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博弈

张雅文

“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3月9日在东京的演讲

“现在受到审判、判决的这些战犯，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某种生活方式、某种思想方法的象征，暴露在日本国民面前。日本国民刻骨铭心地读读那些记录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少数人去支配了。”

——《纽约时报》1948年12月12日

当世界被疯狂的兽性剥去点头哈腰的虚伪，只剩下赤裸裸的杀戮之时，当弱小的生命求告无门、生死未知之际，却有人出现在众生面前，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用燃烧自己来点燃正义。他们像永不陨落的星辰，照亮了那片被兽性涂抹成血色的夜空，给人类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人性的光芒！

——作者题记

引言

一位国家总理向受难者灵魂下跪；一位国家首相却频频去参拜供奉战犯灵位的神社。一个国家不断向世界忏悔；一个国家却一再抹杀罪恶，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角色。同为战争罪人，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人性与良知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一

我带着诸多不解，带着外孙女张润乔，于2014年8月走进柏林，走进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

我想看看德国，是否真正悔罪？

看看德国，是不是在世人面前装装样子，作作秀，以换取受害国人民的宽恕，从而达到重返国际舞台之目的？

却发现，德国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是真诚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

德国从国家宣传，到国家法律，从国家总统，到普通百姓，在各个方面都制约着德国，必须面对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忏悔，否则——

在柏林，有许多警示性的历史纪念遗址。

这些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警示后人，要以史为镜，永远不要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在柏林维滕堡广场地铁站旁的草坪上，有一块黑底黄字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注有一行行纳粹集中营的名字：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奥斯威辛……

据说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共修建了1200多座集中营，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关押了数百万犹太人、战俘及政治犯。从资料获悉，有5名中国人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并且在那里遇难。

其中，奥斯威辛是集中营里最大的人间魔窟，始建于1940年，几百万犹太人死于这里，被称为“死亡工厂”。它是纳粹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距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因其建于奥斯威辛市而得名，其周围有大小40多个集中营，统称为奥斯维辛。

而位于德国柏林郊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则是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

在德国，保留着许多集中营的遗址，每年花重金维修，供游人免费参观。

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上午，我和润乔去参观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它位于柏林以北30公里的奥拉宁堡小镇，乘火车，换汽车，才到达了小镇。小镇上的人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

集中营的面积很大，占地400公顷，下了汽车，沿着高墙，走了很长一段陈旧的柏油路，才来到集中营的大铁门前。铁门前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监视塔楼，宽敞的院子四周，镶有高墙、电网。几排关押犯人的牢房旁边，耸立着三根一人多高的木桩，木桩顶端拴着铁钩子。据说，许多关押人员就是被吊在木桩上活活打死的。监舍下面是相通的地下室，地下室残破的灶台，就是杀人解剖的现场。正对着大门的远处，有一只高高的焚尸炉大烟囱。焚尸炉旁边，就是处决犯人的刑场和毒气室。

资料告诉我，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2万人，他们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其中10万多人惨遭纳粹杀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1941年秋，一次就处决了1.2万名苏军战俘。这里是集中营的指挥总部，诸多重大杀人决策，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来参观的人很多，没有一声喧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参观者，都被纳粹的暴行深深地震撼着。

走在这充满冤魂的集中营里，尽管是白天，阳光普照，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阴森森的，好像到处都有冤魂在飘荡，在呐喊，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参观完集中营，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回去的路上，润乔问我：“姥姥，你说都是人，纳粹他们咋这么狠呢？”

是啊，孩子，这正是姥姥一直在探讨，又探讨不明白的问题——人性之恶。

润乔又感叹道：“你说那么多犹太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多可怜哪！”

是的，孩子，那是人类最残酷的一段历史。我拍拍润乔的肩膀，以示安慰。

润乔在美国刚读大学，年龄小，既单纯，又善良，对那段历史并不了解。这也是我带她来欧洲采访的一个原因，让她多了解一些那段历史。当然，更主要的是让她来给我当翻译。

在柏林，“柏林墙”的遗址很出名，它位于东德与西德的交界处。

这天下午，我和润乔来到“柏林墙”的遗址前。

资料告诉我，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开始以铁丝网和砖石所筑，后来加固成混凝土墙，增加了瞭望塔等设施。东德政府称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柏林。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当天晚上，柏林墙在众多民主德国居民的强烈压力下，被迫开放。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1990年10月，分裂四十一年的东西德宣布统一。

这堵墙，横亘在柏林人民面前28年零91天，它承载着那段沉重的历史，也承载着太多的生离死别及德国人悲惨的记忆。所以，人们称它为哭墙，就像韩、朝的“三八线”一样。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遗址却留着，它在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柏林墙前，我看见一堵墙壁上，留有许多涂鸦似的图画及文字。在画廊展板上，镶着许多当年骨肉分离的照片，以及人们欢呼着冲过推倒柏林墙时的照片。在一座新建起的教堂前，跪着一对紧紧拥抱的青年男女黑色雕像，它是推倒柏林墙德国统一的象征。

我久久地伫立在柏林墙遗址前，不禁感慨良多。

在柏林，最令我震惊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在马路边，一片浩大的灰黑色碑林，肃穆得令人震撼，就像一群无声的生命，向青天发出愤怒的控诉！

资料告诉我，这片碑林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长方体黑灰色水泥碑组成，最高碑身4.7米，最低不到半米，以此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在这里，扬声器昼夜不停地播放着400万个记录在册的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

我走进碑林深处，犹如走入一个巨大的水泥迷宫，小小的我，很快就被这浩大的黑灰色碑林淹没了。

在碑林下面，是一个地下档案展览馆，展示着犹太人当年惨遭纳粹屠杀的历史资料。走进展览馆，如同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肃穆而安静，聆听着600万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我不由得想到南京，想到南京被日军大屠杀的30万中国同胞……

在德国，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触景生情。

总是想到日本，二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魁——一个是对欧洲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一个是对亚洲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国家！两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然要进入我的视野，进入我的笔端。

一天傍晚，我和润乔在柏林大街上散步，看着马路上不断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着大街两旁清晰可辨的新旧楼房，我俩猜测着，哪座楼是战前建的，哪座楼是战后新建的，泾渭分明，很是清晰。

走到一座桥上，见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靠在桥栏上，眯缝着老花眼在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象。我让润乔上前搭讪，跟老者聊聊，听听老者对纳粹的罪行持什么态度？

润乔有些胆怯，怕遭到老者的拒绝。

但是，当润乔微笑着上前用英语打招呼，指着路边的一座三层小楼，故作好奇地问道：“先生您好！打扰一下，请问那座楼，为什么一半是新的，一半是旧的呀？”

没想到，老人热情地回答了她，而且丝毫不回避历史问题。

他说，那是当年盟军解放柏林时炸的，柏林有不少这样的建筑。他还说，盟军不仅解放了欧洲，也解放了德国。德国人民并不希望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是饥饿。纳粹给德国带来的是毁灭。他说为了消灭纳粹分子，战后七十年来，德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捕。而且，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

