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心中的不朽丰碑

史怀宝

在福建，带领东山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变昔日的荒山秃岭为现在的“国家生态示范县”和“全省环境最佳县”的谷文昌，现在当地来百姓仍然怀念他。甚至祭祀时也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本”、“基”、“源”，党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

仰望星空，新中国建设的天幕上，闪烁着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名字：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他们的光辉如甘霖浇灌着辽阔的大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作者题记

引言

大海起伏，松涛滚滚。春节的鞭炮声响彻福建省东山岛，山口村的一户人家，明烛高照，香烟缭绕，九十一岁的何赛凤阿婆，带领儿子、孙子、重孙一家十几口，三十多年如一日地来到谷文昌雕像前，眼泪婆娑，高高举着一柱高香，深情地念叨：先祭谷公，再拜祖宗——

不仅如此，在山口村一带，在东山县的许多人家，在东山岛许多重大祭祀节日，许多人家的长者总是这样眼噙泪水，神情庄重地对着谷文昌的遗像祈祷。

谷公就是谷文昌，一位深得民心的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他在东山县干县委书记十四年，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灾害，带领群众走上幸福的路子。如今，谷文昌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一带的老百姓仍把他当作神一样敬仰。

国民党反动派造灾，共产党人必须救灾

195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像东山岛上大部分村庄一样，铜锣村的老百姓听到岛外大陆上隆隆的炮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来了，我们的苦日子要熬到头了，许多村民走上街头，翘首以盼。突然，一阵枪声夹杂着嘈杂的叫喊声从村子四周压过来，一群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高举火把冲进村，他们吆喝着查户口，挨家挨户地把村民赶出家门。全村男女老少，被莫名其妙地赶到田家大祠堂里。火把下，一位国军长官训话，说什么为了党国利益，从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丁，必须入伍。人群中一阵哭叫，“好男不当兵啊！”“这些人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但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一个又一个青壮年被押解起来。有人逃跑，村子四周架着机枪，他们又被捉回来。当亲人们一个个被押出村后，那群老弱人群开始哭了：亲人啊，你们到哪里去啊？有的妇女抱着孩子，有的母亲拄着拐杖，有的小媳妇挺着大肚子。国民党兵驱逐追赶的人群，咋呼着：“老子过两天就打回来了！”亲人们被押上村后海边的大船，呼呼的海风中，拄着拐杖的母亲朝人群大喊：“儿啊——”壮丁群中的儿子高喊：“娘，回去吧。”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的妇女大喊：“孩他爸，早些回家。”军舰上有人回应：“孩他娘，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岸上，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孺哭天抢地，看着亲人们被押上军舰，军舰渐渐走远，直到看不见踪影。他们不知道亲人被押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亲人们生死未卜，更不知道亲人们一去四十年，好多亲人一去成了永别。

这就是国民党撤退东山县时的抓壮丁事件。据统计，当时东山岛全县人口不过12597户人家，国民党政府抓丁扩充兵员，从岛上捉走4792个青壮年，仅289户的铜锣村，就被掳走147名青壮年，一夜成为寡妇村。全县差不多一半的家庭被拆散，留下了众多独守空房的少妇，日日盼儿的母亲。

5月10日，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解放了东山岛。天晴了，一群又一群的百姓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迎接亲人解放军。在进岛的解放军队伍中，中等身材的谷文昌目光炯炯，皮肤黝黑，穿一身发白的旧军装。当时，中共东山县委已经成立，办公地点在岛外的云霄县，谷文昌是县委六大委员之一。一踏上东山岛，他有一种壮志凌云的感觉，一定要竭尽全力，为东山人民服务，一定要为老百姓干出一番事业。他踌躇满志地走在欢庆的人群中，看着翻身群众欢呼的表情，更加坚定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多年的战争生活，养成了谷文昌善于观察、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人群中，他注意到一个衣衫破旧的老人，扶着墙角抽泣，他关切地走过去询问：“大娘，您怎么了？”老人紧紧抓住谷文昌的手，哭喊：“亲人啊，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啊！”群众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谷文昌耐心地倾听着老人的倾诉，才知道老人的丈夫和儿子前天被国民党兵抓壮丁走了，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和一个过门不久的儿媳妇。谷文昌心情一下子沉重下来。

谷文昌被任命为东山县东关区委书记，他和妻子史英萍一头扑在工作上，当时，刚解放的东山岛，岛上潜伏的敌特分子与地方恶霸相互勾结，成立了暗杀团，专门暗杀共产党员干部，敌军的飞机、军舰也虎视眈眈，这里还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地方，离国民党盘踞的金门岛近在咫尺。保卫东山，巩固海防，成为县委、县政府首当其冲的重任。谷文昌依靠群众，迅速成立了民兵组织，镇压恶霸，保卫新政权，十八个敌特分子刚一登岛，就被谷文昌带领的民兵抓获。谷文昌和县区干部经常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组织生产。

谷文昌坚持群众路线的老作风，与群众交朋友，经常往困难多、问题多的村镇、村民家里跑。他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当初刚登上东山岛时，那位阿婆的哭声。工作安顿下来以后，身为区委书记的他决定去那位老阿婆的家——铜锣村去调查。在铜锣村支书的带领下，两个人走街串巷，他看到翻身农民的喜悦，也看到战争留给村民带来的创伤。与群众交谈中，谷文昌了解到这个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妇孺。谷文昌来到那位刘阿婆家门口，刘阿婆怎么也不开门，她哭喊着说：“谷书记，我们是敌伪家属，不能连累你。”村支书向谷文昌反映了一个问题，村民们不仅遭受国民党抓丁的兵灾之害，在最近村民阶级成分划分过程中，这些群众竟然被地方干部划分为“敌伪家属”，这些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

不久，谷文昌被提拔为县工委组织部长，此时，敌对斗争依然十分严峻，谷文昌致力于发展基层党员组织，发动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生产高潮中，他再次遇到“敌伪家属”这个问题，不仅铜锣村有这个问题，其他村也普遍存在；不仅许多困难群众是“敌伪家属”，好多村的党员干部也因为家里亲人被抓壮丁面临敌伪家属问题。他认为到了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向上汇报后，他对这一问题集中调研。

谷文昌和村干部一起来到礁头村的黄阿婆家里。黄阿婆躺在炕上，双眼吃力地睁着，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谷文昌询问着黄阿婆家里的情况，黄阿婆泪眼婆娑地面朝窗外，喃喃地哭喊着：“儿啊——亲人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村干部介绍，黄阿婆的丈夫几年前年去世，她的四个儿子，被国民党兵抓走两个，老人整天对着海滩哭喊，一年多了，双眼哭瞎了，亲人还是没回来。她家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可是，她家里的阶级成分是实实在在的贫农，老人的大儿子是村里的农会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儿媳妇是村妇联主任，两个人是村里斗恶霸、土改的骨干，这家的情况能算是“敌伪家属”吗？

谷文昌再一次来到贫困破败的铜锣村，又一次听到亲人被国民党抓丁的那些“敌伪家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村干部指着农田里一位背着孩子劳作的妇女背影说：“她公公、丈夫全被国民党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婆婆和不满周岁的儿子，她家也是敌伪家属……”

谷文昌再也看不下去了，他下决心解决这个难题，决不能让这些百姓遭受双重打击。他倡议县工委召开专门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敌伪家属”的划分问题。会议期间，门外突然传来空袭警报的声音，大家一怔，警报声过后，有干部说：“现在是敌对斗争的特殊时期，我们必须坚持敌伪家属划分这一做法。”

谷文昌动情地说：“我们东山县12597户，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多少白发母亲，新婚妻子，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再算上儿女姻亲、姑表旧眷，盘根错节，蛛网纵横，敌伪家属人员几乎遍布全岛，难道我们把他们全部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吗？”

一阵讨论，谷文昌建议：“我们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必须对人民负责。国民党反动派造灾，共产党人必须救灾，必须摘掉那些可怜老百姓头上敌伪家属的帽子。”

经过激烈的讨论，县工委又组织了专题调查，在谷文昌的强烈坚持下，当时的东山县工委悄悄推出一项新政，决定把全县“敌伪家属”称呼改为“兵灾家属”，对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同普通群众一样分得土地、房屋，经济上平等相待，不仅如此，对于其中的困难家庭，像对平常困难户一样救济，特别是那些孤寡老人，由村里统一照顾。

这一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全县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家积极投身于生产，睁大眼睛加强海防。1953年7月，蒋介石乘朝鲜战争之际，开始反攻大陆。7月16日，国民党兵以两个主力团，两个海军突击大队，两个伞兵中队一万三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军舰坦克的掩护下，突然向东山岛猛攻，举世闻名的东山阻击战就此拉开。由于事发突然，蒋军兵力雄厚，我守军节节阻击。但是，那些兵灾家属和翻身解放的人民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纷纷驾起渔舟、拿起鱼叉、锄头，保卫自己的家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为解放军送水送饭，保护解放军伤员。敌军攻占东山岛部分地区后，兵灾家属刘杏把两位受伤的解放军战士藏在家中，敌人上门搜查，她临危不惧，机智地骗过搜查的敌人，她说：“我男人也是国军，说不定你们还认识他呢？我不能窝藏共军。”战斗结束后，刘杏还买了慰问品，去云霄医院看望伤员。

东沈乡妇女叶明花面对敌人的刺刀大义凛然，守口如瓶，始终没有说出村干部的下落。

国民党兵陈阿九思念家乡，扔掉武器，悄悄返回家，被媳妇留住，不让丈夫再为蒋兵卖命。

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仅仅用了三十六个小时，东山人民就把敌人赶下海。事后，在奖励战功人员时，时任东山县长的谷文昌力排众议，授予刘杏一等功臣的称号。刘杏对解放军战士的一片真诚，让许多人为之动容，听说她的事迹后，好多战士称她为“海防战士的妈妈”。

当身穿国民党兵制服的陈阿九被民兵五花大绑到军政府时，谷文昌听完陈阿九和他妻子的哭诉，亲自解开陈阿九的绳索，对大家说：“他既然放下武器回到家乡，我们就既往不咎。”陈阿九从此与亲人过上了团圆幸福的日子。

三十年后，两岸关系松动。在台湾，五十多岁的国民党老兵陈阿伯转业成为渔民，因渔船在风浪中迷路，他登上东山岛，东山县台办的同志领着他回到家乡，他看到年迈但还健康的母亲，双膝给老人家跪下，母亲的泪水和他的泪水交织在一起；他还看到头发斑白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看到当年还在母腹中的儿子，看到昔日破烂不堪的老家小楼林立，当他听说兵灾家属的事迹后，他泪流满面地诉说：当时，他也随着国军攻上东山岛，那天夜里败退时，他从家门口经过，他多么想回家看一看老母亲和妻儿啊，可是当官的说，如果被共产党抓住，会被杀头的。三十多年来，他对家乡望眼欲穿，多少个日日夜夜，他跪在海边，望着家乡的方向泣不成声。

铜锣村七十二岁的老支书告诉作家：“谷书记那时来过我们村，我们这些兵灾家属，跟大伙一样分得田地、房子。”村民谢菊云的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台湾了，村里照样分给了她家土地和房子，因为没有男劳力犁田，谷文昌听说后，亲自安排人上门帮忙。

可是，有谁知道，在当时敌我斗争异常严峻的环境中，谷文昌担了多大的风险啊！他当时坚定地说：“我对此事负完全责任！”县工委委员悄悄通过了这一政策，但没有马上上报龙溪区委。后来，区委肯定了这一做法，并在全区乃至全省推广。有人用“一项德政，十万民心”评价谷文昌当时的举措。

如果治理不了风沙，

就让风沙把我埋下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会更长更艰难。初来东山岛，谷文昌这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汉子，不仅感觉到南方的炎热，还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的风沙和灾难。这座外形酷似美丽蝴蝶的小岛，却有着荒岛、死岛、饿岛等不吉利的称呼。走过一座又一座村庄，他看到破旧的房屋，衣衫褴褛的人群和拄着要饭棍乞讨的群众。谷文昌深入调研，与老百姓交朋友，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能听懂闽南方言，两年多来，就能用闽南话与群众交流。这年秋天，他和通讯员冒着呼啸的风沙，来到县城十几里外的山口村外。

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忙走上前问：“老乡们，你们干什么去？”

一位瘦弱的老人说：“要饭去。”

谷文昌与老乡们攀谈起来。

一个老年乞丐叹息：“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

一位挎着要饭篮子的阿婆说：“微风三尺土，风大石头飞——”

谷文昌眉头紧皱说：“你们不是土改分了地吗？怎么还出去讨饭？”

通讯员告诉谷文昌：“谷书记，这就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山口村。村里一半以上的人靠乞讨为生，一成以上的乡亲在南洋谋生。”

一个乞丐听说这个人是县委书记，忙说：“我们不讨饭去了，回家。”

谷文昌和吴通讯员来到一堆大土堆后面，两个人测量了一阵子，再看刚才那群人，在村口转了一个圈，又拖儿带女，拄着要饭棍向村外走去。

建国几年了，老百姓还要去讨饭，谷文昌想起自己少年逃荒要饭的经历，鼻子一酸，背过脸去。

从县长到县委书记，谷文昌走访了一座又一座村庄，看到破旧的房屋，衣衫褴褛的人群和拄着要饭棍乞讨的群众，像山口这样的村庄，这样的村民，在当时的东山比比皆是，百姓是分了地，在这个风沙肆虐的小岛上，却没有一个好收成。谷文昌调查中了解到，新中国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东山人民头上还有“风沙旱涝”，俗称四害，大山一样压在当地百姓头上。据记载，一年中，五到六级的大风时间长达150天，每到夏秋之际，七八级甚至十一级的大风刮得全岛飞沙走石，黄尘蔽天。全岛的山头光秃秃的，森林覆盖率不到千分之一。解放初期，全岛仅有林木147亩，海岛东南部，绵亘着30公里、面积3.5万多亩的沙滩，茫茫一片，寸草不长，风起沙飞，遮天蔽日，43个流动沙丘顺着风势步步进逼，百年间，飞沙淹没村庄13座、房屋1000多座、耕地3万多亩。山口村900多人，有600多人讨饭。当时，这一带提亲嫁女，都把会要饭当作一种本领。村民们有田无法种，种了没收成。一年到头缺吃少穿，许多人不得已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乘船过海，到大陆上割草砍柴。

东山县委班子几番讨论，已为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做自然的奴隶，不能听天由命，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

