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八路（连载）

这张老照片是我参加孟良崮战役之后，休整期间，在惠民县城第一次走进照相馆，打着裹腿，扎着武装带，身穿解放军服的纪念照。青春年华的我，那年22岁，已是革命多年的老兵了！就在华东军区工作期间，我认识了作战股长孙精言——与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革命大半辈子的老伴。

一  少年时代：我家成了八路的联络站

一九二六年腊月十五，我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坪山河李家村一个贫农家庭，家有父母及兄妹七人。早年父亲因生活所迫，去上海打工挣钱，上海事变（三一八淞沪会战）后回家乡教书，一家老小仅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二弟十四岁那年，为了给家里换四块大洋买米下锅，小小年纪闯关东一去再没了音讯，母亲经常站在村头遥望北方，期盼儿子能回到她的身边。多年后，去东北的同乡回来告诉家人，二弟已冻死在沈阳的大街上。为这件事，母亲一直很后悔和伤感。四岁的妹妹，因没钱治病离开了人世。

当时父亲有点文化，在村里教书。我八岁后只上了三年小学，家里实在穷得拿不起学费，没有再念下去。幼年受父亲的影响较深，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城里的故事，比如人与人要互相帮助、女人求解放等等。从此，我便产生了劫富济贫、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父亲暗地经常帮助八路军及当地游击队员联络工作，我们家变成了联络站。是父辈的耳濡目染，为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

二  十九岁：担任妇救会长

一九四五年初，日本鬼子加紧了对山东的进攻。胶东人民的抗战热情非常高涨，我哥嫂很早就从事地下工作，由于环境恶劣，家里成了他们的联络点。县妇救会长一来就住在我家，有空时，她给我讲许多抗日救国，拯救民族的道理。在她的影响下，我认准了革命这条路，并担任了村妇救会长、女民兵连长，那年我才十九岁。当时胶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打鬼子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就组织村里民兵、妇救会员支援前线，拧火绳、做军鞋、送慰问品。老百姓拿鸡蛋、花生、粉条支援抗战，全村人的积极性非常高，当时的口号是：断鬼子们的粮草！

临近十几个村的民兵组成民兵营，一是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我们村一下就有八名男青年报名。二是组织宣传队晚上去各村演出，宣传家乡要解放，妇女要翻身，反封建及土改政策。三是组成妇女识字班，不少妇女都抱着孩子来听课，告诉她们家乡要解放了，再也不怕鬼子的烧、杀、抢了。四是武装部组织民兵演习埋地雷、操练或夜间拉练。

一天晚飯后，上级突然通知全营民兵集合，急步往蓬莱城靠近。马山二十多里路，待演习完返回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我们女民兵连还受到了表扬。那时候，独立营在城外包围鬼子，只要鬼子一出城，就会被一个个打回去。

我父亲和姐姐当时都在农村小学教书，学生都称呼他们是“两本书教员”。一本是抗战书籍，一本是文化课。主要教抗战的书，鬼子来了用另一本书作掩护。哥嫂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到处打游击，后来才知道在县专属工作。家乡一九四五年秋解放后，他们又调到县政府工作。不久，大哥动员我参加医训队，父亲得知后非常支持。一九四六年七月，我正式入伍参军。民兵营得知这一消息，三个村的民兵都来了，杀鸡、烙饼为我送行。下午，由村自卫团长王长发，亲自给我戴上大红花，用毛驴送我去蓬莱县政府。大哥还专门为我刻了一个印章说：“这是送给你参军的纪念。”我高兴极了，至今还把它保留在身边。

记得刚入伍第一天下午，让我跟随养好伤的队员一起去胶东军区卫生处报到。走到黄县南二里处有一段水路，大水齐腰深，队长告诉我：“你紧紧抓住马缰绳别松手”，就这样一起过去了。身上的衣服全湿透，还没有衣服换，但我毫无怨言。

不到一星期，医训队学员到齐，开始编班，十几个人一个班，我担任了班长。每天蓝天是课堂，背包当板凳，主要学习战地救护、包扎，饭后帮老百姓担水，打扫院子，大家情绪饱满，苦中有乐，生活中充满着团结、紧张、活泼的气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学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队部还组织我们排练演出了两个小话剧，一个叫“人民不死”，另一个叫“气壮山河”，得到老百姓一致好评。

