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林 柏，刘 冰

(1．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030006;2．山西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贸易条件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交换比价，它不仅可以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赢利能力以及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而且反映该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很多，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贸易条件在各个时段的走势［1－2］;(2)影响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3－5］;(3)贸易条件与各种经济因素的关系［6－7］。从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来看，现有成果大多是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截取某一时段的相关数据对贸易条件的某个论断作实证研究，此外也有一些策论性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抽象或简化了中国贸易条件变迁中与之紧密联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也少有从战略高度对贸易条件变化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研究的时间下限也没有延及到近一二年，基于此，笔者试图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对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的变迁过程进行经济史的回顾与分析，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启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多指价格贸易条件的走势，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的变化趋势，反映一国单位商品交换进口商品能力的变化情况。价格贸易条件是考察贸易条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它还不能反映影响贸易利益的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为全面分析和评价中国的贸易条件，本文在主要考察价格贸易条件的同时，还加入了对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的考察。收入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数量指数的乘积，单要素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和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的乘积，前者从量上测度一国出口交换能力，后者从出口部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测量一国出口交换能力。静态地看，如果一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只要其出口量或出口生产率大幅提高，最终的收入贸易条件或要素贸易条件仍会增加，也意味着一国总的贸易利益可能会增加;而从动态或长远的角度看，各个贸易条件变动究竟对一国经济好坏与否，还要进行具体分析。此外，因本文主要是站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发展层面来考察贸易条件的变迁，所以还加入了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发展轨迹以进行对照。

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的各类贸易条件指数，学界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整理和测算，其基本变化趋势已成共识。这里对1981—2004年各类贸易条件指数，笔者直接借用黄满盈［2］的计算结果，2005—2013年的贸易条件指数，笔者依照黄对代表性进出口商品的选取方法，即按照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结合联合国统计司的统计，均衡选取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各大类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商品，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 formula)计算各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和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这样，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贸易条件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变化即如图1所示。由图1可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在波动中趋于下降，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GDP却基本一路上扬。但2000年前后有区别:2000年之前，价格贸易条件是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其中，1991年之前波动较大，之后波动平缓，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在小的波动中不断上升;进入21世纪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跌破100一路下滑，至今已降到低于80的水平，而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GDP则以更快的速度向上攀升，几乎达到平均每年增加18～30个点的水平，并在2007年之后都经历了一个大的波动。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变动趋势?这样的趋势显现了什么问题?下面以2000年为分界点，通过回顾和分析贸易条件在此前和此后的变动过程予以阐释。

图1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贸易条件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图

二、对2000年之前贸易条件的分析

(一)1979—1991年

1．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影响贸易条件的对外经贸政策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虽然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36美元，远远低于同期工业化国家［8］。同时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传统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中国不得不开始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为导向、农轻重全面发展的外向型发展道路转型，中国的外贸体制和政策随之改变，开始将过去由中央垄断的外贸经营管理权、外汇使用审批权、进出口机构设置审批权等下放和分散给地区和部门，以克服过去外贸“统得过死”［9］的体制障碍，并提出“政企分开、外贸实施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的外贸体制改革基本原则。1986年颁发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1987年《关于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来料加工装配等业务请示的通知》还提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对外经贸战略。

2．各类贸易条件变化的分析 外贸体制市场化改革下，中国抓住国际上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契机，积极利用国外材料和资金技术，利用国内充裕的劳动力，大力发展轻纺、工艺品等体现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力促此类产业的出口，在获得价值增值的同时，努力赚取外汇，以进口原料和各类技术设备①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通过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大规模地引进生产线和机器设备，以改造落后的轻工业。所以“出口创汇，以进养出”是当时普遍的发展模式。。中国的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1978—199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 357亿美元，特别是出口量，1952—1978年，其增长率仅为7%左右，而在1979年至1981年，出口增长率达到原来的三倍，之后平均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向上攀升。出口产品结构也由过去的农副土特和工矿等初级产品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纺织品、橡胶制品、机电等工业制成品为主。1979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是46．41%，1989年已达到71．3%，出口结构明显改善②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1983%2CFDI%20中国。。

