等需求因素在提高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不难看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抑或当经济形势不佳时，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将会不断上升，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便会受到质疑。因此，在今后的深化研究中，有必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变化，既考虑需求因素也考虑供给因素，以测度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大小，使得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处于可控的合理区间，保障广大居民社会保障正常需求的状况下，最终实现辽宁省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辽宁省2000—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了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利用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指标所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汲取能力是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的重要保障。利用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所度量的社会保障需求增加了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因而对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这些与理论预想相一致的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首先，要想进一步提高辽宁省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能力，除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和政府汲取能力外，辽宁省应该充分测度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结合社会保障供给和需求趋势，对社会保障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中长期预测，未雨绸缪，从总体上更清楚地把握辽宁省现在及未来面临的问题。结合辽宁省经济和社会状况，测算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社会保障适度的财政供给能力，该水平既满足辽宁省社会保障需求，又不过度增加社会保障财政负担，这有利于编制社会保障财政预算，使辽宁省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制度化。

其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财政供给能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并非易事，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不仅是辽宁省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大多数省份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此，辽宁省可以制度化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重，即制定中长期规划，结合社会保障适度的财政供给能力，分阶段地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稳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由被动调整向主动调整的转变能从长期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供给能力。

最后，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提高社会融资比例。社会福利多元化的趋势要求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政府并非社会保障供给的唯一主体。针对目前社会保障过度依赖政府的现状，亟需拓宽社会保障的基金来源。如构建制度性的慈善体系，尽快使我国的慈善事业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提高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企业方面，鼓励企业构建自身的社会保障网，如拓展企业年金和健康保险等在企业的普及度，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避免了单一依赖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提高了民众的保障水平。因此，政府应该在税收和财政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为促进企业提供补充保障创造便利条件，这将极大地降低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支付压力，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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