三个月学习结束，由于我的突出表现，被留队并担任二期医训队副排长。第三期学员已达一百多人，组成区队，我再次担任了副区队长。

医训队经常组织急行军，哨声一响，队员们马上打起背包出发，这里面还有许多小故事。一天下午三点，突然集合出发，每人发一块大饼做干粮，行军走了三十多里路，已是晚霞西下，来到一个无村庄的山坡上，教导员宣布，各班传令，就地宿营。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把大石块丢一边，小石子、杂草清理干净，两人一伙，被子一铺一盖，变成了我们的“床”。一个小战士问我：“队长，这里有没有长虫？”另一个战士问我：“这山里有狼吧？”虽说我年龄不大，也是个怕蛇和野兽的人，可作为一队之长，为了打消她们的恐惧心理，我很镇定地告诉她们：“有没有长虫我不知道，如果真爬到你身上可别动，也别叫，它自己就爬走了。再说，外围有岗哨，大家不用害怕。”战士们已经是又累又困，倒地就睡着了。当东方刚刚放亮，又响起了集合号，到达营地，教导员点评：这是一次战备拉练，三十里路拉练下来，同志们表现很好，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还记得一次早饭后紧急集合，接通知前方有战斗，需要我们去接收伤员。急行军十五里路，来到一个村旁大庙前停下，任务是把庙内一尺多高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大家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多钟，直到把任务完成后，才想起还没有吃中午饭。晚上回到医训队，教导员告诉我们，这是一次战地抢救伤员的演练。我们下决心：平时多流汗，战时做贡献，一切为了新中国解放，无怨无悔。那天，我还受到了上级表扬。队部当天晚上为我们全体队员改善了伙食，红烧肉、大卷子，吃起来真是香极了！

说实话，战争年代卫生条件很差，由于女兵比男兵多，只能睡地铺。晚上睡觉前，把麦秸铺好，两头压上大棍子，这样冬天虽然能暖和一点，但是一冬天下来不洗澡，女兵们生虱子长疥疮。大队卫生员发现后，要求每天晚上用热水擦澡、涂药、烤疥。学员们害羞不烤，我动员大家并带头示范，就这样几次问题便解决了。从那之后，我还有了个“烤疥大队长”的绰号。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第三期学员全部调至胶东白求恩学校继续深造。三月一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宣誓的右手高高举起，我便暗下决心向党保证：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一九四七年春的一天，指导员宣布：“接上级任务，抽调学校一百多名学员，由李翼同志带队，每人发一双布鞋，今晚出发。”并个别交代了联络地点、联系人。为了防止白天暴露目标，我们只能夜间行军。平均每天走三十里路，由于没有地图，地形又不熟悉，第一天就走了冤枉路。本应向南，结果向西走了十五里，队伍当中最大年龄二十二岁，最小的才十六岁，队员们情绪很低落。我马上召集七名党员和班长开会，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团结全队同志，克服困难，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局面。我们的模范带头作用，给大家树立了信心。每天有两名战士打前站，一来探路，了解前面村庄地名、地形，二来落实好宿营地，为了缩短时间，向村里的老乡派饭（用解放区的粮票换粮食），等队伍到达后即可吃饭。记得有一天，路过掖县一个村的小学校，地方干部告诉我们：这里刚解放一个月，国民党仍然在活动，很不安全。我听了，心一下子悬到嗓子眼。一个小战士站起来说：“我还有一颗手榴弹，跟他们拼了！”没有武器怎么办？我要求全体队员不解背包，背靠背休息。党员和年龄大的男同志站岗，随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這一夜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我带着队伍连续走了七天，终于到达目的地——鲁中沙河村，也就是华东军区医训大队联络站。当把一百多人全部交给大队长时，眼泪不由自主流了下来，说不出是担心还是压力，但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华东军区医训大队那次休整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上级专门给我们请来一名“洋教员”教英语。ABC英文字母从来没听说过，上面教，下面笑，现在想想还挺超前的呢！

