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光旦与土家族识别

谭燕军　朱蒙蒙

摘要：本文论述了潘光旦先生在土家族识别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潘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关于土家族的历史记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为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最终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对土家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潘光旦；土家族；土家族识别

有关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1950年国庆节期间，中南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湖南永顺县土家青年田心桃也随中南代表团参加国礼，却被误认为是苗族，但是田心桃深知自己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如：汉、苗等不仅在语言上有所不同，在自称、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大有不同，因此她就像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是土家而不是苗族，要求政府派人对土家人聚居区进行识别调查。

田心桃的要求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中央就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对土家族研究。恰逢当时全国院系调整，潘光旦先生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上任不久便肩负起研究“土家族”的任务。从此，他便全心全意投入到了对“土家族”的研究中。

一、潘光旦简介

潘光旦先生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终年68岁。潘光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他在生物进化、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史、儒家哲学、民族史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①

潘光旦先生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清末，典型的书香世家，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先生为戊戌科（189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潘光旦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学术熏陶，毕业于父亲创设的洋学堂，这为他出国求学和从事翻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13年，潘光旦14岁，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当年的下半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等科。1922年在清华毕业后即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留学，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学、遗传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在各大高校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先生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二、土家族的识别过程

作为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经历了复杂的认定过程。这得追溯到1950年國庆节期间，当时380多位各民族的代表和文工团员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这些代表中，来自湖南湘西永顺县人田心桃的苗族代表提出，自己是土家族不是苗族，要求政府承认土家是一个民族，9月30日，中南地区代表团团长潘琪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介绍田心桃时说：田心桃代表的祖父母是土家，她讲的土家语与其他民族不一样。②

田心桃的诉求，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为识别土家成分提供了首批资料，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随后，这项工作落到了著名学者潘光旦的肩上。

对土家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识别“土家”的民族成分，因此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对土家族的进行了调查研究，而研究重点放在语言和地域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则采用了实地调查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民族学与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田心桃在京期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杨成志教授和中国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罗常培所长还专访了她，详细的土家族语进行调查，初步认定这种语言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并写出专题报告给中央。

自罗常培和杨成治两位教授对田心桃讲的土家语进行录音研究后。1952年，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土家族识别工作的进程，派著名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又深入到土家人居住的地方，对永顺、龙山、泸溪等“土家”聚集地的土家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54年著名语言学家王静茹教授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史料，并在严学窘教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志对土家语的记载以及语法的使用情况，写成了《关于湘西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他认为：土家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一个小支系，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语言。1955年，湘西北的土家族教师彭武一写了《湘西土家语言句法的初探》。随着土家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被认定后，就涉及这个民族的历史渊源③。1957年中央批准了湖南省委《关于请示批准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中央与1月3日发出文件，正式确立土为单一的一个少数民族。④

三、潘光旦的土家族识别工作

潘先生对土家族的研究始于1952年，当时虽然对土家语的识别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对于土家族的研究还处于萌芽期，潘先生为了追寻“土家”先民的历史渊源，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前后经历了4年时间，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这部论著参考征引史籍50部，地志52部，野史、杂记30部，其它经、诗、集、文55部，倾注了潘先生的大量心血。”⑤

在完成了《湘西北》以后，潘先生又计划着对“土家”的进一步调查研究。潘先生深知对土家族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献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单一书斋研究的缺陷，潘光旦先生同向达教授一起于1956年深入土家人聚居区进行考察。借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之机，深入湖南的吉首，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永顺，龙山；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湖北的长阳，恩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潘老潘老本次考察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000余公里，做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调查结束回到北京，潘老写成《访问湘西北土家的报告》，这次调查不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的观点，还为土家族的识别工作提供了有利证据。并与向达教授联合在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的发言，文章中就大量篇幅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关于土家的由来。潘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中详细的论证了“土家”的由来。潘先生在原文中指出：“土家的祖先，在汉代属武陵蛮、在南北朝属五溪蛮、在宋代属南北江诸蛮的一种。”（引，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并引用大量文献资料说明，湘西北的土家不是瑶，也不是苗和獠，比如在针对土家不是瑶的论证中，潘先生以瑶人的图腾崇拜为槃瓠，而土家没有崇拜槃瓠的习惯，由此区别土家和瑶。又列举了《永顺府志》、《龙山县志》中关于“土人”、“土司”、“土官”的描写，指出“土”、“土人”就是“土家”，“土司”、“土官”就是“土家”人，语言、风俗、信仰都与苗族不同。对于土家是“獠”的猜测，潘先生用了两个较为直接得例子：一是在《华阳国志》、《魏书》、《晋书》上的记载，《李势传》中：“初，蜀地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锌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李氏经常把“獠”人抓来作妻女，如果土家就是獠，那李氏就是在抢掠自己的同胞，由此可知土家与獠是两个族群。第二个例子就是《南齐书》中所提到的“五溪”就是今日和宋元以前的土家地区，“五溪”地区各族群之间分界明显，特别值得注意得是田氏规定不得窜入“獠”人区域，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獠”不是土家的祖先。