东山县委统一了思想：挖掉东山穷根，必须制服风沙！谷文昌坚定地说：我们有勤劳的双手，有集体的智慧，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治沙？难啊！一个村民听说谷文昌要治沙，他当面对下来调研的谷文昌说：谷书记，如果您能治了这风沙，我从山后翻跟头，一直翻到西埔（如今的县城）。

谷文昌说：必须向风沙宣战，条件再差也要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战胜风沙？不单是气魄的问题，谷文昌将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村干部、老农民请到一处风口的小屋内，现场研究防风治沙的办法，这可是个老大难问题，从清朝到民国，风沙已经困扰了东山县上百年，清朝光绪年间，曾经颁布最严厉的刑罚，“砍柴草者一律治罪”，民国期间，也有几任县长立志治沙，但都无济于事，风沙依旧肆虐。解放初期，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春雨来临柴草绝，作物有种多无收……”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一致认为：要治沙，必须压住沙，压住风，必须找到风口。可是，风来风去，捉摸不定，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找到风口，谈何容易？窗外风声打着呼哨劲吹，不时有沙子吹进屋内，谷文昌望望窗外茫茫的沙滩，立志一定要群众战胜这百年肆虐的风沙！

从1954年开始，谷文昌带领全县干部群众，踏上制服风沙的茫茫征途，开始了连续五年的治沙战斗。

春秋风沙最大的时候，往往是谷文昌下乡调研的好时候，他和县委班子成员分路下去，直达风沙肆虐的地方。一开始，他和林业技术人员林志成在一起，再后来，大学生林嫩惠也加入进来。很长一段时间，东山县委别说小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谷文昌就让自行车出租行的师傅驮着他下乡调研。后来，县里配备了一辆自行车，谷文昌就让年轻的通讯员吴志成驮着他下去。再后来，为了方便下乡调研，四十多岁的他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一开始借了车行的自行车学，他时常摔得鼻青脸肿。后来，县公安局借给他一辆29型的自行车，他终于学会了。从此，每逢大风的日子，他驮着小吴或其他技术人员，顶着呼啸的风沙，不辞辛苦地前去探风口、查沙丘。谷文昌背着一个黄帆布包，斜背着一个战争年代的军用水壶，戴着风镜，拿着量尺和仪器。那天，海风又冷又猛，刀子一样吹着谷文昌和小吴的面孔，沙丘陡立，大风吹得小吴站不稳，谷文昌说：“小吴，你在下面记数，我上去。”谷文昌深一脚浅一脚地用肩膀顶着风往沙丘上走，快到坡顶时，他咬着牙爬着往上走，终于到达坡顶，突然，一股大旋风在他周围卷起，谷文昌站立不稳，被风吹得从三十多米高的坡顶滚下来，吴志成关心地上前去扶，不料，谷文昌坚强地站起来，摸摸嘴角的血迹，沙哑着嗓子大喊：“这里是一个大风口！”

饿了，两人打开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和干粮，他们坐在沙滩上就着老咸菜啃窝窝头；渴了，拿出随身带的水壶喝上一口。谷文昌饥一顿饱一顿地风餐露宿，再加上早年的磨难，他患了胃病和肺病。

关于谷文昌早年的苦难生活，谷文昌的大女儿谷泽惠介绍说，父亲老家河南林县解放前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窝窝，父亲少年时代，爷爷一天上山砍柴，不小心跌进山谷去世，年少的父亲凭着一手石匠手艺走村串巷谋生。后来，父亲跟伯伯去山西打短工，那一年，哥俩打短工挣了四百多斤粮食，哥俩一人挑了二百来斤，在崇山峻岭中走了十几天，硬是将这些救命粮挑回家里。少年时代的苦难和后来的革命经历，养成谷文昌吃苦耐劳、体恤百姓的秉性。

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很少有大学生来到这个穷地方，因此，只要外面来了大中专生，个个都会成为谷文昌的宝贝。林业大学毕业的林嫩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毕业回到东山老家，就被谷文昌请进林业局，拉着小林一起走上防风固沙的路子。多少个日子里，林嫩惠和吴志成跟随着谷文昌，在风沙弥漫的风口、沙丘间测量、调研。

就这样，飞扬的风沙中，从苏角山到澳角山，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谷文昌踏遍了东山岛的四百二十一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和运行轨迹详细记录下来，他在全岛探风口，查沙丘，测风速，走村串巷，与村干部、老农甚至乞丐促膝长谈，终于弄清东山岛东南角受风沙最严重的白埕村、山口、湖塘等三个大队结合部的赤山地方，是岛上的“风口”、“沙喉”，要战胜风沙，必须先扼住他们。

在综合一年多调研成果的基础上。他领导制定出“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的治沙方案，从此，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向千百年来的风沙发起主动进攻。

我们可以想象，打着呼哨的狂风中，谷文昌带领全县群众、机关干部、官兵等十几万人在当时东山县十几个风口处同时摆开了战场，他一面指挥全局，一面和大家深挖沟，挑土担沙，一道道沙堤慢慢增高，他与大家一起吃住在风口，连续大干四十天，经过几十万个劳动日的奋斗，在全县数个风口处，筑起三十九条两米高、十米宽的拦沙堤，总计两万两千多米。

治沙的大队人马撤走了，大家阵阵欣慰，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驯服肆虐百年的风沙了！可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东山岛东南海风大起，十几级的大风一连刮了半个多月。大风中，谷文昌和大家心疼地看到，他们几十万个劳动力筑起的沙堤，被大风削去，两米多深的防沙沟被沙子填平。

许多人欲哭无泪，怎么办？

谷文昌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经历过多少磨难，多少风雨，这些挫折怕什么！

他马上召集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农研究对策，寻找答案：大风中，沙子如流动的水，固沙才是根本。

谷文昌慢慢站起来，坚毅的目光透出一丝光亮。他动员群众在本地或岛外兄弟县山上采草籽，并向上级发出申请，上万斤的草籽被罚下去。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谷文昌如一个百折不挠的将军，再一次动员全县机关干部、驻军和群众，投入到防风固沙的战斗中。这一回，大家不仅再一次深挖了防沙堤、防沙沟，更重要的是，在筑起的沙堤上，大家撒下了成吨的的草种，人群中，谷文昌身先士卒，他抹抹头上的汗珠，仿佛无比欣慰地看到：一丛丛绿草茁壮成长，十几万米的防沙堤，真的构成了一道防风固沙的钢铁长城。

可是，抗沙大军撤走后，大风又起，仿佛当年突然攻上岛的国民党兵。那一夜，狂风劲吹，县委办公室内，昏黄的煤油灯闪烁着，谷文昌深夜未眠，他不停地打着电话，大风吹得窗棂呼呼作响，玻璃灯罩内的火苗扑扑抖动。他面前木桌上的电话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天还没亮，谷文昌叫上几个干部，就蹬上自行车下去了。黎明的晨曦中，他眼前再次展现出令人心痛的景象，拦沙堤再一次被吹垮，播种不久的草籽，不是随风而去，就是被掩埋沙底，勉强抽芽的幼苗，也在风中奄奄一息。泪珠儿在谷文昌眼中转着，他悲愤地望着风云密布的天空，顽强的斗志在他心中油然升起。凄厉的海风仍打着呼哨，他与大家现场查看调研，沙堤倒了，那些草籽是压不住风沙的，我们种树吧，看看有没有适合沙地的树种？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风沙！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谷文昌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信念号召大家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此时，东山县开始建设苗木基地，除了本县培育的树种外，几十万株苦楝树、松树、杨树等树苗被从岛外运来。大队人马再一次向风口中的沙丘，身边的荒山秃岭进军。当时，人们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冲天，县委县政府一声令下，于是，全县荒山、沙地上布满热火朝天的植树大军。这一次，他们没有集中植树，而是根据各种树木的习惯，分时期种树。又是几个月的奋战，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有的小树已开始泛绿。随着季节的转化，令人讨厌的大风随着季节又开始肆虐起来，似乎老天与东山人民故意过不去似的，那年的狂风一连刮了数月。

大风一起，东山岛上风沙茫茫，少有人烟。谷文昌心痛地看到，那些春天种下的树苗，撒下的树种，变成了一棵棵干枯的草棵棵，扒开沙土，树根早已干枯，柞树种不活，银杏全死了，小松树也看不到任何绿色。这天，谷文昌再一次来到山口村外，再一次看到逃荒要饭的人群，谷文昌走上前与老乡攀谈，一位拄着要饭棍的老汉说：东山这个鬼地方，神仙也治不了风沙。

一连五年，东山人民与风沙一次又一次的搏斗均告失败。

怎么办？谷文昌一次又一次调查研究，县里成立了专门的技术攻关小组，建立了多处苗木培育实验基地。这天，冬季的海风刺骨地吹着，海滩上，谷文昌与技术员勘测着，他们竟然挖出了树泥。大家一阵惊喜，这证明历史上这里曾经绿树如茵，古代能长出树来，现代也一定能种出树来。有一幅照片，谷文昌带领干部群众来到一座被风沙压垮的房屋前，就是在那次现场会上，面对许多人的习惯性担忧，面对大家的疑虑，谷文昌指天发誓：如果不能治理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谁折断一根树枝，

就是折断我的手指

群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调查研究永远是向群众学习的有效途径，在一次又一次失败探索的基础上，谷文昌与同志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深刻地意识到，防沙必须植树造林，植树造林必须选择树种。叶大招风，所有的阔叶树都不适宜在荒沙地上生长，必须有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机构，科学地指挥植树造林工作。一番研究，县委决定在几乎没有树木的东山岛上设立林业科（后来的林业局），各乡建立“绿化工作小组”，制定绿化工作制度。会议通过了全面实现绿化，根治风沙的决议，实行“谁种谁有，伙（大伙）种伙有”的激励办法，明确了“以林为主，综合治理，全面治沙”的发展方针。

清明节这天，东山岛上天气晴朗，春风和暖。他和林嫩惠到白埕村调研，因为风灾刚过，空荡荡的田野上一片荒凉。突然，谷文昌远远地看见，前面竟然有挺拔的小松树，忙放下自行车，徒步来到两棵树前，这两棵松树高高地长在坟堆旁边，有两个人正在那里烧纸拜祭祖先，谷文昌耐心询问，拜祭的老乡告诉他，这种树叫木麻黄，松树的一种。谷文昌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彩：东山县的绿化有希望了。

第二天上午，谷文昌在白埕村那两棵木麻黄树下组织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现场会，谷文昌兴奋地向大家宣布：我们东山的沙滩上可以种木麻黄……

大家一个个信心倍增，多年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纷纷向县委要树木种子。谷文昌向大家保证：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会后，谷文昌向省林业厅打电话，请求拨发木麻黄树种，省林业厅一位负责人问明情况后，为难地说：省厅也不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谷文昌欣慰地说：一小部分也可以。

谷文昌发动机关干部、林业技术人员翻阅资料、打电话联系，查询全省乃至全国兄弟县有关木麻黄种植的消息。时任县委农业部长靳国富没白没黑地翻报纸、听广播，一天早上，他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也不敲门，一下子推开谷文昌办公室的大门，兴奋地大叫：谷书记，找到了——谷文昌正与行署领导通电话，他有些疑惑地放下电话问：“靳部长，找到什么了？”靳国富，这位来自山西太行山的南下军人，毫不掩饰大叫：“谷书记，广播上说了，广东沿海的电白县，有人在海边种活了成片的木麻黄。”谷文昌一阵紧紧握住靳国富的手说：“老靳，用我的电话，直接联系电白县。”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议上，谷文昌认为，既然广东电白县种活了木麻黄，他们就一定有树种，有成熟的植树经验。会议决定马上组织学习考察组，靳国富担任组长，组织全县二十多名林业人员、农村骨干干部，专门到电白县学习考察木麻黄的种植经验。

在漳州，作家见到靳国富，这位后来相继担任东山县委副书记、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南下老干部，他抚今追昔，向作家讲起当年跟谷文昌一起为人民艰苦奋斗的情景。临走，谷文昌千嘱咐万嘱托，要他一定要为东山人民取来真经，他感到这句话的分量，这不仅是谷书记的殷切期望，更是东山县十万百姓的厚望。靳国富他们几经周折，来到广东电白县，二十多个人谦逊得个个像小学生，处处留心，事事请教，电白县的同志古道热肠，毫无保留地给福建的阶级兄弟传授植树经验。靳国富他们实地学习了木麻黄的种植技术，还学习了木麻黄的生长管理经验。临走时，他们向电白的同志要了一大捆木麻树苗。返回东山县，谷文昌看着树苗如获至宝，他亲自安排将这些宝贵的树苗种植在西埔的苗木种植实验基地内，树种不够，谷文昌又动员大家跨过海峡，让靳国富带上全县财政收入最大的一块，奔赴广东电白县、浙江和省内的厦门、云霄等地采购木麻黄树种。苗木基地是谷文昌常去的地方，望着试验田内木麻黄树苗茁壮生长，他似乎看到遍布东山岛的绿色，似乎听到上万亩木麻黄树林汹涌澎湃的涛声。1958年2年24日，在中共东山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谷文昌目光炯炯，他做了《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东山》的报告，铿锵有力地提出战略目标：“苦战三年，绿化全岛。”号召年内植树造林两万亩。

东山县委从连续五年的失败中爬起来，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再一次掀起旷日日久的植树造林运动。

3月12日，东山县绿化指挥部的全体成员，县直机关的全体干部和白埕社员五百多人，聚集在一起，简单的动员会上，谷文昌发出“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豪迈誓言。随后，五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灾害最严重的的白埕村海边风口处，在原来没能成功防风固沙的第三防沙堤上，摆开了战场。林业技术员们现场示范指导。当天，这支队伍种下两万多株木麻黄。

五百多人的壮举，激起全东山人民的斗志，各乡村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自发地前来参战，驻岛的解放军指战员闻讯后，也组织队伍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列。当天，全县植树造林的队伍一下子激增到三万多。春天终于来了，东山岛，这只复苏的蝴蝶，开始翩翩起舞。俯瞰整个东山岛，从最东北角的铜陵古城，这里曾是戚继光抗倭的战场，也曾是施琅收复台湾的出发地，到最南边的澳角村，秃头山际，海滩黄沙地之上，特别是湖塘、山口、白埕一带，到处人山人海，银锨挥动，绿苗点点。东山人民千百年来求生的夙愿，发展本能，在这一刻凝聚喷发。仅仅两天时间，五十三万株木麻黄树苗遍插在沙滩和秃岭。

