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工作的历史实践与意义

袁冬梅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重庆 400041）

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南地区封建残余势力十分强大，匪患严重，对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形成严重挑战。为了实现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共西南局贯彻落实中央剿匪部署，制定了一元化的剿匪领导机制，确定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基本政策，把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经过两年半的剿匪实践，歼灭土匪100多万人，基本上肃清了西南匪患，为新政权的巩固、西南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匪情分析

新中国建立后，全国各地普遍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瓦解后遗留的反动势力依然强大，不少地方匪患严重。而西南地区由于解放较晚，无论是土匪数量还是猖狂程度都最为突出。匪患已经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新政权的巩固和西南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西南地区匪患严重

梳理建国初期的档案文献等资料可知，无论进行横向的比较还是纵向的梳理，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匪患都呈现数量多、分布广、发展快、暴乱频繁等特点。

1.土匪量多布广

从全国范围看，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是土匪武装相对比较集聚和暴乱频繁的地区，其中尤以西南地区的匪患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发展最快。仅1950年5月，贵州土匪发展到11万人，西南土匪达，27万7千余人，而且发展迅速，最多时数量达100多万人。1950年5月2日，西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就剿匪工作做了专门讲话，他说:“全区的土匪是不断在发展的，军区司令部统计，2月初有11万，3月初有20万，3月底发展到28万……云南部队进驻较晚，土匪现在正在发展。”[1]338从地区分布看，西南土匪几乎遍布四川、重庆、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等所有省份。大量土匪以沿边地区和偏僻山区为据点进行武装对抗新政权的反革命暴动。

2.土匪活动猖獗

建国初期，由于西南各地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短时间内新政权的各级机构尚未完全建立和运行到位，故给土匪暴乱以可乘之机。不少地方土匪蓄谋已久、目的明确，暴乱频繁、气焰猖獗，手段残忍。“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武装暴动816起，西南地区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有100多座以上;1950年，全国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2]45其中尤以西南各省土匪暴动最为严重。以重庆为例，几乎每县每月都有土匪暴动。1950年1月中旬，綦江县一些特务、地主恶霸、反动军官和惯匪进行武装暴乱，袭击政府、拦截汽车、杀害共产党员家属和农民积极分子，抢走大量粮食等。最严重时，全县42个乡中仅有14个乡可以与县城联系，余下的皆与县城中断联系。1950年2月，荣昌县土匪暴乱，人数达11900人，有129名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牺牲，44名群众被杀害。江津千余名土匪暴动，攻打朱家场，杀害征粮干部8人，抢劫公粮30多万斤。1950年1至4月，铜梁多股土匪暴动，抢劫公粮532万斤，杀害解放军、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60多人。四川匪情严重，川东、川北、川西、川南等地的农村和县城均有大量土匪出没。1950年2月5日，成都郊区龙潭寺、石板滩匪特暴乱，26名派往起义部队的军代表和4名下乡干部被杀害，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遭土匪袭击受伤被抓后，土匪用“开水煮烫后抛尸于茅坑”，80余名不愿参加暴乱的群众被杀害[1]330。川南“雷、马、峩完全为匪盘踞，北四县也遍地皆匪，甚至乐山城郊也不断发生抢劫事件”。①“乐山专区一九五○年工作总结报告”，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南005，案卷号146。贵州、云南、西康土匪气焰同样嚣张。“贵阳市东部的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和西北部的金沙等地被起义后的国民党军占据。”[1]3391950年4月，云南的楚雄、广通、易门、牟定、盐丰多次发生匪特暴乱，土匪达4.5万人，杀害军人和地方干部600余人。

严重匪患对中共西南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和稳定西南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极为不利。剿灭土匪是西南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匪患不除，西南不宁。

