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出窍

王君彦

自听妻子说他溘然死去了。我倏忽间才生起一丝悠悠的悲痛。妻子说他临终前是什么都明白的，5个儿子3个女儿和他的妻子都在，他都看见了，走时也就放下了一块心。妻子说，他突然想到了我，嘴里嘟嘟囔嚷说出了我的名字：“君彦，我想看他一眼。”

他是我妻子的姐夫，自然我也管他叫姐夫。妻子说临咽气前，是蹲了10年监狱的他的小儿子惠刚给他穿的衣服，妻子说那件蓝的确良上衣是崭新的。妻子记起来了，那件上衣原本是10年前她姐偷偷摸摸塞给惠刚10元钱，惠刚从百货公司买了回来，惠刚刚穿上身叫他父亲看见了，从此便由这一件衣服导演出许多家庭磨难来。

妻子说，她当时看见她姐哭得死去活来，她姐死死抓住这件衣服，她不让儿给她的丈夫穿原本是给儿子的衣服，惠刚说：“妈，就让爸爸穿走吧，这件衣服10年了，可我一直没有穿，就让爸爸带走吧，我不想再看见这件衣服……”

妻子说，她姐执拗不过惠刚，到底还是硬是给他爸穿，可刚穿上袖子，人就断气打了挺，穿不上去了。妻子说当时她的姐便哭死过去了，她姐夫死了，她姐便又躺在了她姐夫的病床上。她得了急性冠心病。

人已窅窅走进冥冥的天国之中还有什么值得记恨前嫌的呢，我有些伤痛起来，整整10多年我没走进姐夫的家门了，不管他是什么人，总归从亲戚关系上说他还是我的姐夫啊，在感情上我有些对不住死去的姐夫，一听妻子说姐姐住院了，我便再也不能不去看望了，我跑到了医院。

经抢救，姐姐已脱离危险，不过她那几十年操劳和被过分折磨的心带给她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依然在她那瘦削苍白的脸上显露着，那过去泪如流霰的双眼早已变成了两口枯竭的老井。我走近姐姐的床前，一把上前拉住姐姐的手，吞声踟躅地说：“姐，我对不住你，我来晚了……”

姐姐只是惊诧地望着我，她没有一滴泪，可我看出她心里哭得挺凄惨。

我猛然间看见那件姐夫没有穿走的的确良上衣，姐姐躺在床上生怕什么人拿走了它似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它。

我和姐夫的隔膜是从有我女儿开始的，1965年我的妻子为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妻子在生下我女儿时便做了绝育手术，那时妻子25，我26。妻子做绝育手术是我们俩决定的，没有跟任何亲人商量过。后来姐夫知道了，妻子还没出院，姐夫有一天来到我们家，那年姐夫50多岁，他一进门便指着我的鼻子指责，说我这等人还结婚成家干什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让妻子做了结扎手术，这是为了哪宗，他数落我简直不是人，是人不能干出这种叫媳妇做结扎不生孩子的傻事蠢事。我说：“生一个孩子等于降一级工资。”姐夫说：“过日子就是过的人。”

我不想跟他说什么，跟姐夫这种人永远也说不明白，我无论如何对他自己和姐姐这两口子的毫不负责的繁衍后代实在是深深遗憾。困难时期他们也是只管生，他们不管饱，几个孩子个个营养不良活像个死人壳子。我最恨姐夫说我让妻子做了绝育简直是造孽，我哪里容他对我这样污蔑，我顶他说：“你只管生，孩子们吃不上穿不上跟你们大人活遭罪，你这不是造孽吗？！”

