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风
——张中行为什么这样红

北京

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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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风
——张中行为什么这样红

北京

启之

张中行的走红有很复杂的原因。他的语言避新趋旧，避开政治语汇而多用古语；而他的文章立意刚好相反：以新为主，以旧为辅。新，是德先生赛先生，是人道人本人文人性；旧，是儒家的仁恕中和、道家的保生顺命。而一贯以真面目示人，不说假话，或许才是张中行走红的深层原因。

语言 文风 张中行

张中行是1986年以后红起来的，这一年他的《负暄琐话》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一本又一本出新著的同时，还一本接一本地出选集。这股“文坛老旋风”刮了近二十年，直到今天，还能听到它的余响。

张中行为什么走红，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就主要的讲，它与“文革”后的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化转型中的语言转变有关。它还与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热、国学热、周作人热，以及思想文化界的怀旧复古有关。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①。要把这些说清楚，就得深入张中行的作品。

先说张中行的语言。孙郁说，他的文章中“看不到政治语汇”②。此言不假，但没说到点上——20世纪80年代，不用说“归来”的老作家，就是“文革”后期成名的蒋子龙、张抗抗、陈建功、梁晓生等人，也早就远离政治语汇了。语言的更新，是新时期文学界的共识，抛弃政治语汇是他们不约而同迈出的第一步。张中行不用政治语汇，不是他的特点，是时代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我看过张中行的文集《桑榆自语》《旧燕》《顺生论》《作文杂谈》等，但没有深入。只有近半年，因为写这本小书，才真正安下心来系统地读他的书。以我的浅见，张中行的语言特点是避新趋旧。

新，指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盛行的、带有意识形态气味的“红色话语”。张中行1909年出生，2006年辞世。他从不惑之年进入新社会，新社会造出了无数新词，政治的、战争的、工农的、时文的，这些话语充斥了他的后半生，但是他自觉地回避了。

当然，完全回避不可能，他有变通的办法。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红色话语”中大且热的词，他常提这两个词，但从来不主动让它们带上“主义”。“不谈唯物，只谈唯心”，这个宏大概念在他笔下，只是一种给事物分类的方法。他不能不用政治名词“帽子”，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个词被他代之以“冠”——“摘冠”“免冠”“加冠”“右派之冠”。他也说“解放”，但更愿意使用“鼎革”；人们常用的“新社会”“旧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新时代”“旧时代”；思想改造、统一思想，他代之以比喻性的“车同轨，书同文”；而“文化大革命”常常会被他简化成“大革命”。

旧，指的是他的语言取向。张中行喜欢用那些没有政治色彩的词。孙郁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又说，张中行的“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他初读《负暄琐话》时，“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五十年间很少见到有他那样风格的人，也像旧朝的遗民。”③旧、古、遗，是这里的关键词。这些感觉都与张中行语言的趋旧有关。

张中行的趋旧，表现为爱用古语。孔子、庄子、老子、孟子的语录是他的最爱，列子的“顺帝之则”、《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在他好多文章中出没。他的比喻和联想，也总是朝着古人去。说到刘叔雅顶撞老蒋，他就想到了三国的祢衡；说到朱自清的散文，他就想起了广陵散；说到赵丽雅的才气，他就想起了柳如是；说到篆刻家金禹民，他就要拉出明代的画家仇英做比较；说到某位女读者以词典换他的书，就扯出了施舍嗟来之食的黔敖；说到俞平伯索稿酬，他就想起了穷酸文人代表的王夷甫。他写凌大嫂，先想的是《列女传》，是旧礼教中的道德；他写旗人汪大娘，就要扯到八旗铁骑对汉人的屠杀，太平天国的“点天灯”，并要对清朝皇帝与汉族皇帝进行品质比较。

张中行的趋旧，最明显的是称谓。他对文化人，永远称先生、女士，或“君”；对工农，他总是大哥大嫂大娘，他从来不主动使用“同志”。而别的文化人的作品里，比如冰心、巴金、严文井、臧克家、陈白尘、汪曾祺，总免不了有“同志”出出进进。他敬佩的学者启功、季羡林等人，也会给“同志”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张中行不，除非引用别人的话，或者表示特殊的意思。④

谈语言离不开修辞。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是语言的竞技场、文体的淬火炉、修辞的试验室，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作家，在试验室里，各显神通。王蒙在名词前后堆砌大量的形容词和动词，把文章弄得富丽华美，铺张扬厉，让人想起了汉赋。莫言求新求怪，在通感上狠下功夫，“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风吹来，把香气吹成带状”一类怪异比喻，引来了一批文人的效仿。北岛试图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可触摸的形象：“竹篾般单薄的思想”“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淌落语言的水银”一类的诗句，让他的粉丝们如醉如痴。李杭育找到表现吴越文化的特殊语言，汪曾祺要在流畅自然中，写出带点洋味的句子……④