（二）西南地区匪患成因复杂

西南匪患成因复杂，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当时特定的现实原因。

1.匪患滋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历史看，土匪往往寄生于贫瘠落后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严酷的封建统治是土匪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纵观历史，土匪最初往往是一些穷苦农民被逼梁山，占山为王，后逐渐发展成拥有一定武装的割据势力。长期以来，西南地区经济落后，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为各种割据势力盘踞滋生了丰厚的土壤。自古有天下已定蜀未定，天下未乱蜀先乱之说。尤其是近代以来，各派军阀割据，西南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为了自保，一些有钱有势的乡绅、袍哥、地主纷纷建立私人武装，配备大量枪支弹药。随着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军事溃败的加剧，“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国民党区、乡、保政权及武装暂时维持现状，这些地区后来大多演变成匪区”[3]。大量私人武装在旧政权瓦解后，基本上成为新土匪的重要来源。为此，邓小平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指出:“西南解放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没有把敌人的力量打碎。”[4]54这就使得新政权建立后，尽管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对付残存势力的艰苦斗争依然持续。

2.匪患滋生的政治根源

从现实看，西南土匪骨干以国民党特务为主。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最久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国民党军队集结于此，企图负隅顽抗。胡宗南在成都失败后转到西昌企图组织残余部队搞西南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军事溃败加剧，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有意把大量正规军和特务就地解散，潜伏西南，伺机东山再起，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据后来查获的国民党的文件:“一、凡省主席、专员、县长绝对不许在后方地区有流亡政府，而只可在原辖区内有游击政府。二、凡匪后游击政府之省政府主席，均自任各该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专员均兼任各该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县长均兼任各该县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5]可见国民党搭建了土匪活动的基本领导框架，也证实了土匪根源在国民党。为进一步落实其所谓游击战术，溃败前夕，国民党又在成都和贵州开办了5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特务对抗新生人民政权的方式方法。5期培训班共训练了5000多名特务、封建恶霸、惯匪、流氓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这部分人组成了西南土匪的核心。他们再通过各种手段如威吓、恐吓、拉拢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以及对现政府不满的人，不断壮大土匪队伍。所以，1950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西南土匪的特点，从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国民党反动派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就着手进行其所谓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4]125

土匪不仅武装抢劫、杀人放火、还大肆宣传反动言论，蛊惑人心。他们通过发布《告民众书》《忠告国民党被迫起义官兵书》等对党和人民政权散布大量反动言论，诸如:叫嚣“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不从者杀”，强迫群众参加土匪;用“开仓济贫，抗粮保命”“饿死不如战死”诱惑部分贫民;以“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挑起当地群众与外来干部矛盾;以“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的”等区别对待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把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在土匪的妖言蛊惑下，不少被迫投诚或见风使舵的国民党官兵因立场不坚定，再次暴乱，沦为人民的敌人。如云南的李弥、余程万两军就是先起义后再次叛变。一些民众也被胁迫加入土匪，一时之间各地人心惶惶。

西南严重匪情不仅造成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政府公粮征收和城乡交流，导致重庆、成都、贵阳、昆明等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因此中共西南局认为:“剿匪已经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1]325

二、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实践

剿匪不仅事关西南各省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也是恢复社会秩序以及开展其他工作的重要前提。为此，中共西南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展开了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剿匪斗争。

（一）建立一元化的剿匪领导体制

尽管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已经结束，但国民党遗留下的反动势力和地方匪患依然严重，因而亟需建立坚强有力的剿匪领导体制，以确保组织有力、行动统一。1950年3月5日，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的指示》。指出从军区、军分区到县、区、乡、保均要迅速成立剿匪委员会，建立一元化剿匪领导体制，统一指挥剿匪斗争。“剿匪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委员若干人，内分为战术指导组（负责剿匪的各种问题）、政工研究组（负责剿匪的政策及宣传工作诸问题）、财粮经济组（负责有关财粮经贸的保卫诸问题）、情报通信组（负责剿匪的斗争保障诸问题），以遂行日常的具体工作。”“军区军分区至县区的剿匪委员会原则上以党委书记为主任或副主任，以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①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建南001，案卷号:87。

