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管理视角探究““赶大营””的历史发展

杨鸿岳

摘 要：从晚清至民国，中国内陆出现过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商帮，这些商帮为当时的社会区域政治、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以““赶大营””最具代表性。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需要充足的后勤供给，天津杨柳青人承担起了为军营供给货物的主要任务，由于是追赶西征军营做生意，故此称为““赶大营””。““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伟大创举，他们成功利用了随军队西征经商这条艰苦路径，在新疆形成了经济实力雄厚的天津商帮，为近代新疆的农业开发、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经位列新疆各帮商人之首，对促进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西北边陲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赶大营”，是个体商贩积极参与到国家军事活动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值得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去探究。

关键词：“赶大营”；民族团结；公共管理

中国是一个具有56个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形成根基与发展历程。56个民族的大团结，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早在140年前的同治年间，清政府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令左宗棠率12万大军入新疆讨伐阿古柏，同时号召内地人支边。在战乱年代，随军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甚至有生命危险。在当时军队的号召下，天津杨柳青人兴起做随军商贩活动，伴随左宗棠十多年的征战岁月，在左宗棠等将领对后勤保障制度重视下，杨柳青人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竟发展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天津商帮。清军进兵新疆征途中的营盘称为“西大营”，杨柳青的商贩紧随行军路线沿途肩挑货郎担或肩负小篓做生意，称为““赶大营””。““赶大营””目的是为前线军队提供军需物资，这些军需物资包括：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常用药等，就是这些不被人注意的“针头线脑”连接上了天津与新疆的一条血脉。

1 “赶大营”的历史现状

由于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内陆与边陲的交通运输十分不发达。新疆缺少内地的商品，在没有专门的公共部门管理下，杨柳青人“赶大营”，把津京地区的工业和手工业品大量运进新疆，丰富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同时也繁荣了新疆的商业。““赶大营””的发展与壮大，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赶大营””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高峰，一次是在光绪元年，杨柳青人从肩挑小篓发展为开设店铺，在新疆历史上破天荒地出现了津京风貌的铺面；第二次在光绪八年，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天津商帮，构成了覆盖整个新疆的经营网络，为新疆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在光绪十六年，在经济交往上，出现了商业、手工业、工业等多业并举的局面。其次是在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年画、剪纸、风筝、蔬菜种植等百余种艺术、技术传入新疆，史称“百艺进疆”，使汉维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并拉近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当时，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有三千货郎遍天山之说。第三是在语言交流方面，商人避免不了与新疆维族人沟通交流，通过日常商品买卖，有效地实现了汉维双语之间的交流。在新疆仍有为数众多的““赶大营””后裔，在各自的领域为新疆的建设贡献力量。

2 “赶大营”成功的原因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靠传统的运输工具（马车、驼队），跋山涉水运输货物进行贸易，并不是一件易事。“赶大营”的成功离不开当时公共部门（军队）的支持：

一是处理好军民关系与官私关系，左宗棠很注意处理军民关系和官私关系，力图通过民力来恢复和发展军需运输，进而解决作战供给的困难。他发现民运民商效益优，关键是民办与私利关系甚大，明确提出“大约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亏耳”，主张在筹划粮草和运输事宜方面，重用民力，以达到“民间得沾便益，承领必速”的目的。

二是政府提供有力保障，西征清军采取减价售车鼓励民运，责令地方政府、官兵保护商队，严惩危害商人的游匪、惯盗，颁发商人骡运章程告示等一系列措施，大量招募和吸引民间人力与商贩随军服务，有力保证了远征作战补给的充裕和源源不断。

三是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在那个饱经沧桑的年代，新疆多次受到外强入侵，破坏了当地人民安定的生活环境。“赶大营”之举，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更是一种爱国行为。

3 “赶大营”在新疆商业中的地位

“赶大营”促进了新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新疆地区商业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为新疆商业发展奠基。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其数量至今难于统计。《新疆图志》记载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近年新编的《新疆通志·商业志》记载称，“津帮八大家”（全部为杨柳青人）生意红火，资金大都超万元，经营遍及天山南北，为迪化（今乌鲁木齐）商业奠定了基础。参与《商业志》撰写的杨柳青人后裔张俊杰先生也认为，没有““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就没有现代的新疆商业。

二是垄断商会组织。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后，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三地，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部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这种商会（NGO）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商人之间的紧密合作，一个稳定和谐的商会，对当地的商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

三是代办“协饷”。支援新疆的“协饷”由国家统一调拨，其实质造成杨柳青商家可以利用“国库银两”作资金进行经营，虽说带有一定风险性，但无疑为刚刚崛起的津帮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起到巨大催化作用，最后在迪化形成“津帮八大家”，使津帮发展进入全盛时期。这种财政制度，对个体商户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可以称为银行贷款的早期雏形。

四是承包进疆货税征收。民国初期新疆都督杨增新改革征税办法前，天津商帮每年进疆货物总值约500至600万元，其他各省商帮进疆货物总值约700万元，也就是说在“新疆八帮”中，津帮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正因如此，杨增新为了堵塞偷逃税款渠道，硬性指定11家津帮商户承包进疆货税的征收。这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做法，在当时历史背景环境下，巩固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4 “赶大营”的深远意义

““赶大营””使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新疆，是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对新疆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乃至天津市的经济繁荣。其巨大和深远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在政治上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巩固和发展。最初真正追赶部队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克复南北疆16座大城，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功勋。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汉、维、回、哈、蒙等各族群众互相关心爱护，在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许多佳话。

二是在经济上使新疆得到繁荣。此点我们在前面叙述中多有涉及。杨柳青人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在商贸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工矿业以及农牧业等方面，大大丰富了边疆民众的物质生活。京货的大量涌入，也打破了俄国和英国产品独霸市场的局面，对抵御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三是在文化教育上促进了与内地的交流。“百艺进疆”将内地各种先进文化习俗和民间技艺带到新疆，使边疆民众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和美化。同时杨柳青人兴办了大量学校，对提高当地教育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各种先进的思想意识也逐渐被各兄弟民族接受，具有思想上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