老人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好像通过诉说在洗刷着什么。

这使我想起在德国拿骚采访时，三位老先生也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纳粹的罪行。

德国人对待纳粹的历史罪行丝毫不回避。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正如老人所说，德国政府对纳粹分子的清算，从未停止过。

在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同时成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按照国际法准则，主动配合各个战胜国，追究二战中各类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8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专门负责在世界各地搜集纳粹罪行证据，此项工作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又有三名纳粹分子被捕，年龄最长者，已经九十四岁了。

2013年，在柏林、科隆及汉堡的街头，出现了2000多张海报，上面用德文写着：“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而且，德国把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写进了各类历史教材，教育学生公开批判，把纳粹德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份耻辱。德国学校还有义务组织学生去纳粹集中营参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并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忏悔。

在德国，对法西斯的罪恶，并非停留在忏悔与反思的道德层面上，而是写进了法律，用法律来制止纳粹行为的发生。

德国《刑法》第130条第三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分子执政期间实施的《违反国际法之罪名法典》第6条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为，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处五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第四款规定：“以扰乱公共安宁的方式，公开地或在集会中，对纳粹党执政期间的暴行与专政、予以赞同、否认或为其辩护的，并因此侵犯受害者尊严的，处以三年以下监禁或罚金。”

据报导，一名德国游客在日本，看到日本一名议员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并发表了感言，便上前质问议员：“如果你在德国，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将会被逮捕，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这位德国游客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和警察的围攻和盘问。

大量的资料告诉我，德国人是认罪的。

他们怀着真诚的忏悔，勇敢地面对历史，向欧洲人民认罪，向所有被害国人民认罪，向世界公开宣布：永远不再充当人类的罪人！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雪后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弯曲，跪下，向死难者发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面对的是600万犹太人的亡灵，他在“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

当时，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

一位总理跪下去，一个民族却“站”了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使他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8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向波兰人民俯首认罪：“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6月，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

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讲话：“德国人不会回避历史，诺曼底登陆不但解放了法国，也将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解救了出来！”

施罗德说：“由于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德国才得以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

就在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她在“朝日新闻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她还引用了已故德国前总统魏次泽克的经典名句：“‘谁不反观历史，谁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蹈覆辙。试图对历史视而不见的人，‘在当下也只能做瞎子。”

德国不仅在道义上真诚忏悔，而且在经济上积极主动地支付战争赔偿。

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的会议上，提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应给予盟国战争赔偿，规定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战胜国家。

据德国财政部公布：截止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的战争赔款总额已达904亿9300万马克。根据德国的《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须按计划支付317亿7200万马克，一直偿还到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二战期间的战争赔款总额为1222亿6500万马克。

在对待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很是积极。

1951年9月27日，西德总理阿登纳曾在议会上郑重提出：纳粹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要把进行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的义务！

我在网上查到这样一篇文章称：

1999年，德国决定从三方面继续做好对二战中战胜国的赔偿：战争赔款约1000亿马克；给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约1020亿马克；德国企业的赔偿额约为7550亿马克。

文章称：“在平民受害的战争赔偿方面，联邦德国政府主动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分别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地向世界各国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公开提出要对世界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并提出凡世界各国受纳粹德国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

而且，就在2010年10月3日，德国用92年时间，刚刚赔偿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赔款。

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交付了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还完了最后一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欠的战争赔款。

正因为德国的认真反思、真诚忏悔、积极赔偿，所以才使德国在世界政坛上，重新赢得了尊重，赢得了威望，赢得了信誉，使德国重新获得了饱受纳粹德国欺凌的欧洲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到了欧洲大家庭。

二

这天上午，我请中国驻德使馆文化处李文小姐驱车一个多小时，带着我和润乔，来到柏林郊外一座树木参天、绿草如茵的墓园。

在一片幽静的矮树丛中，我们找到了勃兰特的墓碑，与其它墓碑没什么两样，一圈矮树丛围着一座半圆形的粗糙石碑，石碑上用德文刻着勃兰特的名字。

一位国家总理，静静地长眠于此。

我来到墓碑前，向这位昔日德国总理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为了他的真诚认罪，向犹太人认罪，也是向全世界被法西斯伤害的人民认罪……

他的认罪，使我对这个民族心生敬意。

一个敢于承认历史罪恶的民族，才是让人尊敬的民族。

我请李文小姐帮我查询，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凯特尔这些纳粹战犯，在德国留没留下墓地？有没有人前去祭拜？

李文告诉我，这些战犯没有留下墓地，更不可能有人前去祭拜。

在德国，纳粹分子早已令人深恶痛绝。即使有少数新纳粹分子偶尔上街游行，喊几句纳粹口号，立刻会遭到警察的制止。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更何况是祭拜纳粹法西斯头子了。

这使我想到日本——

使我想到供奉在东京靖国神社里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架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宏毅、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武藤章等人，他们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供日本国民祭拜。而带头前来参拜人类罪人的，则是日本首相小泉、安倍等人及其幕僚。

自从来到德国，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在认罪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德国为什么能如此积极而又勇敢地面对历史，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民族个性的区别，还是日本“耻文化”与西方“罪文化”的不同，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国际背景？

我在想，战败的德国，面对满目疮痍、庞大战争赔款的现状，面对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对自身艰难的生存状况，德国人曾经历了怎样浴火重生的痛苦？曾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我想有些东西，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于是，在李文小姐的安排下，我带着诸多不解的问题，带润乔走进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古色古香、颇具中国特色的大使会客厅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先生，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史明德大使，1954年出生，中等身材，有一双睿智而聪慧的眼睛，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优秀外交官的成熟与沉稳，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听完我的提问，他爽朗地笑道：“作家同志，你找我找对了！”

他说，他学德语50年，对德国研究42年，从1972年来东德工作，与德国人打了25年交道，目睹了德国的变迁，很多有关中、德之间的事情，都是他亲手处理的，可谓真正的德国通。有关拉贝日记、拉贝墓碑等事宜，都是他当参赞时处理的。

于是，一杯清茶，便开始了史明德大使颇具高见的一番长谈……

一个半小时之后，采访结束了。

我紧握大使的手，一再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

当我带着巨大收获走出使馆大门时，小润乔附在我耳边悄声道：“姥姥，这位大使可真厉害呀！什么都知道，太厉害了！”

的确很厉害。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大使的一番长谈，使我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问题……

三

现在，让我沉下心来，静静地叙述史明德大使所阐释的那段历史吧。

德国战败以后，它被苏、美、英、法四国像切西瓜似的“分成”了四瓣。东德由苏联占领，西德由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则由四个国家共同管辖，德国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权。

而日本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占领。冷战以后，美国用日本来制衡红色中国，尤其来制衡苏联，利用日本来构筑一条对付共产党的堤坝。日本则进一步成了美国的工具。