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首先影响了价格贸易条件。由于中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由1980年的占比0．9%(排名第26位)提升至1990年的1．8%(排名第12位)，受巨量出口增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在其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情况下不仅难以提升，而且在出口企业为创汇竞相压价的情况下反而有所下降;但对收入贸易条件来说，出口的大幅增加和出口结构中附加值较初级产品高的制成品比重的增加，使其指数上升。就要素贸易条件来说，在体制改革和机制活力的带动下，以及1970年代中期与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技术设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良性因素推动下，出口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③据李京文、龚飞鸿、明安书的论证，1953—1957年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负值，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5年，生产率对增长的年均贡献高达39．85。，所以即使价格贸易条件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压低要素贸易条件的上升趋势。

总体价格贸易条件在1980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波动多，特别是1985年之前在波动中上升，之后在波动中缓慢下降。这种走势与同期世界经济状况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在美国的宽松经济政策影响和带动下，从严重“滞涨”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不仅经济得以大幅度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这使得自西方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从总体上明显下降，以致于中国在该时期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比出口商品价格指数更低(见图2)，所以价格贸易条件在此阶段从1980年的108上升到1985年的122;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经过几年较快增长，出现了经济过热，再次出现通货膨胀，虽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稳定，但是当时中国围绕技术改造所需进口的大量技术密集型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10］，且中国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仍然远大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进口价格指数逐年上升，大于了出口价格指数。进口指数的这种变化导致价格贸易条件在80年代先扬后抑。

图2 1981—1991年进出口价格指数

(二)1992—2000年

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确立和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政策 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同时得到确立。20世纪90年代先后四次大范围自主降低关税税率，减少配额管理，取消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变固定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地方和企业自负盈亏的出口经营方式;将开放地域从东部扩展至中西部和内陆。更加令人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资的政策优惠明显增多，不仅继续推动80年代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决策，还允许外资进入金融、商业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地区也向内地全面延伸。外资在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1983年为9．2亿美元，到1992年增长到110亿美元，而到2002年实际利用的FDI达到527．43亿美元，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2．6%，而到了2000年，几乎占到一半④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3 1993—1999年进出口贸易条件趋势线

2．各类贸易条件的分析 在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更加开放的形势下，20世纪90年代的进出口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出口量年均增幅近16%，至2000年，中国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至3．9%［11］。出口结构继续升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产业结构重心转向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进一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此时的中国随着短缺经济逐步结束，资金缺口已不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开始要求外资的质量，外资来源发生变化，1993年以前是中小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投资商为主，1993年以后美、日、欧等许多大的跨国公司涌入，它们不仅投资于轻纺、橡胶、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大举进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大力发展的家电、通讯设备、微电子、汽车制造、仪器仪表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由此，到2000年，不仅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90%以上⑤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相关数据估算而得。，而且工业制成品内部也产生着变化，轻工纺织、橡胶制品、矿冶产品所占比重逐年降低，机械和运输设备的比重逐年上升，2000年已近30%。

和20世纪80年代一样，90年代出口大量增长使价格贸易条件面临下降的压力，出口结构的升级也没有使其提高。由于中国依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国际产业内分工低端位置，所以尽管出口产业越来越多扩展到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但生产的附加价值相比198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加，出口主要还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以致出口部门的扩张形成了超额供给。同时，进口贸易在经历了系列改革推进后，已从调剂余缺为主转为支持进口替代，进口了大量的技术设备、生产线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从此前年均9．6%一举上升到1990年代的年均15．6%⑥9．6%是以1978—1989年各年的进口额除以各年的GDP计算所得，15．6%是以1991—2000年各年相应数据计算所得，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进口价格指数整体高于出口价格指数(见图3)，这些和人民币汇率制度(导致出口价格降低)等改革一起，促使价格贸易条件走低。

