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金融衍生品与全球民众存款面临掠夺威胁的问题

2015-08-15 00:51
探索 2015年2期
关键词:投机美欧衍生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1 美欧制定掠夺民众存款挽救危机的金融法规

2014年3月20日,欧盟有关机构形成了关于拯救银行危机的历史性决议,在公开披露欧洲银行面临的严重困境、引发公众恐慌之前,事先就锁定了纳税人和银行储户的资金及拯救危机的义务,以免公众知晓欧洲银行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之后,没有人愿意出资来填补这样深不可测的有毒资产大窟窿。早在2009年美欧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不久,欧洲媒体就曾披露欧盟内部文件,显示欧盟银行的有毒资产金额已经达到了远远超过全欧洲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惊人规模,美国财政部官员披露美国银行有毒资产也达到了类似欧洲的规模。美欧金融垄断财团将高达数十万亿美元天文数字般的银行有毒资产,视为要挟政府、公众动用纳税人金钱、存款人资金救市的筹码,将会选择时机,让银行表外的巨额有毒资产逐步、分批重返资产负债表,届时瞬间会将美欧的脆弱经济复苏变成金融恐慌,以营造救市气氛,进而促使金融危机演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广大民众存款的金融战争。

欧盟决议提出的在全欧洲适用的处理银行危机的法规,实际上落实了美国与英国权威金融机构三年前提出的相关原则。2012年12月10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英国中央银行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预见到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在美欧政府深陷财政和债务危机的情况下,继续采取政府耗费巨额民众税款挽救银行的办法,将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并且遭遇议会、民众的反对,因而明确提出了罚没民众存款来挽救银行的一种新办法。这种挽救从事金融投机失败的大银行的办法,同利用政府税金或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救市有区别。前者因利用银行内部的资金而被称为“内部资金救市”(BAIL-IN),后者因利用银行外部的资金而被称为“外部资金救市”(BAIL-OUT)[1]。西方媒体侧重于报道将采取全欧洲统一的程序处理破产银行,而回避了该决议的关键点——将会罚没存款人资金来挽救银行。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英国中央银行联合发布的文件,声称“促使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私营金融机构恢复正常经营的一种有效办法,就是将向银行提供未担保资金的信贷人(包括存款、债券、养老基金等债权持有人),转变为银行的股东,这样将足够数量的债权转变为股权,从而为经营失败的银行提供足够的资本恢复正常经营。在美国和英国,经营失败的私人银行可以重组为新的金融机构,从债权转变而来的股权可为新机构提供补充资本,这样债权人提供的内部资金就被用来挽救重组的银行,存款、债券、养老基金等债权持有人,将会作为重组的银行的新股东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1]。该文件所谓的“承担风险”,就是向民众存款转嫁危机损失,意味着民众存款转变为银行股本后普遍蒙受70%左右的损失。美欧权威金融机构2012年12月刚刚公布罚没民众存款的设想,2013年3月就迫不及待地在塞浦路斯进行了试验,以考察实际效果。美欧金融资本在塞浦路斯剥夺民众存款,带来了社会灾难,大多数中小私营企业的存款遭到无情的冻结、没收,实体经济濒临崩溃、解体边缘,而社会失业率飙升[2]。

塞浦路斯罚没民众存款的模式,得到了国际清算银行等权威国际机构的批准和推动。国际清算银行被称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代表美欧金融垄断财团利益,并且是全球金融权力核心,近年来筹划成立了设立在瑞士巴塞尔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一机构与各国的金融当局进行了多边协调、磋商,制定了罚没各国民众存款用于挽救陷入财务危机的银行的法规、程序,美国、欧盟、英国等都已经制定了非常相似的相关法规。

据西方主流媒体《经济时报》2013年的报道,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研究所这个代表美欧金融大财团意志的权威机构宣称:“今后当银行陷入危机时,将更多采取塞浦路斯的处理办法,这种让存款人和债权人买单的模式,将推广到美欧和全球各地”;它还建议“投资者应考察塞浦路斯危机的后果,以为将来危机处理模式的新变化做好准备”[3]。

