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军事思想研究

2015-07-13 15:53吴海勇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5年7期
关键词:战略决策陈云

吴海勇

[摘 要]军事思想是陈云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陈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军政活动,梳理了陈云从关注武装斗争到军政历练的成长历程,彰显了组工岗位强化其对军事干部严爱精神的军政思想特色,进而针对陈云力保南满的军事决策思维,总结出政治大局观念、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以及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等三大要义,以为当代借鉴。

[关键词]陈云;军政历练;军政思想;严爱精神;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3-03

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2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2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22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11月2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193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3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2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2]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3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2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3]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4]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3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5]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2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3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7]这番肺腑之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对军事干部的珍视,同时也恰好反映了陈云此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注军事工作的一个视角。

1937年12月,已在延安的陈云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时期,陈云更多地从党的建设的高度关注军事干部,并进一步丰富军事政治思想的论述。陈云强调军事斗争之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第一重要地位,明言“军队第一”。(《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改变了军事政治思想,因为军队还是需要共产党去组织领导。1945年5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陈云以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为例,印证党对军队的主心骨作用:“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同时,陈云并不放松对军事干部的政治要求。他着重指出:“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陈云进一步敲打军事干部:“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在提醒“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后,再次警示军事干部:“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相关论述充满了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度跃升为主要矛盾。1945年9月,陈云与彭真等人进入东北,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陈云不时纠正干部的混乱思想,要求“建立长期战争观点”,并以“敢于武装”作为党员发动三条件之一(《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为迎接重大军事斗争考验奠定基础。翌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以实现其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南满形势异常险峻。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去南满。月底,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再一次临危受命。[8]

1946年12月13日,陈云赶赴南满的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会11日已召开,与会者就主力部队是坚守南满还是撤到北江、日后反攻,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故请南满分局最高军政首长陈云下最后的决断。陈云当夜与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续开会议,当晚发表重要讲话,拍板坚守南满。陈云为主张北撤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9]

陈云下此最后决断,极有利于统一南满军政干部的思想,鼓舞斗志,为同国民党坚决开展“四保临江”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陈云当机立断与积极推动下,东北各军区协同作战,广大指战员“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浴血奋战,再加之群众路线的推行、土改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敌俘虏政策的改进等种种举措,南满战局终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满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

决策保卫南满,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军事活动的巅峰之作。陈云在决胜东北前期的相关言说已透露了他力主坚守南满的必然性。综合分析,稍加提炼,陈云军事决策思维的要义大体有三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政治大局观念。总体而言,陈云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也正因此,他参与的军事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大局观。抢占东北,是党中央既定的战略目标。陈云勇于担当、排除万难,为的就是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战斗与退却的抉择方面,陈云必然是主张战斗。至于南满,虽非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区域,但从东北一盘棋的高度来看,此地自然不可轻弃。事实上,陈云坚守东北还是从更高的全国大局着眼:“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如此宽阔的视野,非单纯的军事干部所能具有。

二是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远见,陈云军事决策还建筑于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陈云早于1946年7月,就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作过令人信服的预见:“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这一富有智慧的军政大匡算,势必鼓舞士气,大增必胜决心。在临江会议上,陈云对放弃南满可能遭受损失的匡算,同样令人动容,这也是说服部分军事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是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1946年7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的野心,表示宁愿战斗到底,就显示这种综合比较法。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相对比,自然是战胜于和、非战不可了。陈云的综合比较法对于他决策坚守南满也同样有效。1947年2月7日,陈云明言:“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已是在教人以法,后来者当认真体悟。

参考文献:

[1][4][5][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5.48-49.53.54.58.70. 168. 173-174. 199-205. 471.

[2][3]陈伯钧.陈伯钧日记·文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4-155.158.164.

[6]刘杰.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2).

[9]肖劲光.在南满的战斗岁月里(上)[A].星火燎原1984(3)[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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