建立一元化剿匪领导体制主要基于两点:第一，西南土匪势力强大且发展迅速、分布广泛、组织体系严密，行踪诡秘。“川、康土匪由集中到分散，由公开到隐蔽，采取此起彼伏，乘隙而动的方式”[1]147，有的本身就是从原来国民党正规军转化而来的，经过专门培训，有警戒和情报组织，而且武器装备不错，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因此，剿匪绝不是几天或几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斗争。西南局告诫各地党员干部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心理，“必须认识组织武装斗争是今后反动封建势力反抗我们的主要形式”[1]147。第二，建国初期，各地百废待兴，党政领导机构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虽然努力剿匪，但成效有限，原因在于政令不畅，没有形成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相对于严密的有准备的土匪暴动，大多地方只能穷于应付，难以从根本上打击土匪。因此，建立一元化剿匪领导体制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

（二）确立剿匪基本原则

西南地区土匪根基深厚，发展迅速，势力强大。新政权剿匪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如不制定科学的剿匪策略，则剿匪难以收到预期成效。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4]95而每一步的胜利都取决于“策略是否正确，步骤是否恰当”。为此，中共西南局一开始就制定了科学的剿匪策略。

第一，坚持“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基本原则。首恶特指“那些明目张胆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和坚决抵抗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4]95。对这些十恶不赦的匪首和匪特骨干应坚决镇压，绝不手软。1950年3月31日，巴县以公判大会的方式判处匪首“中国人民救命军第十八军”副司令李峨生、参谋长郭文修死刑。截至1950年5月经中共西南局批准，近1000名匪首被处决，政府的果敢行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群众剿匪的信心，调动了群众剿匪的积极性。胁从特指那些被迫参加或者尚能悔改的土匪，对这些人的策略是“不问”，即不予追究，主要以教育改造、取保释放为主，给他们一条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之路，以便更多土匪弃暗投明。剿匪基本原则重在根据土匪作恶的轻重程度，区别对待，避免树敌太多，打击面过宽，特别是在对方势力相对强大，我们力量尚未有效整合，比较分散的时候，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原则既有利于剿匪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又有利于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和新生政权的巩固。

在剿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共西南局进一步制定了“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在西南局看来，剿匪中的军事进攻应是第一位的，对付武装叛乱分子，采取武力打击方式能迅速压制对方嚣张气焰。但军事进攻又不是唯一的，从长远看，政治瓦解与充分发动群众相结合，打新时期的人民战争，使土匪无处藏身，断掉其生存土壤才是彻底根除匪患之策。对如何广泛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群众反匪能力方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枪换肩”的做法。所谓“枪换肩”是指没收农村封建势力的枪支，用来武装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反对土匪的力量。同时还须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剿匪策略。当时一些地方因为镇压土匪不力，导致土匪气焰嚣张，有些土匪或大张旗鼓地杀人越货，或明目张胆地表示:“在共产党这里抢三次五次是不要紧的，再多了就不行。”所以，不镇压不行。只有坚决镇压，才能让群众明辨是非、分清界限、惩罚罪行，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邓小平指出:“要杀几个，群众才敢报告，才能孤立土匪，对最坏的要打得最坚决，这样土匪是不会不怕的。”[4]121而宽大是指不可多杀，不可乱杀。“一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经过军事法庭。”

第二，制定了“先腹心区后边沿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股匪后散匪”的剿匪基本顺序。1950年2月21日，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确定先以大力肃清交通要道与经济富裕地区，尤其是四川境内之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岷江沿岸，成渝、渝万与渝筑、昆筑各公路沿线地带之匪特，以保障交通安全顺畅。”[1]237根据既定的剿匪顺序，中共西南局从1950年2月在各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剿匪行动。