新模式的目标,是不计任何代价来挽救私人“僵尸银行”,无论是让纳税人和存款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些投机失败的大银行的高管非但不会受到惩罚并付出代价,相反,他们在让公众买单的同时,将会尽情享受创纪录的高额奖金,并且继续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高风险金融投机的游戏。倘若美欧国家真的出现了美欧主流媒体宣扬的经济复苏,就根本没有必要悄悄地谋划罚没公众存款的金融法规。罚没公众存款特别是罚没远远超过存款保险限额的私人中小企业存款,将会导致流通支付体系陷入瘫痪,并促使实体经济趋于解体。这表明,美国正在施压欧洲酝酿新一轮的更大金融恐慌,进一步推动其预谋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以维护其全球霸权。

2 美国金融法规给予金融衍生品超级待遇

近年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文件和多德-佛兰克金融法案,都声称必须给予金融衍生避险合同超级优先待遇,因为其具有系统重要性并享有担保条款,倘若不给予超级优先清偿待遇,就会增加系统性风险。但实际上,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只需支付金额很低的保证金,少量投机资金凭借高杠杆率就能进行数十倍的交易,发生财务危机时却享有超级优先权,可获得全额担保资产赔偿。相比之下,存款人必须支付给银行100%的资金,清偿顺序却排在高投机杠杆的金融衍生品之后。存款人并未参与经营并分享银行投机获得的利润,却被要求对银行投机失败负责并承担风险,存款人承担风险与获得收益、赔偿的权利完全不对称。这暴露出上述文件与法案偏袒美欧金融垄断财团利益并公然掠夺民众存款的本质。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衍生品并不是避险工具,而是投机下注工具,具有极大的系统破坏性,并会极大增加系统性风险。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因次贷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误陷入困境,摩根等大银行根据金融衍生品合同迅速索取了全部担保资产,这样加速了雷曼公司的破产,并引发全面次贷危机。与存款处于同一级别的未担保债权却仅获得了8%的赔偿。美国次贷风险被金融衍生避险产品扩大了上百倍,这样反而从房地产风险演变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事实证明:金融衍生品具有的不是系统重要性,而是系统破坏性。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多德-佛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在次贷危机充分显示了金融衍生品的巨大风险后,仍然规定金融衍生品在法律上享有超级清偿优先权,超过银行存款、债券、养老金等任何其他债权。这意味着倘若银行因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误发生财务危机,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将独占银行的全部担保资产,其他债权合同,无论是否拥有担保条款或保险条款,都必须在履行金融衍生品合同之后才能获得清偿,实际上根本无法获得清偿而必须承担全部亏损。民众存款属于没有担保条款的债权,尽管25万美元以下的存款享有联邦保险公司的保险,但是,美国联邦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存款保险缴费,全部数百亿美元的保险缴费根本无法抵御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造成的巨额亏损[4]。

美国多德-佛兰克金融改革的法律文本多达800多页,实施细则解释更是多达8 000多页,这是有意让国会审议时议员无法详细阅读了解。在华尔街花费重金的游说、贿赂下,该法案未经深入辩论就获通过。美国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则蓄意袒护华尔街,对新法律文本允许没收存款挽救金融赌债的危险避而不谈,大多数民众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自身利益面临的威胁,不知道巨额金融赌债竟然被置于自身存款之上。一旦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银行将丧失全部担保资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本无力应对这类危机的冲击,不仅抛弃了保护存款安全的职责,还转而谋划罚没存款[4]。

罚没民众存款,将会带来危险的连锁反应和社会恐慌。个人存款往往是民众的血汗钱、应急钱、救命钱,企业存款往往是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流动资金,无论对于家庭、企业、社会来说,都具有更高的系统重要性。冻结罚没存款,将会给家庭、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导致实体经济的消费、生产、投资陷入中断和失序。一旦银行存款受到威胁,将会引发普遍的恐慌和挤兑现象,带来的社会代价远远超过冻结、废除投机性金融衍生品,应该给予超级优先保护的恰恰是民众的存款、养老金。这意味着非但不应给予金融衍生品合同超级优先待遇,而且应该给予优先冻结、废止,才能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美欧巨资挽救金融赌债酿成主权债务危机

美国国会、政府和主流媒体纷纷指责社会保障支出是罪魁祸首,但事实上,美国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府耗费巨资挽救金融投机坏债。2007年美国财政赤字仅为1 600亿美元,爆发金融危机短短两年后就飙升了9倍多,并且此后持续多年保持在1.5万亿美元的高水平。截至2011年,美国国债就猛增了大约5万亿美元,危机后短短4年就超过了以前200年的增长额[5]。显而易见,美国退休者和病人人数并未像财政赤字那样猛增了9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不可能是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华尔街控制的西方主流媒体却有意回避这些客观事实,以制造误导性舆论来向广大民众转嫁挽救危机的代价,同时也企图向购买美国国债的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