收入贸易条件则相反，1990年代出口的大幅增长远远抵消掉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下降幅度，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由1991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近100点，平均每年上升6个多点，远高于1980年代年均仅1个点的上升幅度。单要素贸易条件也大幅提高，这是因为随着外贸改革程度的加深，随着力促权责利趋于统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和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持续上升，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在改善，特别是该时期民营企业全面替代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产品更新、技术改造和工人培训方面增加了动力和能力，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全面快速提高⑦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国际劳动组织编写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第五版)》也同样指明了这一点。2008年中国工业的劳动力年均创造了129 112亿元的财富，是1981年工业产值的63倍之多。，其提高幅度超过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见图3)，所以单要素贸易条件上升。

三、对2000年之后的贸易条件的分析

(一)短缺经济结束后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和“入世”后经贸政策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影响贸易条件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国的GDP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高速攀升，中国已完全由1997年前的短缺经济进入生产能力和产品日益过剩的“买方市场”，过去20年立足于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和通过大量投放劳动力以及资本数量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经失去了需求的支持，同时这种发展模式下资源、能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达到濒临警戒的状态。中国意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12］。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修改了经贸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逐步扩大各行业的市场准入，开放外贸经营权，降低关税并取消非关税限制，不断扩展与各国的经贸关系，中国可进入的国际市场范围空前扩大、程度也显著加深。

(二)各类贸易条件变动的分析

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推动着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更多的外资被吸引进来，2010年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引外商投资的目的地［13］。外资企业以其占据中国进出口一半以上的进出口量与其他进出口商一起影响着中国进出口的结构、规模和效益，进而影响各类贸易条件。

就价格贸易条件来说，由于以外资为主的出口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饱和，在中国政府对外贸和外资流向的政策引导下⑧如中国多次调低或取消矿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等“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即“两高一资”)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数控机床、电子信息等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出口退税率，鼓励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更多地转向资本和技术含量较高的部门，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有关数据计算，2000—2013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从89．8%上升到95．14%，其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一半以上，高技术行业所占份额由2000年的近15%增加到2013年的31．4%。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升级，出口价格指数提高。然而，由于劳动力依然过剩，城镇就业压力大，外资虽然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但主要还是利用廉价劳动从事这些产业的加工组装部分，其生产的劳动密集性质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即使高技术行业也如此。所以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太多的价值增值，加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高达40%以上，出口价格指数没有大的提升。但进口价格指数则因为FDI和该时期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引致的进口增加而显著提高(见图4)⑨据王玉青的研究，自1981年到1990年代末，中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相对于全球贸易发展的大格局，总体上进口增长率和进口价格指数在波动中基本上是缓慢上升的。。2000年中国进口只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35%，2012年高达10%。且进口以机器设备、零部件等资本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为主，进口价格指数在这些价格弹性和垄断性较高产品的庞大需求影响下升幅高达119．38%，远远高于同期出口价格指数65．84%的上升幅度，进出口两方面作用下，价格贸易条件明显走低。

收入贸易条件则相反，由于出口规模在以外资为主的出口企业带动下以18%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8．9%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11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其上升幅度明显超过了价格贸易条件的下降幅度，直接导致收入贸易条件大幅上升。单要素贸易条件也同样，由于“入世”使国内出口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跨国公司对企业高效的组织和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高增长却低就业的“奥肯悖论”现象，使2000年后出口劳动生产率更加快速地增长，形成了相对于2000年前更加高昂的要素贸易条件变动轨迹。

图4 以2001年为基期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趋势线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来的贸易条件在2007年后有一个明显波动，主要是此期世界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度衰退，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外需求明显下降，使中国出口量明显下滑，从而影响到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

四、历史回顾基础上的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外向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以较高的幅度持续改善，所以尽管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但前两者的改善抵消掉了后者的恶化。正是改革开放解放了压抑已久的生产力，使最反映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借助国内被松绑的私人资本和国外资本与市场得到充分发挥，不仅使得中国的出口量在30年里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也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获得了提升，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净利益。但从前文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上述贸易利益的获得潜藏着危机。