3月13日，阳光灿烂，3月14日，小树苗在微风中伸直腰肢，翩翩起舞，沙滩、秃山上闪现出一丛嫩绿。乡亲们眼睛里露出久违的光彩。刚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的谷文昌，兴奋地奔走在乡间土路上。

谷文昌和许多乡亲们不会忘记那个突如其来的黑夜，寒冷的西北呜嚎着窜过窄窄的八尺门海峡，狼群般扑上东山岛，如当年偷袭登陆的国民党兵。人们换上厚衣服，行人在寒风中打着哆嗦。老天似乎与东山人民对着干似的，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倒春寒，在东山人民最需要温暖的季节不期而至。

呼呼的大北风一连吹了一个多月。

乡亲们心痛地看到，海滩上、荒山坡上，他们多么热望的绿色，一大片一大片地全部挂上了白毛毛，枯黄地失去了绿色。

有人给谷文昌打电话，更多的人直接找到谷文昌。那天，天刚蒙蒙亮，林业员蔡海福敲开谷文昌家的木门，哭着说：谷书记，完了，又完了。那是您的心血啊！

蔡海福是一个对绿化事业极其忠诚的护林员，也是谷文昌的农民朋友，谷文昌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拿谷书记当自家人。

谷文昌声音沙哑着说：“走，到现场看看。”

呼啸的北风中，谷文昌的眼睛湿润了，蔡海福边走边哭，谷文昌声音哽咽着安慰这位老实巴交的护林员说：老蔡，走，下去瞧瞧，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黎明的沙滩上，满目是倒伏的小树苗。此前，谷文昌已经了解过情况，只是这天风更大，还夹杂着霜冻。两个人走了两天，竟然没有发现一株挺过来树苗。谷文昌又想起白埕村坟地上的那两棵树苗。于是，他骑上自行车，驮着蔡海福，顶着寒风走了半个多小时。此时，熹微初露，阳光下一闪，谷文昌发现，一颗露珠挂在一片绿色的枝条上，露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人下了自行车。左看右看，活的，确实是一棵历经风寒，成活下来的木麻黄。蔡海福惊喜地大叫：谷书记，又发现了一棵！就这样，在这一小片土地上，两人一连发现了七棵木麻黄树苗，历经严寒风霜，七棵小树苗倔强地迎风生长。

谷文昌望着冉冉升起的旭日，感叹大自然手下留情。他回头对蔡海福说：能活七棵，就能活七百棵，七万棵！

面对这次自然灾害，谷文昌和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不知跑了多少地方，伤心感叹之余，他们坐下来召开现场会研究如何从地上爬起来，会议决定分析这次教训的原因。他让林业科科长亲自赶往省城，请省里的林业专家把脉指导。当省林业厅、省林业学校的专家坐船登上东山岛的时候，谷文昌让县医院的同志开上东山县唯一的小汽车，他亲自到码头迎接。

关于谷文昌专车的故事，东山县原宣传部副部长、谷文昌研究学会会长黄石麟给作家介绍了这样两则故事。当时的东山县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岛。一次，邻县的一个领导来东山考察，那个县的经济相对富裕，看到东山县委连一辆专车也没有，就说他们那里有辆旧车，要按最便宜的价格折价卖给东山县，多少钱呢？谷文昌一听，连说不行，我们县还要买树苗呢。后来，南洋的一个华侨来到老家，见老家的县太爷竟然清贫到连一辆专车也没有，就无偿捐献给县委一辆吉普车。古文昌非常珍惜这辆专车，怎么用呢？研究来研究去，县医院没有急救车，东山地处海防前线，县公安局也没有专车，怎么办？谷文昌想了一个好主意，平时，让县医院做急救车用，如果县公安局急用，也可以调遣。

谷文昌领着专家爬上荒山，看着一棵棵干巴巴的枯树苗，专家们摇摇头，他又带领两位专家来到他和蔡海福发现的那七棵存活下来的树苗前，王专家低下身仔细观察，让人拍下照片。专家走了，谷文昌继续带领到大家调查对策，他发现，存活下来的木麻黄品种与其他品种不同。与此同时，王专家一行返回福州后，把东山的林业生态灾难当成一件大事来研究，他查资料、打电话，惊喜地发现了这种适合东山地质地貌气候特征的短叶木麻黄品种，就是这种品种，由于表皮较厚，枝干柔韧，因此耐风沙；由于短叶，受风面积小，因此抗风能力强；由于叶片小，蒸发量小，因此耐咸，耐湿，耐贫瘠。

谷文昌又一次把省里的专家请到东山，专门给大家授课，讲解短叶木麻黄的种植技术。结合前几年的经验教训，谷文昌提出了先搞试验，再大面积推广的想法，得到专家认可。其后大半年时间，遭受多年植树挫折的东山县，在谷文昌的带领下，走上科学种树的道路，这也成为谷文昌从政施政的主导方针之一。谷文昌认为：走群众风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完全符合党的路线方针。

东山县委又一次组成领导干部、林业技术员和老农民三结合的造林试验小组，仍由谷文昌任组长，试验小组在白埕村外那七棵成活小树附近的沙滩上，建起二十亩试验田，试验小组采取“旬旬种树”的办法，随时观察记录不同节气、不同天气、不同风向、不同风力、不同湿度、不同土壤种植木麻黄的不同结果。一年多的试验，老天不负有心人，试验小组终于发现种植木麻黄的最佳时间在4至7月份，即“立夏”后和“处暑”前，逢下雨阴天最合适。这个时候冒雨栽树成活率高；而雨后晴天栽树的成活率低。

这期间，谷文昌一面关注试验田，一面继续坚持调查研究，指导生产工作。

“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微风三寸土，风大石头飞——”这是一个飞沙走石的阴晦下午，谷文昌带领林业技术员行至樟塘村时，听到一农户中传出这样的民谣，听到这苍老、无奈地声音，望着这满目的黄沙，不禁驻足聆听。

迈进低矮破旧的门槛，只见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正抱着年幼的孙儿，口对口地教着民谣。老人一眼认出他们的谷书记，忙起身拉过一把凳子，用袖口抹了又抹：“谷书记，难为您了，坐下歇歇吧！”

“老乡，你坐，让大家受苦了，我们心里有愧呀！”谷文昌一把握住老人的手动情地说。“可别这么说，谁不知道，东山这鬼地方，神仙也治不住风沙呀！如果大家不嫌弃，今晚就住下来吧！”

“也好，明天正好可以到田里去看看。”谷文昌和大家在这个村住下来，他几乎一夜未眠，与老农促膝长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谷文昌书记和老农来到了田里。时刚立春，农民们种下的瓜秧、菜苗都被风沙吹打得奄奄一息。老农甩开臂膀犁起田来，谷文昌也卷起裤管下田帮忙。

老农犁完田，来到几乎干涸的池塘，挑来一担烂泥，然后用烂泥糊住瓜秧根部，再埋进地里。“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谷文昌下身子，捧起糊了烂泥的瓜秧，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感慨地说：“老乡啊，你可真是为我指点迷津了！”

在接下来的种树试验交流会上，谷文昌禁不住向大家汇报：“我们之前虽然已找到了适合沙地生长的木麻黄树苗，但辛苦之后却发现成活的树苗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没有摸清木麻黄树苗的生活习性啊！木麻黄虽是耐旱、抗风沙的树种，但它的树苗却是非常好湿的……”接着，他介绍了樟塘老农泥糊瓜秧的做法。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了再干，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气概和风格！”谷文昌手臂一挥，坚定地说：“只要我们有决心，光秃秃的海岛，一定会变成绿油油的绿洲。”

技术员们采用泥糊树根的做法在试验田培育木麻黄树种，小树苗的成活率一下子提高了两倍多，这也是后来东山县树种带土培植的起源。再后来，这种经验在福建省乃至全国推广，至今，我们看到好多树木移植栽培时，都包着一大坨湿漉漉的土疙瘩。

苍天不负有心人。试验小组终于摸清了木麻黄的生长习性，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六大技术要点”，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公社、大队和小队，让群众自学。同时，县委组织各级人员集中学习，使各级人员掌握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领。县委领导下的试验小组还发明了东南沿海和科学造林的规格。一是掌握方向和宽度，一般林带方向和东北风垂直，如果在海岸边营造防护林带，离海潮最高水位应在40—100米，普通林带应在30—40米。二是客土造林法，为了改善林地条件和防止飞沙拔苗，技术上应全部采用客土，以保护幼苗生长。三是带土造林法，为了确保沙荒地的成活，在起苗时每株应带上本土半斤到一斤，以减少宿根损伤；最好采取随地采苗随时造林，以减少浇水劳力并增加成活率；四是大苗深种法，采用三角密植，株距行距各一公尺。

一个宏大的计划在谷文昌心中酝酿，一场大决战在谷文昌脑海中拉开序幕，这次一定要取得成功，必须取得成功！就像战斗中要准备充足的弹药，种树需要大量树苗，谷文昌与县委班子成员共同制定了“自采、自育、自造”的方针，发动社员、学生把本社地区所有的树种包干采集，自己培育树苗。本县的树林数量太少，树种远远不够大面积种植的要求。谷文昌让时任县长樊生林亲自指挥调种，派出230多人组成的庞大采种队，再一次到东山县附近的厦门、平和、南靖、永春等地采种。县委的植树造林决心再一次引起福建省林业厅、龙溪地委和专署各级领导的关注。省林业厅把国家林业局下拨的从越南进口的木麻黄种子调给东山。

种子备足了，树苗培育得生机盎然。前几年大规模的群众植树造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一度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用什么法子激励劝民种树呢？成林后的树林归属是最关键的问题。谷文昌和县委班子成员制订了植树造林的新政策：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集体种植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包质量，同工同酬，一亩以上的育苗地可以抵消相应的征购任务。

1958年12月20日，地处祖国大陆东南端、临近热带的东山岛风和日丽，气象部门预测不会再有倒春寒那样的反常天气。那天上午，东山县机关干部、海岛驻军、工人、农村党员干部、在校学生，再次聚集石埔村，召开植树造林万人动员大会。先是技术人员讲话，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了绿化东山的目标：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

会后，全县十万绿化大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斗志，再一次向荒山和沙滩发起强攻。

这是一次屡败屡战后的战役，这次战役准备充足，战略战术指挥科学得当，东山县的荒山土岭、沙滩再一次布满战天斗地的人群。其后无数个日子里，根据木麻黄的生长习性，东山县委总结提出了“晴天挖窟，雨天种树，技术指导，保种保活”的植树要求。

一些那个时代的老干部深有感触地告诉作家：那几年，只要天降小雨，有时甚至大雨，全县机关干部、军人、学生和各公社各村的社员群众，几乎倾巢出动。戴着草帽、披上蓑衣、雨衣，扛着铁锨，抱着树苗，出现在荒山秃岭、沙滩海岸，紧紧抓住天时，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每逢雨天，谷文昌总是斗笠、雨衣和着一身泥巴带领各级干部率先冲进雨幕，抱着裹着泥巴的树苗，在百里海滩上挥锄不停，大家唱着激动人心的歌儿，歌声同雨声齐飞，汗水与雨水交流。

事情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谷文昌总是动员大家集思广益，研究解决植树造林难题。尽管树苗的成活率显著提高，但由于岛上常年干旱，淡水奇缺，海边沙地内的淡水量含水量极少，木麻黄成活率还是相对较低。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东山植树人，尤其困扰着县委书记谷文昌。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西埔公社西埔大队15个生产队数千人马在亲营山风沙口植树。植完木麻黄后，15个生产队在一个小沟壑间轮流舀水浇树。因当年飞沙滩、秃头山留不住淡水，东山人连吃水都难，用淡水浇树更谈何容易！忙了一上午的十一生产队队长林坤福为御寒，午间多喝了几杯米糠酒，劳累加酒醉，竟昏昏然睡去。等他一觉醒来，已近黄昏，他这才记起今天上午种下的木麻黄还没浇水，心想这下糟了：种树不浇水，海边的风又这么大，这些树是必死无疑！林坤福顿时慌了神，叫苦不迭。他赶紧叫几个青年社员赶到亲营山风沙口，无奈此时天色已黑，往哪里取水？林坤福自知闯下大祸，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向社员下死命令：摸黑分头找水，一定要把水浇上！

夜漆黑如墨，社员们在海边沙地的低洼处摸黑寻找着淡水。也许是苍天有眼，一个社员忽然觉得脚下湿湿的，用手一挖，沙里竟有水！大家兴奋地舀啊，挑啊，浇啊，忙得不亦乐乎，树苗全浇上水了。可是大家在兴奋之余，才想起怎么会有这等便宜事，一个社员拘水一舔，苦涩难忍，整个身子一下子都瘫在沙地上。

林坤福如五雷轰顶，这回可真闯了更大的祸了！用海水浇树苗，浇死木麻黄，就是破坏绿化造林，这怎么对得起植树造林总指挥谷书记！都是因为贪杯造成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林坤福高喊：你们全给我滚回去！好歹由我自己一人来承担！为救树苗，林坤福不知从哪来的力气，连夜从几里远的水潭里不停地挑来淡水，给每棵木麻黄树苗浇一小勺一小勺地浇，一个人一口气连夜干到第二天中午。

回家后，林坤福林不知是累是吓，竟引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想向大队长检讨，但又没勇气，几夜不能入睡，泪水流湿了枕头。

可是，奇迹发生了。几天后，谷文昌亲自检查西埔大队植树点，发现其中一片成活率特别高，一打听才知是十一队林坤福种的，便兴冲冲来到西埔大队。当他得知林坤福队长得病后，便登门讨教种树“良方”。林坤福一见到谷书记，定神后浑身颤抖地说：谷书记，都是我的错，跟社员无关。谷文昌却兴奋地说：这回东山种木麻黄有希望了，你马上与社员总结成功经验，我要你向全县生产队长介绍种树经验。

林坤福犯傻了，他忐忑不安地跑到亲营山风沙口，一见到十一队的树苗确实比其它各队成活得还多。

晚上，林坤福早早来到谷文昌办公室，把那天因为喝酒误时，摸黑用海水浇树苗的事全倒了出来。谷文昌听完后，睁着深邃的目光看着林坤福好长一阵，迟疑了片刻，拍了拍林队长的肩膀严肃地说：“你敢讲真话，好！也许我们种的木麻黄就爱喝咸水。我让林业技术员再作实验，实验失败，撤你队长的职，还要拿你是问；实验要是成功了，你十一队还要成为西埔十五个植树队的模范生产队，你还当你的队长。你能讲真话，值得肯定！”

