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古思今：同文馆之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贺鹏丽　程功群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从表面来看，它是清朝内部传统与革新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学。虽然京师同文馆已经设立有英、法、俄三种外国语学堂，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仅仅语言的学习，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适应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以学习西方推算、制器等科学知识及技术，主张以夷为师，而站在传统文化角度的顽固派，以“卫道”的立场，挑起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一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

（一）争论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訢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說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訢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