在德国，一直坚持着非纳粹化运动，苏、美、英、法四个国家，要求德国上台执政者，必须是民主人士或抵抗人士，绝不许纳粹分子登上政治舞台！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除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28名日本战犯，7人被绞刑之外，国体没变，天皇制没变，政权没动，政府官员没动，国土保留完整。

尤其在战争赔款问题上，德国向各个战胜国赔款数额巨大，至今仍在继续赔偿着。日本则完全不同，其赔款数额，只是德国战争赔款数额的1%。我不知这个比例数据是否准确。

对德国人民来说，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外来国家干涉的压力；大笔战争赔偿的压力；养家糊口的压力，就像几座大山，压得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战败后的德国，就像一座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火山，沉默而压抑。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如今又面临着同样的经历。

当历史走到20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德国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不愿在这种压抑下生活。

1968年，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起来闹学潮，上街游行，发表演说，要求德国反思历史，展开全民族大讨论，清算老一代罪行，追究战争罪责，追究集中营、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责！

由青年人掀起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促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知识界的学者们，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强烈要求全民族要对战争问责，呼吁政府进行反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德国人自己松绑！

正因如此，所以才发生了1970年12月7日，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

当记者采访勃兰特下跪一事时，他说的一番话，尤其令人深思：“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过程，更从没有进行过全民性的大反思。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从未让日本人民真正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侵犯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日本民众一直在被蒙蔽、被欺骗当中，打着为天皇圣战，为帝国自卫的幌子生存着。

当年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出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他们。”

在日本，有少数清醒者站出来讲真话，就会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恫吓，甚者遭到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战争结束七十年了，日本政府仍向国内、向全世界隐瞒着其历史的罪恶。

还有一点，德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日本是独立的岛国。而德国是大陆国家，与九个国家相邻，如果不承认历史罪恶，走不出国门，无法与外界接触。现实迫使德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认罪，才能与邻国友好相处，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正因如此，德国在反思与忏悔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独立国家。

离开柏林的前一天傍晚，我和润乔最后一次在柏林街头漫步，看着一些身背双肩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飞驰，很是惬意。德国盛行骑自行车，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只见一位年轻母亲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儿，各骑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晚风吹起小女孩儿的金色卷发，在夕阳下飘扬，很是漂亮。

小润乔说：“姥姥，你看德国人多好啊！真难想象，他们当年对犹太人咋那么狠呢？”

“孩子，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日本不也一样吗？他们见人必鞠躬，谁能想到，他们对中国人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罪恶呢？”

“是啊，我也觉得日本人挺好的，想不到……”

是的，如果不是父辈亲历过，如果不是大批史料为证，没人会相信日本法西斯对中国所干的一切。

我告诉润乔，当一个民族被军国主义、被法西斯主义长期洗脑，他们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被唤醒之后，人变得就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恶魔、杀人机器。

润乔却说：“姥姥，日本上层干的那些坏事，跟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呀！”

是的，说得有道理。

战争历来是掌权者所发动的，老百姓并没有决策权。但是充当炮灰者，却永远是老百姓，实施罪孽者，也永远是老百姓！

我知道，有关战争与人性的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在德国的采访结束了。

但是，对战争罪恶的追问并没有结束。

在德国，承认罪恶，向亡灵谢罪，积极赔偿……

那么日本呢？

——极力抹杀战争罪孽，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簒改历史，修改教科书；对揭露历史真相的正义人士，百般谴责与恫吓……

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结束七十年了。一个战败国家对历史的认识，居然停留在如此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回溯那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不能停留在揭露其战争罪恶及歪曲历史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其形成现状的历史根源——

四

对日本，我从未停止过关注，并不是为了创作，更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一切——

我相信老一辈人都是如此。

一个民族对那场几乎灭绝种族的侵略如果健忘的话，那就太悲哀了。

我知道，我对日本的认识感性多于理性。我知道，要写日本，绝非靠几句激越的情感宣泄，靠恶补几本有关日本方面的书籍所能完成的，更不是跑日本采访一趟所能奏效的。如果我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提出那么尖锐的问题，说不定会遭到围攻的。

所以，我必须冷静地倾听对日本有深刻研究者的见解……

于是，回国后，我千呼万唤寻找一位朋友——

王泰平先生，出生于辽宁丹东，曾就读于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世界知识》杂志副主编、《世界博览》主编等职；曾出任中国驻日本札幌、福冈、大阪总领事（大使级）、外交部大使等要职，退休后，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一堆头衔，而且是一位作家，外交笔会理事，对日本有着深刻研究，对中日关系更有深刻的认识。

我与王泰平先生相识多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赴日本任职，就断了联系。

通过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

一个晚秋的上午，我怀着好友重逢的喜悦，匆匆来到王泰平先生在北京的住所，夫妻俩得知我的到来，早早就跑到门口来迎接我，而且，几天前就订好了午餐的餐厅。

多年不见，老友重逢，格外欣喜，一杯热茶，便开始了一上午的长谈。

年过七旬的王泰平先生，长相出众，性格沉稳，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

他把他对日本一生的研究与认识，毫无保留地讲给了我。他夫人则忙里忙外，给我翻找资料，把所有与日本有关的资料全部捧到我面前，让我带着。

临分手，王泰平先生以外交官的政治敏感，叮嘱我：“写日本，你要注意军国主义的特征，他们对内实施法西斯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另外，你要注意，日本民族还是很优秀的，只是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批判。”

谢谢您，我的朋友！我明白王先生话语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含义。

就这样，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带着王泰平先生毕生研究日本所著的《日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等一批珍贵资料，带着对王泰平夫妇的感激之情，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便一头钻进资料堆里。

数天之后，我坐到了电脑前，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

对日本，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了，它渴望着喷发。

我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过于感性，只有理性才能深刻，才能客观。可我手中的键盘却常常不听从我的指挥，渴望喷发的激情常常烧焦我的理性，让我的文字变得不再是文字，而是变成了一个个带刺的棍棒，敲击着人们有意或无意健忘的神经……

说来，中日关系曾经友好过，更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

且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经送道，圆寂于公元763年5月6日，日本为他在奈良所建的唐招提寺，仍向世人彰显着昔日的友好黄花。

曾几何时，中国曾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向日本取经，并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得到日本的支持。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去世前一年还去日本，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希望日本就“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的干城”一事表明态度，希望日本能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边，而不要成为亚洲的侵略与压迫者！

但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在对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急切地向日本学习，渴望得到日本帮助的心情，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天真烂漫的依赖心情，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相对照，简直不可思议。”

的确，中国这头昏睡的睡狮，从未真正认清那位张口善邻、闭口友好、见人必鞠躬的邻居——

五

历史是最好的抹布，能擦亮人们被尘埃遮挡的眼睛。

其实早在400年前，日本上层就萌生了最早的大陆政策思想，从16世纪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开始，就产生了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治国道路，完成了“脱亚入欧”的转身。统治阶级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渐渐地，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道德标准，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日本政府强化全民习武，崇尚武士道，提出“八紘一宇”，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都是天皇的。其野心就是称霸世界。