后来，经过实验，发现在严重缺淡水的地方，淡水泡些海水浇木麻黄，照样能浇活；在旱地或旱灾时种木麻黄，这浇水方法帮了种树大忙。

创业难，守业更难，种树难，护树更难。这一点，东山县人民深有体会，老天给东山县人民出了五六年的难题，谷文昌更懂得护树难这一道理。这轮大规模植树造林前，东山县委已经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爱树护树的政策措施，小树苗一旦成活，谷文昌和大家更加注重树苗的保护措施。为了保护林木，谷文昌曾多次说：谁折断一根树枝，就是折断我的手指；谁砍掉一棵树，就是砍掉我的性命！

谷文昌农活非常内行，他常说，当干部不懂得农业技术就不能与老百姓说到一起，就不能跟老百姓交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当年东山县每一位干部都学会了干农活，下乡带劳动工具成了每一个干部的习惯。他当时下乡时，经常带着一把请铁匠特制的小锄头，看到小树苗被牲口踩倒，或被风吹歪，就及时扶正、补栽，培土浇水。当时，东山县、乡和各大队、小队，都要求组织专业人员，村村都订立了护林公约，建立了护林队。为了看护树苗，不少乡村干部，在树苗地里搭起草棚，当地人称为草寮，亲自看护林木。说起草寮，不能不说谷文昌的农民朋友——蔡海福。

谷文昌和蔡海福两个人，一个姓谷，一个姓蔡；一个生在地北，一个长在天南；一个为13级高干，一个是普通农民。然而，是树木，是木麻黄，联结着两个人的心，使他们成了比同姓兄弟更亲的人。

1958年，东山县群众性的植树造林后，风沙肆虐严重的湖塘村，全村行动，在村前沙地上种下了整片的木麻黄幼苗。为了方便管理，在村旁的沙丘边搭了个草棚，社员蔡海福受命在这里育苗护林。

那时候，谷文昌常常到这一带巡视木麻黄树苗的生长情况，草寮不时成了谷文昌召集植树干部探讨问题的场所。作为草寮的主人蔡海福，除了热情招待外，对干部们的讨论，不时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谷文昌发现，蔡海福发言时总是有根有据，什么季节啊，温度啊，湿度啊，风向啊；什么树种啊，根系啊，主干啊，支干啊，让他从心眼里钦佩：这位同志是个用心的人！有时候，他提的意见，也常常令干部们感到提得中肯，切实可行。正因为如此，谷文昌特别喜欢蔡海福；同样，蔡海福从没见过这么平易近人又吃苦耐劳，整日里和农民泡在一起的县委书记，因此对谷文昌特别好感。久而久之，俩人逐渐相熟亲热起来。

人一亲热，早没了地位的不同，语言的差异，他们有的就是树，就是木麻黄：从木麻黄的下种、培育，到移栽、种植，到以后的管理、防护，到将来成林，农业发展；再到美好未来的憧憬……真是相见恨晚，真是无所不谈。

有一次，谷文昌和蔡海福行走在新栽着木麻黄的沙丘上，看到有几棵被耕牛踩倒了。谷文昌赶紧蹲下身子，心疼地抚摸着树苗，深情地告诉蔡海福：“老蔡啊，人说十年树木，尤其在咱东山，种活一棵树，不容易啊！看这踩伤的树，比踩上我的腿更疼啊！”听县委书记这样说，蔡海福的眼睛湿润了：古人讲，三年官，两年满。哪个当官的，能像谷书记这样，把改善东山百姓的生活，看得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这事以后，蔡海福常向人说：“谷书记是北方人，对咱们种树这么拼搏，图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咱乡里人好！所以大家都要参加造林，都要爱护树木。不管是谁，损坏了树木，就得受处罚！”

谁知这话没说多久，有一天，蔡海福的独生女蔡凤娥和侄女蔡细娥，拾草时捡了一些木麻黄枝桠，被蔡海福发现了。盛怒之下，蔡海福把她们俩大骂了一顿，还叫湖塘大队的干部，按村规民约以每斤5角钱处罚。谷文昌知道了，一方面赞扬老蔡的不徇私情，一方面感到他冤枉了两个女孩，建议他别罚孩子了，蔡海福坚持要罚，他告诉谷文昌：“老谷，你说她们的草筐中有绿树枝，谁相信这是偷来的还是捡来的？说得清吗？更何况我是护林人，别人怎么理解这事？”

1959年，东山县委为了使东山岛这只“白蝴蝶”早日变成“绿蝴蝶”，需要筹建一个造林的专业林场，需要一批热爱造林事业，又有技术的人或担任林业技术员，或行政管理人员。谷文昌头一个就想到了蔡海福。在对象选择的研究会上，他向领导们推荐使用蔡海福。当问到此人的身份和文化程度的时候，有人疑惑不解：怎么谷书记举荐的是一个大老粗？能行吗？谷文昌说：“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可他有一棵爱树的火热的心，更有种树的实践经验，是有事业心的土专家！”

蔡海福成了东山县赤山林场林业队长兼技术员。

1963年，东山绿化工作成绩斐然，《福建日报》记者慕名前来采访谷文昌。在名誉面前，谷文昌向记者推荐蔡海福。不久，《福建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蔡海福的先进事迹，还配发了他披笠荷锄在林地的照片。从此，蔡海福名扬八闽。后来，谷文昌又推荐他为华东区的造林模范。

几个月后，秃头山上，飞沙滩间，点点绿色的小木麻黄随风摇曳。统计资料显示：1958年的防沙造林运动，使东山60%以上荒山基本实现了绿化；70%的流沙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定下来。

1963年春天，闽南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福建省委书记、解放军上将叶飞心急如焚，带着省里一帮人下来视察旱情。走完了几个灾情比较严重的县以后，叶飞带着大家，向他最担心的海岛——东山进发。1953年，“东山保卫战”后，叶飞曾经来过东山，那时这地方，到处荒沙，海风肆虐，老百姓生活还很艰苦。

叶飞一行进了东山岛的门户八尺门。一进岛，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岛上所有的山头，一片深绿；海边沙地上，是一排排二三米高的树，俨然一座绿色的长城。绿色屏障里，碧绿的庄稼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身经百战的叶飞被眼前这绿色的大地震动得不能自已。

“多美的绿色啊！”车上的人都禁不住赞叹起来。

这时，谷文昌领着东山县委、政府有关领导迎上来了。叶飞紧紧握着谷文昌的手，兴奋地说：“十年不见，东山变化实在太大了！种了这么多的树，庄稼长得这么好，不简单啊！我可要感谢你这个领头雁喽！”

造林护林，成为东山人民的自觉行动。连续三年，谷文昌和东山人民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先后植树8.2万亩，400多座山头，3万多亩沙滩，全部披上了绿装。到1963年底，全县造林73039亩，营造护田林带223条，总长184公里。县境内所有秃山头都披上了新装。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森林覆盖率达到36%，绿化面积达96%。从海岛最北端的城关，到最南端的澳角，沿海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田野间，到处是纵横交错的林网。在绿色长城内，美国的湿地松、日本银桦、法国梧桐茁壮成长；在杨树林旁边，各种果树林立；再往里，是村庄、菜地、芦笋园、稻田……

1964年2月29日，福建省“1963年度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福州隆重召开。省委书记叶飞亲自点名，要东山作典型发言。

3月2日，谷文昌上台作了题为《用革命精神改造自然建设海岛》的典型发言，全场掌声雷动。

3月6日，叶书记在闭幕会上，面对上万个到会的人号召：“希望我省沿海地区有更多的东山县。”

1964年4月，谷文昌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

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一

在谷文昌的心里，一直装着八尺门海峡。那年，谷文昌随解放军的大船解放东山岛，他乘坐的小舢板在波涛汹涌的八尺门海峡里颠簸。以后每次去岛外，他经常坐这样的木船。他不止一次听到群众议论：如果海峡之间，有条路多好啊！

修建一条大道，联通海岛和大陆，是东山百姓几代人的梦想。

1958年5月的一天上午，谷文昌带领一位县委干部和一名林业技术员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下乡检查刚种下不久的木麻黄。

巡视完木麻黄，已过中午12点，谷文昌和随行人员一起到群众家里吃饭，当然饭后要付钱的。和往常一样，群众吃什么，他吃什么，如果哪户人家特地加菜，谷文昌决不会动筷子去碰一下，就算是群众夹给他，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还”给群众。这是题外话。

吃着饭，谷文昌和这户人家聊了起来，“这里就你们爷孙俩，孩子的父母呢？”答话的是一个年过六旬的渔家老翁：“哎，就只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和这个苦命的孩子啦……”谷文昌马上放下碗筷，关切地问：“怎么啦？老人家，家里出了什么事？”老翁叹口气，望着门外飞扬的黄沙说：“三年前的夏天，家里实在找不到能吃的东西，我儿媳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为了这个家四口人嘴，孩子他爸在一个台风夜出海打鱼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老翁抹了把眼泪，“我儿子失踪不久，儿媳就生啦。家里没柴火，孩子他妈便合计着和同村的另外8个女的划船到对岸的云霄县割草砍柴，谁知在八尺门海峡遇上大风，船翻了，人全没了……”

这就是当时传说的“九尸十命”的故事。

谷文昌眼睛湿润，沉重地放下了碗筷，走出破旧阴暗的土坯房，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到海边。面对澎湃汹涌的大海，凝视着对岸的云霄县，转身望了望身后那座座沙丘、排排土房，干裂的田地，喃喃自语：“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渡海人葬身大海！也是这不过五六百米的八尺门海峡，多少年来，它带给东山百姓多少灾难！”他激动地攥紧拳头大吼：“一定要在这里修条海堤，给东山百姓一条安全的路，一条发展生产的路！”

这次下乡回来后，谷文昌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多次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一起酝酿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八尺门峡修筑一条海堤！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

说干就干，谷文昌担任了建堤领导小组组长，县长樊生林亲任指挥。谷文昌带领本县和从省里请来的专家亲临一线勘察测量：海堤从东山县八尺门到云霄县，这一段海水最深处10.9米，全长569米外延公路1000米，大堤高出水面5米，底宽110米，顶宽13米，防浪墙高6.25米。初步测算需投入普通工、船工、技工100万个工日，土、石、沙料近50万立方米，直接投资200万元，真可谓工程量浩大！技术要求也相当高，劳动力更大，具体投入的财力物力更是个天文数字。当时的东山县经济虽有好转，但全县的工作重点正放在植树造林上，要真的修建一条海堤，谈何容易？

谷文昌搔着花白的头发，猛抽自卷的旱烟，面对波涛翻滚的八尺门海峡，老百姓船翻人亡的往事一幕幕在他脑海中翻涌。他一次次地开会动员，一次次地征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一次次向地委行署、省委请示，言真意切地表示：修一条海堤，把海岛与大陆连接起来，将会促进海岛发展，扩大对外联系；方便群众，免除舟楫之苦；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促进发展养殖，利用苦卤制造化工原料；围垦盐田，扩收渔盐之利；沿堤修筑渡槽，引大陆淡水入岛，解决人畜饮水、浇地用水……

当时各级政府财政实在困难，领导也知道东山县底子太薄，海防位置相当重要。但最终被东山人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染，龙溪地委、专署、福建省委、省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投资由国家拨款，福州军区、龙溪军分区全力支持，福建省水利设计院专门派专家免费设计。1960年初，八尺门海堤工程开始动工，八尺门峡附近的村庄住满施工大军，一场惠及子孙的世纪工程从此拉开。东山县民工是主力，龙海、云霄、诏安等县的民工、船工、技工，驻岛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组成浩浩荡荡的筑堤大军。参加过那次战斗的老年人还依稀记得开工当天的情景：猎猎的红旗翻卷，激昂的口号声震天，可是，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呼啸，海浪汹涌，一辆又一辆小推车载着满满的石头填进大海，瞬间没了踪影，众人阵阵惊愕，谷文昌哈腰推着一辆满载上千斤石头的小推车稳稳地走过去，他太阳穴青筋绷起，海风撕扯着他花白的头发，他望着嚣张的海水，轰隆隆，将满车的石头推下去，似乎推翻曾经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岸上的群众屏住呼吸，惊奇地看到：海浪渐渐退去，天空阴云慢慢散开，一缕阳光照耀在大海上。于是，成百上千的人们，推着小推车，抱着石块，轰隆隆，哗啦啦，仿佛精卫鸟毫不懈怠地衔着树枝，接二连三地把石子、沙子等投进海里。石头终于露出海面，一条崭新的路向对岸大陆渐渐伸开手臂。当时的工地上，没有一天不喊口号的，那个时代的东山人，终于凭着那种“战天斗地”的英勇气概，硬是在一道凶险的海峡上，筑起一道长长的海堤。

为了筑堤，谷文昌和时任县长樊生林经常吃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与施工人员研究筑堤方案，解决技术难题。有几次累倒在工地现场，他仍坚强地坚持现场指挥，与大家一起推石子、和水泥。许多老人们回忆当年筑堤的壮举时，无不感慨地说：没有当年谷书记筑堤的决心，就没有今天的八尺门海堤。

当时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东山人民勒紧腰带，在国家和兄弟县的支持下，举全县之力支持这项工程，之前，设计方案时，一切花费钱财的花架子工程项目，均被砍掉，如今，后人在海堤两岸修建了一个小凉亭，其中竖起一座石碑，告知路人修建八尺门海堤的相关情况。工程石材需要量很大，东山的秃山荒岭上石头很多，谷文昌要求工程就地取材，谷文昌石匠出身，他多次带领大家采石头、凿石头、垒石头，一分一分地抠着花上级拨款。谷文昌要求所有参战机关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地上见不到随便丢弃的一段绳子，一个扛石头的铁箍，甚至一枚铁钉、一条黄麻。所有干部、民工心里明白：在物质最为困乏的年代，任何浪费都是犯罪，而在这个问题上，谷文昌几乎每天都在宣传督查，因此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1961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谷文昌带领的筑堤大军克服重重困难，筑起一道长670米、宽17米、高16米的海堤，斩断了无情的波浪，扼住了大海的咽喉。八尺门海峡，终于屈服在这座威武雄状、气概非凡的跨海长堤之下。天堑变通途，昔日兴风作浪的八尺门终于成为东山人民的幸福门，结束了东山人民靠渡船出海的历史。

