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差异：来自基因、大脑的证据

丁小斌++赵楠

摘 要 文章以“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基本文化差异维度为基础，围绕文化、基因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研究显示当人类执行各种文化任务时，那些为人类生存提供有力帮助的基因会被选择和保留下来；在自我表征，注意和知觉，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等心理状态或过程上的“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文化差异都可追溯到脑功能的差异。研究者先后提出社会脑假设、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等理论来解释基因、文化与大脑交互作用的现象。文章分析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文化差异，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基因，大脑。

分类号 B849

1 前言

在心理学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先天”和“环境”之争，随着来自两方面的争论不断的加强.研究者们也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寻求支持两方面的证据。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逐渐认识到文化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对衍生出来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最初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行为层面的研究方法来证明存在于不同种群中的心理现象的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为文化差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在行为层面有时不能发现存在的文化差异，但并不表示文化差异并不存在，通过对神经机制的观察能够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其二，相同的外显行为背后到底是否存在着不同的神经活动机制也有待讨论：其三，不同文化群体执行某种相同的文化任务时，认同程度也是不同的（Kitayama &Park，2010）。这些都可以通过对神经机制的研究来获得。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研究者运用fMRI， ERP将大脑与文化差异研究连接了起来，发展出了像文化神经科学这样的学科。同时，近期关于神经可塑性的大量研究成果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某些群体行为模式或脚本行为序列（也被称为文化实践和任务），如果出现长期的、大量的重复可能会塑造和改变大脑的神经通路，最终会造成不同种群之间的心理差异和行为羞异。

同时，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人多都基于某个维度展开，研究者先后从经济民发展水平（发达的与发展中的）、工业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劳作方式（农耕与放牧）、认知分析方式（整体与分析）等因素对文化差异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有关文化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Hofstede（ 2001）提出了五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长期与短期导向；男子气与女子气。从近期文献来看，研究者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维度的研究最多（ Taras，et a1.，2014）。研究者普遍认为从属于个体主义的个人认为自我独立于他人，注重对个人成就的追求，能够依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行事，强调工作的结果。个体主义文化更看重自己的成就和幸福而非团体的目标和要求。而一个从属于集体主义的个体则认为自我是建立在与团体成员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自己应顺从团体的目标，按照团体的规范行事，重视建立良好的团体内的相互关系。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自觉维护集体利益，而非追求个人成就。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基本文化差异维度为基础，围绕文化、基因和大脑之间的关系，介绍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2 基因与文化

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的生理机制有重要的作用。Uskul和Kitayama （2011）基于对“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生活的不同种群，研究发现某些简单的基因突变的频率（被称作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极大的受当地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在合适的文化环境下，相对应的基因对于智力和行为的特殊的方面有重要的影响（Green，et a1.，2008）。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等位基因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和多巴胺D4受体（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这两个基因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一文化维度下出现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异，可以看作是对应文化对对应基因的选择，相宜基因对相宜文化的延续。正如后面将要介绍的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理论所述，具有优势的文化特质，即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会在适应文化环境的作用下.在种群中被不断选择从而造成了频率的差异（Kim&Sasaki，2014）。

其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5-HTTLPR）它主要有2种等位基因：一种为14倍重复的短等位基因（S），一种为16倍重复的长等位基因（L）。5-HT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的重要神经递质除了与睡眠、食欲、痛苦感觉、性功能、记忆和情绪相关，同时也和抑郁症和自杀相关（Plieger， etal.，2014）。Canli和Lesch （2007）研究发现不同种群间5-H TTLPR等位基因出现频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 （S）等位基因在东亚人群中十分普遍（ 0.70-0.80），与非拉丁美洲裔白人（0.41）、太平洋岛屿亚洲人（0.64）、拉丁美洲人（0.56）、非洲裔美国人（0.35）等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说明，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适宜的优势基因受适宜的优势文化特质（“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下选择适宜的基因延续种群，实现优良的发展。

多巴胺D4受体（ DRD4）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新奇寻求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基因第三外显子多态在白种美国人中相当普遍，但它们在亚洲人中却几乎不存在。Kitaya-ma等（2014）认为那种长等位基因的DRD4在新奇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更易被选择和保留。而这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特性更多的出现在崇尚个体主义的种群中，很少出现在集体主义种群中。可想而知，农耕的劳作方式很少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而面对严峻的生活环境，游牧的生活方式更需要这种基因的帮助。

