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ture是怎样“变成”“文学”的

段怀清

摘要：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理雅各等最早一代新教来华传教士接触中国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化探险历程。当大多数传教士最初将注意力集中于宗教领域中的“术语问题”（Term Question）之时，其实他们在中西世俗文化交流领域同样遭遇到了“术语问题”。当他们面对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文学传统时，他们习惯性地使用了英语中的Literature，来描述并论述中国“文学”。而其实从一开始，西方的Literature与中国的“诗文”为中心的传统就不是可以简单替换的完全对等概念。而在此语境中传教士们所生成的最早一批中西跨文学交流的文本成果，亦大多带有文献文本的性质。但又恰恰是这些传教士的文学与文化探险，开创了中西之间文学交流的先河，并最终让西方的Literature，成为了中国的“文学”。

关键词：传教士；Literature；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15） 02-0164-10

1900年，在《中国文学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出版之前，翟理思（Herbert A.Giles，1845-1935）于其序言开篇旗帜鲜明地声称：“此书乃迄今为止所见任何语言之中——包括中文——第一次试图撰写而成的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翟理思的学术身份（剑桥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及1900年这一颇富意味的年份，似乎都加重了这部极有可能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专著在中外学术史上应有之“地位”。更有甚者，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当时并非是一部“孤立”的文学史著作，而是作为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艺术批评家、诗人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1849-1928）所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 （Short Histories of theLiteratures of the World）丛书之一种而问世的。

就戈斯所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而言，与中国相关者至少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史。这些关键词同时亦揭示出如下学术事实或学术努力：中国的诗文传统正在被整合进一个更大、更具有概括性的“文学”概念或框架之中，并在“文学”的框架中予以历史性的叙述与评价；中国文学已经被列入到“世界文学”之中，并作为其中之一种而被考察研究并叙述；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结构框架以及叙述语境，亦将由此而开启一个新纪元。概言之，中国的“诗文”传统以及长期不被正统主流重视的“小说戏曲”传统，就此一并纳入到“文学”框架之中予以叙述解读评价，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其“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面向，并迅速地被从“民族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world literalure）的面向、语境或框架之中。这种基于一种全新的叙述理论、视角与方式的对于中国“文学”的快速“升级”、“换代”，或许在短期内并不能，事实上也没有对中国“文学”产生切实的影响，但从长远及后来的实际来看，无疑是深刻而持久的。

而就翟理思所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一书而言，似乎亦可作为英国汉学的世俗传统或非传教士传统的重要开端（当然非最早的惟一的开端标志）。在这一偏于学院的、更专注于“文学”的学科及研究传统之中，翟理思不仅以其《中国文学史》而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同时还以其《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对于中国古代“文”、“诗”名家名篇的选译，彰显出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中国诗文传统及文献经典的“熟悉”与文学审美判断。而对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选译，同样显示出翟理思与同时代的西方汉学家明显有所不同的个人独到的文学审美眼光与阅读趣味。而这些似乎都进一步凸显了翟理思的中国研究的“文学性”与超越性——就在《中国文学瑰宝》基本上沿袭并尊重了中国文学的“诗文”传统之同时，翟理思对于《聊斋志异》独特且超乎寻常的“偏好喜爱”，尤其是他在《中国文学史》第七章“明代文学”中对于这一时期小说戏剧的介绍评议，另外第八章“清代文学”巾对于《聊斋》和《红楼梦》的专节介绍评议，都显示出翟理思文学审美理念、眼光的独到，以及他的文学史理念意识的超越性或现代性。

翟理思中国研究后来所显示出来的专业性、文学性以及超越性和现代性，事实上彰显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汉学研究的世俗的学院传统与一度处于强势地位的传教士传统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差异。而其中尤为值得关注者，就是西方汉学家开始用“文学”的视角、理念、观点乃至方法，来观察、解读、叙述中国的诗文传统及诗文文本。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某种程度上，它甚至预示着一个中国诗文传统逐渐式微淡出、文学思维开启登场的文学转型时代的到来。“文学”作为一个关键词，正式进入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叙述场域，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势性、统摄性以及无限扩张性和包容性的架构性概念。而这一概念所关联着的西方语境、现代语境以及学术语境等，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概念的现代朝向及跨越民族文学经验与界限的特性。