当作家们在修辞上东突西闯的时候，张中行默默地向后转，转向了叶圣陶、吕叔湘，回到了苦雨斋和1930年代，这一回归惊世骇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周作人与1930年代，陌生得很。张中行之回归，对整个时代来说，一如创新。

向后转，是文化的必然，是共同的选择，很多作家学者都在向后转，为什么偏偏张中行这样红呢？总的来说，是他们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不如张中行那样成体系，那样明确坚定，因此，他们的向后转不如张中行那样自觉，那样彻底。

此外，张中行之红，还有几个具体原因：一是读书多，二是作品多，三是他写的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四是他有第一流的宣传。与他同时代的、风格相近的作家们，在这些方面，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比如孙犁和汪曾祺，他们也都推崇晚明小品，心里都装着归有光，其文风也自然平淡得很。但是，比起张中行，他们在上述诸方面都略输一筹。孙犁虽饱读诗书，晚年有十卷本的《晚华集》问世，但其腹笥不可与张中行相比。汪曾祺才气超凡，但在博览深思上，同样不及张中行。孙犁1995年辍笔，汪曾祺1997年归西。汪曾祺留下的散文，不过四十万字；而这时候，八十八岁的张中行刚刚写完七十万字的《流年碎影》。孙犁、汪曾祺都以小说名世，而小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边缘化。散文，尤其是“思痛”类的散文为读者最爱。孙、汪不是学者，他们没有启功、季羡林、周汝昌等一流文化名人为其叫好。在商品化的阅读世界里，有没有这个啦啦队，啦啦队的成色如何，是大不一样的。

语言修辞是文风的根基，题材（内容）、立意（思想）建立其上。张中行的写作，在内容上是变化的。最初，他只是在叙述故人往事。从《负暄续话》开始，“也许受了开放之风频频传来的影响吧，常常是说着说着就走了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琐话大致是以外寓内，写人写地写事，由字里行间透露一点点思绪和情绪。《负暄续话》不完全那样，有些篇目像是外减少内增多，甚至喧宾夺了主”⑥。张老所说的“外”指的是内容，“内”指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坦言，在《负暄琐话》中，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内），寄寓于写作对象（外）之中；而《负暄续话》则显露出了更多的自我。

如果说，张老的题材内容是以旧为主，以新为辅，那么，他的文章立意刚好相反：以新为主，以旧为辅。新，是德先生赛先生，是人道人本人文人性；旧，是儒家的仁恕中和、道家的保生顺命。曾几何时，这些新旧在“破立”的折腾之中，时时在是与非的波涛中出没。无数人，为了进步，投入到弄潮儿的队伍中；张中行不，他是顺民，是奴隶，也装忠诚，也说假话，但在心里，他永远自甘看客，冷冷地看着大千世界的大变戏法，以不变应万变，养自己浩然之气。当风平浪静之时，他用笔，给不遇的亡友献上一片敬意，为草芥小民送上一丝温爱，替加冠者道上几句不平……

张中行说，风格是“人的资质或个性，学识或见识，表达能力和表达习惯，拿笔时的心境，几种加起来，在字面上的反映”⑦。选材最见个性与学识，立意最见资质与见识。个性、学识、资质、见识，哪一个都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因此，张老的风格有冲淡平和、高古宁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处士横议、质实绵密、累赘啰唆的一面。

不管有多少面，时代精神只取与它契合者。从没完没了的折腾中滚爬过来的人们，渴望平静；尝够了狂热浪漫极端之果的人们，渴望理性；跋涉过文化荒漠的人们羡慕知识，渴望读书。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旧时代中找到——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老上海、旧北京、1930年代，成了香饽饽。而弗洛伊德、人道主义、主体意识和自由主义，也早存在于鼎革之前。读书热、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这些热，不约而同地避革命之新，趋文化之旧。张中行的向后转，在无意之中，与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默契。

吕冀平说得好：“单颜色的，剑拔弩张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坏了人们的胃口，张中行的冲淡平和是人们所需。”⑧文风的后面是审美。厌倦了浓烈、激昂、华丽、铺张，以及政治抒情和宏大叙事的人们，发现张中行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审美口味。他的美学观是1930年代的，他的审美理想是“德先生、赛先生”，是人道人性。主流文化与他扞格不入。文学家所摒弃的，正是他所尊崇的。他与杨沫、刘白羽、秦牧、杨朔、魏巍等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孙郁说，张中行的文章“古风甚浓，像博物馆里的遗物，鲜活气不足”⑨。这个缺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候”⑩下，成了优点。拔白旗、批判成名成家，臭老九、读书无用、白卷先生，三十年的折腾和封闭，积聚了火山爆发般的读书热。“博物馆中的遗物”，对于知识贫乏的人们，仿佛是一个新大陆。张中行的博览，甚至是“掉书袋”，反而会让人们崇敬和亲近。尽管他在西学上远不如钱锺书等喝了洋墨水的，但是，他对经史子集的熟悉，远在那些著名的学界大佬、文坛名人之上。康德、罗素、叔本华、边沁、弗洛伊德给他的是思想，中国古人给他的是知识；前者是善存，后者是米面。