可见，当人类执行各种文化任务时.那些为人类生存提供有力帮助的基因也许因此被选择和保留了下来（Kitayama & Cohen，2010）。因为不同的种族面对的生存挑战是不同的，所以被选择保留的基因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所谓的择其适者。因此，要完全理解文化差异起源的心理过程，基因这个因素必须要被考虑。未来研究在继续揭示大脑、文化和基因三者相互关系的同时，三者之间动态关系机制的探讨也将成为极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3 文化差异的认知神经证据

3.1 自我表征

在关于自我表征的国内外研究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基于大脑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中，Zhu，Zhang，Fan和Han （2007）使用fMRI对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了自我参照判断的对比实验.发现相对于一个控制变量组（名人参照组），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判断都导致了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显著激活。然而当要求被试参照母亲做判断时，相对于控制组“名人”，中国被试在对母亲做判断时也激活了内侧前额叶皮质：西方被试却没有激活相关脑区。证明在中国人中“自我”和“母亲”是相互依赖的，而西方人则不然。即中国人的自我表征和母亲表征是紧密联系的、共享的。研究者假设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培育了非情境化的抽象的自我表征，形成更加独立的人格，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增加了情境化的自我表征，形成了互依型人格。

与此假设一致，Chiao等（2009）发现，美国被试在一般（general） （如： “一般来说，这个句子可以用来描述你吗？”）而非背景化（contextual）（如： “和妈妈谈话时，这个句子可以描述你吗？”）的自我参照中表现出较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而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日本被试则相反。另一个研究中，Chiao等（2010）通过让被试读一个短故事，来启动独立和相互依赖（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故事包含选择一个基于个体价值（独立启动）或集体价值（相互依赖启动）的取向。结果显示，这些启动产生了不同的大脑活动，例如，在一般背景（而非背景化）条件下，个体主义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在背景化（而非一般背景下）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启动导致了更强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活动。此外，Harada，Li和Chiao （2010）对亚裔美国被试进行了内隐评价加工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控制组，无论何种文化启动，自我和父亲参照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均增强：但是在个体主义启动中，父亲参照的背内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更强烈.集体主义启动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这些研究表明，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在自我表征的大脑神经机制上存在着差异。

3.2 注意和知觉

同时，持有两种文化价值观的个体在注意和知觉中也存在着差异：当Nisbett等（2001）向美国学生，展示某种动画的水下场景时，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一群小鱼中游泳的大鱼：而日本的观察者却将注意投向了鱼所在的背景环境。这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揭示了在“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中存在的深刻的认知风格的差异。可以看出，亚洲人的认知风格更倾向于整体观察，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式观察。这种差异从东西方人的画作（西方的油画一中国的国画）中也可以发现。之后不久Kitayama，Duffy，Kawamura和Larsen （2003）应用帧线测验（Frame-Lin，e Test，FLT）发现在测试中美国被试能忽视外周方框大小的变化，准确地画一条直线，即在长度上和标准接近。然而，当被试需要根据要求的标准直线与直线周围方框的比例（相对于方框的长度）来完成画直线的任务中，他们画的并不精确。可见，美国被试更容易忽略背景。相反，日本被试画相关直线的表现比画单一直线的表现好，即更易注意背景而不是忽略背景。Hedden等（2008）使用fMRI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在从事与其文化价值观不一致的任务时，人们能够把注意控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即额叶区和顶叶区。具体地说，即在进行线条长短判断时，如果东亚人忽视了背景信息，欧美人结合了背景信息，他们额叶与顶叶区的神经活动就增强了。此外，美国作用系统的增加被解释为美国人对独立性自我的诉求。相反，亚洲作用系统的减少被解释为一种在美国文化中的的文化适应。因此，对于在方框中的垂直线条的知觉及其神经回路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经验和认同的共同影响。

之后.Park等（2009）发现整体知觉有特定的神经通路。Lewis，Goto和Kong （2008）发现，相对于欧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更多的注意背景的刺激。因此，当面对一个新奇刺激，亚裔美国人应该更惊讶。参与者面临大量的刺激，以随机的顺序一人一次。刺激中有出现频率高的标准刺激，出现比率是76%（例如：数字8）；有出现频率低的新奇刺激，即目标刺激，出现比率是12%（例如：数字6）；并且有12%的是古怪的刺激（例如：英语单词，辅音字母，数字：即DOG，TCQ，和305）。他们的任务是当目标出现时按键。研究结果表明，欧洲裔美国被试对目标事件表现出较强的P300波幅，而东亚人则表现出较强的P200波幅。与此一致.Goto，Yee，Lowenberg和Lewis （2013）的研究证实：当一个焦点对象（例如：一辆车）被放置在不协调的环境中（例如：一个海洋场景），亚裔美国人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容易检测到不协调.这是因为他们相对灵敏的背景觉察能力。对于背景的快速觉察使亚裔美国人更易发现不协调.更易出现N400。整理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不难看出属于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实体，是分析式风格；属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关注背景，是全局式风格。