至此我和姐夫结下了个大疙瘩。

姐夫是个老工人，一个人月收入50来元，要养活八九口人，这困难可想而知了。姐姐为人温和。她有时还到我们家，我知道妻子常常背着我塞给姐姐家钱物什么的，虽然姐夫骂我个狗血喷头，没人味，可看在亲友份上，我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没有我们家的接济，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家该怎么活下去。可姐夫一点也不收敛，他一点也不嫌人多，连大葱大酱都分着吃的时候，他们还是生孩子，你说可恨不。其实姐夫可恨又可怜，他一辈子烟不抽，酒不沾，跟着一家八九口人粗茶淡饭熬日子。我知道姐平常做一顿干饭给孩子们吃，那非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不可。他见我的两个孩子狂得连白面馒头不愿吃扔的遍屋都是的时候气得要死，说：“这都是大人惯坏的，这哪是正经过日子人家。”有几次我和他吵得脸红脖子粗，我说：“这就是我计划生育的结果。”他说照我这样下去会成为教唆犯，把孩子推到资本主义生活泥坑中去，我说像他这种活着倒不如死了好。我和姐夫矛盾越来越大。

他儿子惠刚常常是穿他哥哥、姐姐的旧衣服，那年惠刚初中毕业，他见别人孩子能穿上的确良衣服，自己也想要一件。姐姐可怜孩子长了十五六岁还没穿过一件新衣服，一咬牙就给惠刚十元钱买了一件的确良。开始几天惠刚不敢穿，可衣服放着总不是办法啊，惠刚大着胆子穿上了。终于这件衣服决定了儿子惠刚的命运，姐夫审完了姐姐又审儿子，他这个一家之主开始了庄严的审判，妻子和儿子全成了被告。一件的确良上衣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佃户出身的姐夫儿子穿了件新衣服简直是给他丢了脸，就是染上了封资修。对于这样的事儿，妻子只能用眼泪。儿子不服，他气得当场宣布和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至此惠刚在一天深夜离家出走了。两个月后，法院来了通知让家属到监狱给惠刚送行李。他们的儿子惠刚离家出走，流落街头，被一个盗窃团伙拉过去，成了个贼，结果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惠刚被判了刑，姐哭得死去活来，她要去监狱看看蹲大牢的儿子，姐夫两眼一瞪绝不允许她去，还说全家都要和贼划清界线。

姐夫家出这么大事，能不牵扯上我的妻子吗，妻子有时也整天愁眉苦脸的，我说：“你干嘛也这样个倒霉相，又不是你自己儿子被抓了。”妻子骂我六亲不认，心太狠。我心里真是恨死了，我自己家不愁吃不愁喝，摊上个这么个倒霉亲戚，还牵扯到我们这个家。这一次我下决心要和姐夫好好弄个明白。我客气地不心甘情愿管他叫了声姐夫，然后我就向他摊了牌，我说：“姐夫你把人都逼进了监狱脑子还不开缝啊？”我当时信心很足的，我想我这个舞文弄墨的作家难道还说服不了一个大老粗姐夫吗？我见了他的面看他那寒碜样都觉得好笑，他穿的那件灰土土的上衣还是多年前我当右派在采石场干活时穿剩的工作服，后来送给了姐夫。前襟后背已经打了好几处补丁。他的头总是光秃秃的。那天我穿的是我父亲小鬼子时穿的草绿色马裤尼改制的上衣。我和姐夫还没扯到正题，他见我留着长长的分头，穿的是尼子上衣，两眼就不住地在我身上扫着。他头一句就递过来这么一句话：“现在是什么时候还穿这毛料，你脑子真是少根弦啊！”他这一套我是早就领教过的，我给他讲，人活着如果就是为了吃苦，那就不应该再活着。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忆苦思甜，他说他爷爷在世的时候过生日时连块豆腐都舍不得吃，说过节给老人煮个咸鸭蛋，老人一连吃了三顿，还心疼得不行，祖宗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晚辈打基业。我说：“都这么说这代人为了下代人，打基业，其实谁也没得好，父一辈，子一辈，代代受苦，恶性循环。”