这就难免催生出一系列的追问。其中之一就是在翟理思的同时代或稍微更早一些时候的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之中，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当时中英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交流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及遭遇。换言之，英语语境中的literature，究竟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变成”中文语境中的“文学”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英语语境中的literature还是中文语境中的“文学”，为了实现或达成双方之间的“无缝对接”，各自又“丧失”或“发现”了自身概念中的哪些内涵因素。同时，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双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本土文士——为了实现literature与文学之间的对接，彼此之间曾经进行了怎样的协商、谈判、妥协直至最终确定英语语境中的literature-词，就是中文语境中的“文学”，反之亦然。

如果就马礼逊（Robert Morrisi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1897）、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 -1887）、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第一代新教来华传教士在使用literature这一概念以及他们讨论中国古代诗文这类“文学”文体时所表现出来的“审慎”，大体上可以推论他们的literature观或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判断，与1870年代已开始中国研究著述的翟理思等世俗意义上的汉学家多少还是有所差别的。造成上述差别的因素并非是单一的，譬如传教士身份本身。甚至也不仅止于传教士一方——当他们与中国本土文士开展跨文化对话交流之时，本土文士方面对于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回应，以及传教士们对于本土文士的回应之回应直至如此往复等，构成了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晚清中西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的旅行史和生成史。

最能够反映出第一代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对于literature与“文学”之认知及翻译选择态度者，莫过于由他们编纂的字典。其中马礼逊、麦都思二人各自编纂的字典，尤可为其代表。

马礼逊《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字的解释编排方式分字本身及组词两部分。其中对“文”字本身的解释为：

To draw a line； to paint a picture or representation of a thing； an assemblage of colours；

fine composition； The veins， lines， or grain of wood or of stone； marks or spots on skins； The

ripple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any thing ornamental， it includes ever excellence and every

virtue. Name of an animal. A surname. Letter； literature， literar； literary men， civil

officers.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释中出现了literature这一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对应的英文词。从这一组相关词（Letter， literature； literar； literary men）来看，大体上可以推测这里的“义”与英文单词literature之间的对应关系。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在马礼逊的语境中，英文单词literature指的是什么？是19世纪西方世俗意义上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当时传教士习惯意义上的“文学”，譬如西方古典思想文献及宗教文献？这是一个极易忽略同时又颇为敏感且重要的问题，直接关涉到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在使用谈论所谓literature之时，他们究竟是在谈什么，或者说他们所认同的literature及其标准又是什么？当他们在使用及谈论literature时，他们所背依的文本又具有怎样的历史的、学术的与思想的及审美的特质属性？二是马礼逊这里并没有明确注明literature究竟是指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还是亦包括19世纪依然常见的“文献”“出版物”“著述”等词义？更有甚者，马礼逊当时对于中同“诗文”传统语境中的“文”的词义的认知解读又是怎样的？

有关上述追问，不妨看看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文”字的组词。组词一共有十一条，分别为：回文、火文、木裂文、言语文字、文身、一文钱、文人、同文、文信公、文殊、文行忠信。

在上述组词中，没有出现“文学”这个极为关键的词。为什么“文学”这么重要的一个词，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有关“文”的组词中却没有出现呢？原因大概有两点，首先是《华英字典》的汉字底本是依托的《康熙字典》。而《康熙字典》中有关“文”一字的组词巾就没有出现“文学”一词。这无疑给马礼逊确定literature的中文对应字或词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困扰——当他在将“文”注释成英文的literature之时，基本上可以肯定，马礼逊这里所谓literature，基本上并非是指专属词“文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著述”“出版物”等；二是即便在19世纪的西方，对于literature -词的使用，依然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或混用甚至通用，故马礼逊这里将中文里的“文”，翻译注释成为英文里的literature。

如果说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大体上代表了1820年代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学”的一般认知状况的话，麦都思1840年代完成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以及Chinese andEnglish Dictionary中，又是如何注释翻译的呢？相较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麦都思的汉英字典后来较少为学者所关注或提及。这里不妨照录其中有关英文lite词根及组词的中文注释，以及中文“文”及组词的英文注释。

麦都思的《英华字典》中英文词根lite一共有如下单词及对应中文解释：.