3.3 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

近些年，社会心理学在决策动机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这些行为研究表明北美人会投入到自己所做的决策中，不会因他人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决策（Savani，et a1.，2010）。并且，一旦他们为自己确定了目标，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将十分努力（ Patall，Cooper，&RobinSon，2008）。然而，这个效应可能不会存在于拥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人群中，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内部归因，并不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多关注集体的需要和期望。Oishi等（2014）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采用两种量表，研究完美主义者相对于满意者是否有较低的幸福感，发现两种量表的测量都显示有完美倾向的日本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而在美国人中采用Schwartz量表测量时，才显示有完美倾向的美国人更易产生不满意的情绪。不过，以上的研究停留在行为层面.新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存在于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的差异的证据。

Han和Ma （2014）应用MRI实验发现，东亚人在心智化能力和情绪调节中有加强的脑活动，西方人则在自我反省和情绪反应中有加强的脑活动，并且，东亚人的脑区神经活动在推论他人的心理和情绪调节时有明显增加，而西方人的脑区神经活动在涉及自我编码和情绪反应时有明显增多。Park，Gehring和Kitayama （2009）的实验中，每个实验者要接受一个简短的面孔启动（为了引起被别人注视过的印象）或一个控制启动（控制实验）。其中，亚洲人在面孔启动实验中，显示了更强的错误相关负波（ERN），但是欧美人显示了相反的模式，即在面孔启动实验中显示了较弱的错误相关负波（ ERN）。同时发现ERN出现在前扣带脑皮质。当个体做出某个决策时，前扣带脑皮质被用来检测错误和冲突，错误和冲突反过来连接到相应的大脑区域来服务动机的功能，这些神经环路可能对决策的行为效应负责。这表明，持有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个体更易被外界所干扰，会重视他人的看法，会因集体之见改变决策：持有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个体不易被外界干扰，更重视自己的内心，认为他人的目光对他们的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影响（ Ki-tavama， Snibbe， Markus，&Suzuki， 2004）。另外，当重要他人被启动或是他们关心被启动的其他人时，亚洲人在公众场合中会证明他们的选择。这种情况发生的非常微妙，甚至只是将他们暴露于一组图式面孔下，出现公众“看”他们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文化差异在情感识别领域和意向推断中都有出现。Chian等（ 2008）检测了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和美国本土的白人对日本人面孔和白人面孔的情绪表情的神经反应，发现被试对群体内成员面孔有明显的神经反应。面对相同文化群体的恐怖的面部表情，来自两种文化的个体都显示了强烈的杏仁核的活动。并且，Moriguchi等（2005）也发现在日本有过一年以上生活经历的白人看到日本人面孔的恐惧表情也能激活其大脑中与情感相关的区域。这两个研究都提供了情绪识别的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文化差异。而Adams等（2010）对来自日本和美国被试的推断意向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当日本被试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日本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显，显示了更多的活动，美国被试在通过图片中的眼睛来推断白人的意向时，他们的颞上沟（STS）也会有更多的活动。因此，个体对于文化内群体的向孔似乎有选择性的神经反应。这些研究都从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出发，为文化和大脑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这些研究指出了存在于自我表征，知觉和注意，决策、情绪和意向推断这些领域的大脑的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研究都采用了新技术，更加细致深入。

4 基因、大脑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理论

和评价

大量实验证据表明文化与大脑存在着交互关系，基于这些实验发现，研究者先后提出多种理论来解释文化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理论观点：

4.1 社会脑假设

社会脑假设（social brain hypothesis）理论是由Brothers提出的一种脑认知进化理论。她提出灵长类大脑中存在一些被进化所保留下来负责社会认知的特殊区域，这些区域是“社会脑” （the socialbrain）， “社会脑”承担着了解或推测他人的目的和信念的任务（杨帅，黄希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社会脑”处理的信息常被用以应对或适应新环境，因此， “社会脑”大脑皮层的发展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环境适应。反过来，也正因为人类需要学习、掌握复杂的社会技能而为“社会脑”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支持。即文化适应塑造了大脑，大脑为文化适应提供了可能。

社会脑假设认为负责社会认知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眶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颞上回以及杏仁复合体等脑区，近期有关“社会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镜像神经元方面。社会脑假设还不够完善，主要包括研究范式的欠缺：同时社会脑假设只考虑到大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忽略了基因的作用（Dunbar， 2012）。