二

古有大禹治水，今有谷文昌兴修水利，提起谷文昌治水，东山县老百姓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在东山岛这个一无胡泊，二无河流的海岛上，过去十年九旱、月月抗旱，严重缺水，雨季时节，每年台风暴雨突来，东山岛中间高、四周低，岛上存不住雨水。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姑娘出嫁，很长时间保持着一个风俗，即嫁妆中有一两个水罐，水罐中盛满清水。当地群众打井，由于井口小，往往拿根绳子，拴上竹筐，把小孩子放下井去，淘沙或者取水。

新中国成立后，东山人民一直把水利问题看成改变全岛一穷二白面貌的关键之一。谷文昌和东山县班子成员，一开始就与百姓同甘共苦，大办水利，一眼眼水井，一处处塘坝，一座座水库，一条条管道逐步建立起来。

东山人民的夺水斗争同样艰苦卓绝。

1957年初秋，谷文昌到铜钵村了解村情。村民向他倾诉了水患的问题。原来，铜钵村后宅处于一个凹地里，排水道弯弯曲曲蜿蜒到一个叫“虎崆”的海滩，由于地处低洼，水道弯曲又很长，排水速度很慢，遇到雨天，必遭水患，千亩农田被淹，甚至灌进了好多群众家里。梅雨季节一到，这个村一度出现“家畜家禽床上过，泥鳅田鳝屋里游”的情景。生产发展不前，群众生活大受影响。谷文昌了解到情况后，当即说：这事不马上解决，还谈什么发展生产？第二天，他就派沈永钦为组长、水利科林振乐、翁丽婉为队员的驻村工作队，代表县委、县水利科负责修建排水渠的全面工作。农历九月初三上午，他又亲自来后宅村召开动员会，初五这天开工。在开辟渠道的日子里，谷文昌经常来工地了解进度，解决问题，与大家一起肩挑人抬。经过五个月的奋战，一条长528米，宽14米，深六米的排水渠竣工，铜钵村特别是后宅村的社员群众由衷地感叹：感激共产党，感激谷书记。

1961年8月，连续暴雨，东沈、南埔、樟塘等村，又一次因雨成灾。东沈村前有一千多亩洼地，地势低洼，地瓜的根都沤烂了，人们焦虑不安地向谷文昌求援。一接到电话，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靳国富、办公室主任林周发冒雨赶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察看水势。三人沿着樟塘、钱岗，一路涉水探流，不知跌了多少跤，发现许多村的水都往东沈村流，而东沈村的水排不出去，内外交逼，造成水灾。探明情况后，谷文昌召集干部在东沈村一间破庙里召开紧急会议，当即研究决定，清理旧沟、开挖新渠，筑海堤、建闸门、修建水站，使之抗旱、排涝、防潮三美齐全。

经过十一个月的奋战，工程竣工。一条长1500米、宽50米的排洪沟落成，即可排水又可蓄水，两座13孔节制闸，有效地发挥调控作用。不仅如此，还在海滩上修筑了一条五千米长的海堤，从而使1087亩耕地摆脱内涝，同时在下游扩大耕地500多亩，使粮食、甘蔗、花生大幅增产，免除了内涝，扩大了的灌溉土地至今是一片丰产田，现在这块地种植芦笋，年收入高达400万元，排洪沟养鱼增收。

农田排涝工程始终是谷文昌关心的大问题。据《东山县志》记载：1959—1961年，东山县贯彻“防重于治，有备无患”的方针，组织沿海社队修建农田堤坝，重点堤段达到12级台风加大潮不缺口、不满顶，一般堤段10级大风加大潮不缺口、不满顶。各地采取“分期突出、保证重点”的办法，共投入修堤劳动力28386工（日），完成土石55274立方米，延长砌石护坡2371米，达到标准化的堤防21718米，占全县农田堤防总长30%，基本上解除了海潮的威胁。

谷文昌老家林县地处太行山深处，甚至比东山岛还干旱，但从五十年代起，地方干部带领老百姓肩扛人抬，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山间凿出一条举世闻名的红旗渠，把外面的水引进旱得冒烟的大山深处，一举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上千年的吃水用水的问题。谷文昌听到了、也看到了这一奇迹。1958年10月，在植树造林初见成效的时候。谷文昌与班子成员深入研究，痛下决心，坚决改变东山百姓吃水用水难的问题。他与水利科的专家跑遍全岛、深入谋划，最后决定，在西埔公社坑内大队、大岭山南、麓兴一带建设全县第一座小型水库，也即现在的红旗水库。

修建红旗水库需要搬迁居民，有几家“钉子户”一直不搬，无论地方干部怎么劝说都行不通，谷文昌听说后，亲自上门，他戴着斗笠，苦口婆心地唠家常：“我们要想彻底挖掉穷根，改变旧面貌，就一定要修水库。”其实，村民们担忧的安迁问题，谷文昌当场保证，并要求随行人员提前解决好安迁和补偿问题。对方听说这位戴斗笠的普通干部是他们敬爱的谷书记，不仅主动搬迁，还积极出工出力，投身到建设水库的队伍中。谷文昌还是身先士卒，同民工一起吃住在工地上，带领大家采石头，凿石头。村民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集体出工、修建水库，经过一年的努力，1961年1月，大坝建成开始蓄水。1963年3月，红旗水库库渠配套完整，水库收集面积三平方公里，总库容29万立方米，受益西埔公社、樟塘公社11个生产队，有效灌溉面积6069亩，后来，几经扩建、改建，以水库为水源地建起自来水厂，至今仍是东山县工农业用水的主要来源。

三

在东山县的气象史上，1962年至1963年，有一场百年罕见的大干旱，它跨年度、时间长、危害大，这一旱灾，考验着东山县委县政府，考验着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十万东山百姓。就是在这两年时间内，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精神，大写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格言。1962年，东山县的年降水量仅为674.2毫米，谁也没想到，从那年10月15日下雨后，雨水仿佛从东山消失，连续120天全县仅降雨16.3毫米，是正常年同期的十分之一以下。全县各种水利设施的蓄水量仅460万立方米，占应蓄水量的19%，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旱。

时值冬种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大小麦正拔节抽穗，豌豆正开花结荚。第二年1月16日，东山县委发文给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成千上万抗旱大军齐上阵，所有的抗旱工具都排上了用场。从1月中旬到二月底，县委发动群众，采取抽（抽水机抽水）、戽（戽桶戽水）、吊（吊篮吊水）、盘（盘水灌溉）、引（引水灌溉）、挑（挑水抢种抢插）等办法抗旱，终于使大小麦照样拔节抽穗，豌豆照样开花结荚。

干旱越来越严重，到1963年3月初，全县水库干涸28个，其余三个只剩少量库底水，山围塘全部干涸，全县蓄水量仅剩302.6万立方米，占常年蓄水量的12.4%；3月中旬，旱情已经持续6个月，总降水量不到50毫米，全县水利设施仅83万立方米，占应蓄水量的3.5%。22个蓄水量在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都已干涸，全县15078个水库干涸了14460个，占95.90%，群众饮水发生了困难。

面对严重的旱灾，谷文昌向全县发出“天不下雨，抗旱不止，依靠集体，确保三春胜利”的号召，他带头喊出：“哪怕只剩下一担水、一分地、一株苗，也要坚持抗旱到底！”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到抗旱斗争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全县平均出动抗旱劳力，占农业第一线劳力的45%以上，半年多来，全县共清、挖沟渠509条，48500米长，清挖泉塘2031个，挖沙塘376个。打井44个，堵溪219处。全县10800亩水田能插上秧，占全县24500亩水田的44%。

东山人民的抗旱激情并没有感动上天，旱情越来越严重。水库干涸、池塘龟裂、田土坚硬，农田受旱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迅速萎蔫，全县水库、池塘平塘和其他水利设施到四月初基本干涸，地表水基本断绝，春播和人畜用水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尽管全县人民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春收比原计划减产59.9%。

抗旱过程中，谷文昌鼓励大家采取各种方式抗旱，同时争取各方支持，他从老家河南林县请来专业打井队，带来北方打深井的技术，还带来北方提水的辘轳等，谷文昌带领大家打深井，塘中打井、井中打井，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燃眉之急。

旱魃继续作威作福。

谷文昌号召十万民众集思广益寻找水源，努力把旱灾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时，寻找地下水成为县委和全县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首要任务，谷文昌向当地群众问计，一位有多年抗旱经验的老农献策说：“有泉必有水。”于是，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天上无雨地下找，地面无水地下挖！”谷文昌率先深入抗旱第一线，走遍农村的各个角落，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流汗苦干，寻找地下水源，他和群众总结出“找、挖、清、堵、挑、盘、抽、调”的找水抗旱八字方法，以小型为主，大中型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挖地下水的抗旱斗争。

终于，土质地区的抗旱看见曙光，但是，广大沙质地区，旱情更加严重，怎么办？谷文昌望着焦黄的大地愁眉紧锁，一位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的老农向他献策：有沙必有水。

谷文昌马上请水利部门论证这个看法并很快得到证实。谷文昌向全县发出号召：向沙地要水。他和县长陈维仪到地处海滨沙地的探头村同大队干部探讨勘测水源的各种办法，在所有可能找到水源的田间地头重新进行勘测，终于在一个叫官路尾的自然村旁找到沙泉！谷文昌闻讯带领大家开采这一地带的地下水源，经过七天的奋战，挖出一个长八十米，宽45米，深2.5米的大水池。一下子轰动了全县。

谷文昌再接再厉，让人请来省地质局勘察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当地技术人员群众一起加快沿海沙滩水源的钻探，事实证明：东山沿海沙滩储藏着丰富的地下水，初步计算地下净水量达到5100万立方米，等于全县现有各种水利设施总量的两倍以上。

如何找到方便快捷的采水点？谷文昌邀请省水文地质大队的工程师白凤翔给乡机关干部和基层群众专门讲课。谷文昌亲自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最终找到采水点。一年的找水，全县日出劳动力27000人，投入各种工具16000件，抽水机54台，共修建大小工程11693处。在找到的采水点中，省水文地质刘队长带领的队伍在东山到东部海滨湖尾村一带沙滩找到的水源最为丰富，为在这里建设地下水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谷文昌兴奋不止，马上与班子成员研究制定开发湖尾地下水工程的规划。

1963年4月28日，湖尾地下水开采工程正式动工，谷文昌亲任工程部总指挥，樟和、康美公社分别设立了两个中队，城关公社和西埔公社也组织人员上场，如同东山百姓前几年大规模植树造林一样，建设队伍自带工具，自备伙食，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全县机关干部，公交、财贸、文教卫生职工和学校师生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地下水工程的义务劳动中。当时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人数817人，占干部总数的89.6%。

为了让地下水流到更远的地方灌溉农田，谷文昌、陈维仪等县委一班人组织县水利、农业及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决定采用埋管引水的方案，经过反复实验，初步解决了水管滤水的难题，资金有限，用钢筋水管造价高，水泥管试验用竹片代替钢筋，谷文昌亲自领导，多次试验，滤水管终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4月上旬，龙溪地委发文肯定了东山县的做法，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扬这一精神，发动群众，顽强地开展抗旱斗争，保证春耕生产的胜利。

1963年5月24日的《福建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山干群心鏖战酷旱》的长篇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谷文昌团结班子成员，战斗在抗旱一线的事迹：书记下田，县长打井，干群一条心，旱年添信心……县委书记谷文昌以身作则，冒着烈日带领干部、技术员、老农，跑遍了大半个县的许多社队找水源，带头参加樟塘、西埔两个公社联合开挖水渠的劳动，在晒得火烫的地上挖土挑土，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到工段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办公，经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清早，又照常下地。

不久，省委书记叶飞来东山县考察工作，他一方面惊叹于东山人民植树造林、找水抗旱的奇迹，更感叹东山人民战天斗地精神，他由衷地感叹：你们东山县委带领机关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斗的精神很好，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叶飞还当即批拨20万元资金支持湖尾地下水工程建设。

1963年底，湖尾地下水工程基本建成，1964年3月全部竣工，该工程完成土石方23.88万立方米，投入劳力16.1个工作日。工程年集水量250万立方米左右，可灌溉农田4500多亩。在工程建设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旱情更为严重的时候，谷文昌一方面指挥工程建设，一方面深入农村指导生产，他根据老家河南林县培育地瓜苗的经验，提出用草席畦培育地瓜苗的设想，并抡起锄头平整土地，亲自示范培植，最终获得成功，保证了全县秋季所需的地瓜秧苗。

东山县在持续8个月的旱情缓解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他做了《发扬抗旱的伟大胜利确保秋季生产大丰收》的报告，他说：八个月的抗旱斗争，是全县人民光荣的一页，是件大事，要载入东山县志，成为历史资料，教育后代。

后来，为了彻底解决水源的问题，谷文昌又一次发动群众，以修建万里长城的气魄和智慧，依托八尺门海堤，修建了一条4.15公里长的空中引水槽，把大陆上的淡水引入海岛，彻底解决了困扰东山百姓千百年的缺水问题。

四

说谷文昌治水，不得不说他修海堤、建盐场的事迹。

东山易旱易涝，特别遇到海潮，“一次水淹，三年绝收”。那年夏天，大台风突然袭击东山岛。那晚，电闪雷鸣，县委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谷文昌还没入睡，他一把抓起电话，得知西港一带遭受了台风袭击，发生了海水倒灌上岸、淹没村庄、农田的惨剧。他放下电话，又抓起电话拨打，他给县委班子成员，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要求马上组织抢险。简单部署后，他披上雨衣，叫上通讯员，一头扎进茫茫的暴风雨中，艰难地向受灾地区走去。

漆黑的山路上，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谷文昌和通讯员跌跌撞撞往前走，深夜赶到西港公社一带。借着电光下，只见汹涌的海水在农田、村庄内翻滚，房屋仿佛大海里起伏的小船，他看到逃到高坡上百姓，见到在一线救灾的乡村干部，他和通讯员马上投入到救灾行列。那个水灾之夜，谷文昌彻夜未眠，天亮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泥人，他一边现场指挥，一边听取陈城乡干部和受灾群众的汇报。因为地势原因，台风一来，这里经常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况。倒灌进来的海水十几天流不出去，海水不仅影响到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农业渔业生产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就在那天晚上，谷文昌有了要修一道海堤的想法，同时也有了建设国营大盐场的宏图。海堤可以阻拦台风海潮带来的灾难，为附近的渔船提供避风港，盐场的收入会带来集体和财政收入，为下一步公共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他和县委班子成员深入灾区，特别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港口、西岖两个村庄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来又请专家深入论证。1958年10月，他又一次挥起东山建设史上的大手笔，拉开了西湾海堤建设的序幕。他和机关干部、工程人员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搞技术革新，提高工程效率和质量。经过两年奋战，海堤终于建成。海堤内有海滩14平方公里，可供改滩开垦建造盐田。到1960年底，共计垦造盐田1299坎18159公亩，挖卤井2074口，七条防洪堤总长11504米；开纳潮沟2条，排淡沟3条，同时还建成小电厂，安装了3台内燃机。