2009年,美国国会的财政预算委员会曾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危机后短短两年中,政府挽救华尔街的巨资救市规模超过了美国建国以来所参加的历次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的军费总和。这份官方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债务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只有超过200多年战争军费的史无前例的挽救危机代价,才可能导致美国国债飙升幅度短短4年超过以前200年。究竟是何种金融武器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促使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破坏力超过世界大战的金融战争?这只能是金融自由化充分放纵了的资本无限贪欲,是打着金融创新名义形成的天文数字金融衍生品泡沫。

挽救金融危机的正确办法,应该是冻结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优先保证民众存款、企业存款、债券、养老金等。这些都是民众花费辛勤工作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真金白银购买的债权,不存在任何投机杠杆,而且关系到无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应该将保护民众、企业存款置于投机性金融衍生品之上,这样才能保证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但是,美国政府、国会在华尔街耗费巨资游说、贿赂之下,却通过了给予金融衍生品超级优先权的法律,准备冻结民众、企业存款来挽救金融衍生品赌债,暴露了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维护金融财团利益的本质。

4 金融衍生品不是避险工具而是金融核弹

国际金融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赌博时,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催生着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680万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甚至超过了全球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十几倍。这样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就仿佛是金融核武器爆炸一样,造成了潜在损失甚至超过世界大战的超常规金融危机,逼迫美国政府投入超过了200年战争经费的巨资救市,由此导致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包袱急剧膨胀[6]。

美国金融财团及其控制的媒体宣扬金融衍生品是避险工具,但是,金融衍生品实质上是具有极大潜在风险与危害的金融核弹。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也称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欧金融财团操纵金融创新方向,服务于其谋取暴利的贪欲,致使原来具有避险功能的金融工具蜕变为欺诈骗保工具。当年美国3 000亿美元次贷,却衍生出了60万亿美元违约保险,导致没有保险的3 000亿损失成百倍扩大,并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当前,股票、商品、外汇、贷款、债券等都有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而且其交易金额远远超出了被保险的各种资产自身规模,这意味着经济风险已变成了金融投机赌博的下注对象。譬如房屋衍生出的火灾保险金额远远超过了房屋财产的价值,而且与房屋毫不相关的人也大量购买房屋的火灾保险,意味着火灾保险市场沦为了下注押房屋着火的赌博场所。这样的保险越多就意味着房屋财产面临着越大的风险,因为许多人有纵火以骗取房屋火灾巨额保险的强烈动机。

美欧金融财团操纵金融创新方向以服务于其谋取暴利的贪欲,致使原来具有避险功能的金融工具蜕变为赌博工具。倘若金融衍生品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规避经济风险,其金额就应该小于或与被保险资产金额不相上下,就像火灾保险销售金额应远远小于可保险的房屋财产金额。但是,数千亿美元次级房贷却衍生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次贷违约保险,金融衍生品已变成了商业化金融赌博的欺诈设局工具,变成了人为酿造金融危机掠夺各国财富的金融战争武器。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全球财富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就是真实例证。中国的明智选择应是宁愿面对自然发生的天灾,也不可踏入欺诈手段变化莫测的金融赌场而遭遇人祸。

国际金融大财团胁迫各国放开各种金融市场和利率、汇率,就是为了操纵市场大起大落获取暴利,并人为制造风险,进而诱迫别国企业、银行购买其兜售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然后人为操纵股价、利率、汇率等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操纵政府、央行发布消息引发出人预料的市场动荡,甚至突然改变政策,如不救雷曼公司故意刺破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确保希望规避风险的众多企业、银行成为对赌输家,这样就能利用各种市场的衍生避险工具获取天文数字的暴利。众多企业购买石油、股票、资金、外汇等市场的避险工具,结果非但无法躲避油价、股价、利率、汇率变化的风险,反而在同高盛等华尔街财团的对赌中蒙受惨重损失,原因在于各种市场及其衍生避险工具都受大垄断财团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操纵丑闻、高盛预谋做空次贷衍生品丑闻,都表明放开利率、汇率的结果不是市场化,而是大财团操纵化。