语言的新旧，代表着政治的左右。左翼文人拥抱新词，聂绀弩在建政之初，为“爱人”一词大唱赞歌。⑪加以“右派之冠”的人们，对新词即使不礼赞，也会随声附和。张中行则否。修辞上的创新与守成，即使没有政治的左右，也暗含着对新旧的认识。这里面有着一种判断力：“新的词，而旧的人，世界只是权力更迭，一切还是老样子。”⑫因此，新，未必好；旧，未必不好。旧的之中，有合理的、可贵的。张中行固然对新词无可奈何，但是，他可以调侃它，轻慢它，削减它们身上的主流味。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邀请张中行主席台就座，他以跟领导在一起不习惯为由婉拒。在这个看似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后面是他“不与弄权者为伍”⑬的决绝。他布衣一生，贫且贱，但不慕名利、远离虚荣，对权力有着本能的警惕，对统治者有着天生的疏远。身为草民的他，爱小民，哀弱者，守人道，敬传统。

杨沫去世了，先是吴祖光，后是女儿，动员他参加追悼会，他不去。理由是，为逝者送行，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或两条都有，而杨沫一条不沾。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态度。这种态度早在八道湾与周作人的闲聊中，就已经横亘于胸了。

顾炎武北上哭陵，张中行不以为然：朱元璋、朱棣的凶残，有什么可哭的？这种忠君爱国，有什么价值？五代人冯道，仕四朝十一帝，欧阳修等史家斥之为“无廉耻者”“奸臣之尤”；张中行为他说话，反对人们所说的“气节”，把是否有益于民生，作为衡人的标准。这些主张的后面，其实是人权，是自由。强权之下，你可以选择革命，做抗争的英雄；你也可以选择忍耐，做顺从的小民。小民，没有鲜花和掌声，但手上是干净的，心灵是无愧的。张中行的“顺生论”，其实就是人之自由的宣言，就是做小民的合理合法论。

荀子说：“能定能应，夫是谓之成人。”在文化的意义上，张中行做到了。那么，他的定力从何而来呢？张中行有夫子自道：“对于事实的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一类，有大致可用的判断力。这方面，说句吹牛的话，也是一以贯之，所以就能够不随风倒。这一而贯，有来源，是价值信仰（如王道比霸道好）加思维方式（如特称肯定判断对，全称肯定判断必错），而选取的力量则来自康德说的‘理性’。”⑭他承认自己当过人奴，说过各种形式的假话，“由小组讨论谈体会到大会或长街喊万岁”。但是，他保证，近年来的文字，“非不得已，就一贯以真面目对人，不说假话。或说得更准确，是所想未必说（或无兴趣，或无胆量），而所说就必是己之所想、所信”⑮。

或许，这是张中行走红的深层原因。他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另一种意义，只有幻灭之后的人们，才能发现他的价值。

然而，正如丹纳所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一个艺术家族的杰出代表。这个家族背后还有更广大的群众……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⑯

张中行2006年去世，他四周的合唱，我们听得更清楚，也更容易辨别。

①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第66页。

②③⑨⑪⑫⑬孙郁：《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第192页、第196页、第198页，第202页，第106页，第105页，第253页。

④比如，为了说明季羡林朴厚，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某一次开学，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想去干什么，行李没人照看，恰好季先生在附近，白发，苍老，衣着陈旧，他推断必是老工友，就招呼一下，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负暄三话》，第21页）这是引用别人的话，他不得不实录。还有一种情况，他用这一称谓表示一种政治待遇。如他在《流年碎影》中谈到，三反五反的时候，他曾被怀疑是贪污公款，“终于1953年8月当众的宣布我复位为‘同志’……因为四五年之后，大批的士加右派之冠，有不少是经历了二十年才复位为同志的”（第402页）。

④参见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三章“文学语言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负暄续话·后记》，第422—423页。

⑦张中行：《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⑧吕冀平：《负暄琐话·序》，中华书局2013年版。

⑩参见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⑭⑮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6页，第767页。

⑯傅雷：《艺术哲学》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作 者：启之，本名吴迪，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