海堤建成后，经受住一系列考验。1962年8月3日，12级台风袭击东山县，谷文昌带着办公室干部赶到海堤，观察检查海堤情况。突然，险情出现了，西港海堤发现裂缝，如果不及时抢修，后果不堪设想。谷文昌马上动员机关干部和民工、群众五六百人立即投入抢修海堤，排除险情的战斗。大家抬石头、垒沙包、扛门板，奋力加高加固危险堤段。狂风掀起数丈高的浪头，凶猛地撞击海堤，人站在海堤上随时都有被海浪卷进海里的危险，谷文昌硬是拄着木棍，毫不退缩地站在堤上指挥抢险，经过两个小时的奋力搏斗，终于化险为夷，保住海堤。如今的西港盐场是东山县最大的国营盐场，年收入一千多万元，每年上缴国家税收440万元。1963年，该盐场被评为福建省工业系统先进单位。

与此同时，谷文昌多次与渔民出海调研，体察到渔民的疾苦，他不仅千方百计带领群众改造旧木船，还帮渔民走上机动船捕鱼的道路。针对其他地方百姓的海灾之苦，他领导策划了其他的海堤建设。1957年5月，谷文昌谋划重建了后奥避风港，为了扩大港区面积，工程拆除了原防波堤，历时半年建起东西两条防波堤，总长452米，高9米，基宽9米，顶宽3米，建成的后奥避风港深约4米，面积6.6平方米，可停泊150艘机帆船。以此为基础，东山县发展渔业生产，渔业产量大幅提高。

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一直是谷文昌的执政理念，后来，他被下放到宁化县地区，受上级委托，他带领修建了隆坡水库，又创造了他人生的另一个奇迹，如今的隆坡水库集水库、灌溉、养殖于一体，成为当地的聚宝盆，谁能知道，这是谷文昌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与群众风里来雨里去，同吃同睡，利用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修建的。好多地方群众说：这些泽被后世的工程，正是谷文昌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忠于党忠于国家造福百姓的丰碑！

坚持群众路线，时刻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三年困难时期，是共和国成立之初最灰暗最痛苦的年代。在那个灾荒、饥饿弥漫的岁月里，以谷文昌为首的县委班子成员，时刻保持清新的头脑，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时刻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1958年，随着大跃进、共产风，千斤稻、万斤薯、拔白旗、放卫星之风也吹进海岛。在地区评比的图表上，东山县养的猪还不如还不如外县的猪尾巴大，很多人很着急，找谷文昌：谷书记，你看人家县养的猪上万斤，咱县的才一百多斤，还不如人家的猪尾巴大，怎么办？谷文昌心里当然有数，他冷静地说：实事求是！

年终，东山县超额完成了生猪调拨任务，在地区评比表上，由猪尾巴变成了猪头。

1957年夏秋之际到1958年初的“反右派运动”，由于全国“反右运动”暴风雨般开展，再加上东山地处海防前线，导致反右运动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或中右分子，全县共有36人被打成“右派”。对此，谷文昌在县干部会议上明确表态：对右派分子，必须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只要不做特务，不搞破坏，就不做反革命处理，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谷文昌表态一个月后，他就由县委书记降为副书记，上级派来新的县委书记后，谷文昌仍不顾个人得失，对党的事业不动摇，不泄气，兢兢业业工作，安心当好第一书记的副手。不久，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拉开了。

龙溪地委本来没有给东山县分配炼钢任务，东山县委新班子在全国性大炼钢铁热潮鼓励下，主动请缨，要求参与大炼钢铁。东山县委新班子成立了钢铁办公室，采取了“土法上马，遍地开花”的办法，还派出400多人到外地创办炼钢厂。谷文昌冷静地分析，炼钢一需要原料，二需要燃料，可是这两样东西东山都不具备。报矿也是乱弹琴，一夜报矿40多种，简直无中生有。

炼钢需要燃料，东山是海岛，燃料资源严重缺乏。有人把眼睛盯上岛上仅有的极少数古榕树，其中新县城西埔中兴街的两棵树龄400多年的古榕，也被列入砍伐的“黑名单”。常年在古榕树下做生意或纳凉的群众，赶紧报告谷文昌。谷文昌不顾个人被上级领导误解的危险，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某些人的鲁莽行为，亲赴现场及时制止了砍伐古榕树的愚蠢行为。

在谷文昌的强烈坚持下，大炼钢铁最终没在东山县推广开。县委一班人只在政府大院象征性地砌起一座炼钢的土炉子，当然，像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土炉子没有炼出什么优质钢。

在接下来的千斤稻、万斤薯、大放卫星的岁月里。谷文昌同样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清醒头脑。报纸上发表千斤稻的照片后，谷文昌仔细地端详着，这对从十三四岁就种地的他来说，他没有马上在全县推广这一做法。谷文昌眉头紧锁，一根一根地抽着烟，不讲科学，盲目密植，怎能通风透光？怎么进行田间管理？怎样防止倒伏？怎么办？这可是政治任务啊？他与班子成员商量后，决定亲自带队去那个“谷半吨”村庄考察，谷文昌和县委副书记靳国富带领群众，坐船渡过八尺门海峡，又坐公共汽车来到那个千斤稻村。这个村人来人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谷文昌看到金色的稻田里，布满密密麻麻的稻穗，煞是喜人，有人在那里大声宣讲着这种奇迹。谷文昌冷静地观察着。入夜，他叫上靳国富，拿着手电来到那块样板田，他悄悄地扒开密密麻麻的稻秆，打开手电细看，下面的稻秆竟然是断的，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再看，整片稻田都是如此。这个村里的干部走过来，谷文昌小声问那个人怎么回事？对方吱吱呜呜地说：为了宣传——我们把其他稻田里的水稻割下来，集中堆放在这里。

回去的路上，谷文昌对大家说：我们东山不能那样做，否则，会死人的。

回到县里，他悄悄地向大家通报了参观考察的内情，可上级领导仍坚持要密植高产水稻。谷文昌拍板说：“先找一块地实验吧。”他和农技人员在埕英大队搞了一分试验田，按照上级要求密植插秧，结果不到一个月，那些稻子的叶子就黄了，根烂了。

在推广万斤薯的过程中，谷文昌也坚持先实验后推广，农技人员在山口村找到一亩好地块，施上厚厚的农家肥，再栽上地瓜，密植的地瓜蔓茁壮成长，大家都渴望有个好收成。几个月过去了，大家准备刨出大地瓜。结果，地瓜秧下别说有千斤薯，连半斤的小地瓜也看不到，万斤薯长出万根密密的根须，根须间爬满密密的虫子。

万斤薯的经验不能在东山推广。

接下来，东山县遭受到那场特大台风灾害，不久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而这时候，像全国一样，东山县在全县推广大食堂制度。谷文昌积极组织大家抗灾保生产，密切关注大食堂里社员们的生活情况。

一开始，大家在食堂里敞开肚皮吃饱饭，可有限的集体积累越来越少，再加上自然灾害，有些村里的大食堂开始捉襟见肘。好多地方因为缺粮，群众得了浮肿病，一些地区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解决群众的饥饿问题，成了谷文昌施政的头等大事。

因为饥饿，谷文昌也得了浮肿病，这天中午回家，她让二女儿谷哲芬去食堂打饭，哲芬端回来满满一碗红薯，谷文昌问女儿怎么回事？面黄肌瘦的二女儿回答：“打饭的师傅见我瘦小能吃，给我多打了一份。”谷文昌瘦削的面孔阴沉下来说：“全县人民都在挨饿，我们咋能搞特殊呢？”他让女儿把多打的饭退回去。从那以后，他要求家人不要再吃食堂了，在家吃他和爱人史凤萍的定额粮食。当时，家里三个孩子，再加上岳母，哪够吃的呢？史凤萍就自己动手，在房前屋后种些菜大家吃。

史凤萍是一个从太行山革命老区走出来的女革命家，幼时家贫，右手有些残疾，父母没有办法，好心的叔叔说：你这个样子，将来怎能嫁人呢？为了侄女将来有个好前程，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叔父供她上学，史凤萍聪明勤奋，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考上县里唯一的中专，毕业后教小学。这时，她遇见地下党员史建秀，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再后来随大军南下，一次教唱《国际歌》时，遇见青年军人谷文昌，两人产生爱情，喜结伉俪。史凤萍无怨无悔，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方面经营这个大家庭，为日夜操劳的丈夫撑起坚强的后盾。

据大女儿惠芬说，那时，爸爸忙得团团转，常常每天两头不见人。有时候，在家吃着饭，也有人找爸爸，爸爸往往放下饭碗就与客人谈起工作来。如果对方没有吃饭，爸爸就让对方跟家里人一块吃。爸爸喜欢跟老百姓交朋友，有些老百姓一有问题就找上门来。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农民朋友吃不饱也经常来找谷文昌。一开始，谷文昌领着他们去吃食堂，后来谷文昌退出了食堂，大家就在家里吃。客人一来，孩子们就下了饭桌，家里有什么，谷文昌就让他的农民朋友吃什么。这时候，史英萍就给孩子们喝开水，孩子们吃不饱，饿肚子是经常的事。当时岛上的驻军，每天把一些烂菜倒到营房外，史凤萍经常领着女儿像其他群众一样，到营房外捡剩菜。集市放开后，一天傍晚，有人见史凤萍带着女儿捡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菜帮，问：史科长，你咋也来捡这些？史凤萍不好意思地回答：回家喂鸡。其实，史凤萍每次回家，将这些烂菜仔细洗净后，给全家做饭吃。

再后来，为了解决百姓吃饭的燃眉之急，谷文昌根据中央政策，责令有关部门减少干部、工人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标准，减少食品业、酿造业的原粮供应，他还把眼光投向荒山和大海，提出“大抓代粮品，向荒野要粮，向大海要粮”，成立了“大搞代食品领导小组”，专门领导代食品工作。充分利用野生植物和海生藻类代主粮，制造糕饼供应群众。用地瓜藤叶、陆上植物如蒲姜叶、艾叶、贝壳和浅海藻类浒苔、虎茜、鬃菜、龙须菜、赤菜等二十多种野生物和海藻类共计25万斤制作代食品。随后，10万公斤35种花色多样的糕饼供应市场。一种生长在水中的单细胞藻类植物小球藻被人们当成代食品的好原料，县委为此专门发文，号召各单位培养小球藻，以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在大力抓生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谷文昌总是挺身而出，帮助百姓解决难题，坚决维护百姓利益。1960年是“继续大跃进”的年头，陈城公社有一个副书记，为了争取渔业生产的高产，命令渔民下海捕鱼，每次每人捕获250公斤才能上岸，“否则海做地船做棺材，死也不能回”。众所周知，捕鱼受大风潮流的制约，违背自然规律，就会给渔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因此引起群众的反感。有人知道谷文昌是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向他报告了此事。曾在城关渔区工作多年的谷文昌闻讯大怒，怒斥这种做法“真是胡闹至极！”陈城公社渔区从此再没有发生强迫渔民不顾生命安危下海捕鱼的事情。

1960年严重缺粮引起社会矛盾，社员群众为了解除饥饿威胁，出现了偷公家地瓜或花生等食物充饥事件，导致受到各种处罚，一些干部采取了罚款和开批斗会等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古港大队的惩罚方式更绝：大会批斗加当众脱衣服。一年中在批斗大会上被脱衣服的群众有16人，其中女社员10人以上（上衣被脱光）。如果社员不脱，大队干部就亲自上阵脱衣服。

这天，古港大队正在开批斗会，女社员张某家里孩子多，吃不饱，偷了几粒花生，被押解到批斗会上，要求脱上衣惩罚，张某不肯，大哭大闹，大队干部上前强行脱对方衣服。这件事情正巧被下乡调研的谷文昌看到，他当即制止并批评了大队干部的粗暴做法，当场释放了被批斗的群众。随后，谷文昌在该村召开常委扩大现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干部处罚群众的过激行为，他严肃地说：“从现在起（1961年1月），在农村中除一些惯偷外，对一般社员自私自利拿公家一些东西的都不准叫小偷，叫作贪小便宜。因为这个现象明明是我们给人家搞出来的，大集体生产搞不好，个人小私又弄得光光，叫人家不偷才有鬼。这次要把主要矛盾搞清，造成矛盾是我们的错，不是工人、农民的错。”

在场的群众听后感动得流下热泪，那位偷花生的张姓妇女和丈夫领着四个孩子扑通一下给谷书记跪下：“谷书记——青天啊——”

谷文昌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勤俭节约，压缩开支，把省下来的钱为群众卖粮食，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省下来的粮食划拨给受灾群众。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谷文昌多次向上级反映困难要求划拨粮食。是啊，东山处于海防前线，宁愿要老百姓上山，也不能让老百姓下海（投靠国民党）。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东山人总动情地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建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时候谷文昌在我们这里干县委书记，我们东山县不仅没有饿死一个人，他还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植树造林、修建水库，他那个时代修建的一系列工程至今仍造福东山百姓。

在谷文昌的带领下，东山县人民大力生产自救，率先走出困境，而他们一旦出现好转，就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支援其他灾区的老百姓。河南林县的一些老干部回忆，在林县最饥饿的年代，来自福建东山县的一些粗制食品，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这就是谷文昌，他和县委班子成员在三年困难时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不能根本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但它应了民生之急，最大可能地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对后来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对海防前线的人心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充分体现了谷文昌关心群众，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己任的高尚风范。

谷文昌绿化东山的壮举受到福建省委的充分肯定，不久，他被上调任命为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为了不惊动地方百姓，他是悄悄走的，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书籍和几件旧衣服。上任以后，他在全省推广东山县植树造林的经验，为福建沿海的青山绿水再立新功。