关于巴人的起源，潘先生列举出有关巴人起源的传说。《山海经》、《路史》、《后汉书》都详细的记载着关于巴人起源的三种不同传说故事，但将传说故事与现实联系起来不仅有些牵强，也显得荒谬。潘先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以及实地调查，认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他曾说：“巴人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我们从文献加以追溯，可以远道夏代，乃至和汉人一样的可以远到伏羲氏所代表的传说性的年代。”从分布来看，巴人最开始从西北向东南迁徙，到了夏代与中原开始有了政治上的联系，西周初年建立巴子国，春秋战国时期与中原诸侯国多有接触，巴子国灭后，巴人以鄂西、川东为根据地，向四方散布，隋唐统一，把散布出来的巴人吸收到汉族中去了。“巴”不在是一个族群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名称。在迁徙过程中，一部分巴人进入到湘西北，也就是今土家族的前身。”⑥

四、《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中的土家族的识别

潘先生在《湘西北》中，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运用语音学、地名学、姓氏学、文化发生学等对“土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湘西北的“土家”自称“毕兹卡”，“毕兹”是名称本身，“卡”等于“族”、“家”。）“毕兹”的自称是将巴人与“土家”发展过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巴人是历史发展的前一部分，而“土家”代表后一半的过程，“毕兹”的自称就代表着他们发展的完整过程。为了充分说明这一观点，潘先生在文献资料中找出大量的与“毕兹”音相近的地名、人名、族名、物名加以说明。

图腾信仰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重要标志，也是各个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符号。潘先生在研究土家与巴人的联系性的时候，发现二者有共同的图腾信仰。他认为：“老虎在巴人与土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里占有中心的地位。”他首先从地理环境对巴人崇虎作了解释，自古西部多山的环境是老虎生存的极佳之地，也因为老虎的数量很多，对巴人的生产生活或多或少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于是关于虎的神话故事与传说是十分丰富的。在巴人曾经生活过的区域出土的虎纽錞于更是体现了虎在巴人生活中所象征的地位。在《蛮书》中记载：“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白虎之后也。”有关图腾学说中，本族人对于图腾的动植物是不能杀害的，图腾被认为与本民族是同类。如果土家的图腾是白虎，那为何土家有射杀白虎的习俗？潘先生在文中解释到，土家一般会用祭祀来缓解这种矛盾冲突。潘先生通过文献记载用人祭白虎神的例子来阐明巴人有白虎崇拜到白虎神的崇拜的变化过程。接着又以白虎与白帝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说，到了白帝的管辖区，向白帝致敬需用虎或白虎作为礼物，白帝崇拜阶段就清晰可见了。最后，潘先生以介绍白帝寺、帝王宫、天王庙等一些现存的古寺庙来推断土家由白虎崇拜发展成为白帝天王的崇拜。潘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巴人崇虎的发展线索：“崇拜廪君—白虎崇拜—白帝崇拜—白帝天王崇拜。”

潘先生从全唐诗等文献中摘录了11为诗人描写“巴语”的作品，其中白居易：“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杜甫的：“夷音迷咫尺。”这些诗句都出自巴人较多的地区，由此可以断言巴人拥有自己语言。潘先生指出由于对于土家语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收集的信息也十分有限就拿两个名词来做解释：虎和鱼，虎称“李”，鱼称“取隅”。他还对土家语的使用进行了调查，认为土家语的使用面积广，内部的统一性强。

潘先生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载：“巴人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巴是廪君的姓氏，而且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将领叫巴蔓子。樊姓较少，文献中几乎找不到，最早的应该是樊姬，当时巴楚交往中一般以巴女充楚国后宫，樊姬以她非凡的见识使历史记住了她，她的坟墓还保存在湖北江陵县。曋姓在音和形上与覃、谭、潭通用。相氏在川东，鄂西和湘西北是几乎不存在的，但发现了一大批姓向的人，向姓氏是由相变化过来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通过对巴人主要姓氏的考察，潘先生得出结论，至少潭、覃、谭、向、相、度、龚、田、罗等姓氏从巴人发展而来的；尤其是向、田、覃大姓。

五、结语

潘先生拥有着学贯中西的学术功力、不避艰险的求实精神、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功不可没。在潘先生所著述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发表以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一个古老而优雅的民族焕发了新生机。（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院）

注解：

①黄柏权.土家族研究五十年[A].中国民族学会第七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②王希辉.近十年国内土家族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08期

③孙珉.潘光旦的土家族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04期

④黄柏权.一位学者和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回忆潘光旦与土家族研究[A]中国民族报.2009

⑤黄柏权.土家族研究五十年[A].中国民族学会第七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⑥李工.认识潘光旦（上）[N]；中华读书报，2003

参考文献：

[1]黄柏权.土家族研究五十年[A].中国民族学会第七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2]王希辉.近十年国内土家族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08期

[3]孙珉.潘光旦的土家族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04期

[4]黄柏权.一位学者和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回忆潘光旦与土家族研究[A]中国民族报.2009

[5]黄柏权.土家族研究五十年[A].中国民族学会第七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6]李工；认识潘光旦（上）[N]；中华读书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