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画牛郎”的奇缘

文/邹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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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画牛郎”的奇缘

文/邹佩珠

战乱中的奇缘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七七事变”后，战火顿起，是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年，在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开始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的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她经常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

1943年，可染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他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

1944年我们结婚了。可染出身贫农，我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与他门当户对了。

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显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3子1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以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1944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3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3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之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话。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但是他的心里对这种潮流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给他们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能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时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能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5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20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睡觉少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4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2015年5月4日晚，著名雕塑家、艺术活动家、美术教育家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作为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背后的女人，邹佩珠为李可染的艺术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从没埋怨过谁

可染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他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有多委屈啊。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大部分时间不能画画。他不想浪费光阴，就开始练字，像小学生一样，将毛边纸折叠出格子，抄录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写一种厚重的字体，被他戏称为“酱当体”，就是以前当铺、酱菜店大门上写的招牌字。可染很珍惜纸，每张纸写满后，又在上面练习横平竖直的线条。我害怕他把难过憋在心里，就总守在他身边，给他洗头，讲开心的事。听说要抄家，我整夜不眠，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被人发现什么对可染不利的东西。

不断有人向我提起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1.075亿元，我总是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我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每天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自丈夫去世，我看着这笑容已过了25年了，那是我的“画牛郎”。

——邹佩珠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下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他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可染抱着她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就把腿给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20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都哭了。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每天要爬4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

中国古人早期是席地而坐，椅子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在古代，坐具以手工椅为主，由汉魏时传入北方的胡床，到宋明时期的宝座、交椅、圈椅、官帽椅、玫瑰椅、靠背椅等。或许我们无法确定每种椅子诞生的具体时间，但透过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古画和文物我们可以肯定，它们的确真实地存在于古人的生活中，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中发展演变。尽管那些古代名画已经泛黄，甚至变得模糊，但依稀的影像仿佛是一部时光机器，清晰地再现了一部中国古代坐具的发展史。

『坐』而论道

椅中趣权力场艺术观明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