Literal：对应的汉语词及组词是：字固之意、解死、解活。（Volume II，P796）

Literary：对应的汉语词及组词是：有学文的、科目、文场、科场、文坛、考试、

功名、贡生、禀生、秀才、文生、监生、职监、职员、举人、进士、翰林学士、文墨之

人、笔墨之人、文人、文章、文词、教授、教谕、道谕、提督学政、学正、云梯。

（Volume II，P797）

Literati：对应的汉语词及组词是：儒家、儒门、儒教、儒者、读书人、文范、诸

儒。（ Volume II，P797）

Literature：对应的汉语词是：文字、文墨、子墨、文章、古文、学文。（Volume II，

P797）

另在此字典中，英文单词Letter（Volume II，P785）的中文注释及组词有：字、文字、字号、字母、单字、连字、碎字、切字、一字不识。

与“文”或“文学”相关的汉字及词组还有：

Poem（Volume II，P974-975）：对应的汉语词是：诗、诗歌；

Poesy（Volume II，P975）：对应的汉语词是：诗词、诗学；

Poet（Volume II，P975）：对应的汉语词是：诗人、风骚、骚人、山人、诗翁、诗

伯、诗家、御诗；

Poetess（Volume II，P975）：对应的汉语词是：闺秀；

Poetry（Volume II，P975）：对应的汉语词是：诗、诗书之家、作诗、诗事、诗体

多变、融会诗乐；

Poet's Corner （Volume II，P975）：对应的汉语词是：诗坛；

Prose（Volume II，P1018）：对应的汉语词为：文、常语；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英文词中出现了literature -词，但其中文对应词或注释中，却并没有出现后来近乎固定的中文对应词“文学”，反而出现了一个让今人有些错愕的词组“学文”。其实，早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就已经出现过将literature翻译注释成中文的“学文”者。

而在麦都思的《华英字典》中，对于汉语中的“文”及相关词组的翻译著述如下：

文： variegated strokes； anything ornamented； an assemblage of various colours， in order to formembroidery； colours mixed up， without confusion. Letters， literature， literar composition； books.Ornamented； anything adomed， elegant， accomplished. The veins of word or stones； spots on the skin；the ripple on water。

文章：literary composition；

文籍：books；

文饰：ornament：

文理：gentility；

文辞：expression；

文法：style：

文过：to gloss over errors；

文武：civil and military；

文官：a civil officer；

文德：accomplished virtue；

文房：a library；

木文：the veins in wood；

文字：writing；

文身：a tattooed body；

一文钱：one cash；

天文：astronomy；

白文：the text of a book；

祝文：a form of prayer；

文人：a literary man；

文雅：genteel；

字典中出现的与“文”有交集的字或词还有：

诗： an intention， an object， that which is pointed or aimed at； the intention embodied in

words， those words recited， verse， poetry；

诗经：The book of odes；

诗三百：of the odes there are three hundred；

诗谓乐章：an ode is that to which the music is set and which keeps it within due limits；

作诗：To make verse； to receive， to hold；

马礼逊和麦都思的字典，汉字部分均依托《康熙字典》。而《康熙字典·卯集下》中对于“文”字的解释，基本上为马礼逊、麦都思的字典所征引采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字典》“文”字注释中，亦未出现“文学”这样的组词。

众所周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的编纂环境——主要是就其语言、文化及政治社会环境而言——颇受局限，当时辗转于广州、澳门、南洋乃至英伦本土之间的马礼逊，要想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文士殊非易事，更遑论就literature与“文学”之间的对应翻译展开真正具有学术内涵及形式的对话讨论了。相比之下，1840年代的麦都思，已经可以在开埠口岸上海相对安全地宣教布道了。不仅如此，麦都思此间还可以接触到本土对于中国文学及学术均有相当造诣修养的优秀人士，王韬父子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不过，或许是与当时中英之间或传教士与本土文士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交流尚刚开启有关，宗教及西学翻译显然占据了双方交流的绝大部分话题，故麦都思的字典中在有关literature与“文学”的注释解读上相较于马礼逊并无多少推进。