后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造反派们批斗谷文昌，揭发他的“劣迹”，说他保护过大量“敌伪家属”，保护过大量“右派”等，一系列的罪名加在他头上。谷惠芬清楚地记得，那时她在福州，他从楼上看狂热的游行批斗队伍，第一个是叶飞将军，第三个是被五花大绑、戴着尖尖的高帽子的父亲。那时候，狂热的红卫兵们对谷文昌采取“万炮齐轰”、“火烧水淹”、“坐飞机”等酷刑，谷文昌几乎整日在福州被游行批斗，受尽折磨。

文革的浪潮也席卷了东山岛。当时，岛上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两派之间相互攻击、揪斗，整个小岛乱哄哄地，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到冲击，县委副书记靳国富差一点命丧红卫兵之手。东山县的红卫兵大串联，两派都派代表来到福州，他们惊讶地看到老县委书记被当地的红卫兵残酷的批斗。一天深夜，水火不相容的两派红卫兵头领坐在一起。

东山人民听到老书记的遭遇后，好多人觉得五雷轰顶，东山人民是有良心的，人民心中的确有杆秤。蔡海福听到消息后，心如刀绞，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伤心流泪说：“连谷书记这样不贪不取的领导，也要游街批斗，真是天公无目（闽南话：老天不长眼）啊……”

不久，一批自称是“东山造反派”的人，来到省林业厅，提出：谷文昌在东山工作十多年，我们要揪回东山批斗！省直“造反派”很支持，说：“天下造反派是一家，行，你们只管把他抓回去批斗好了！”当天，谷文昌跟着“造反派”坐着吉普车出了福州城。这时，“造反派”们才向谷文昌亮底：“谷书记，我们怎会造您的反！您领导我们植树造林，您是大好人！听说您在这里遭罪，我们才冒险来救您……”

回到东山，人们将谷书记藏在顶西村。每天竖着耳朵打听谷文昌下落的蔡海福，偷偷摸到了顶西村，找到了谷文昌。两个造林老战友，在这乱世中相见，谈论的不是自身的安危，却还是东山的造林，还是木麻黄。

“到处都这么乱，咱们种的木麻黄，会不会被乱砍滥伐？”

“大部分不会，小部分难免……”

“这，我就放心了。”

末了，蔡海福要谷文昌无论如何到他家躲。

谷文昌说：“老蔡，谢谢你，其实你也危险，你的名声也不小啊，再说，你多少也是个‘当权派啊！你以后也别来看我了，你们把木麻黄保护好，就是对我精神上最大的安慰！”

不久，谷文昌藏在顶西村的消息，传到了一伙“真正造反派”的耳朵里。这帮人还把谷文昌拉到人民会堂批斗，人民会堂是谷文昌亲自带领群众建立起来的方便群众看电影、听戏剧的公共场所，至今仍屹立在东山县委门西面，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比，它有些低矮，但每一个看到他的人，心中均由一种朴实、结实、安全的感觉。批斗谷文昌的大会再一次遭到群众抵制，有人带头喊：“毛主席万岁！”全场响喊声震天，有人带头喊：“打倒谷文昌！”下面竟然鸦雀无声，再喊，只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和无知的孩子寥落地附和着。

那帮家伙没办法，就把谷文昌抓到他当年造林最多的地方批斗，据说也是“放毒”最多的地方“消毒”。潘春珠讲解了这样一则故事：1968年2月的一天，白埕大队的群众围拢在村口公路旁，看着他们的谷书记被押着清洗公路旁边的厕所，心里很不是滋味。

“谷书记！”村林业队长林龙光闻讯一路小跑着赶来，分开人群，挤上前来到谷文昌跟前。这时的谷文昌正弯着腰清理路边茅坑，听到喊声后抬起头来，阅尽沧桑的双眼充盈着焦虑：“龙光，丰产林有没有保护好？这可是群众辛苦了十几年才种起来的，不能让人破坏！”此时此地，林龙光再也禁不住了，鼻尖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谷文昌清洗完厕所要离开时，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盯住他胸口挂的牌子嚷道：“打倒谷文昌！”旁边一位老农气得脸红耳赤，当即给了他一巴掌：“你这没教养的黄毛猴子，没有谷书记，你吃什么？烧什么？”许多围观的老人也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时间，围观的场面变成了歌颂谷文昌丰功伟绩的场所。

在那段日子，蔡海福和一些群众冒着各种危险，自觉地在谷文昌周围暗中保护。不久，蔡海福因为与“走资派谷文昌”过往甚密，被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连续批斗了62天，被打得体无完肤，肋骨被打断了8根，奄奄一息。蔡海福估计没有多长时间好活了，对身边的人说：“……我蔡海福死了不要紧，不放心的还是树……你们碰到谷书记，告诉他，东山的树，长得很好，叫他放心好了！”

后来，谷文昌还是被押回福州，军代表的车押着谷文昌走在东山岛上，激动的一幕发生了。许多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沿着谷文昌领着大家修建的公路跟着军车哭着走着。有的用竹篮提着鸡蛋，有的提着馒头，有的拿着家里最好吃的水果、花生、地瓜等最好吃的东西，走了一村又一村，群众眼泪汪汪地说：谷书记是好人啊！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干部！不能让他走，不能批斗他！

车过铜锣村，一群妇女扶老携幼，簇拥着吉普车哭喊：谷书记是好人啊！

八尺门海堤上，送行的群众把道路几乎围得水泄不通，谷文昌默默抬起头来，挥手对群众说：乡亲们，回家吧，保护好我们的树木，种好粮食——

群众担心他们的好书记，担心他的安危。人群中一阵阵哭喊声，押解谷文昌的战士也被感动了，返回福州后，他们如实向皮定均将军汇报了谷文昌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响，皮定均将军熟悉谷文昌，知道这位优秀的南下干部为地方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但他不了解谷文昌这几年被“文革”冲击批斗，生性耿直的皮将军剑眉冷竖，我们可以想象皮将军如何呵斥那些又要提审批斗谷文昌的造反派的，但从那时起，谷文昌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谷文昌从此不再被游街、揪斗了，不久，和大多数接受再教育的走资派一样，他和妻子史英萍一起，被下放到宁化县红旗村劳动改造，淳朴善良的红旗村百姓不把谷文昌夫妇当作走资派看待。

火车从福州到三明，再改乘从三明到宁化的长途汽车。汽车进入宁化县境内的丛山峻岭，老半天不见村落人烟，史英萍心里一阵酸楚，谷文昌望着大山，安慰爱人说：“这地方，山清水秀……只要有人住，人家能过，咱更能过！”

其实，谷文昌心里想的，不但是要在这里过下去，还要在这里好好过，给这里留下点什么。夫妇俩抵达宁化后，被安置在禾口公社红旗大队。这是一个山穷水瘦的700多号人口的小村子。时值冬天，田里一片荒芜，按理，这是秋收过后不久，农户的粮食还多。可是却有不少人埋怨着粮食不够吃，饿肚子。

山村的第一夜，谷文昌怎么也睡不着。这一切，谷文昌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共产党不让老百姓有饭吃，就不是共产党！

天一亮，谷文昌就找到了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定乾，要求到村里四处看一看，王定乾回答：“行，只是咱山区没什么好玩的。”

谷文昌在王定乾和红旗大队的一帮领导陪同下，带着锄头，在田间看了一天，他又对王定乾说：“老王啊，什么时候开村干部会议，也让我参加参加，行吗？”

王定乾被谷文昌的求实精神感动了，当然满口答应。他才不将谷文昌看成一般下放干部呢。

当晚村干部会议开了大半夜，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上，谷文昌慷慨陈词：“恕我直言，红旗大队群众温饱还没有解决，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有了土地，为什么还吃不饱肚子，原因在哪里？不是我们社员没有干劲。问题出在水稻产量低。产量低的原因又在哪里？我看，一是稻田串灌，二是高杆疏植，三是土壤板结……”谷文昌的发言，令红旗大队的领导们从心里佩服，咱村下放干部老谷，是实干家，是水稻专家。

从此，每天早晨5点左右，谷文昌总是拖着那经常发生阵发性痉挛的左腿（“文革”中被批斗而留下的毛病），或是出现在田头，或是出现在村口。他那瘦瘦的身影，一手簸箕一手粪铲，仔细捡拾零落于各处的猪牛羊粪。据当时的统计，谷文昌和爱人史英萍在7个多月里，共为集体捡拾了1万多公斤的肥料。就在这一年，红旗大队粮食亩产一跃上了千斤，在三明地区第一个实现了跨《纲要》和跨千斤！红旗大队群众结束了“米饭不够，地瓜片凑”的历史。望着堆得满屯满仓的金黄稻谷，不知是谁，在感激之余，把谷文昌改为“谷满仓”，从此，在红旗大队，在禾口公社，甚至在宁化县，人们传诵着下放干部“谷满仓”的美名。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绝不能搞特殊化

谷文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情操，并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和子女，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被地方群众称为“时刻想着群众而忘记自己的人。”

少年时期的艰苦磨难，养成了谷文昌勤俭节约、爱护百姓的清廉本色。才到东山的时候，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后来转业到地方，他几乎十几年如一日地穿着一身灰色的旧中山装，二女儿谷哲芬回忆，从记事起，她就学着补衣服，一直到长成大姑娘，还补着父亲穿了多年的中山装。有一张旧照片，谷文昌穿着旧大衣，那是他来东山三年多以后，家里老母亲病危，他和妻子准备回家探亲的时候，谷文昌竟然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如何回家，让年迈的母亲看着儿子“衣锦怀乡”呢？他和妻子来到东山县旧货市场，东山历史上有下南洋谋生的习俗，一个渔民正在卖一件半旧的黑呢子大衣，说是南洋的亲戚送给他的，虽然穿了几年了，但没有破烂，谷文昌花了五元钱买下这件衣服，这件大衣一直陪着他穿到福州。后来，又陪着他穿到宁化、龙溪。

谷文昌的“抠”不仅表现在穿上，也表现在花钱、吃饭等多个方面。

一次，谷文昌书记下到东山县礁头村了解情况。那时全国实行“大锅钣”，吃午饭的时候，谷文昌和社员来到食堂，他给大家打招呼，也不看凳子是否干净就坐下了，一下子拉近了与社员的距离。

谷文昌拿了一个地瓜正要吃，队长把一碗白米饭放在了他的面前。谷文昌一愣，环顾四周，几十张桌子上都清一色摆着一盆盆地瓜和一碗碗几乎清澈见底的“稀粥”，谷文昌大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一起来的一位干部小声解释：“你身体不好，才叫队长特意煮了这碗白米饭的……”谷文昌严肃地说：“我们是党的干部，更是群众的干部，我们要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生产队的干部惭愧得深深埋下了头，谷文昌的语气亲切起来：“乡亲们，既然这米饭已端来了，大家就一块儿把它吃了吧。”谷文昌带头用米饭上的筷子夹了一点吃了，社员们也含着泪吃了一点点。这样轮流了几遍，才把那碗白米饭给分着吃了。

1960年，“大食堂”之风席卷全国，集体的一点积累几乎吃光了。大食堂里每餐都是地瓜丝煮牛皮菜，清清的一碗稀汤都能当镜子照。许多人得了水肿病，脸色暗黄，四肢无力，脚杆子一按一个深窝窝。

谷文昌心如刀绞，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革命的目的，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也就无所谓革命！”他下了一道死令：“不准在东山饿死一个人！”

于是，东山所有干部都下基层组织群众抢种蔬菜，解决肚子问题去了。卫生院的医生、护士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问疹，采取各种措施医治水肿病人。

一天，谷书记带着通讯员潘进福和组织干事林木喜到湖尾蹲点。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中午、晚上则约农民开会座谈，三餐和农民一样喝能照出人影来的地瓜稀汤。

谷文昌原来就患胃病、肺病，饥饿和长年的劳累，又使他浑身浮肿，气喘乏力。开会时，他两鬓不时溢出豆粒般的汗珠，频频用手撑着头，按着腹部，大声咳嗽。夜里，虚火上升，牙痛更折腾得他满床打滚。小潘和小林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一合计，跑回县委秘书室开了张证明，偷偷买回了一斤饼干。

夜深了，屋外秋风怒号，细雨飞舞。小潘轻轻走向还在伏案工作的谷文昌说：“谷书记，我们给您买了一斤饼干……”

当时饼干的供应是限量的，从不发火的谷文昌厉声说：“谁叫你买的？不行，给我退回去！”

“我看您没日没夜地工作，人都瘦成这样了……”小潘忍不住哭了。

桌上的油灯忽明忽暗，谷文昌轻轻地拍着小潘的肩头，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慢慢地说：“外面的群众都在挨饿，我这个当书记的能咽得下这些饼干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官老爷，绝不能搞特殊化。”两个星期过去了，湖尾村的田头屋角终于种上了瓜薯苗。谷文昌这才带着小潘、小林返回县里。临走前，谷文昌原封不动地把那一斤饼干交还给小潘让他退回去。

长期操劳，谷文昌的胃病、肺病越来越严重，一次在行署开会，由于他日夜操劳，超负荷工作，胃病又犯了，疼得他脸色发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行署领导看到后，“命令”他马上治病，他才留在龙溪即现在的漳州市治病，从医院出来，天色很晚了，已经没有回东山的公共汽车，他必须住下来。按规定，他可以住政府招待所，招待所根据规定为他留了专门房间，他领着通讯员小陈来到前台一问，一间房间竟然每晚十元，他连忙摇头说：“我们东山还穷，不能住。”他和小陈在黄昏的大街上开始寻找便宜的招待所，问了几家，最终在一家澡堂子兼招待所的地方住下来，他俩的房间下面就是冒着热气的澡堂大池子，狭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可是每晚只收三块钱，身材瘦小的谷文昌对身材高大的小陈说：咱俩就将就一晚上吧。就这样，两个大男人背靠背挤在一张小床上。小屋内狭窄潮热，那一晚，小陈心里感动万分：这就是东山县的县太爷！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谷书记！

谷文昌艰苦奋斗到这个份上，可他对下属和群众，却非常慷慨。那时候，他担任县委书记兼驻军政委，每年都要发两套军装，他可舍不得穿，有的他给了生活贫困的群众，有的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年，他刚发了一双军用皮鞋，试穿了一下，就小心地放起来，放了一段时间，他见通讯员朱子周的布鞋露出了脚趾头，就毫不犹豫地从箱底取出那双皮鞋，送给朱子周说：“小朱，快换上这双新鞋吧。”

