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凡，李 静

(1.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2.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从2012年到2014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工作做了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1月在山东省考察时也对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作了“增强农业科技人才建设，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步伐”的重要指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是三农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当下，重视三农问题，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农民小康了，中国才能全面小康;只有农村现代化了，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国家层面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重视，山西省作为一个农民人数大省，排除干扰、大力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势在必行。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知市场，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农民，他们依附于一定的基础环境而存在[1]。

一、山西省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环境

(一)山西省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硬件”环境

所谓一个地区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硬件”环境，是指这一地区的耕地、人口、水源、气候等硬件因素。第一，从自然条件来看，山西省处于黄土高原东部，多样的地形可以栽培不同的作物，四季的分明有利于农作物的健康发展，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让农民们更能把握自然规律的脉搏。第二，从人口和耕地来看，山西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传统农耕区，悠久的农耕历史使得土壤肥力充足。山西省现在约有3300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70%，目前耕地保有值为5000余万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一个地区要进行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就必须有发展农业的硬性条件，否则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从上述的内容来看，山西省具有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基础的硬件环境。

(二)山西省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软件”环境

所谓一个地区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软件”环境，是指当地的政策支持程度、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市场经济繁荣程度等因素。第一，从政策支持程度看。山西省政府提出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政策和“在未来7年培育70万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计划[2]。这些工作计划不是短暂性的决定，而是要求长期贯彻的政策，这些惠民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在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从科技水平看。山西省境内有山西农大农学院、山西果树研究所等众多农业科研院所，这些院所的农业专家和拥有的先进实验设备有条件研究出更多惠农成果，有能力满足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对科技水平的需求。第三，从市场角度看，山西省市场经济的繁荣程度能够保障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需求。山西省在近些年来一直在走资源转型发展的路子，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向农业领域转型。目前，山西省已有六百余个以煤焦为主导的工业企业投资发展现代农业企业，投入资金已有68亿元。众多农业企业的建立，给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职业发展意识不强

一个普通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实质是由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的过程。身份农民的概念由来已久，在农民的心中根深蒂固，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3]。第一，农民的职业化发展涉及到一个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权衡的问题，普通的农民不是战略家，所以他们很容易产生“花费长时间去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不如去城里打工挣钱实在”的想法。没有直接的利益导向，农民很难直接产生职业发展的意识。第二，现阶段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还处于探索发展的初期，没有大量已经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例子供农民参考，使得农民缺乏榜样动力。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导致了农民参与职业发展的意识不强。

(二)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受培育农民比重少

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受培育农民比重少，是现在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山西省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很难做到真正的全面发展。第一，据山西省统计局的信息显示，目前山西省有近四成的农民在外打工。这就意味着青壮年劳动力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员大量涌向城市，导致农村剩余人口大部分为老人和儿童，形成了农村“空巢化”的现象[4]。这样的农村“空巢化”现象严重阻碍了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由于剩余人口文化程度低、知识积累少等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很难去完成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过程。因为普通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必然会导致学习的困难，这样就阻碍了山西省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步伐[5]。第二，虽然山西省定下了在全省范围内7年培育70万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目标，但面对山西省农村人口数2314万和每年受培育农民比重只有0.43%的现实，这样的培育计划显然是不足的。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健全

由于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部门重叠和责任不清的问题。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关的部门和单位虽然不少，但各单位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牵头部门和资金来源不一等原因，导致了多头管理和教育资源浪费现象时有发生。第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评价机制还有待完善。很多培育没有标准的评价体系，无法评价农民经过培育后是否具备了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的素质，这就容易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6]。第三，培育周期短。因为大部分农民接受培育时间较短，没有较长的培育周期，导致了大部分培训班只能局限于学习一般的农业知识和技术，而高层次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学习培训却很少开展[7]。山西省目前只有山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它的分校承担着部分新型职业农民成体系、成周期的培育工作，但这样的工作面对山西省庞大的农民基数明显力不从心。

(四)农民经济基础薄弱，土地流转不流畅

农民经济基础薄弱的特点导致了在农民转型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资金障碍问题突出。据山西省统计局的数据，山西省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的职业发展既没有城市职业群体的高资金起点，也没有大量成熟企业的资金链条保障。但农民要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就不得不与城市职业群体适应同一个市场经济环境，这就导致了农民进行转型的资金问题尤为突出。新型职业农民在土地资源的运用上走的是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但当前山西省由于村民“保守观”、具体政策不明朗、土地流转价格标准不统一等原因导致了土地流转不流畅、土地难以规模性开发等问题的产生[8]，这就限制了新型职业农民对土地产业化、集群化的开发的需求。

