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前后的英商和记洋行难民区有关史实的考证

朱翔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9）

南京沦陷前后的英商和记洋行难民区有关史实的考证

朱翔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9）

南京大屠杀前后，除由拉贝、魏特琳等人组织的国际安全区成为临时避难所外，还有若干安全区意外的集中避难场所，近年来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战时的避难场所虽没有能完全制止日军的暴行，学者的研究认为客观上保护了一些难民，中国青年报戴袁支先生关于江南水泥厂的研究即为重要的一个案例。不过，学界对于南京英商和记洋行的研究除在一些著作、学术论文、幸存者的口述访谈中有所反映外，缺少系统的研究和考证。本文尝试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证，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价值。

南京英商和记洋行，1916年在香港注册江苏国际出口公司，是英国联合冷藏公司在华子公司，1913年在南京下关征地建厂，以加工出口冷冻蛋等为主要业务，一战期间，业务发达，称为中国最重要的食品冷藏出口基地之一。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受到了学生运动及工人罢工的冲击，业务量逐渐下降，1930年“四·三惨案”发生后，暂停生产业务。1936年后，世界局势再度紧张，联合冷藏公司认为若爆发大战将刺激食品的大量需求。因此，1936年下半年，联合冷藏公司决定和记洋行重新生产业务，并将马嘉德、闵绍骞调来和记担任大班、买办。1937年春，天津和记洋行希兹、何醒愚来南京工作，同时在江苏、安徽开设了三十个外庄，准备进行原料收购和业务生产。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数万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及无数逃难的平民涌向下关，试图渡江逃离南京。侵华日军华东派遣军第六、十三、十六师团从三方向进攻下关，日海军也与此时抵达下关江面进行合围。其中，日军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和第三十八联队在轻型装甲车的配合下，从太平门外沿玄武湖急进至南京城北的下关江边，以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13日下午，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联队进至下关时，长江边有大批准备渡江的中国军人，江面上也有许多正在渡江的中国军人。日军立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一时间江水被染得殷红。在长江边等待渡江的中国军人有些返回南京城内，避入安全区，有些被日军射杀或俘获。接着，日军在长江边将俘获的中国军人、平民进行了集体屠杀。

1938年4月5日，湖北汉口世界展望社出版的《世界展望》杂志，刊出了由汪思梦根据一位从南京来的美国人的叙述而译文而成的《南京大屠杀目击记》。其中写道：“……多数的人因抢登渡船而和渡船一起沉在江底。其余的人沿长江上流逃亡，碰到了日军，被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国际出口公司的建筑下面，堆积着二万五千具这样的尸体”。

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中，即使是英国资产的和记洋行也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厂房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希尔兹给英国领事汇报了和记遭空袭破坏的情形。希尔兹，时任和记洋行主管工程师，在南京沦之前，曾协助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但在其公司的敦促下，于1937年12月8日撤离南京。1938年6月回到南京，担任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员。

在接到希尔兹的报告虎，英代表公使豪尔致函上海日本大使馆，代表英国政府提出要对南京和记洋行的损失进行索赔。

和记大班希尔兹曾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往的研究认为，南京沦陷之前他离开了南京，但对具体的细节不甚清晰。

南京沦陷前，和记洋行英方经理希尔兹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但于日军兵临城下时，希尔兹于12月12日登上美国最后一批撤侨的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船只，离开下关到武汉去了。

1937年1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致国务卿的一封信函里，提到了英国撤侨的有关问题。

南京沦陷前，希尔兹极力主张国际安全区应选择安全区而不应该选择富人区,他认为国际委员会的安全区“保护中国民众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人、德国人、富裕中国人的财产。”

另一份资料中引用的说法也证实了希尔兹对于成立国际安全区的意见：

笔者曾电话采访少年时曾经在和记洋行工作的孙正佛先生，据他回忆希尔兹在日军空袭南京期间搬到挹江门附近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和居住，而且孙先生本人也再英国大使馆待了大约半个月，后来在南京沦陷前随家人渡江至江北六合避难。

分析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认识：

首先，希尔兹正式离开南京可能是在12月23日，即南京沦陷十天以后，在南京大屠杀过后返回了南京和记洋行，应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当时也被《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记载的首都电厂工人事件也被他所提及，也更加证明该事件在南京大屠杀初期是被广泛知晓的。

其次，希尔兹此时已经认识到日本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并预测了日本最后的失败命运。

南京大屠杀期间和记洋行的日军屠杀事件的史料考证

南京沦陷期间，暂避和记洋行的首都电厂工人被屠杀一事成为日军集体屠杀的典型案例。

首都电厂在南京沦陷前，由副工程师徐士英带领工人50名，在厂维持发电工作。12月13日，南京沦陷，徐率工人退出电厂，但其时交通已断绝，既不能进城，也无舟船可供过江，遂退至和记洋行内暂避。经日军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份为和记公司雇员者外，其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惨遭杀害。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其名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中，引用了一位目睹日军暴行的外侨日记：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都勇于服务，直到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在江边）和记洋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其实是民营的），便把其中四十三人拖出枪决。日方每天派人到我办公处来缠扰，要找寻那些职工去恢复电力的供给。我听了吴君的消息后，可以这样告诉日方，他们的军人已经把该厂的大多数职工杀死了，我至少会觉得舒服一点。