朱子周看着谷文昌打着补丁的旧布鞋不好意思地说：“谷书记，你呢？”谷文昌跺跺脚说：“老母亲做的，穿着踏实。”

在东山多年，谷文昌经常穿着老母亲给他做的粗布鞋，他有两套干净的衣服，只有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他认为，干部穿得好了、洋了，会离老百姓远了。穿着布鞋，她就想起老家贫困朴实的大山，想起东山岛上多苦多难的百姓。有一年春节，老伴史凤萍见丈夫身上的衣服实在不能再补了，就扯了几尺布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时，龙溪一带遭受了罕见的台风、水灾，东山没有受灾，上级倡议为灾区百姓捐衣服，谷文昌毫不犹豫地带头，不仅捐了老伴给他做的新衣服，还把藏在箱底的两件干净衣服捐出去。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戴着斗笠，穿一件旧中山装、粗布鞋下乡，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农正在吃力地犁地，忙跳下自行车帮老人扶犁，他左瞅瞅右瞅瞅说：“老乡，你这样犁地不行啊！”老人没认出是谷文昌，说：“怎么不行？”谷文昌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深犁的技法，老人惊奇地抬起头来，原来是他们的谷书记，就无奈地说：只能这样了。谷文昌扶着犁与老农一起研究，发现原来是犁本身有问题。于是，谷文昌从北方老家引来深翻土地的犁，在东山推广，东山的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行车是谷文昌的宝贝，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一开始，经常步行到基层走访，距离远的，就租自行车下去，再后来，县委有了自行车，他就让通讯员驮着他下乡，再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四十岁的他开始学骑自行车，自行车逐渐成了他的代步工具，他对自行车珍爱有加。每次回家后，都非常注重保养，不骑时锁在家里，谁也不能动。那时，电影上偶见骑自行车的，非常时髦。一天，谷文昌外出开会，忘记锁自行车了，上小学的小女儿回家后，觉得神奇，就将自行车推出去，在大街上学起来。谷文昌回家后，见自行车没了，吃了一惊，这时，小女儿满头大汗，兴奋地推着自行车走进家，喊：“爸爸，我快学会了。”这还了得！谷文昌不由分说，一巴掌打过去，小女儿哇哇大哭。谷文昌把自行车放好，平静下来，才给抽泣的小女儿讲道理：“闺女，这是公家的财产，不是咱自家的。”小女儿依然抽泣着，谷文昌心疼地说：“爸爸打你不对，但你用公家的东西也不对。以后别这样了。”小女儿含着泪珠点点头。小女儿记得，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自己，也为她以后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还有一件事情，大儿子刚从河南老家接回家的时候，在中学插班学习，生性顽皮，还由于听不懂地方话，时常跟同学们闹矛盾。有一次，竟把同学打哭了。对方家长找上门。谷文昌严厉地批评了自家的孩子，老大也少不了一顿揍，谷文昌说：你不要认为是县委书记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你的霸气！他还和老伴史凤萍提着自家的鸡蛋，登门到那位同学家道歉。对方父母不好意思，连连感谢，谷文昌说：“我们应该感谢您，让我们发现了孩子的不足。”

曲鸣先生讲了这样一则故事：1960年的秋天，我就读于东山一中高一年级，跟谷书记的二女儿谷哲慧是同学。一次，谷哲慧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们五六个同学在一个星期天上午随她走进于县委大院里她的家。走进她的家门，映入我们眼帘的又出乎我们的想象，两间清洁干净的平房，看不见一件像样的家具，比一般平民百姓家的摆设还简朴。我们正吃着饭。门外走进一个农民打扮的人。一身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脚下是一双老式解放鞋，背上还背着一顶半旧的竹篾斗笠。红褐色的脸庞透着一点疲惫，一副风尘仆仆样子。我们猜测不出来者的身份，也许是她河南老家的亲戚吧，大家把目光投向哲慧。她放下饭碗，叫了一声“爸爸”。我们几个都愣住了。他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谷文昌吗？谷书记非常和善，跟我们说了很多，我清楚地记得，他这样说：“孩子们，我们这一代人苦一点，你们的将来就会甜一些。将来建设东山岛，发展东山岛靠的还是你们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

1964年，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从东山带到福州的家当，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两只皮箱，两只木箱，两瓮咸菜，几麻袋杂物。下放宁化回来，家当依然如故，家里什么都没有，很不方便。爱人史英萍便提议说买点家具，老谷也觉得确实得添点东西了，于是就买了竹子做的凳子、藤条做的椅子、石做的饭桌。

史英萍问“为什么不买木头的呢？木头的结实、耐用。”谷文昌毫不犹豫地说：“林业厅副厅长家一下子添了那么多木头家具，外人会怎么说？还不说是揩公家的油，以后一个个还不跟着学？咱总不能写张条子，声明这些家具是咱自个儿买的吧？我可不能带这样的头！”

据谷文昌的二儿子谷豫东回忆，1976年，他高中毕业了。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就得上山下乡当农民，除非你符合留城条件才可以照顾。谷豫东硬着头皮找父亲说：“爸，我想留城当工人，按政策规定，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照顾一个留城的名额。况且您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谷文昌挥了挥手：“正因为我是领导干部，就要带头。我要不带头，底下的工作怎么做呢？你不能留城。”

谷豫东又说：“要我上山下乡，那我就到东山当知青，行吗？”

“你要是到东山，人家都知道你是谷文昌的儿子，都会想办法照顾你，那你就得不到应有的锻炼。——你就找咱们龙溪地区内山随便一个地方上山下乡吧。”

就这样，谷豫东和其他人一样，被组织安排到南靖县偏远的山村朱坑知青点落户。

下乡的那天，正好谷文昌要到儿子下乡的南靖县出差。谷豫东顺路搭上了父亲的公车。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沾了父亲的光，谁知，他们的车到了南靖县林业局门口，谷文昌就叫司机停车，把儿子的行旅提下来。谷豫东怎么也想不通，谷文昌语重心长地说：“豫东，剩下的路，自己走——下乡以后，可别有一种优越感。记住，路，只有自己走，才会越走越宽广！”

谷文昌对自己、对家人严格要求，但对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却满腔热情，除了他将自己的衣服送诶困难的群众、同事外，还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刚解放那阵子，少年登煌在县工委门口卖烟，价格也不贵。当时有给现钱的，有赊账的。一天，谷部长来买烟，聊天得知有些机关干部买烟赊账的事情，马上拉上我进了县委会。刚一跨进门，他就喊起来：“有没有向这小鬼赊香烟忘了还钱的，要有，凑来还哪！人家做生意挺不容易的。”这一说，有几个人探出头来看，我接过几个干部送还的烟钱，心中感叹：这样的官，老百姓怎不拥护！难怪，共产党能得天下。

老成开杂货店，生意不错，每日向税务部门交税。有一天，因为生活琐事，他得罪了收税的税务员，那个税务员严厉地要求他从下个月增加税收，是原来的五倍，这可是小本生意啊！老成一家抱头痛哭，有人说，谷书记人好，支持公道。找他试试吧，老成胆怯地来到县工委，找到谷文昌。老成记得，不几天后，收税的人就换了，他还是按照原来的钱纳税。

还有一件事情，谷文昌在龙溪行署工作时，一个面色忧郁的妇女找到他，说婆婆生病住院，孩子又小，她身体有病，而丈夫在外县工作，所以请谷书记帮助她把丈夫调到东山。谷文昌马上向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他让那位妇女放心回家吧，可看着那位妇女为难的样子，谷文昌自个掏钱为那位东山妇女买了回家的车票，还让通讯员送她到车站。令她感动的是，不久，丈夫就从南靖调回东山，夫妻终于团圆。但是，谷文昌对自己的家人调动却相当苛刻，1964年，他调到福州，组织部门要求他把大女儿也调过去，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她。大女儿继续留在东山。

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

多年前，谷文昌被查出身体有病，他总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在二女儿的记忆中，她最担心的是1979年那个下大雨的深夜，父亲是龙溪市分管侨务工作的副市长。当时，越南极力排华，龙溪市接纳安排了侨胞难民一万多人，父亲亲自指挥，为侨胞盖房子安排工作。那时，父亲的肺病胃病经常复发，经常被肺病折磨得深夜才入睡，那晚好不容易睡下，突然一个电话，说侨胞的临时住房漏雨，有的侨胞意见很大，他马上咳嗽着起床，叫上司机，一头扎进暴风骤雨中。当晚，父亲彻夜未归。不久，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他却说，不碍事，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春节后，父亲参加市委常务会议，突然晕倒在会场。他这才住进医院治疗。那时，父亲的病情逐渐恶化，癌细胞在全身扩散，已经到了吞咽困难的境地，每次化疗，父亲大汗淋漓，全身虚脱，身体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了。医生建议打血蛋白，父亲听见了，知道血蛋白价格不菲，吃力地说：我都到这种地步了，不能再浪费国家的钱了！

在谷文昌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紧紧握住妻子史英萍的手说：“对不起——”

是啊，史英萍年轻时就有文化，有能力，组织上一次决定提拔一个副县长，只有史英萍符合条件，时任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却说：“老史不太熟悉本地生活，还是选拔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吧！”每次机关干部涨工资，谷文昌总是说：“我俩工资加起来够用的了，还是给那些工资低的同志涨吧。”在东山工作时如此，在福州、龙溪工作时也是一样，谷文昌总把家里人的利益放在最后，史英萍一直到参加工作三十年后退休，她的工资才依照规定由18级长到17级，可即使这样，在丈夫精神的感召下，史凤萍省吃俭用十几年，默默资助一些贫困大学生。此刻，史英萍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老谷，你做的对！”

东山的老部下和乡亲们来看望生命垂危的老书记，他紧紧握住通讯员朱子周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

是啊，每次分发福利，谷文昌总是说：咱不抢，不沾国家的光。他宁愿把自己的衣服、财物让出去，也不让部下搞特权。每次提干，他对待部下跟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不但不搞特殊，还要将机会让给别人。

这中间有一个例外，护林工蔡海福是谷文昌的老朋友，也是谷文昌培养提拔起来的林场工人。老蔡风里来雨里去，守护着上万亩的山林。“文革”中遭受到严重迫害，蔡海福一生生活拮据，直到他去世，家里人竟然买不起棺材。谷文昌破例，给这位造林护林的功臣，特批用木板做了一口棺材。

谷文昌的那些老部下、老同事这样说：“跟着谷书记，我们得不到特权，得不到提拔！但能保证我们一生清白做事，不犯错误。”

林嫩惠接受作家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种了很多树，我这棵树却是谷书记培育出来的。”

1981年1月29日，病床上的谷文昌对看望他的东山县的同志们断断续续地说：“去年的农业收成怎么样？群众的粮食够不够吃；回去后，要做好木麻黄的更新换代工作！”

在场的人无不眼泪滚滚。窗外一声炸雷，大雨瓢泼而下。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听说谷文昌病危的消息后，马上驱车前往龙溪（漳州）探望，不料天降大雨。

窗外大雨如注，谷文昌回光返照，慢慢地坐起来，对周围的亲人说：“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

1月30日凌晨，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项南闻讯一大早赶往病房，面对骨瘦如柴的人民的好干部谷文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破天荒地要求新闻部门报道这件事情，并饱含深情地修改新闻材料——《为东山人民造福的谷文昌同志逝世》。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说：“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老县委书记去世的消息传到东山，许多乡亲呜呜痛哭。他们自动地戴上白花，默默地为他们的老书记默哀。然而，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一些老人固执地认为：谷书记没有死，也不会死。

谷文昌火化后，根据组织决定，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埋到东山。那天，几个人悄悄地在山口村北的赤山林场挖墓穴，几位老人走过来说：不许挖，这是谷书记领着我们建的林场！老人们态度坚决。

工作人员不得不悲痛地说：“我们在这里安葬谷书记的骨灰。”

传说成了真的，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谷书记真的走了。几个曾经逃荒要饭的老人顿时悲泪滚滚，他们二话不说，夺过工作人员手中的铁锨，一下又一下挖起来。

谷书记真的走了，下葬那天，谷文昌的家人没有惊动其他人，但山口村的村民还是知道了，昔日乞丐村的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男女老幼，哭声震天：“谷书记啊，回家吧！”

“谷书记啊，您不能撇下我们走啊！”

从此，一个风俗从山口村向周围村蔓延：逢年过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到谷文昌墓前或在家里焚香祭拜，“先拜谷公，再拜祖宗”的风俗开始在东山县流传。

许多人说：我们不能忘记谷书记，必须弘扬谷文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让后人记住这一人民拥戴的优秀共产党员干部。1990年，东山县各界机关干部、群众集资，为谷文昌打造了一尊汉白玉雕像。

是年12月10日，晨曦初露，载着谷文昌同志雕像的大卡车缓缓驶进东山岛，从八尺门海堤大桥，有人看见了，大喊：谷书记回家了。

沿途各村的群众不约而同地跟在卡车后面。西埔村、铜锣村、白埕村、山口村，许许多多的乡亲默默地跟在卡车后面，一遍遍呼喊：“谷书记，回家了！”

没有谁下通知，没有人提前约定，更没有人专门组织，当时还是电视台记者的黄石麟眼含热泪，用摄像机记下这一动人的场面。

开始说只有几个亲戚参加谷文昌雕像安放仪式，后来一看，黑压压的人群越聚越多，有一万多人，两万人，三万人，周围村的乡亲们仍不断地往这里聚集，他们满怀无比敬仰的心情，眼含泪水，以最朴实的方式，悼念他们心中的谷书记。

曾被称为“乞丐婆”的何赛玉老阿婆面对电视镜头泪流满面：解放前，我们一家几代人当乞丐，祖宗三代都是死在乞讨的路上，也不知道先人葬在何处？是谷书记给了我们新家，我的三个儿子个个盖起新楼房……谷书记，恩人啊，您就是我们的祖！

山口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加福泪流满面：“谷书记，您回来了，您辛苦了一辈子，就在这里好好歇息吧。”此后，几乎每天，陈加福都来谷文昌陵园打扫，陪老书记说话。

从此，一个风俗从山口村向周围村蔓延：重大节日，特别是清明节，元宵节，几乎家家户户，置办香烛，水果，到谷文昌墓前焚香祭拜，“先拜谷公，再拜祖宗”的风俗开始流传。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题词：绿色丰碑！

青少年在这里高举拳头大声宣誓；岛外甚至海外的许多人也来这里祭拜。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谷文昌，他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盛赞谷文昌：

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