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新证·艺文志第十》对文献校勘学发展的贡献

马雪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论《汉书新证·艺文志第十》对文献校勘学发展的贡献

马雪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汉书新证》中陈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汉书》进行校勘，较前人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是《汉书》校勘史上的一次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汉书新证》对文献校勘的重大贡献，以期总结其成就。

汉书新证；文献校勘；陈直

古文献新证的历史可以上溯至西汉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经。钱大昕强调“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近代“罗王之学”的创立者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陈直传承之，著有《汉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及《史记新证》等。

关于古文献新证，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即是“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义、新解释。”[1]《新证》即是在此基础上，以《汉书》原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编纂成的。陈直在《汉书新证·自序》中说：“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现惟取资于古器物，为治汉书学者，另开一条新道路。”[2]7

本文将以《汉书新证·艺文志第十》为例，按《新证》之体例，引陈氏原文为经，以笔者阐述为纬，以【案】语形式引出，从四个方面探讨其对文献校勘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一、扩大史料范围

例一：辟兵威胜方七十篇。二十六页下

直按：《急就篇》云：“高辟兵。”汉有“除兇去央，辟兵莫当”压胜泉*压胜泉，即“压胜钱”。“泉”，作为“钱”字的借用，起源于王莽“大泉五十”钱。见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J].文物，1977(05)：30。(注：本文脚注是作者为解读者之惑，查阅相关资料而标注，非《汉书新证》原文标注)。又有“辟兵龙蛇玉印(歙县黄氏藏)。”辟兵二字，盖为秦汉人之习俗语。[2]236

【案】《汉书补注》(以下简称《补注》)中沈钦韩曰：《隋志》“梁有”《辟兵法》一卷。《抱朴子·杂应》篇中有“或问辟兵五兵之道”云云[2]896。补充了有关“辟兵”的传世文献资料。

此为陈氏运用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对习俗语进行的旁证，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得出“辟兵”乃一民俗。高辟兵为《急就篇》中的姓氏部分中的内容：“辟兵：言能弭止兵戎也。”[3]传世文献也有相应记载，如东汉应邵《风俗通》中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之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4]，也印证了“辟兵”乃为民间习俗。经今人考证[5]，民间因惧怕战争产生的兵鬼而形成一种“辟兵”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渗透到了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

二、列举新证，驳前人之误解

例二：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七页上

直按：清代学者说三传，皆言在晋以前，经与传分。以余考之，有分有连。经与传分者，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是也。经与传连者，元和公羊草隶砖是也。此砖一九二五年，西安西南乡出土，第一行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第一句是春秋经，以下皆录公羊传文(见拙著《关中秦汉陶录续录》*见陈直《关中秦汉陶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07-812页。)，可证分连并无定式。[2]228

【案】《补注》引《汉书考异》：“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刘歆《传》：歆校秘书，见《古春秋左氏传》。又云：《左传》多古字古言。许慎《五经异义》言：今春秋，公羊说；古春秋，左氏说。”[6]872

有关经与传的分与连之问题，不止清人如钱大昕、王先谦者，近人如马培棠者，也无一不对此存在疑虑，甚至误解。马培棠说：“何休《公羊传解诂》，但释传文不及经文。汉熹平石经公羊残字，亦仅载传文而不与经文，则汉末今文经传，尚各自分别。至清之《四库总目提要》，乃疑经传之配合，始于唐徐彦之《公羊传义疏》。盖亦推测之辞，无明文之证也。”[7]陈氏在前人的基础上，不偏信，不盲从，通过对金石材料的考释，独抒己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经传分连问题的既定看法。

例三：五子胥八篇。十九页上

直按：隶释卷二，孙叔敖碑云：“继高阳、重蔾、五举、子文之说。”盖以五举作伍举，与本志正同。又按：离骚云：“五子用失乎家巷。”淮南王离骚传解作伍子胥，可证伍子胥当时有省写作五子胥者，否则不能在五子之歌外别出新解。又汉印文字徵第八、五页，有“伍博，”“伍永，”“伍崇”三印，可证伍字在姓氏上，仍以作伍为正写，与伍并有伍□，伍被，体例正同。[2]232

