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然之中的一扇窗
——评《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一书

谢 丹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茫然之中的一扇窗
——评《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一书

谢 丹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一书，是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先生在2002年版本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后出版的。本文从布局合理、论述清晰；知识面广、实用性强；观点明确、见解独到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评价，并对书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杜亚雄；书评

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民族音乐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才真正传入我国，已经成为我国音乐学界中一门不可忽视的学科。尽管在这30年间，有关该学科的理论成果越来越多，但对它在我国的发展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民族音乐学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怎样，如何结合国情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以及它是否适合在我国发展等等，我国音乐学术界对它的观念﹑理论和方法都还很陌生。笔者作为一名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专业方向的学生，即使曾有过一年学习“民族音乐学”课程的经历，但对于这一学科的概念以及内容还是一片茫然。近期，笔者详细拜读了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杜亚雄先生的《民族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之后，方才有种如梦初醒之感，不但对这一学科有了新的认识，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该书是杜亚雄先生在以往版本②基础上重新修订后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的。杜先生身为民族音乐学家，对我国的民族音乐学事业和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曾获得过“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匈牙利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化勋章﹑美国政府富布莱特及研究奖金等荣誉。以下，笔者就杜亚雄先生新近出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布局合理 论述清晰

在对该书的阅读中，笔者认为它是一本布局合理﹑论述清晰的著作，这一点仅从该书目录中即可看出，作者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以长期从事田野工作所拥有的敏捷思维和丰富经验，用极其规整的布局把全书分为五章：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对象﹑田野工作法﹑案头工作法﹑论文的写作。各章又以同一种方式分为数节，而且在字句的用法上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精心安排。如第三章的三个章节被分为“准备工作阶段﹑现场工作阶段﹑整理工作阶段”；还有第五章的三个章节“论文的特征及选题﹑材料的收集和来源﹑写作的程序与方法”中，作者分别用“及﹑和﹑与”三个字，从而避免给人以重复之感。作者这样安排，不但让读者有一目了然之感，而且还使我们理解本学科的思路也变得清晰﹑简单起来。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的：“本书不可能对这一学科做详尽的介绍，只想就其发展的历史﹑调研对象﹑研究模式与方法作简要介绍并告诉读者一些有关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③从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一门学科的认识无非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历史﹑对象﹑模式和方法。

另在该书绪论中，作者向我们分别阐述了民族﹑民族学﹑民族音乐学概念的区别，以及它们的来源﹑定义和研究对象，并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作了简要的说明，这为第一章有关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的论述作了铺垫。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该书论述的过程中条理非常清晰，且目的明确。如在第一章中，作者以“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两部分内容，阐述了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在国内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书中运用了大量详实的史料，如在第一节中，作者以清晰而独到的视角，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并举例加以说明。接着便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说起，如书中第1页提到的：“法国作家蒙田在其1580年写的《食人的蛮族部落》一文中根据法国传教士雷维1578年的记述，介绍了巴西里约内热卢海湾一个小岛上美洲土著民族的民歌。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Athanaasius Kircher，1602-1680）在1650年出版的《世界音乐》一书中介绍了美洲土著的舞蹈和音乐。”然后是18世纪﹑19世纪比较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之后是具有“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观点缺陷但仍在比较音乐学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柏林学派，作者在书中用明确且有条理性的“首先”和“其次”，对这一学派的贡献作了概括性的总结；直到20世纪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由孔斯特所著的《民族音乐学》问世之后，“民族音乐学”才逐渐取代“比较音乐学”。孔斯特“主张把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当做不同的﹑独特的音乐去尊重和对待，并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去研究探讨”④。