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

1887年，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进而转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以攻占台湾、吞并朝鲜、进军满蒙、灭亡中国，最后征服亚洲，实现所谓的“八紘一宇”。

1874年，日本出兵打台湾，侵占了中国附属国琉球，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本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且出兵人数最多，22000人。中国政府被迫与各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中分得赔款白银3479.31万两。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才被迫停止支付这笔永远还不完的巨额赔款。日本则是诸多列强中，唯一一个没有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1915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卖国贼袁世凯，秘密签订丧失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称：“吾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9.18”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灭掉中国！

中国人民从1931年9月，一直奋战到1945年8月，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胜利。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胡平在其《100个理由》著作中，这样写道：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他在书中，将日本与中国的状况做了详细比较：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只有12.51亿元，约合4.17亿美元。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不仅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相差甚远，就连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都不如。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汽车却比中国多一倍以上，公路是中国的8倍以上。

在军事装备上，中国与日本相差更悬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只能生产步枪和机枪，所有的重型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全部依赖进口。

日本原计划三个月灭掉中国，却足足打了八年。

八年战争，日本早已国力耗尽，民不聊生，成了强弩之末。且不谈其兵力消耗，十几岁的孩子都被赶到前线充当炮灰了，且看看日本国民的生存现状，粮食配给，每人每天约6两，而且是大豆、面粉、白薯，填不饱肚子，只能用豆饼、橡子面、花生壳充饥，蚯蚓、蝗虫、老鼠、蜗牛、蛇、青蛙，都成了佳肴。到处充满了饥饿，充满了面黄肌瘦、比战前更加矮小的孩子。

中国就是在这种国力、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场用几千万中国同胞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觉醒，一个民族尊严的复苏，标志着一个屡屡被列强侵略和瓜分的民族，终于结束了百年耻辱，一个软弱落后百年挨打的民族，终于挺起腰杆向世界说“不”了！

日本的损失也是惨重的。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死于侵略战争的军人和平民为310万人。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日本仍不肯投降。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一亿玉碎”的政策，致使前线众多士兵饿死疆场，或吃战友的尸肉充饥；许多士兵因绝望而发动自杀性突击丧命；许多官兵剖腹自杀；大批军人和非战斗人员被上司杀死。

《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无视公告，召开内阁会议，拒不投降，发动全民“卫国而战！”“卫国玉碎！”

结果，8月6日8时15分，美国在广岛投下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夺去广岛20万人生命。

8月8日子夜，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告日本：苏联向日本宣战！

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导致12.2万人丧生。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据王泰平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记载：“日本投降时，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太地区，其中约有350万为军人，其余的是平民。至1946年9月，还有200余万人没能回国，数十万人回国无助，在混乱、饥饿、疾病中悲惨地死去。此外，日本政府还承认有54万人下落不明。”

六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

日本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沮丧、最绝望的时刻——

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父亲同时获得美国荣誉勋章的五星级上将，身着笔挺的将军服，迈着潇洒而傲慢的军人步伐，走出船舱，走向受降签字台……

与此同时，各盟国代表都迎着胜利的雄风，走向了受降签字台。

而代表战败国日本出席投降仪式，并签署投降书的，并不是天皇，也不是皇室人员。而是在1932年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被炸断右腿的日本外交部官重光葵，以及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

麦克阿瑟将军在受降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他说：“参战大国的代表们！我们今天集聚于此，缔结一项庄严协定，促使和平得以恢复。……我殷切地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义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今天，枪炮沉没了，一场大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赢了。天空不再降下死亡之雨，海洋只用于贸易交往，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到处行走。全世界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使命已告结束……让我们从过去的流血和杀戮中走出来，铸就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让我们在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旗帜下，缔造一个可实现人类尊严及其理想的更好世界。这是我的热望，也是全人类的愿望！”

麦克阿瑟将军讲得很好，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之后，他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本着美好的构想，开始改造日本：第一，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第二，促进民主在日本的成长。

但是，大洋彼岸的麦克阿瑟，并不了解日本岛国的文化，没有看透在军国主义长期训令下日本国民的国民性，没有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的兽性与杀戮，没有体会到饱受日本法西斯欺凌的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深仇大恨与无以言表的痛苦。

尤其令麦克阿瑟将军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很快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完全颠覆了他的构想……

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的民族。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彻底征服了日本，令其服服帖帖，百依百顺，甚至一味讨好。

王泰平先生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

“回顾日本外交史，日本每一次结盟，几乎都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19世纪末20世界初，它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二战中，德国在欧洲不可一世，日本又与德国结盟。近代日本的外交实践表明，它的外交一直具有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和攀附强者的特点。”

不管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还是选择与强国结盟，总之，从投降之日起，日本就完全臣服于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了。

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证明：

1945年8月18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项重要决策：建立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

称其为“战后处理的国家紧急措施之一”。

8月18日当天，内务省桥本政美警保局长，就向各府县下达募集妇女指标。各地警察署长四处奔波，寻找“为了国家而卖淫”的女人。

8月30日，日本抢在第一批美国盟军到来之前，募集了1360名慰安妇，并在美军必经之路上，开设起第一家慰安所小町园……

此刻，距离投降仅仅3天，距离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令32万日本民众伤亡不过21天，就将日本女人主动献给了美国大兵。

而且，慰安妇很快增到2万到5万，甚至更多。

为此，为日本留下一批永远不知父亲是谁的混血儿。

为了取悦征服者，连女人都奉献出去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1945年9月27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天皇裕仁身穿燕尾大礼服、条纹裤子，郑重地来拜见麦克阿瑟。

拜见之后，麦克阿瑟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已经沦为四流国家，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显然，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失误了。

在麦克阿瑟驻日5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裕仁天皇先后11次前去拜见，并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麦克阿瑟不但不同意追究裕仁天皇的罪责，而且决定让裕仁继续当他的天皇。

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对日本进行一系列苛刻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使日本非军事化，包括：遣散军事人员、销毁军事设备、粉碎军事工业体系、清洗国家机关和重要工业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审判战犯、废除神道，以及对日本警察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等诸多项内容。

并在盟军的监督下，为日本制立了一部新宪法，称其为《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第9款规定：日本人永远放弃参加任何战争的权利与机会。为此，永不维持任何陆地、海上和空中武装力量，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潜在能力。

这项条款将彻底否定了日本的军备与战争权。

对盟军所提出的一切，日本政府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从无反抗。麦克阿瑟对此很满意。

但是，世界政坛，风云多变。

美国政府忽然转变了战略思想，导致一系列问题全变了，从而留下诸多至今都无法化解的后患——

七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年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沿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年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3月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却大为恼火，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允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年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年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他说：“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

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一票之差险胜。

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年12月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年12月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了。而且，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释放。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个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中国南京、在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年7月19日，从苏联远东押回1113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审判——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年1月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有关。