(五)地区间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程度差距较大

山西省共有11个地级地区，119个县级地区，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县域之间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水平都有较大差距。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政策的因素。据了解，2012年山西省政府将曲沃县、临猗县、榆次区等3县区列入新型职业农民重点发展县的名单，2013年山西省政府又将晋中市确定为新型职业农民工作主要推进市，2014年山西省1市19县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在发展新型职业农民试点地区已投入资金1500万元，培训农民10000多人[9]。这样的政策虽然促进了榆次、临猗等试点县区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但非试点县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程度与试点县区差距加大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第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大同、朔州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中农业产业占的比重较少，而临汾、运城等煤炭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在农业领域的实力则比较强。农业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自然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中有较高的起点。地区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会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利于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全面发展。

三、加快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对策

(一)积极培养农民职业意识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只有充分发挥农民对其自身职业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农民的职业发展过程更具生命力。第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大专院校在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时应专门设立职业意识培养班，通过解读国家相关政策、对发展前景进行规划、分享典型成功经验等培养内容，让农民看到职业化发展的广阔前景，从而从内心产生职业发展的欲望。第二，多元化地进行微观培养。除了通过传统的课堂、讲座培养农民的职业意识，还可以到家到户进行沟通，在沟通中了解农民对职业化发展的疑虑，并针对具体问题作出解答，在交谈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农民的职业意识。这样挨家挨户的沟通培养形式，仅仅依靠各级政府组织的宣传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应该发动村干部特别是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村官对农民进行职业意识培养。现在山西省大学生村官日益增多，所以应充分发挥这一群体在农民职业意识微观培养中的主力军作用。

(二)在培育中坚持“引进来”为主“走出去”为辅的新型方针

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解决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存在的问题就得从山西省的实际出发。山西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仅仅依靠政府和大专院校组织的培训班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远远不够的。让农民“走出去”参加培训，学习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知识固然重要，但是针对山西省的实际更应该倡导的是“引进来”的方针。“引进来”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将能够胜任培育工作的专业人才吸引到农村来进行阶段性指导。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农民“走出去”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还可以让专业人员结合当地农民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育工作。第二层含义，引进人才在乡村长足发展，优化农村人口的素质结构[10]。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到乡村发展的高素质农业人才进行大力支持，通过事业发展扶持和生活条件保障等措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其更好地投身到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道路上来。

(三)完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初次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写进报告，山西省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应借着十八大的春风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把职业教育发展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第一，组建更多专业的农民职业学校，出资招聘能够胜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教师，制定出培育内容、培育学时、考核标准等来与农民职业学校配套，从而形成完整的培育体系[11]。第二，对参加培育的农民减免学费，学习完成后对通过考核的农民给予职业认证。第三，山西省各级政府应成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领导组，把责任明确到部门和个人，进行统一协调，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这样能有效避免多重管理、资源浪费等问题，从而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效率。

(四)加大资金扶持，细化土地流转政策

针对农民经济基础薄弱的问题，各级政府应该牵头相关部门，通过加强财政补贴力度、简化农民贷款手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资金扶持，促使农民把职业发展由意识转为行为。要使新型职业农民对土地进行规模化开发就必须完善细化土地流转政策。2014年11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引导农村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并通知各地区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实施。《意见》第十一至十六条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山西省应积极落实《意见》，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来完善细化土地流转政策，并不断对土地流转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予以分析、解决。这既能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土地规模化开发扫清障碍，也能为中央和山西省进一步细化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五)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要解决山西省各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就需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一，对于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各级政府应进行针对性政策扶持，可由省政府统一牵头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各地区一对一、一对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帮扶活动，使发展缓慢地区能更好借鉴发展快速地区的成功经验。第二，对于部分地区以煤炭产业为主而农业产业占比重小的问题，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于2014年11月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调研座谈会上就曾指出“要切实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要看到‘一煤独大’难以强省、难以富民的严峻现实”[12]。可见山西省进行产业结构转变已迫在眉睫，转变产业结构只有依靠政策去宏观把握，所以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进行政策调控也是山西省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大省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虽然山西省有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良好“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目前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状况还是低水平的，还需要各级政府针对地方的实际，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放矢地做好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真正为农民谋福利，解决好农民职业发展问题这个大事。现在我国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山西省现在也正处于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应对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能使农民共享到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成果，而且能对山西省经济转型发展起到很大的助力作用，从而可以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

[1]郭智奇，齐国，杨慧，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

[2]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J].山西政报，2014(15).

[3]宋国恺.从身份农民到职业农民[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4]陈池波，韩占兵.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5]郭珊玲，吴锦程.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提升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

[6]郑伯坤.城市化与都市农业背景下的农民终身职业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7]李含琳.对甘肃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战略思考[J].甘肃农业，2014(2).

[8]张选厚，李钒，张毅，等.西安市职业农民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J].农学学报，2011(6).

[9]陈国伟.探索工作模式完善培育体系持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制度化——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调研[J].品牌，2014(6).

[10]蒋占峰.大学生择业与青年职业农民培育[J].甘肃理论学刊，2009(3).

[11]郑伯坤.城市化与都市农业背景下的农民终身职业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12]王儒林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的讲话[N].山西日报，2015－01－25(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