二、知识面广 实用性强

在对该书的阅读过程中，笔者深刻地体会到该书还是一本知识面广﹑实用性强的著作。

首先，我们可以从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看到，作者从把比较音乐学首次介绍到我国的学者王光祈开始，一直到标志着民族音乐学真正被介绍到中国⑤的论述过程中，几乎把所有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大小历史事迹和文献都逐一列出。如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一时期，作者从解放区的延安和国统区的重庆两个研究中心来分别举例。在延安以冼星海为代表的音乐家们，于1939年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后又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以及其中发表过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张鲁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等。在重庆，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震亚的《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之后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产生的专家与学者，如王洛宾﹑王云阶﹑于会泳﹑夏野﹑赵宋光﹑作者的研究生导师高厚永和学友沈洽等以及他们各自的贡献与著作。这些点点滴滴，作者都如数家珍般全部介绍给读者，由此也展现出作者对我国音乐史的精通，掌握的材料﹑史料之全，这方面还从附录一“民族音乐学参考书目”中得以体现。笔者留心统计之后发现，这些参考书目与论文加起来竟有98篇，而且还不包括作者在每一章之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可想而知，这样薄薄的一本“概论”居然汇集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智慧与精华，可见，该书的确是一本知识面广的著作。

其次，在该书第四章“案头工作法”中，通过作者对“记述工作﹑音乐分析﹑分类方法和比较研究”这几方面内容的讲述﹑分析和实例解说，让我们了解到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不仅要精通音乐理论知识，还要懂得声学﹑数学﹑语言学等。如在本章“关于旋律﹑曲式的分析”中，作者在对汉族民间器乐曲牌《八版》的解释与结构分析中，运用到了数学知识中的“黄金分割”和“裴波那契数列”，还将《周易》中的“八卦”理论运用到《八版》的结构分析之中，作者的博学多才，让笔者不得不为之折服。

在实用性方面，从该书第三章“田野工作法”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此章节的篇幅短小，可它使读者受益良多。作者身为一位阅历丰富的田野工作者，结合自身的田野经验向读者介绍了，在田野工作中的三个阶段应该注意的事项和方法。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到：“尽管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前人的著作，也借鉴了不少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成果，但也试图将自己在教学和科研中取得的经验和体会贡献给读者。”作者的坦诚，直击笔者内心。

在该书“田野工作的准备阶段”中，作者建议初学者在课题调查类型选择中最好从乐种调查开始，并在“准备调查提纲”这一环节中给出了他曾经为学生拟定的一份调查提纲，以供读者在制定乐种的考察调查提纲时作为参考。此外，为了使读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参考，作者还推荐了其他书籍中有关调查提纲的例子，如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⑥中的“民歌和歌舞音乐调查报告”﹑“音乐种类调查提纲”，以及袁静芳的论文《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⑦等。

在“田野工作的现场阶段”中，作者介绍了在田野采访中有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动机以及手段的六个“W”，其实用性不言而喻。并通过以自己于1980年冬天，在甘肃省裕固族自治县莲花乡贺家墩的调查中写的一段现场笔记和一篇工作日志为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场笔记与工作日志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同时，作者还提醒道：“现场笔记应当在事后尽快记下来并加以整理；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应当记工作日志，把当天的调查情况和各类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记录下来。”⑧

在第三个整理阶段，作者同样以一位老师叮嘱自己学生的口吻，告诉我们如何将手中采集到的资料归类﹑整理，对于采集到的录音﹑录像以及文物又如何登记和编号等。最后还向我们提出了这一观点：在田野工作中搜集﹑整理的资料应面向社会，使其对整个社会都有用。笔者认为，在如今这个现实的社会中，与那些掌握了资料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使用的保守人士相比，作者的这一举动真是学者风范！