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十七周年纪念日上，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在回答共产党代表提出如何看待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时，说了一句真话：“我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机会就那场战争的本质进行探讨。我阅读了不少境外文章，作为战时应征入伍的士兵，一直受着军国主义教育。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有责任的……”

此话一出，立刻遭到长崎市立法委员及自民党的强烈反对，要求他收回讲话。本岛均不肯收回。

于是，右翼团体纠集了数十辆宣传车，在长崎市政厅周围进行多次骚扰。市政厅办公楼的玻璃被枪弹打碎。本岛市长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多次受到人身攻击。警方对本岛市长采取全天保卫措施。但是，1990年1月18日下午3点5分，本岛市长还是遭到了暴徒枪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头号战犯就是冈村宁次，中国人对这个人绝不陌生。

日寇在中国发动的“大扫荡”，对中国采取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出自这个冈村宁次之口！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却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南京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了！

还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缔造者，人称“杀人魔头”的石井四郎及其手下官兵。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纪实作品《食人魔窟》，就是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的。

早在二十年前，我曾对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做过深入采访，对其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

资料称，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朝鲜、苏联等多个国家3000多名活人，惨死于731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霍乱、鼠疫、冻伤、毒气等各种试验当中。日寇投降前夕，石井四郎下令，处死全部被他们称作“木头”的试验人员，处死了为他们效命的大批汉奸，炸毁了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细菌部队的重要设施，却放出了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导致哈尔滨平房地区连续多年闹鼠疫，好多家庭惨死在日寇遗留罪孽的残害当中。有的家庭十几口人全部死于鼠疫！如今，在那片充满罪恶的废墟上，仍然耸立着两只不知焚烧了多少生命的大烟囱。

这样一个兽心歹毒、双手沾满人类鲜血的大刽子手，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向美军提出，把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用活体试验所研究的资料，全部提供给美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免除他及731细菌部队全体人员的战争罪行。

美国居然同意了他的要求，并通知苏联军事法庭有关人员：“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

其实，石井四郎就躲在乡下的老家呢。

1951年，石井四郎出现在朝鲜战场，不久，朝鲜战场就出现了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这个用数千名活人试验数据，从美国人手里换来活命的家伙，直到1959年10月9日，六十七岁时患喉癌死去。

731细菌部队冻伤科的负责人吉村，在731细菌部队里是出名的人物。被关押人员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没有不吓得浑身哆嗦的。他让活人脱得一丝不挂，扔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室外，直到冻僵了，摔倒在地，再令人拖进屋来，将其分别扔进冰水或滚烫的开水里，进行各种试验。有的则在冻僵中锯断其胳膊或腿，被锯者的惨叫声令人不忍耳闻。

据报导，吉村这个残忍的刽子手，后来居然当上日本某大学的教授，登上讲台，向学生们传授其用活体试验的经验呢。

一伙罪大恶极的人类战犯，就这样被包庇下来了。

在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的看守都逃不脱审判，而在日本，像冈村宁次、石井四郎、岸信介、吉村这样一大批罪大恶极之人，不仅逃脱了审判，而且活得很逍遥，很自在，很风光。

这些本该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没有得到严惩，没有受到战争惩治的教育。他们到死都不肯承认侵略罪行，不肯向受害国认罪，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成为日本极右势力的根基。

1948年10月，美国总统以“总统令”下发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指令，其中包括20项内容：不要使日本的民主化搞过头；解除把军国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规定；强化警察力量（实行重新武装）；置重点于经济的复兴和稳定等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两周之后，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下令，成立由75000人组成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这就是重新武装日本的开始。

1951年，日美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

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发出“法务总裁通知，”声称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罪犯，在日本不按战犯对待！

此文一出，全国各地立刻刮起释放战犯和复权运动的妖风，声称“甲、乙、丙级战犯全是牺牲者。”

随后，日本相继出台修改《战伤病者战死者等遗属援护法》；修改《抚恤金法》、释放甲、乙、丙级战犯；再后来，将甲级战犯纷纷请进靖国神社……

八

二战结束后，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更没有让战犯登上德国政坛的先例。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一个早期侵华急先锋。

岸信介于1936年入侵中国，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因其生活放荡、荒淫无度，被称为“满洲之妖”。

这“满洲五人帮”，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出狱；松冈洋右与鲇川义介，都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罪魁；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由于美国转向扶植日本，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的第二天，1948年11月24日，岸信介等一批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岸信介，1956年担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刚上任首相两个月的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理其职，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上任后，大肆敌视诬蔑中国，极力鼓吹以“自卫权”名义扩充军备；1960年5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改定”。而且，极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满洲国建国之碑”。1960年7月14日，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刺伤，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三年半的首相生涯。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病死，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朝日新闻》这篇社论，对甲级战犯当选首相一事，道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岸信介、小泉、安倍，都是岸信介培养出来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

在德国，没有一名战犯被奉为英灵，更没有一名战犯入住烈士公墓。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1978年，日本当局将在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的14名甲级战犯，全部移入靖国神社，奉为“英灵”，并以首相带头前去参拜。

这14名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人类滔天大罪之元凶！

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原称“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始建于1869年6月，明治天皇为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之役”，为推翻旧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如今，靖国神社合祀着246万6千5百多名所谓的“英灵”，供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及上千名乙、丙级战犯的亡灵。每年都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政客前来顶礼膜拜，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据点，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培养灌输军国主义的朝拜之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宫司德川康久，在神社内举行“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的展台上，公开叫嚣：“二战是以我国的自存自卫及建立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目的战争！”

有人说，参拜靖国神社，就如同“有人到希特勒墓前献花”一样。

因此，每次日本首相前去祭拜罪恶昭著的战犯，都会招致亚洲各国受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首相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照样我行我素，照拜不误。

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在执政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首相们还都避开8月15日这个战败的敏感日子，并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

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开先河，选在8月15日投降之日前去参拜。

之后，历届的日本首相，都在8月15日这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

据资料记载，原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都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去参拜。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三年，从1983年4月21日至1985年8月15日，十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三次为日本投降日，最后一次为日本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日。

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六年，六次参拜，2006年8月15日那天前去参拜。

安倍晋三自2006年上任以来，就不仅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了。而是打破了中日双方来之不易的较为友好的环境，日本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不仅是伤害中国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令中国人无法容忍的愤怒——

安倍上任以来，激起钓鱼岛争端，极力鼓吹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为日本“国有化”；安倍内阁千方百计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决议案，向“战争合法化”推进；多次发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谬论……

“日本战犯不是罪犯”，其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否认侵华战争之罪行！

请问：日本战犯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而且，安倍亟欲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以政府名义支持极右势力公开篡改历史……

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是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其主要内容是：

“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已过去了五十年的岁月。现在再次缅怀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国内外许多人时，感慨万端……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动辄忘掉这和平之尊贵与其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并且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包括追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偿还过去的错误，也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村山富市的讲话，发表于1995年，比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年12月7日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晚25年。