说话激动，顾不得分寸，姐夫一句也听不进去，他瞅瞅我这身打扮：“你瞅瞅你这身打扮，还有点工农味吗，我真耽心你的孩子受你传染变坏了啊……”

我说：“如果我有行使审判权的话，我就说，是你促成了自己儿子犯罪，你把他逼上了绝路，他得不到父爱的温存，全是无情的冷酷和教训，难道说你不应该站到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吗？”

蹲大狱的儿子惠刚回来了，姐姐为儿子做了一顿在他们家实属罕见的好饭好菜。后来我听说全家这顿饭吃得并不痛快，姐夫原来是看了这桌席一个人气呼呼走出了家门。最终还是大儿子（他认为大儿子最懂事），从漫荒野地中把他父亲找回来，为了求他陪蹲了10年大狱的儿子全家吃顿团圆饭，全家人就差没给姐夫跪下。吃他是吃了，可已过了而立之年的儿子刚把倒满一杯酒的缸子递给他父亲，姐夫横眉立目没好声地说：“我不灌这马尿水。”儿子惠刚几口闷酒下肚，姐夫又来劲了，他说：“听爷爷那辈人说，酒色财气为人生四诫。做人就不该贪图这些，要那样还算什么人。”

我听说后当着我的妻子骂了这老东西，我骂他才没人味呢，我说他看见别人活着痛快点就不舒服真不是人，我骂他这种人自私到连自己家人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吃点喝点他都心疼，他这种人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他是什么人呢？！

我和我的妻子第二次去医院看姐姐的时候，她比头两天好多了，但精神依然百感凄恻。姐姐说：“支撑门户的栋梁倒了这日子往后怎么过？”我不明白姐姐哭得这么伤心难道就是因为倒了这棵大树？姐姐如泣如诉说他一辈子就没得过好，从小就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不到10岁就被堂叔赶走到一个地主家去当喂猪郎，后来又当长工，解放后成家立业，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自己吃没吃上，穿没穿上。姐说这是实在话，可姐姐跟着姐夫享过一天清福吗，在这个家姐夫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谁不按他的心意办，他就把谁骂个狗血喷头，再就是抡拳头，我记得姐姐在年轻时被姐夫打的伤痕至今犹存，直到姐姐前年都当了奶奶还遭了姐夫一顿拳脚。我真不明白这种人有什么值得留念，姐姐说：“不管怎么说你姐夫没功劳还有苦劳。”是啊，姐夫这辈子就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此为人生最大乐趣。

我对姐夫实实在在说来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我瞧不起他这个近乎野蛮人的大老粗姐夫，在我的心目中除了有那么点割不断的亲戚关系外，他在我的心目中是没有一点位置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姐夫死后的第三天，他的儿子惠刚跟我说过的话，简直没把我气疯，我真想跑到火葬场把他的骨灰盒给扬了。他跟惠刚说他原本就没瞧起我这个大学生，他说：“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农民不种地，工人不生产，大学生也得喝西北风。”