《拉贝日记》中对此事也有一些记述：

“我已经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我向日本人指出，下关那儿有54名发电厂工人曾经被安置在和记洋行。我们现在确认，他们当中有43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他们曾经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其实发电厂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将这次处决的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处决时前面有两个人挡住了他，因此他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跳到江里，才幸免于难。”

1946年9月，扬子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潘铭新决定，为纪念罹难工友，在下关发电所大门花圃处，建造“殉难工友纪念碑”。1947年4月17日，“殉难工友纪念碑”落成，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沈怡亲临揭幕。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认为，“当时英国是中立国家，日本也不敢怎么样，所以进入洋行搜查之后很快就出来了。不过后来汉奸告诉日本人，有下关发电厂的职工躲在里面，日军当时就认为像下关电厂这类国营单位，都是国家的官员，后来他们包围了和记洋行重新搜查，让他们出示相关证件，最后把下关电厂接近50个工人全部带走。”

但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和记洋行难民营的其他记载则欠缺较多，相关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正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在文章中指出：

“城北和记洋行（英属）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数量缺乏准确的资料，但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朱红生、赵家文、张月英、徐廷梁、徐瑞、万秀英、沈文君、窦祥厚、仇秀英、刘荣玲等人的证言来看，仅12月14日从这里被日军搜捕，押往江边屠杀的难民达数千人。从和记洋行占地600余亩及其该洋行庞大的建筑群来看，这里收容的难民人数应不少于万名。”

结合笔者的实地考察，参考史料记载，笔者分析认为，和记洋行在南京沦陷期间成为一处重要的避难场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南京和记洋行的厂房非常广阔、高大、坚固，适合防空，且适合大量人群的聚集；

其二，从地理位置上说，和记洋行所在地位于长江岸边，由于南京沦陷时期指挥官的军事失误，大量军人和百姓逃亡下关江边，且无渡江工具，只能滞留江边，而和记洋行自然成为一处重要的避难地；

其三，和记洋行属于英国资产，很多人以为日本军人不会侵犯英国的财产，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前往此处避难。

社会调查与口述历史的若干证据

有关日军在和记洋行附近的大屠杀的文献记录多来源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的调查。

首先，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即组织对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当年宝塔桥及其附近的埋尸的记录也可证明大屠杀的存在。

（1）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遇难之数万同胞尸体，大部分日军焚尸灭迹、抛尸入江，其余被就地掩埋。据事后慈善机构收埋尸体统计，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在和记洋行、宝塔桥一带收埋尸体249具，在鱼雷营、上元门附近收埋尸体494具；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计在鱼雷营一带收埋尸体6989具。另据战后南京下关警察局经调查，于1946年1月8日致函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称：“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二千五百零八具”；“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被敌人自高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五八二具”。

（2）从以上屠杀、埋尸情况可见，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的集体屠杀，非指某一日某一次的屠杀行为，而是在一段时期中不断屠杀的综计和总貌。

因此，在该处的屠杀数字，应为多次屠杀行动死亡人数的总和。据中央统计局职员陈万禄于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就“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具结称：“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

（3）1946年10月1日，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经特派李龙飞作详细调查后，作出结论：“日军在鱼雷营、宝塔桥一带，共残杀军民3万人以上。”

其次，我们目前可以找到若干有关的口述证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构建基本的史实。

（1）季和平（男），1925年4月生，当时住下关区。“那时我12岁，听说日本兵攻入南京了。过了两天，就在宝塔桥现在有派出所的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日本兵，被他抓住了。被带到一号码头之后，我看到中山码头上下全是尸体，密密麻麻的，几乎连长江都看不到了。”

（2）赵林生（男），1922年3月出生，当时住在宝塔桥西街。

“12月13日下午大约一两点的时候，我看到日本兵将大约20名国民党军人从宝塔桥的最高处推了下去。”

（3）住北祖师庵23号之张陈氏，对其夫张家志在宝塔桥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的情况，作了如下陈述：

“余为死者之妻，于南京事变时，不得遁逃，遂避身难民营，不幸于14日日军藉词搜查国军，遂将我夫及大批壮丁逮捕，并解送至宝塔桥，由日军机枪扫射而死，其悲惨情况，目不忍赌。”

其他与之有关的口述史料也大量分散在各种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记载当中，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

笔者认为，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前，蒋介石数次要求守城部队撤退，而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未制定周密撤退计划并要求守城部队自行突围的军事决策指导下，南京沦陷前大批国民党士兵随同难民从挹江门等处无序撤离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撤退至下关长江岸边在缺乏船只的情况下准备渡江北撤时，又遇到日军进攻部队和逆江而上的日舰的夹击,在煤炭港宝塔桥幕府山一带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位于煤炭港附近的和记洋行，占地宽阔，具英国资本的背景，成为国际安全区外逃亡江边的众多军民的重要的临时避难处。关于和记洋行的个案研究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中尚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合大量中外文献证明了在南京沦陷前后，大量难民及不能撤离的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士兵临时避难于英商和记洋行，随后遭到了日军的集体屠杀。残暴的日军在英商和记洋行及其附近犯下的罪行是客观存在的，不容任何形式的否认和抵赖。

本文为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级青年基金项目《南京大屠杀期间英商和记洋行有关史实的考证》（项目号YQ14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