【案】《补注》：周寿昌曰：《兵技巧》又有《伍子胥》十篇。先谦曰：官本五作伍。考证云：监本讹五，今改正[6]888。用对校法得出，伍讹为五。

《新证》依据金石著作记载，“五”“伍”分别见于墓碑及汉印，从中可以窥视到古人的用字和书写习惯，并补纸上材料之不足，印证《汉志》“五子胥”“五”记载的真实性，由此得出，“五”为姓氏“伍”之省写，非前人所述之讹误。对校法，陈垣说“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是较为基础谨慎的校勘方法，而金石材料则弥补了对校法“校异同，不校是非”的缺陷。

三、补理校之不足，补正成说

例四：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至三十而五经立也。十二页下

直按：《专门名家》第二集，有汉建初墓砖云：“□入太学受礼，十六受诗，十七受”*见殷荪《中国砖铭》，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十九受春秋，以建初元年孟夏”“□昧爽□□六月二十六日□”。此砖虽残缺，然甚关重要。系每年通一经，由礼经开始，春秋在最后，与班氏三年而通一艺之说不同。砖文所纪，或系东汉太学之制度(此砖余所见有六七方，同出一笵，皆不完整)。[2]230

【案】《补注》载：“钱大昭曰：《诗·甫田》疏引作‘且耕且养’。”[6]878《补注》虽指出《汉志》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讹误，但缺少有力论据。而《新证》则依据金石材料，指出汉代历史上曾有“一年通一艺”的相关记载，从而可以窥视到古人太学制度的相关文化背景，进而解前人之疑惑，揭示个中之道理。近人张舜徽也只是指出了“三年通一艺”的原因，其《通释》指出：“按：古初学在敦饬躬行，即《易·大畜·卦·象辞》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当时学风淳朴，不尚烦琐。但期通贯大义，有裨淑身立品而已。平日耕养之时多，诵读之功少，故必三年而后通一艺也。”[8]

例五：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二十七页上

直按：护军射师，当为护军都尉之属官。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十五页，有“除射师茂陵”之残简，与志文正合。又汉代射师之外，又有射工之名。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二十七页，有“北海国平寿射工徐杨弩一张”之弩机可证。[2]236

【案】“姚振宗云：《百官表》：护军都尉，奏官。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见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又《补注》：“沈钦韩曰：卜式上书：愿与临淄习弩击南越，盖即射师。后书愿帝永建元年，调五营弩师郡与五人令教习战射，此主教五营射师也。”[6]896王氏据相关文献，对“射师”进行了旁证，而出土文献则弥补了旁证之不足，有助于补正成说。

四、校读传世文献之谬误

例六：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二十二页下

【案】陈直先生所经眼的版本之一，或作“严忽奇”。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9]也存在如此之版本问题，“《艺文志》：‘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师古曰：‘上言庄忽奇，下言严助，史驳文。’(原注)《严助传》作‘严葱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书新证》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把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最终“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在文学、历史以及校勘方面取得了综合性的新突破。陈氏以《汉书新证》为例，证明了“二重证据法”及出土文献在考证古代典章制度、习俗以及文献校订等方面的可行性，在当时为文献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思维，一条较新的道路，一个较高的起点。即便在今天，出土文献依旧可以作为证实、补订古书记载的强有力的实物佐证，可以大大地扩充史料库，补正成说，开辟新说，校读传世文献的谬误，甚至可以纠正前人的个别错误结论。《汉书新证》作为实践于此的一部力作，既对校勘有所发展，又为准确解读《汉书·艺文志》做出了重大贡献。

[1] 蒋天枢.陈寅格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6-97.

[2] 陈直.汉书新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3] 史游.急就篇·急就篇颜王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9：41.

[4] 宗懔.荆楚岁时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38.

[5] 王会莹.“辟兵”心理之民俗形态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53-57.

[6] 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

[8]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7.

[9]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85.

[10] 暴慧芳.汉语古文字合文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11] 李均明，何双全.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7.

(责任编校：夏玉玲)

On the Contribution ofNewEvidenceof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YiwenzhiDishito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Criticism

MA Xue-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Chen Zhi， the author ofNewEvidenceof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 employed double evidence method to collate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 which was a bold but fruitful attempt in the history the col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ook.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cholars， he made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major contributions ofNewEvidenceof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to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criticism.

TheHistoryoftheHanDynasty；literature collation； Chen Zhi

G256.3

A

1672-349X(2015)01-0069-03

10.16160/j.cnki.tsxyxb.2015.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