5 美国战略转变、取消金融监管带来全球隐患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为应对导致大萧条的猖獗金融投机,在1933年主持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底格尔法,禁止吸收民众存款的商业银行参与金融投机活动,从事股市等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民众存款,金融衍生品因具有高度风险而遭到禁止。二战后美欧迫于冷战压力实行社会改良政策,加强政府金融监管并严格执行格拉斯-斯底格尔法,出现了经济相对平稳增长的黄金时期,数十年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破产事件[4]。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统治精英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制定了“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80年代计划”,决定扭转促进战后经济复兴的社会改良和金融监管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推动保守革命,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监管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美英和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自由化浪潮,随之引发了越演越烈的银行破产浪潮和频繁的金融动荡,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暴发,波及全球并造成数万亿美元财富损失。

当年列宁曾论述西方进入了腐朽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观点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证实。美欧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就恰恰来源于借鉴马列主义,非但不能证明马列主义失效,反而证明了其重大历史意义。美欧统治精英在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时,也明确指出美欧战后增长来源于马克思与汉密尔顿思想的混合体。为防止发展中国家效仿,必须转向推行新自由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在美欧精英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有明确记载[7]。

二战后的社会改良、加强政府干预带来“黄金增长时期”,取消政府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导致金融危机频发,这说明当年美欧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缩小贫富差距并缓和阶级矛盾,加强金融监管限制资本贪婪投机扰乱市场运行,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灵,从而更好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推动了经济增长。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应坚持实践标准,不盲从西方经济理论教条,借鉴美欧社会改良的成功经验并且吸取金融自由化的失败教训。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废除了利率监管并将利率大幅度提高到20%,迫使银行为应对存款成本提高而从事高风险投机,诱发了储蓄信贷银行大量破产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损失。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非但没有从这次严重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反而在金融自由化道路上变本加厉、越走越远,原因是金融自由化虽然带来了种种负面效应,却具有极大的酿造危机和促进经济解体的效果,促使大量资源从实体经济流入了虚拟金融领域,促使全球各国投机泛滥,导致实体经济趋于停滞、解体,有利于扭转各国经济正常发展必然导致的美国霸权衰落,在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同时给金融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3]。

1999年,美国废除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格拉斯-斯底格尔法,允许吸收民众存款的商业银行从事各种金融投机。它们不仅能够从事以前禁止的股市、楼市投机,还不断扩大规模空前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投机。近年来美国国会的调查显示,少数“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如摩根银行、美洲银行等,利用民众存款大量从事金融投机,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发生了高度混合,深深卷入了不受监管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摩根银行、美洲银行拥有的存款数额均超过了1万亿美元,但是,摩根银行、美洲银行拥有的金融衍生品均超过了79万亿美元,其庞大金额均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倍之多。取消金融监管并实行银行混合业务经营之后,金融衍生品投机风险直接扩散到银行存款业务部门,不到2%金融衍生品交易损失,就会导致存款损失殆尽[4]。

6 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抵御美欧金融动荡冲击

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导致投机猖獗和金融动荡频发,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和出口市场。美国还施压中国取消金融监管并且引入金融衍生品。如果屈从美国压力,将来会危及中国民众的存款、养老金。因此,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政府、民众,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应支持美国议员梅西等提出的新金融改革提案,恢复罗斯福时代的格拉斯-斯底格尔法,禁止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包括股市、楼市、期货、金融衍生品投机等等;恢复二战后加强政府金融监管的社会改良政策,实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监管;调查惩办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盛行的欺诈腐败现象;拆分高盛、摩根、美洲银行等“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还应支持美国哈金议员提出的征收金融交易税法案,限制华尔街的金融投机活动并筹集资金,用于优先保护民众、企业的存款和养老基金[4]。