此外，作者在该书中还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第五章“论文的写作”，向读者介绍了有关音乐学术论文的写作，真可谓用心良苦﹑考虑周全，从而达到了一书两用的效果。对民族音乐学初学者来说，该书的确是一本“实用性强”的著作。总之，不管是在专业知识的学习方面，还是在平时的写作方面，本书都犹如茫然中的一扇窗。作者在这一章中，从“论文的特征及选题”﹑“材料的收集和来源”和“写作的程序与方法”三个层面进行阐述，其中“论文的特征及选题”是论文写作方面十分重要的环节，正如作者在本章的开篇时所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大多表现为书面的著述，而书面的著述又可分为‘志’﹑‘论’两大类别，这两大类别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都非常重要。”⑨在没有阅读该书之前，笔者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 “志”和“论”的区别，甚至也不知道调查报告和音乐概述的体裁形式是归属于“志”的范畴。尤其是我们目前正面临着《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提交，在对研究方法和对象的选择无从下手之际，该书却在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和方案，让我们有了可资借鉴的学习方法，可谓良师益友。如该书第90页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对于一个地区的民歌进行介绍，则可包括下列部分：1.该地区概况：包括人口﹑民族﹑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情况。2.该地区的古代音乐文化。3.民歌的题材内容。4.民歌的题材和分类。5.民歌的音乐特点。”⑩笔者考虑下一步可将此方法应用到今后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去。

在论文写作方面，作者给出了四个阶段的写作步骤，并从每个步骤当中总结出很多实施办法。如在选题方面作者提出了“寻找法﹑借鉴法﹑设定法和总结法”四种方法，并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即及早﹑创新﹑有用﹑量力和体小。同时还逐一深入每一点加以解释和说明。作者说：“使用借鉴法最好多看一些文章，反复进行比较，真正掌握他人研究的成果，吸收不同文章的优点。”11结合该书的参考目录，我们便可看出，这正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也是作者在论文写作中较常使用且行之有效地方法之一。

最后，该书在附录二与附录三中给读者提供了“国际音标表”和“采风记录图表举例”，它们是民族音乐学者在田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也为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提供了极大地便利。

三、观点明确 见解独到

除了以上两方面外，该书还是一本观点明确﹑见解独到的著作。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自上个世纪传入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可至今学界对于它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的问题以及其是否真正适合在中国发展还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些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传入，会与原有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发生冲突，其冲突焦点涉及研究对象﹑方法﹑目标和重心等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与笔者之前的状态一样，由于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了解还处于迷茫之中，却因自己从事中国音乐史或是西方音乐史研究，就以为民族音乐学跟自身的学习和研究没有关系。如果他们对民族音乐学多一点了解﹑认识和研究，以上这些问题均可逐一得到解决。

首先，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概念，作者在绪论中阐述道：民族音乐学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是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而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所以民族音乐学便是采用实地调查这一研究方法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目的。12

再者，作者在绪论中叙述有：因“民族”在我国汉语中的三种不同含义，使得一些学者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解有误，从而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的研究。13

最后，作者在第二章“研究对象”中指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切音乐，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中国学者大多只是研究本国音乐，这也导致了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研究中国音乐便是民族音乐学的目的。”14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的传入与发展并不会与原有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发生冲突，反而对其发展有着推动与促进的作用。而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与自身从事的音乐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之间没有关系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此外，作者在该书中提倡民族音乐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它在国内外存在的问题，如在欧美的民族音乐学界中，存在着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而且这一观点也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音乐学界。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欧洲民族音乐学界不但研究外国音乐，也应该研究本国音乐；而中国音乐学界不要封闭式地只研究本国音乐，应该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一切音乐，不仅要研究西欧古典音乐还要加强其他各类外国音乐研究”15等建议。同时，作者结合自身的学术经验，建议广大学者应采用“以中格外”的方法去研究外国音乐，并且尽力学好英语，以便以后的学习与研究。在民族音乐学在我国发展的问题上作者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怎样看待“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及其成果？怎样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如何进行“逆向研究”？怎样在中国进一步推广民族音乐学？等等。16又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了在20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的“两个取代”问题，并强调这两个问题能否得以解决与学习民族音乐学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除上述优点外，该书使用的语言亲切﹑朴实，有种面对面与之对话的感觉。在阅读上少了很多沟通方面的障碍，不像有些采用大量专业术语﹑辞藻华丽﹑句子晦涩难懂的书籍，让人难解其奥。

四、问题与建议

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该书也存在以下问题，笔者在此特提出以供作者参考，希望在第二次印刷时能够避免类似错误出现。兹列举如下：