1．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解决各个阶段主要国民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深受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国外因素的牵制。在1990年代末之前，中国主要是为解决短缺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提出农轻重全面发展、内外力量并举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在这种战略下，对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需求强劲，大量外资以优惠的条件被引进来，而为换取购买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所需要的外汇，中国出台了各种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出口量大增。但在当时经济短缺条件下，对多数企业来说，追求数量比追求质量、效益和技术创新更理性，所以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得以成行，劳动密集性产品和体现劳动密集特征的加工工序或环节在出口中成为主导，由此进出口价格指数的走向总体上不利于中国。2000年后经济短缺已不是问题，新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严重消耗和环境破坏、大量产品结构性过剩，所以我们郑重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希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在外贸方面，这种发展战略以一种变异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以外资为主的出口企业的确将资本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并非从事带有核心技术的部分，其主要还是利用依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加工组装环节。所以虽然表面上顺应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但实质上没有使中国贸易利益得到太多的提高。而且，在许多高新技术和设备国产化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同时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上述的发展战略导致对国外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这从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可以看出，1999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超过40%(美、日不到20%)，2000年后，一度曾达到60%以上。所以国外经济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贸易条件，还危及到国内经济，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贸易条件的波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2．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中国贸易条件的形成中始终是个短腿。通过回顾，我们发现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的持续上扬主要靠的是数量扩张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源于出口品国内增值部分技术含量不高，这个问题还是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因经济短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一直不足，所以曾一度推出“以市场换技术”政策，试图依靠外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但事实和相关研究证明此路不通［14］。90年代末以后，短缺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依然存在创新不足问题。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多年实行的粗放发展模式已成惯性［15］，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创新体系先天不足，比如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的性质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实现形成错位: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外资企业不可能把核心技术出让给中国;多数国有企业虽然掌握着大量科技资源，也有条件组织和调动相关资源，但其垄断地位和低效率使其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提供了70%的发明专利，但在生产出口所需的高技术上，缺少研发实力和组织、协调、攻关能力。在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只能凭借量的优势取得暂时的贸易利益。

3．以出口数量和出口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抵消日益恶化的价格贸易条件，获取正的净贸易利益的外贸发展路径即将终结。进入21世纪，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仍相对低廉，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已开始走向式微，劳动工资逐渐上升。这与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下的支出不断增加等情况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优势趋向终结。所以长期以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出口优势不再显著，如果不及时培养新的优势，收入贸易条件上升趋势恐难持久;在出口劳动生产率上，一旦考虑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并与发达国家的高劳动生产率相比，其优势也大打折扣，所以靠数量取胜的净贸易利益获取路径已走到尽头。

可见，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表面出在外贸进出口层面，根源在于外向性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这种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提出的，有其历史客观性，并且对中国30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利益的获得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其历史意义。但是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从开始就关注民生，确定以立足内需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外需仅仅是用以实现提高内需的手段和工具，在利用全球市场和自身禀赋的同时，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转型的有利时机，选择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进行有效保护和发展，在适当的范围内实施有效的进口替代，系统培养自己的技术能力，加快国内资本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那么也不会总是在国际分工体系里亦步亦趋、落人一步，决定长久获得贸易利益的价格贸易条件也不会趋向恶化。当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贸易条件的变迁史更加表明转化发展路径的必要性和紧急性，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推进改善贸易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系统工作。

［1］吴建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黄满盈．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二级单位，2006:26－30．

［3］张曙霄，郭沛．中国价格贸易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基于2001—2008年季度数据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9(5):108－123．

［4］王恕立，刘军．贸易条件变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效益——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5):13－24．

［5］黄玲．多维视角下FDI流入的中国贸易条件效应［J］．世界经济，2010(3):3－7．

［6］王如忠．贫困化增长:贸易条件变动中的疑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7］刘威．论一国贸易条件与世界环境保护的关系——基于纳什均衡条件下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33－38．

［8］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联合国统计月报［EB/OL］．［2014－11－28］．联合国数据库之贸易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11］王铁民．2000年我国外贸出口额在世界排名上升至第7位［J］．中国海关，2001(5):37．

［1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4－12－2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60．htm

［13］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EB/OL］．［2014－11－28］．http://www．docin．com/p-78281633．html．

［14］夏梁，赵凌云．“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2):27－36．

［15］赵文军，于津平．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30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2(8):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