中国应联合世界各国,要求美国加大金融监管和改革力度,恢复1936年至1982年实行的商品交易方案,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并宣布其为非法的金融交易,冻结、注销金融衍生品合同并宣布其为无效合同。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化解其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根本无需推行巨资救市或量化宽松政策,也无需罚没民众存款来挽救金融衍生品赌债。正如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克里格所指出的那样,废止、注销本来就是废纸的金融衍生品合同,将消除金融体系中数百万亿美元的高杠杆风险,相当于宣布不同赌徒彼此拖欠的非法赌债为废纸,将会维护合法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不会带来任何副作用。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油价、汇率剧烈变动,众多企业购买的石油、汇率衍生保险合同损失惨重。中国商务部支持国有企业不履行金融衍生品合同,避免了国有企业像发展中国家众多企业一样蒙受数百亿美元损失。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有碍于中国政府的权威力量只能默认,表明将金融衍生品合同视为无效是完全可行、正当的。相反,中国许多新型富豪、民营企业在香港购买的累计期权产品,实际上是华尔街银行掠夺中国企业家的“富豪杀手”。由于无法得到中国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这些购买者付出了惨重代价。

中国企业规避宏观经济风险,不能依靠西方金融避险工具,而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来抵御外来冲击。尽管中国房地产泡沫指标比当年美国、香港更为严重,但是,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以前虽多次唱空、做空中国均遭遇失败,原因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政府对资本账户、利率、汇率均实行严格的管制,国际热钱唱空、做空中国难以引发利率飙升等危机连锁反应。中国应借鉴美欧在战后推行金融管制化的社会改良政策,遏制资本贪婪投机并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吸取里根执政后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取消政府管制措施,结果之后短短10年就诱发损失3 000亿美元的储蓄信贷银行危机,到2008年又诱发了损失数十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美国二战后迫于冷战压力曾允许各国推行社会改良政策,主动鼓励欧洲、日本等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利率、汇率管制,承认担忧美国垄断财团像“贪婪野兽”一样掠夺财富激起民变。事实证明,这些政府管制措施有利于形成真正的、有效的市场化,保证资源流入实体经济而不遭到投机资本的掠夺、挥霍。

中国金融改革,应坚持中央强调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吸收实体经济部门参与制定金融改革方案和货币政策,避免美欧金融资本因贪婪导致虚拟化、投机化,为获取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暴利而故意制造各种风险,脱离实体经济并陷入自我服务、自我空转的恶果,这样才能规避众多国有、民营企业面临的宏观系统性风险。中国实现商品、股票、利率、汇率的真正市场化,意味着政府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行政、经济手段,排除大垄断财团为获取投机暴利对市场运行的干扰,确保由从事外贸的众多企业不受干扰地决定市场汇率,由真正需要购房的广大民众不受干扰地决定住房价格,防止大垄断财团炒作泡沫,人为操纵各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一旦出现类似香港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热钱制造恐慌的情况,政府就应果断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改变市场规则,同时干预市场,阻止国际热钱操纵楼价、股价、汇率、利率,否则就是政府坐视国际热钱操纵市场而无所作为,就会导致众多企业、银行和民众的财富可能横遭劫掠。

“银行由于其经营对象及过程的特殊性,其信用风险管理一直是当今风险管理领域中极具挑战性的课题。”[8]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放弃而是始终坚持必要的金融管制,推动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放纵资本投机操纵的自由化,确保不管全球经济如何动荡和热钱如何兴风作浪,都能将汇率、利率等,始终保持在适合实体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

参考文献:

[1]Ellen Brown.“It Can Happen Here:The Bank Confiscation Scheme for US and UK Depositors”[EB/OL].[2013-03-29].http:∥www.globalresearch.ca.

[2]Dr.Katherine Alexander-Theodotou.“Cyprus Austerity,Bail-In”[EB/OL].[2013-09-20].http:∥www.globalresearch.ca.

[3]Prof Michel Chossudovsky.“The Confiscation of Bank Savings to‘Save the Banks’:The Diabolical Bank ‘Bail-In’ Proposal”[EB/OL].[2013-07-20].http:∥www.globalresearch.ca.

[4]Ellen Brown.“Derivatives Managed by Mega-Banks Threaten Your Bank Account.All Depositors,Secured and Unsecured,May Be at Risk”[EB/OL].[2013-04-09].http:∥www.globalresearch.ca.

[5]Martin D.Weiss.“Contagion spreading FAST!” [EB/OL].[2011-11-28].http:∥www.moneyandmarkets.com/contagion-spreading-fast-no-more-time-to-wait-48174.

[6]程恩富,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J].红旗文稿,2010(11).

[7]Criton Zoakos.the CFR Project 1980s[R].Report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May 15-May 21,1979.

[8]李春雅,李礼.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我国商业银行市场绩效测评研究[J].求索,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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