应该说，村山富市是日本的“勃兰特”。

但是，日本并不是德国。

村山富市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几人有德国首脑的明智？有德国首脑的胸怀？

201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高克代表德国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妄为德国人！”

而日本政府呢？

在对待侵华战争问题上，不但不认真反思、忏悔，而且，一直在有计划、有预谋地篡改历史，把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妄图从史实中抹掉这笔让日本人无颜面对的罪恶！

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

九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2014年11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在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内容，描述不恰当，与日本政府立场不一致，是对事实的误解。并声称，日本外务省通过纽约的驻美总领事馆，要求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做出修改。

该出版商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于11月20日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坚定立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日本政府又派人找到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要求其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却遭到赫伯特教授的严厉拒绝。

当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前去采访赫伯特教授时，只见赫伯特教授对日本的作法，很是不屑，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给予了严厉拒绝。

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部2014年，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铁证如山》。

这部书中的资料，不是哪个人的证言，而是日军自己留下的罪证——战败溃逃时，没来得及彻底销毁所遗留的档案资料，上面还残留着焚烧的痕迹。

因年代久远，档案是残缺的，内容却是真实的。

关于“慰安妇”一事，日军档案中有着详细记载，并以表格形式清晰记载着慰安妇的人数、屯兵数，慰安妇每人所应对的士兵人数。

在此仅举一份档案为例：

1938年2月28日，中国芜湖慰安妇人数109人，其中日本人48名、朝鲜人36名、中国人25名；丹阳6人，每人应对士兵267名，因人员不够，在当地招募慰安妇；常州慰安妇46人，人均应对士兵140人；金坛慰安妇9名，人均应对士兵133人；镇江慰安妇109名，人均应对士兵137人；南京141人，人均应对士兵178人。

这份详细的记录，是出自日军自己的档案。

这让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如何泯灭一位教授的良知，去奉迎一个国家罪恶的谎言？

日本篡改历史，并非始于今天。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1965年，一位五十二岁的老教授，走上东京法庭，状告政府在审定他撰写的《新日本史》著作中，“违反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十年来，对他多次警告，责令他必须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奸淫行为，将日军731部队对人体进行试验等内容全部删掉，并下令禁止使用此书，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要求赔偿损失！

他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教育法学家。

早在1952年，家永三郎撰写了一部《新日本史》，并在高中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1955年，却遭到文部省警告，阻止他出版该书。1957年5月，他的《新日本史》第三版，被文部省评为不合格。1963年，他的第五版《新日本史》，再次被评为不合格。1965年6月，他忍无可忍，走进了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

法院一再判他败诉。家永三郎不服，屡诉屡败，屡败屡诉。

1974年，他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名就叫《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在法庭上，他以日本弥足珍贵的微弱声音，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我想着自己的良心，祖先的土地被焚毁，我就站在那儿，就是有罪！……我现在不过一介布衣，尽管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希望弥补我过去一味驯顺，从不抵制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提出自己的这项罪责的原因。”

“在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德国人反对了，还为此丧了命。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过。我们是一个只知尊奉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这场官司我们赢了，还是输了，而是我们决心战斗了！”

他在接受英国作家布衣采访时说：“教室成了背信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践踏我们自己的原则。以国家宣传代替历史教学，我没能顶住，为此感到万分羞愧。”

1970年，法官终于判家永三郎的官司赢了。

可是，随之而来，却是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报复，向本案法官、辩护律师，向家永三郎家人发出威胁，警告他们当心脑袋！而且，暴徒们包围家永三郎的住宅，日夜骚扰，喊口号，敲洋铁锅，令全家人无法睡觉。

更为可悲的是，文部省提出上诉，东京法院又判家永三郎输了。

1997年8月，这天，已经八十四岁的老学者拖着仅有38公斤的羸弱之躯，缓缓地走进了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前来倾听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认定文部省所做出的删掉“南京大屠杀”、“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四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

这份迟到的判决，历经32个春秋，10次判决，最终以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而告终。

2002年11月29日，这位为坚持历史真相，同日本政府斗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学家，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八十九岁。

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勇气，而在于他坚持了正义。”

但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份判决来得太迟、太缺少法律的威力了。

因为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

早在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就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为“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

把日军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

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

把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居然颠倒是非，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英国作家布衣在其所著《罪孽报应》一书中，写道：“发生在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按照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侵略中国这一措辞改为‘进入中国，至于原先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则完全删掉了。”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同年8月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

我不仅在想，这是我们发现的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内容，可是，世界各地没有被发现的日本历史书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侵略历史被日本歪曲了？篡改了？

就在这次，我赴德国海德堡采访期间，听到这样一件事，中国留学生李晓璇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海德堡大学，一名日语系的德国学生，问李晓璇，中国的“七·七”事变是谁挑起的？

李晓璇说：“当然是日本挑起的！”

这名德国学生却理直气壮，以完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你们中国人挑起的！你们中国应该为二战亚洲战场负责，你们中国才是历史的罪人！”

“不！日本才是历史的罪人！”

“那是你们中国自己宣传的！”

“不对！你所听的都是日本所宣传的！”

“我学的是日本学，难道还要我去听你们中国的宣传吗？”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晓璇气哭了，觉得对方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她说：“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死伤三千多万……”

对方却说：“死的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广岛和长崎……”

更为可气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绝非一个德国学生，凡是学日本学的德国学生，都持这种观点。德国日本学研究中心，则完全站在日本的立场。

这使中国留学生非常气愤，却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日本谎言所造成的后果——

居然从德国日本学系的德国学生口中，说出了中国发动“七·七”事变，中国要为二战负责的话来！

我不知在世界那么多大学的课程中，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多少歪曲？

我不知这种严重失实的教科书，应该由谁来追责？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教授删掉“慰安妇”内容。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关注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有歪曲历史的问题存在？

如果有，是不是应该像日本一样提出质疑，不允许他们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的阴谋得逞！

与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内容相配合的，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对敢于揭露真相、敢于说真话的少数日本人，进行疯狂的围攻、威胁与恫吓，甚至诉诸法律。

侵华日军东史郎，出版了记录日军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之后，遭到许多右翼分子对他及其家人的恐吓，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骂他是“罪该万死”！

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对采访了120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并采访了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出版了真实纪录《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威胁与恫吓，对她百般攻击与诋毁，说她是“扯谎、骗子”，甚至扬言，对松冈环及开口出示证言的侵华日军，实施报复！

就在2015年1月26日，媒体报导，由日本右翼分子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牵头，日本国内外8749人联名，对日本《朝日新闻》提起诉讼，指控其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损害日本国际信誉，伤害国民名誉”，并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要求《朝日新闻》赔偿原告每人1万日元慰问金，并登报谢罪。

人所共知，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却如此掩耳盗铃。

在日本，尽管有少数正义人士在为历史证明，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草根，不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而极右势力却长期主宰着日本政坛，而且，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在不断蔓延……