他也没瞧起我这个作家。他对惠刚说：“你往后少跟你姨夫打连连。”我妻子知道我有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挨了顿批后，他也知道了，他曾当着我妻子的面对惠刚说：“耍笔杆子的就这本事啊！怎么竟是写男女床上的事，社会上这帮小青年都叫这帮写文章的人给污染了，还是那句话对，什么知识分子、作家都得好好改造改造。”原来我在他心中不但是个危险的人物，而且还应该永远是个被改造对象。我在愠怒之后是平静的反思。原来我自以为是个大学生，是个有职称的作家，这年月人们不又是羡慕起大学生，崇拜起作家来了吗？未免潜意识地自命清高，旁若无人。可原本生活中本不是这样的，一个最大老粗的大老粗都没瞧得起我，那么社会呢，也意味着我在社会上没享受到一份舆论的合法地位，不过从姐夫对我的评判中却引发我一番冷静的反思，我觉得我过去太缺乏自我发现、自我感受生活的能力。这也好，作为一个小说家还是应该有点自我认同的危机感，应该不断怀疑自己的生活状况才好，生活就是这样，有些是喜剧的，实际是悲剧，有时是悲剧的，又常常以喜剧方式出现。我越想越觉得有时我是常常以喜剧方式活跃在世界上，实际上一到了我们家我便连有共同语言的人都找不到，我在我们家是被孤立的，我想这是不是和姐夫的传染有关。比如说我写完了一篇小说，我很满意，我高兴得几乎忘乎所以便兴高采烈拿到妻子面前，我说：“我给你读一下我写的小说。”妻子手里织着毛衣，眼皮抬也不抬，只是用从舌头缝里挤出的那句话：“拿一边去，没人听你念经。”我儿子曾跟他妈说：“我爸爸都那么大岁数啦，每天半夜三更点灯熬油爬格子图什么呢，要是为了那几个钱，别叫我爸写了，我给爸爸补助点。”组织上给我这个作家调了房子，搬家的时候，我请了假，什么也不顾，精心照料我那积攒多年的8 000多册书和名人字画。我视这些为珍宝，心里挺自鸣得意，我自以为我是创造精神财富的最富有的人，因此更惜书如命，可我儿子和几个小青年一句话就把我的心凉个透，我儿子说：“爸，你神神叨叨个啥啊，你这些书扔了人家都不拣，卷烟都不管用——你别看这啦，该忙你的忙你的去……”

我儿子代表了几个帮搬家小青年观点，气得我真想揍他们一顿，可看到几个小青年帮搬家那肯出大力流大汗的劲头，我只好吞声踟躅地走开了。

我一想这真是个悲剧，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长此下去，难道不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吗？

姐夫死去了，这似乎是个悲剧，我看这也许是个喜剧。我跟我的妻子亮出了我的观点。妻子瞪了我一眼：“缺德，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我说：“我是个作家，我就这样看生活，在别人眼里世界是黑的，我看是白的，别人看是灰色的，我看是粉红色的。”

我记得30年前妻子做绝育手术时，姐夫曾说我不是人，是人不能干出这种事。这话我一直记着。

姐夫真能生，他不知听谁说我小说里写有个男人去吻女人，他青筋都跳出来，说我不正经。我曾背地指桑骂槐说过他，我说他才是假正经，一副无知的伪君子面孔，既然把男女的事看得那么重，可他干起那种事怎么那么有本事呢，挨肩弄出八九个（他还不嫌多），我说像他这种人生儿子都应该雇个人，既然这样一本正经，还去干那种事。后来我从孔夫子那里找出根据，孔夫子说，他们是不为色也，乃为后也，孔夫子给姐夫这种人打了圆场，他真应该到孔子庙进几柱香。我曾说过，最无知的人最有生育能力，你看兔子和猪一生就是一大堆，我知道我这话是够损的。

最可气的是那年春节，惠刚到我家串门，看见我家有一个意大利雕塑艺术挂历，那上面有男女裸体像。惠刚拿到家里，叫他父亲看见了，又给我扣了一顿帽子，说我腐蚀了惠刚，要不是看在亲戚份上非要到派出所告发我不可。气得惠刚私下对我说：“姨夫，我爸说的你就当他放个屁，其实他才污染了我呢，我十几岁，我爸跟我妈在床上晚上干那事都把我叫嚷醒了，我爸干那事都不背着我，我啥都明白，要说污染，我们这个家才是呢！”