不过，尽管在概念或观念上并没有就此展开真正有实质内涵的对话交流甚至论争，但麦都思却以其此间在语文实践方面的一些具体行为，表现出他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某种程度上的敏感与尊重。具体而言，麦都思是第一代传教士中较早尝试模仿本土经典文本体例、格式、风格等来“复制”基督教中文文本者。其中比较引人注目、被传教士团体争相模仿、出版传播广泛的计有《三字经》、《论语新纂》等。另外，据《麦都思行略》，其《养心神诗》（《宗主诗篇》）等，亦有模仿本土文学之痕迹。“又作《养心神诗》，即英国会堂唱美上帝之诗。以华文谐声叶韵，音致抑扬，一如中国作诗体裁。后加删削，改名《宗主诗篇》，重刊于沪。”此外，麦都思还曾将他早年在东南亚地区撰写的一份《清明扫墓之论》，更名为《野客问难记》。“又作《清明扫墓之论》，首辨为子推之禁火之非，继言敬拜祖宗，有悖主旨，以圣书言上帝而外，不可别有所崇拜也。近改名《野客问难记》，重刊于上海。”这些比较明确地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主流精英文学传统的靠近与模仿，自然反映出麦都思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一定程度的了解甚至尊重。其实，与其说是麦都思当时对于中国主流精英文学传统的认知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还不如说是置身于上海华人知识——文学精英之中，使得他接受本土精英文人意见及协助的机会大大增加，并由此使得他对中国语言、文体以及文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改观。

传教士们通过字典编纂所表现出来的在英语literature与中文“文学”之间的翻译解读认知，显然并非此间中英或中西之间就literature与“文学”展开对话交流的唯一形式。1850年代上海墨海书馆由传教士伟烈亚力所编辑的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上，曾经刊发过一组系列文章。这组系列文章的总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原文作者为伦敦会来华传教士艾约瑟，而此文中文译者未见署名，不过可以推测为王韬。

《六合丛谈》上的“西国文学”系列属于专论，一共包括：

1.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英文标题：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六合丛谈》1857年第1号；

2.希腊诗人略说（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Short Account of the Greek Poets）；《六合丛谈》1857年第3号；

3.西学说：古罗马风俗礼教、罗马诗人略说（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Education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 Short Account of the Latin Historians and Poets）；《六合丛谈》1857年第4号；

4.西学说：西国文具（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s）；《六合丛谈》1857年第7号；

5.西学说：基改罗传（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Cicero）；《六合丛谈》1857年第8号；

6.西学说：柏拉图传（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Plato）；《六合丛谈》1857年第11号；

7.西学说：和马传、土居提代传（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Homer. -Thucydides）；《六合丛谈》1857年第12号；

8.西学说：阿他挪修遗札叙利亚文圣教古书（ Western Literature. Festal Letters ofAthanasius. - Syrian Scriptures）；《六合丛谈》1857年第13号；

9.西学说：黑陆独都传伯里尼传（英文标题：Western Literature. Herodotus.一Pliny）；《六合丛谈》1858年第2号；

《六合丛谈》1850年代末所连载的这组系列文章的总题目为western literature。对此，第一篇译文标题中曾将其翻译为“西国文学”。就其内容而言，其中所谈是以希腊的文明、文教或文化为主，当然其中亦讲述到希腊早期的诗人们。不过，第二篇明显是集中讲述希腊诗人的专篇，但译者却“有意”将总题目中的westem literature忽略不见，似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将literature与“文学”直接对接而可能带来的尚未准备好的后果。换言之，当艾约瑟的原文并不是只讲述“文学”，还广泛涉及到人文学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各领域各部分的时候，王韬的译文反倒“无所顾忌”地使用了“西国文学”这一概念表述。相反，当艾约瑟的另一篇文论中专门涉及到古希腊的诗人和诗歌时，王韬的译文却回避了总题目中的westem literature，而是直接翻译了副标题：希腊诗人略说（ Short Account of the Greek Poets）。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潜隐着作为译者的王韬当年怎样的心思考量，一时尚难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当时无论是王韬亦或墨海书馆的新教来华传教士们——麦都思、伟烈亚力、慕威廉、威廉臣、艾约瑟甚至杨格非等——均没有确定就将英文的literature固定地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便是在中文里，譬如《康熙字典》，“文学”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固定且常用的专属词或同定术语。