三   21岁：孟良崮战役转移伤员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刚吃过早饭就接上级命令，大队长严肃地说：“前线战役已经打响，我们需要接收大批伤员，队员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不久，陆续送来不少伤员，重伤者立刻被转到白求恩医院手术，轻伤员包扎一下送至后方医院治疗。有些伤员手、脚或脸部受伤，骨头露在外面不能吃东西，我们就喂他们吃，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前线战友们那种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我，一定要把救护工作做好。

战役期间，每天都有近千名伤员转移。为了保证他们得到及时救护，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将后方当前方，救地当战场。出于对伤员的高度负责，大家认真地给他们包扎清理伤口。伤员发冷，我们主动把自己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盖上。当地老百姓用树枝搭成棚子，防止敌机轰炸扫射。抬伤员的民兵担架队排成一条条长龙，只看见整个大沙河一带人山人海，壮观极了。民兵每人身背一个小桶和一袋地瓜干，路上伤员饿了，就用草把地瓜干烧热了给他们吃。有的伤员不能下来方便，就用小桶接。为顺利转移伤员，大家想出了许多好办法，非常感人。战地救护站的广播，也做宣传和鼓动工作，表扬好人好事，喇叭里每天都能提到我的名字。

这次战役中，我们还接收了很多俘虏的国民党伤员，一开始看见他们，我们个个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想不通：我们为了解放全中国，你们不和共产党合作打鬼子，还挑起内战，这受伤了，让我们包扎、治疗！但遵照上级命令，对俘虏的优待政策必须一视同仁。对有些国民党军官，还特意到伙房给他们下两个荷包蛋送去，充分体现了党的宽宏大义。我们整整四天四夜没有合眼，转走了三千多名伤员，胜利地完成任务。当开总结大会时才得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孟良崮战役，我为能参加这次战役而感到光荣。

更惊喜的是，任务刚结束，整队准备出发，我意外地见到了久未见面的大哥。在那种生死未卜的特殊环境里，别说见面了，通信都很困难。亲人的出现，让我真是激动万分，战火中的兄妹情啊！难以用言语表达。大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加入共产党了吗？”我连忙点头并告诉他：“入了党，这次还立了功！”大哥特别高兴。我们话还没说几句，这时响起了空袭哨声，敌人的飞机开始扫射。人们赶紧疏散，各奔东西。我与大哥这次一分手就是二十三年。直到解放后他去了湖北才又能见面。我后来得知，当年是大哥带领三千人的民兵担架队，负责孟良崮战斗中伤员的转运任务。大哥一笑时那高兴的样子，至今还显现在我的眼帘。

四   在惠民县商家店镇华东军区司令部

一九四七年秋，胶东已经解放。医训队原计划走海路去华东军区报到，但由于国民党军舰封锁了海面，只能改走陆路行军。一路上，雨水多，道路泥泞，非常艰苦。特别是路过敌占区，要求人员不得掉队、不许点火 、不能讲话。有时一夜行军八十里路，疲劳得眼皮直打架，经常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记得一次行军路上，原地休息，我累得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待天空放亮，醒来低头一看，原来坐在一堆驴粪上，队员们一看都笑了。

队伍沿着小清河走了近一个月。有一天晚上，部队来到黄河边，敌人不断往天空打照明弹，用机枪扫射大部队的运送船只，气氛很紧张。我亲眼看见一名连长牺牲在我们前面的那条船上。凌晨五点左右，船靠岸时，我一步没跳好，掉进了黄河，多亏了两个小战士拉住我，不然我就喂“大鱼”了！等来到山东省惠民县商家店镇解放区，也就是华东军区所在地安顿就绪，战友们一提起我掉进黄河一事，都忍不住给我开两句玩笑：“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你别说，那件军装上面还真是一块块黄斑洗不干净，有意思极了。部队生活虽然艰苦，可战友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关系融洽，生活中充满着乐趣。后来许多战友南下，调到西北军区， 听说参加了解放福建战役，至今很多人没有联系，但愿他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

我被分配到华东军区司令部卫生处工作时，担任护士班长。全班九个人，大家团结协助，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利用工作间隙，开荒种地，解决吃菜难的问题。我调走后，战友们捎信告诉我，种的萝卜收了300多斤，送给伙房，还受到表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