不过姐夫说我不是人的话，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我多少还是找了回来。他6个儿子，3个女儿，一晃都大了，到了定亲、娶亲和出嫁的年龄。我知道他们家总有愁不完的事。我妻子见姐夫、姐姐整天愁眉苦脸，她也跟着唉声叹气的，气得我数落道：“又不是你儿子娶媳妇，人家烧香你就跟着拜佛做什么？”妻子说：“亲亲里道的牵扯骨头连着筋呢？”我说：“活该，谁叫他们有本事请神，没本事送神。”妻子说：“少废话，咱替他们想点办法才好。”我说：“这事交我办有两个上策。”妻子说：“你有什么高招？”我说：“按第一方案，姐夫应该送到法庭接受审判，这帮老东西不计划生育，造成中国人口大爆炸，这个滑波，那个疲软，早把人口控制住何必造成今天人患，可老东西们还不认账呢。这才是真正罪过呢，依我看国家应该对盲目生育人施以法律手段，可惜我们现在没有。第二个方案，姐夫要想省心解倒悬之苦，有一个简单办法，到土杂商店买根绳子吊死最省事。”我妻子说：“这些全是废话，不是人的话。”我说：“有时还真是不是人的话到是人话，表面是人的话还真不是人话。”

听妻子说姐夫住院半个多月期间，是家在本市的3个儿子和女儿轮着值班在医院陪护的。陪护最令姐夫可心的当属大儿子惠顺了，最令姐夫生气的当属刚刚从监狱出来的儿子惠刚了。据说为了陪护，哥俩在医院里还干了一架，差点动起手来。惠刚说他没有动真感情想陪护父亲，他到医院来就像例行公事似的。惠刚说：“我一想起父亲，我心里就生起一种愤怒。”惠刚说，像他父亲这种心态干嘛要把他生下来，要是不把他生下来，何必在大牢里蹲了十年。他父亲说，他都不如病房里的病友能互相照应。他到医院陪护，把饭菜打来，晚上天一黑，他倒在走廊靠椅下先睡了。姐夫喊他不来，气得跟惠顺说：“他不要再来，我见他心里堵得慌。”惠顺指着惠刚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儿子，父亲这一辈子容易吗，爸妈把我们拉扯大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你还没成家，我是30多岁有儿有女的过来人了，俗话说父为子纲，上为尊。做儿女的尽孝道为本，你这样做多叫父亲寒心。”惠刚不吃他哥这一套，他说他是窝囊废，明明知道父亲的不对，也不说个不字，绝对地顺从，惠刚说这种人最没出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惠刚说，人大理不大，父亲穷折腾了一辈子，老婆孩子不着消停，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姐夫得的是肝癌，临终的前一天，病魔折腾得姐夫痛苦至极。听妻子说，姐夫痛得把嘴都咬破了，后来姐夫人事不醒了打的是每瓶40元的进口药，鼻子里插的是氧气管。惠刚见状问大夫，说他父亲如此下去能有救吗，大大摇摇头说这样做只能是让病人得到一点医护的善待罢了，一半天病人就会灵魂出窍，只要氧气管一撤人也就完了。惠刚说：“既然这样氧气管就该拔了，还打那么好的进口药干什么。”

惠顺听了惠刚这番话，眼里直冒火星，惠顺说惠刚说出这种话简直是伤天害理。惠顺说：“我是老大，我就是砸锅卖铁，只要父亲有一口气，不要说40元一瓶进口药，就是400元也给父亲用！”

惠刚说：“这样你比父亲还父亲呢！”

妻子说：“惠刚真不是人，一样的父母所生也不一样。”

我说：“都一样那可真要误了大事。”

我最关心的是那氧气管是拔了呢，还是先停止了药呢。妻子说：“惠刚他敢，谁能依了他的馊主意，到底是姐夫自己咽了气。”

我说：“要是依了惠刚的主意就好了，至少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这样做算是进了一步，遗憾的是传统意识的沉积太厚了，搬动起来太困难了。”

我跟妻子说：“惠刚这十几年大狱真没白蹲！他将来会活得挺痛快的。”妻子说：“惠刚可不像他哥惠顺，惠顺不辱先，不辱理，惠刚太自私了，心里谁都没有。”

我说：“来得实惠的还不应该吗，难道说你还愿意总整景啊，那你就去站在西下洼眼望亚非拉去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