但在王韬同时期另一部为其晚年所看重的著述《西学原始考》中，则多次使用了“文学”这一术语。但就其所用语境而言，其中既有与今日所用“文学”内涵切近者，亦有依然泛指文教、著述、出版物、文本、文明甚至某种特指的气质修养者。换言之，不仅是在《康熙字典》这样的官方语言系统中，在王韬这样的民间精英文人的词语概念系统之中，“文学”亦尚未成为诗、文、小说、戏曲等之上的一个相对固定的统称性的抽象概念。

《西学原始考》刊印本时间为光绪庚寅年春季（1890年），书面内扉页有遁叟手校印行。另正文署名方式为长洲王韬紫诠辑撰。该文献辑录于王韬的《西学辑存六种》之中，是晚年王韬在总结自己早年于西学翻译输入方面的历史贡献之时愿意存世的著述之一。

在这篇以西历时间为标准记录的中西科技历史大事记中，多次提及“文学”一词，而且还使用了泰西文学这样明显具有中西文学比较意识的表述：

（公元前）562年，周灵王十年，小亚细亚人始造日晷，测量日影，以求时刻。雅典城始演戏剧。每装束登场，令人惊愕者多，怡悦者少。有爱西古罗者，作传奇本六十六种，善作疆场战斗之歌，观之能乐，于战阵有勇知方。又有诗人亚那格来恩善言儿女情私及男女燕会、赠芍采兰之事。如中国香奁体。后有欧里比代所作传奇，多涉闺，诲淫炽欲，莫此为甚。而在上条明显涉及泰西文学，尤为戏剧以及诗歌之后，接下来一条则直陈泰西文学之源：

（公元前）五百五十四年，周灵王十八年，埃及国文学日开，有希利尼人苏朗，来讲授格致之学。国人化之。是时希腊名人相沿和马海修达之余风，著作歌词，称为诗史，实开泰西文学之源。

上述两条文献，就其内容及语境而言，显然都是在论述与今日“文学”相差无几的对象。如果说第二条讲“格致之学”部分尚且为“文教”、“文明”，但在记录到希腊作家们相沿“和马海修达之余风”时，所谓“泰西文学之源”，显然是在论述以诗歌尤其是史诗为代表典范的“文学”。所不同者，泰西当时习惯于称这种范本为“史诗”，而王韬则愿意称之为“诗史”。严格意义上，“史诗”与“诗史”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所重视的是“诗”这样一种文体范式，而后者所看重的则是“历史”这样一种叙述。因此，将“史诗”称之为“文学”，直至今日当无多少分歧，但“诗史”的文学性及文体归属，则迄今似仍有不同看法。

与1850年代将western literature翻译成为“西学说”而回避“西国文学”所不同的是，1890年代的王韬，在其《西学原始考》中，颇为频繁地使用了“文学”这一概念术语，其直接原因当然与文献中所叙述到的西方文学文本、文学事件以及文学家等内容不无关系，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那就是随着1850年代以降中西之间跨文化对话交流的“推进”，包括1860年代末的泰西英伦之行，王韬无论是对泰西著述文献还是泰西社会，包括泰西历史文明等，均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体验，在literature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明确的对应关系，对于此间的王韬而言，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或顾虑。将中国“文学”无可替代、无可比拟的独特而优越的传统认知，纳入到中西之间跨文化对话语境之中，甚至纳入到一种初步呈现的“世界文学”的意识与知识框架之中予以定位，已经成为王韬晚年不得不面对，同时亦在初步尝试的努力之一。