王泰平先生在其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在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国民性的铸就都离不开它本国的历史，离不开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控制着那个时代的德国民众的思想的罪恶帝国。同样，日本帝国也是建筑在法西斯精神上的罪恶帝国，把日本民众变成了狂热、盲信、一味跟从权力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这种国民性决定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掌权者决策错误，而一意孤行时，则服从强权，盲信权威，不仅不违抗，而且，往往变本加厉，由‘集团主义演化为极端狭隘的、排外的、极具危险的民族主义。

于是，在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军国热，每当大本营发表在海外攻城掠地的胜利捷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被驱赶上战场，宁做肉弹，宁为落樱，不成功，便切腹，以表忠君爱国之诚；干了残忍之事，只觉得是服从国家，应该应分，并没有罪恶感；有人有了罪恶感，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不觉得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纳粹德国，密谋杀害希特勒的东线军官首领海宁·冯·特莱特斯科夫将军，在自杀前，与他副官施拉伦勃道夫诀别时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

在德国，这样清醒而正义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在日本，却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高官，相反，翻开日本二战后的历史，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上层，尤其是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引起的——

1953年，全日本超过1500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战犯。当时，西德驻日本大使馆致波恩联邦法政部急件说：“日本人至今怀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来就不具现实性，因为判决是由胜利者以复仇的姿态单方面做出的。日本战争罪行不是有意识的犯罪，因为那些人将他们的行为只看成战争行动，属于爱国主义举措！”

1953年，日本推出电影《太平洋之鹰》，极力吹捧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啊，海军》；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年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没查到的呢？

朋友，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

而我作为一名作家，却觉得我的文字太拙，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用谎言来美化罪恶的人？

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这才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十

我发现，日本法西斯杀人如麻，看似无比骁勇。但就其民族性来讲，并不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勇者，而是一个在正义面前百般抵赖、用谎言当胭脂的矮子！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与其相比，德国，倒是令人敬重几分。

如今，日本战败七十年了，那段历史早已载入世界史册，进入人类的记忆。

在全世界人面前，再做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再用谎言来美化罪恶，失去的只能是国家的国格与民族的尊严！

就在最近，我书稿接近尾声之际，看到媒体接连报导，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日期间，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安倍，要承认历史，要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看到这里，我在想，日本投降七十年了，七十年的时光，没能让一个战败国承认历史罪恶，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好笑吗？

即使安倍口头上承认了历史罪恶，其灵魂承认吗？

不承认，又能得到什么？

掩耳，真能盗铃吗？

这一切，又是谁之过？

我觉得——

首先，由于美国的转变，日本法西斯的罪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体系。

其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

王泰平在《日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引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第五章的内容称：

“（日本侵略）期间……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47%，占大城市的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他在书中还写道：“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要多得多，而种在中国人心中的创伤和剧痛，远比记录在案的数字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据后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战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在14年浴血奋战中，饱尝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黩武行径，造成4000万军民死难的惨剧，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军的屠刀和炮火下，中国人骨肉离散与家园破碎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

1945年7月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

1947年1月28日，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据称，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所支付的战争赔款只有37.6亿美元。而且，日本却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

由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惩处不力，导致日本法西斯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惩治。而且，日本更没有支付本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地降低了战败成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

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

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日本呢？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十一

此刻，正置2015年新年伊始，世界人民都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我的脚步叩击着华夏大地，耳畔却不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极端恐怖组织袭击了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造成警察在内的12人死亡；极端恐怖组织绑架了两名日本人质，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日本人质被杀；许多战乱中的妇女和儿童，挣扎在生死线上……

没有触景，却也生情。

思绪就像一列高铁列车，顺着多日来的惯性，风驰电掣，逆时而行，驶向七十年前，驶向南京大屠杀的现场，驶向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比起今天的极端恐怖分子，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灭绝人性，都是无视他人的生命，都是杀人如麻！

人性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有其凶狠、残暴的一面，都有其善良、仁慈的一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关键看首脑人物带领其国民，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写到这里，我仍然有许多不解。

日本战败后，日本认为自己输给的是美国，是苏联，是盟军，而不是中国。

对此，我无须为我的国家争辩什么。

我只想以一个父辈被日寇奴役十四年的后代，来反思一下我的民族、我的国家。

的确，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日寇入侵毫无准备，而且国力悬殊。日寇入侵，国内党派分立，缺少民族气节，大小汉奸如雨后春笋，纷纷向日寇俯首称臣。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妄图灭我种族的日寇面前，猛醒了！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在战争中挺起了不甘灭亡的脊梁！

朝鲜战场的胜利，则是中华民族最好的证明。

有人说，日本是崇拜强者的民族，美国向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就彻底征服了它。苏联红军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至今都对俄罗斯惧怕三分，在对待北方四岛问题上，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可征服而不可感化的民族。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杀戮与掠夺，是中华民族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却表现出世界各国所不曾有过的宽宏与仁慈：

不向日本追讨战争巨额赔款；不杀日军俘虏；为日本人收养遗孤；优待管理所的战犯；本该受审判的战犯没有受审……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讲中，一再重申：“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弱点？是善良，还是“农夫与蛇”？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是展示领袖的胸怀，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需要？

写到这里，我心中有许多不解。

最令我不解的是，本该送上绞刑架的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没有受到审判，而是一直逍遥法外。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的头号战犯——

早在1915年，他就进入中国收集情报；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1名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他任日军陆军步兵第六团团长，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元凶之一；1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军入侵上海；1933年，他代表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天皇令他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日寇对我中国进行疯狂地“大扫荡”，实施灭我中华民族之“三光”政策；1944年11月，被升任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他向陆军大臣发去电报：要求拒绝公告，继续作战！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日本战犯的头号人物，国民政府最早公布的94名日本战犯之一。

1946年1月19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为战犯，盟军总部多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接受审判。

可是，蒋介石却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想尽一切办法把将冈村宁次留在中国。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可是，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居然扣压了李宗仁下发的重新逮捕令，派副官急忙通知冈村宁次，让他随同其他战犯一起立刻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这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会同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顺利地返回了日本。

回国后，冈村宁次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本战友会”副会长，一直从事军国主义活动，直到1966年病死。

我们不禁要问：蒋介石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头号日本战犯？

蒋介石的回答，令人费解，使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悲哀与劣性，窝里斗，毫无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

蒋介石说：“应该说，冈村宁次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日本投降后，他（冈村宁次）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

听到这番话，冈村宁次竟然成了“替”蒋剿共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释放冈村宁次的原因了。蒋介石一贯奉行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

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所掌控的军事法庭，虽然杀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但对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却是网开一面，宣布无罪释放了。

蒋介石后来的一些作法，更是令人费解，甚至让国人感到惊诧。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台北阳明山建起一座“革命实践研究院”，亲自兼任院长，居然聘请冈村宁次等一批原日军高官为高级军事教官。而且，蒋介石与甲级战犯岸信介关系密切，二人于1954年秘密成立反共同盟。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不久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组织什么“日华合作委员会”。

