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慈善法》应规制公权力审慎地进入慈善

章伟升

慈善不是谁能够左右的，恰恰相反，它能左右社会

国家层面的慈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很快，政府也不断出台积极政策，但前不久你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制度建设几乎不成体制，真有那么滞后吗？

王名：慈善的制度规范有国家层面、组织层面，我上次是讲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这个层面有一些制度，但主要是对体制内组织的规范，并不面向全社会，而且非常粗线条。针对社会力量参与慈善的制度也有，但不多，除了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有民非、社团的几个条例，1999年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很有创意，但一直未能施行，立法方面基本就这些。

《基金会管理条例》尽管也有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它之前，是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 ，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发现，它真正想规范或者真正想保障的还是体制内的慈善力量。

《中国慈善家》：在这几个条例出台前，靠什么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慈善？

王名：早期是通过体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农民没有启动资金，无法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政府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它的基本方式就是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公益慈善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后来成为全国运动，募集的资金有十几亿，规模相当大。

那个时候没有立法，体制本身就是制度，就是资源，通过这种资源和制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最典型的就是邓小平作为中顾委主任，出面捐了3000块钱给希望工程，作为一种体制，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来动员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