（一）语句问题

如该书的第18页开头“作为高先生的研究生从高先生的学习民歌和民族器乐……”这一句不易读懂，希望再版时将其说明。

如该书第102页，有这么一句话，“应特别注意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不要把参考文献当成注释，当然也不要把参考文献当成注释”，一般的读者看了大概都明白作者后面那句应该是想说“当然也不要把注释当成参考文献”。

（二）别字问题

如该书第78页的第二行 “象分析音高方面的因素时一样”中的“象”应该是“像”。这两个字虽然读音相同，但各有各的意思。1964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简化汉字总表》，其中“像”是作为“象”的繁体字出现。不过，在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汉字总表》时，对个别字作了调整，其中就包括恢复“象﹑像”的原状，“象”不再作“像”的简化字。

（三）增减问题

如该书第55页的第二段第一行“也可以召开由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数……”中“由”可以去掉。

如该书第89页，在“从严格的意义讲”这一段中的一句话里作者提出了三方面的因素，可是体现在字面上的只有“音乐家”和“表演场所”两个方面，漏掉了一个方面。

（四）笔误问题

如在该书的第37页第三至四行的这一句话中，笔者认为有三个字应该是笔误现象：“……音乐概念有不断反馈，而这以反馈正式一种音乐……”

如该书第41页的倒数第三段中的第二行“能对这首民歌由更深的认识”，应该是“有”。

如该书第68页的“（二）用描写性的语言对《二泉映月》的内容进行记述”内容中的第一行的括号中，在“第三拍”和“第五拍”之间少了一个“至”字。

如该书第74页的第三行“第三种”括号里面的“第三六”中间少了一个“﹑”。

如该书第82页，在“这样，我们便不借助于……”这一段中的倒数第二行“可以得出‘渐变原则’”和“汉族器乐”之间少一个“是”字。

如该书第93页的第一段倒数第二行“来论证一个业已被证实” 中的“业”应该是“也”。

如该书第103页，第一行的最后两个字“而是”应该是“二是”。

如该书第90页的倒数第三至二行“某某地区的音乐”后面应该是少一个“志”字。

如该书第103页第二段的最后一行中“68-659页”应该是“第68-69页”。

经过笔者对作者在书中所出现的这些错误的整理之后发现：首先，它们大部分属于匆忙之中的笔误，如错别字﹑增减字和词语重复等，偶尔出现语句问题；其次，书中后面几章的出错率较前面几个章节要多一些。从而笔者猜想，或许是因为时间有限，作者忽视了再次审阅和修改工作。笔者自认才疏学浅，不能与资深的专家相媲美，可学术严谨是专家﹑学者的治学之道，故斗胆在此指出不足。同时也给自己敲个警钟，并建议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总结经验与教诲，尽量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以“宁缺毋滥”的标准，来确保自己的每件作品都能够保质保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谈到建议，笔者不敢大胆妄言，只是在该书的阅读过程中有些自己的想法，在此只提出一点：为了读者能够更清晰和深入地了解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地位和历史脉络，作者能否设计或参考一些具有直观性的图表插入其中呢？比如用示意图来说明一下，民族音乐学为何被称为一门属于社会学科的边缘学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又如，可用两张图表来分别表示民族音乐学在国内外怎样经历各自的两个阶段而发展起来，可以时间﹑人物和作品等内容为线索，等等。

总之，不管笔者怎么去“找茬”和“建议”，这本著作的价值远远大于那些瑕疵。笔者谨希望再版时能以更完美的形象出现，同时也希望通过我国民族音乐学界新老两辈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学在世界的讲坛上，早日闪耀着其独特的灿烂光辉。

注释：

①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②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③参见该书绪论第6页。

④参见该书第9页。

⑤1980年6月，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

⑥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⑦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⑧参见该书第59页。

⑨参见该书第89页。

⑩参见该书第90页。

11参见该书第92页。

12参见该书绪论第1-4页。

13参见该书绪论第5页。

14参见该书第33页。

15参见该书第33-34页。

16参见该书第27页。

G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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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125（2015）05-00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