4.2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 coevolu-tion，ary theory）认为：人类深受文化和基因两方面的影响。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也必然受着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的指导和约束，另一方面，文化又迫使着基因的变化和发展。基因和文化由此相互制约，并相互选择。

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将研究的目光投到基因研究中是值得肯定的，这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对于不同文化不同种群的研究思路。然而自该理论产生至今对其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最早的反对者认为，该理论存在种族歧视的成分，过分强调基因的指导作用。后期对于该理论的批评认为，其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的相同，而忽略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夸大了基因的支配作用（Chiao & Immordino-Yang，2013）。这些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的发展有积极的帮助，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基因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验证据，在前面有关基因和文化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到愈来愈多的实验证据都指出了存在于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

4.3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

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neuro-culture in-teraction model）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即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和实践组成了现实的因素。因为世界多样的特征，人类居住的世界可能影响这个过程。第二个过程考虑大脑相关的长期的改变.这种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反复参与文化实践。必须指出，作为这种反复参与的结果，文化实践中每个个体选择并吸纳一些任务和行为，来作为他或她自己的任务来获得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可以成为受尊敬的文化成员，从而适应文化（Uskul & Kitayama， 2011）。

该模型重视强调神经的可塑性，指出个体通过长期的进行那些自愿的文化任务会促进新的神经通路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到该理论不仅强调文化的作用十分强大，同时强调作为人类所具有的独特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其他理论所不能及的。随着文化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愈来愈重要，对于该理论的推进和补充还有更大的空间。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围绕研究文化差异中的基本维度“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介绍了近几年基因研究中和神经科学研究中发现的证据。这些发现促进了人们对文化差异现象的理解，使人们初步了解到文化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那么，未来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和新方向呢？

首先，在研究文化差异中，建构理论模型、扩充理论模型、拓宽研究维度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现今关于文化、大脑和基因的理论建构成果还很少，包括上文所提到的：社会脑假设（social brainhypothesis）、文化一基因协同进化论（culture-genecoevolutionary theory）和神经一文化交互作用模型（neuro-cullture interaction， modeL）。对于这些理论假设还需要不断验证和完善。因为无论是行为层面的研究，还是神经科学的研究，研究者们无疑都想从中获得一种关于文化差异的解释。从而从现象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归纳层面。当然这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是需要所有研究者共同努力的。并且，在文化差异的研究中， “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的研究仍会占据很大的比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对于文化差异其他维度的研究也是必须的，这可能会为文化差异的研究打开思路，促进该领域的发展。所以如果不适时地采用其他的方法和模式，在东西方范式上的关注肯定会受到限制甚至削弱。因此，扩展研究方法和范式，多角度思考会为文化差异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其中，Talhelm等（2014）通过对比种植水稻和种植小麦，探讨为何形成了“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样的文化差异。当然，我们在研究除了个体主义一集体主义的文化维度之外，其他的文化维度同样重要。

第二，在发现文化差异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释这些文化差异出现的原因和学习的路径。例如，我们对文化差异是何时出现的了解很少。尽管发展研究提供的证据很强大，即某种文化差异在生命的早期就出现了。但并不清楚是否是因为环境的支持和多大程度上的支持造成了差异（例如：来自监护人的支持）。同时，对移民的研究使研究者发现，一旦一个人错过了某些关键期，他将永远不能完全适应一种外来文化，无论这个移民如何努力试图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的成员。正如Kitayama和Park （2010）认为的，如果文化是生物适应的方法，那么可以预期，青春期是一个敏感期，这时文化学习会达到最优效果。在这种研究中，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儿童可能会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从而确定存在的关键期。

第三，对于基因的研究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基因、大脑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过去的10000年中，人类已经经历了不断的进化和选择，虽然基因是非常微小的。然而当给予适当的外部条件，一个小变化也会引起巨大的改变。因此，在理解不同的适应的形式时，微小的基因变化对身体形态和心理功能的影响有时会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早期的社会化的特定条件下，血清素传递子基因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而截然不同（ Bogdan，Agrawal，Gaffrey，Tillman，&Luby，2014）。

第四，学科之间相互融合共同推进研究。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神经科学这一新兴的学科，它整合了文化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心理、神经、基因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并阐明这些过程及其性质之间的双向关系（刘将，葛鲁嘉，2010）。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来讨论，而是综合应用科学技术跨学科研究。此外，随着国际或跨文化的可用性数据和创意的增多，研究者之间的协作也将会进一步推进文化差异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