写到这里，我很是不解，作为一位中国政府首脑，蒋先生还有没有起码的民族感情？

想想，日本法西斯欠中国人那么多血债，几千万同胞死于日寇之手，那么多抗日将领战死疆场，被日寇掠夺的财富更是无计其数！到头来，日本头号战犯居然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请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充当什么教官！

我不仅要问：让他教什么？

教中国人如何成为日本的亡国奴、汉奸、不知人类尚有耻辱二字的逆贼吗？

今天，掀开历史的雾障，冷静地透析那段历史，却发现，历史并非像呈现出来的那么光彩，那么冠冕堂皇！

蒋介石还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为我们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就因为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一个全家被杀害，一个被软禁了后半生；而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却逍遥了后半生，而且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我们批判汪精卫是大汉奸，骂他认贼为父。

那么，蒋先生的一系列作法，又是什么？

以前，我从未研究过这段历史，觉得蒋先生不失一位中华民族的领袖，只是一个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失败者而已。

但是，当我看到张学良先生晚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我明白了不曾明白的道理——

张学良说：“他（蒋介石）自私，光考虑自己。没有人心。”他又改口道，“他不得人心。”

是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个把党派之争、政权之争，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的领袖，缺少的不是韬略与学识，而是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品质，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胸怀！

这大概是蒋先生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斯人已逝。

也许，我们不该过多地谴责这位早已作古的老人了。

但是，回头看看，看看曾经发生的一切，无数的万人坑、杀中国人像切豆腐、杀人比赛、砍头、活埋、强奸、轮奸后凌辱尸体、空袭、掠夺、纵火、绑架、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活体试验、细菌战、使用化学武器、将3500多吨毒化武器投入中国战场，其中包括被世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用的芥子气……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溃逃，日军731细菌部队却放出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致使哈尔滨平房地区接连数年闹鼠疫，大批人死亡！日本投降，却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日本政府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中国各地，对当年留在中国的生化武器进行处理。仅在中国吉林省哈尔巴岭就检测到30万至40万枚毒气弹，至今仍有不少生化武器没有得到清除，伤害中国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战争结束70年了，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有200万发，直接伤害当地人达2000多人。

这一切，哪是一句“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所能化解的？

再听听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理由吧！你会发现，中国对日本宽宏善待的结果，获得了什么？

河村隆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并不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

其理由是：“我父亲是日本陆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01旅指令部伍长，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南京政府并没有处死我父亲及其250名日本战俘，而是受到了‘特别善待，被安排在南京栖霞寺。”

其实，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不过是普通战俘营而已。

2012年2月，中国外交部向河村隆之的言论，提出了抗议。

没有处死河村隆之的父亲，就说明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按照这种混账逻辑推理，中国人应该把日军一二百万战俘全部杀掉，才能证明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不记得是谁说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看来的确如此。

十二

我觉得，战败后的日本，就像一个干了坏事却没有受到惩罚的孩子。

有美国为其撑腰，大力扶持，不追究罪责；有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无限仁慈，不要战争赔款，对战俘不杀不砍……

受到如此厚待的日本，还需要反思吗？还需要忏悔吗？

当然不需要了。

那么，日本战败的成本，由谁来为他们埋单？

没有彻底清算的战争后果，将转嫁到谁的头上？

日本战败后，中国老百姓出于善良的天性，收留了大批被日本人丢弃的遗孤，把他们抚养成人，最后交还给日本父母。中国政府对关押的日本战犯，百般感化，多方照顾，旅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战犯，除少数人病故外，全部释放回国……

用宽容和善良来感化日本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奢望。

可是，一个长期受法西斯奴化训导，不肯承认罪恶，不肯反思，以极右势力所掌控的政府，哪里是“感化”、“以德报怨”，这种道德观念所能改变的？

日本政府在战败7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

不肯承认历史罪恶；修改教科书；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慰安妇”；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扬言钓鱼岛“国有化”；鼓吹“修宪”、恢复“自卫权”，美化当年的侵略罪行为扩大疆界；要求通过自卫队向国外派兵法案……

七十年来，他们今天这个首相承认罪行，明天新上任的首相又推翻了，像小孩过家家似的。

再奢望他们认罪与反思，只能说明我们中国人太幼稚了。

戴旭将军说：“战胜中国，日本与生俱来的梦想。”“在日本，一门心思准备‘战胜中国的比比皆是；而在中国，思考如何防御日本、战胜日本的人有几个？”

的确，中国人太健忘、太幼稚、太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了。

每当豺狼闯到家门口了，才知道操起家伙。岂不知，狼外婆一直在窥视着我们的家园，已经窥视几百年了。

早在1990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先生，就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今年“两会期间”，杨虎城将军的后代、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间对日索赔纳入对日斗争大战略的建议”提案中透露，童增先生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其原因是：“童增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童增先生是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都说明中国人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力，引起了世界的认可与肯定。

中国人不应该再充当“农夫与蛇”……

今天，在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年之际，再回首那段历史，看看那些数据，使我们对战争、对人类，会有更为清醒、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到1945年9月，历时六年；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这场全球大战，作战面积高达2200万平方千米；20亿以上人口被卷入战争，参战兵力超过一亿。据不完全统计：军民伤亡人数9千余万；4万多亿美元付之东流；3千多万人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中国，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多万。据不完全统计，经济损失（国家、民间、直接与间接）为5620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为3000亿美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历史》）。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可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历史课本，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1982年，日本出现篡改教科书事件，中国学者才提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5年，日本投降四十年之后，南京市政府才建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前的漫长四十年，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出现了无言、无语、无任何声音的历史空白，被日寇屠杀的30万冤魂，一直在地下痛苦地沉默着。

的确，长期以来，中国人只在“七·七事变”、“八·一五”几个重要日子，象征性地开开会，挥挥拳头，喊几句口号，对国民起不到任何警世性的教育。缺少有组织、有计划的历史性教育，尤其对青少年，更缺少这方面的教育。

而在日本，每当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日，他们就在日本和美国推出大量这方面的书籍。

令人欣慰的是：

2014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第一次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3日，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每年这天，国家将在南京举行公祭活动，以悼念在南京大屠杀及所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惨遭日寇杀戮的死难同胞。

在公祭仪式上，中华人民国家主席向世界发表了令人震撼的讲话。

习近平说：“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写到这里，我终于长出一口郁闷已久的恶气。

中国终于向世界宣告：中华大地再也不许敌寇铁蹄践踏了！

让我们翻开人类历史看看，看看哪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带来如此漫长、如此残酷的侵略与伤害？再看看哪一个国家如此掩耳盗铃、如此抹杀历史罪恶？

切记，不要奢望他人的自省，更不要奢望他人的仁慈，要永远铭记，生存之法则：弱肉强食！强大是生存的最好保护！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