上述考察分析，亦将晚清新来华传统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的讨论的必要性再次呈现出来。显然，在19世纪的西方语境尤其是英语语境中，新教来华传教士们所使用的literature一词的内涵依然丰富而驳杂，其中很多时候并非是指狭义的、近现代世俗意义上的以小说、诗歌、戏曲等为代表的所谓literature，而更多是指古典语境中的文教、文明、文化、文献、著述、出版物、文本甚至气质修养等等——传教士们的宗教文化身份，以及他们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及训练，包括他们所受到的差会的日常提醒或警示，亦使得他们与同时代的世俗意义上的英国文学或西方文学保持着一定距离。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基本上没有相当规模地、较为系统地介绍和翻译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意义上的literature的事实，似乎可以为上述现象提供一个注脚。

也就是说，当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无论是在当时的西方语境还是中国语境中，发现无论是其literature亦或中文的“文学”，均处于各自历史经验的复杂关联之中而一时难以超越出来并独立进行对接和对话之时，他们显然更倾向于暂时搁置或回避在此方面的继续掘进以为后来者提供一条可供跟进的现成道路——就像他们在“西教”（western religion）与“西学”（western learning）领域的显而易见的实践及成就一样——而我们似乎就此可以断言，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们曾遭后来者诟病的所谓“文化殖民主义”或“西方优越感”，似乎在literature领域暂时被收藏了起来——无论是理雅各的“儒家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穷经皓首式的大规模翻译，还是翟理思所编纂的《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均显示出中国文学传统尚未被撼动或抛弃的独特而自在的“魅力”和“力量”。而当传教士们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使命，最终确定在“基督教化中国”（to christianize China）和“西方化中国”（to westernize China）之时，其中似乎漏掉了literature或“文学”。

就此而言，与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审慎”甚至学术与文化“缺陷”相比，作为同时期带有外交官背景的西方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翟理思在其《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强悍”甚至学术“决断”，一方面显示出对于超越于历史、民族经验的一种共同的“文学”的尊重与归属，另一方面亦显示出西方正在以“文学”这一概念为中心对于知识与话语主导的朝向现代与共通性的一种塑造或重构努力（reframing）。在这一塑造重构过程中，中国的文学经验与文本经验，只是作为“文学”的一种历史表现，或“世界文学”的一种民族文学形态而予以考察与评估，而不是特别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标准或范式而得到格外尊重。就此而言，一方面，翟理思式的晚近西方的文学——学术研究，即是一种历史的学术理性或研究演进之事实存在，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与色彩的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学文化——政治（literary culture politics）——不同于传教士话语系统中的基督教中心或西学中心。而西方似乎亦就此而颇为顺利地完成了从“传教士汉学”向世俗意义上的“学院汉学”的转型。而无论是前者亦或后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意义上的关键词或话语体系为中心或主导的。如果说前者的关键词是基督教和西学，后者的关键词则是“文学”本身。

翟理思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中国本土学者在学术上所存在着的“疏忽”或“缺失”及其相关解释，同样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历史地看，中国的本土学者们沉湎于对于单个作品的无休止的批评或称颂，似乎从来没有沉思默想过，更没有意识到可以从中国视角——无论是民族文学还是文学史视角——对此展开一个总体性的历史关照（general historical survey）。

没有人刻意否定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创性，尤其是该著作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以及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学术范式意义，其中不少迄今仍不失学术启发性。但翟理思可能有些轻率地回避或忽略了一个同样具有足够学术意义和价值的问题，那就是进一步追问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为什么中国本土学者没有提供过一部翟理思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文本之同时，本土学者们乃至作家们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史”的理解，是否与翟理思的literature具有足够的对话性，或者本土学者们在上千年的历史之中，是否在以一种不同于翟理思式的方式甚至范式，来落实对于“文学”的“总体性的历史关照”的，对此，稳稳地站在literature立场上的翟理思——无论是当时的western literature还是当时的world literature-似乎都是无法全面公正地观照评价中国本土学者们的历史努力与实际贡献的。比较之下，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们的实践与经验，似乎可以为翟理思式的现代西方汉学，提供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教士汉学之上的另外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