四川土匪尤其猖獗，故四川以地域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进行剿匪。川东剿匪主要集中在三江，即涪江、渠江和嘉陵江地区。1950年3月，西南军区指挥下属军区部队对土匪作战100多次，剿灭股匪7000多人，前后共剿匪2.7万名。川西主要集中在温江、眉山、什邡、灌县、郫县、双流、崇庆、金堂等地，共歼灭土匪1万多人。川南剿匪主要集中在泸县、简阳，仅简阳的一次剿匪战役就歼灭土匪4800多人，缴获枪支1700余支。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战斗，四川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

其他省份剿匪斗争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云南剿灭土匪13万名，匪患基本解除。贵州剿匪以贵阳为核心，相对于其他省份，贵州军区势力较弱，为此西南军区派15军45师支援贵州，助其剿匪。西康省的剿匪中心在雅安，面对疯狂进攻的土匪，西康军区坚守县城，奋起反击，歼灭数百土匪。到1950年8月，在西南军民的努力下，西南五省区的剿匪部队取得了剿匪战略性胜利，“消灭土匪四十万，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都已净化”[1]253。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工业、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城乡之间交流日益活跃。但匪患尚未完全解除，残余土匪开始转向更加偏僻的山区继续进行活动。为了完全歼灭土匪，西南军区会同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等军区合力进行剿匪。先后颁布了《关于会剿政治工作的指示》《关于组织边沿区会剿的指示》《关于会剿后勤工作的指示》《关于会剿战术的指示》。截至1952年秋，共歼灭“土匪116万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1]359。至此，历经两年半的剿匪斗争宣告胜利。

三、中共中央西南局剿匪的意义

中共西南局历时两年半的剿匪军事行动无论对西南地区还是全国其他地区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剿匪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了蒋介石以游击战挽回败局的企图。同时，随着土匪的剿灭，持续了一百多年动荡不安的西南基层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中共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为进一步发展西南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其他地区剿匪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一）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虽然人民解放军已经顺利解放了大西南，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但新政权能否经受住考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赢得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肃清残余封建势力，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一些朝代之所以短命，固然有这样那样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与没有对旧有残存势力进行彻底肃清，甚至轻视敌人，没有及时保障好人民利益是有很大关系的。吸取历史的教训，中共深知建立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巩固政权更考验我们党的智慧和能力。面对西南地区严重的明显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匪患，中共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制定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切实可行的剿匪策略，把军事进剿和发动群众相结合，最终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军民联手剿灭土匪100多万，肃清了封建残余势力，在各族人民面前树立了良好的执政威信。剿匪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吸取群众智慧，不断自我革新的过程。每一次剿匪战役不仅有军队冲锋在前，各族人民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斗，枪换肩的结果使剿匪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从来都离不开具体实践的锤炼。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人民军队在无数的革命实践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真正成为了国家民族的钢铁长城和人民生命财产坚强的保卫力量。建国初期，面对严重匪患，1950年3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强调:“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和巩固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迅速恢复革命秩序的保证。”[2]45随后，中央军委先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6个兵团抽调150万人进行剿匪。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西南地区“采取合围与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方针，先后在川、康、滇、黔剿灭土匪92万余人”[2]45。两年多的剿匪实践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继续得到军事锤炼，当之无愧成为捍卫国家人民利益的钢铁之师。

第一，军队优良作风在剿匪中继续得到发扬。随着全国解放的基本实现，军队内部曾经一度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想。有人认为“全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只剩下台湾、西藏没有解放，少数匪特没有肃清……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应该休息了”[4]233，部分军人甚至出现了消极腐败，脱离群众的倾向。但是肃匪开始后，尽管部队给养困难，但“部队在剿匪中很积极，人人感觉剿匪比打大仗要艰苦得多”[4]147，大量战斗英雄在剿匪中涌现，他们用高尚的品质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在军队中倡导了革命的正气，战胜了军队中的消极因素。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军队特别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以实际行动消除了民族隔阂，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

第二，军队战斗力在剿匪中不断提升。在整个西南的剿匪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绝对主力的作用。两年半的剿匪，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不断优化，军队战斗力不断提升，力量不断壮大，为以后继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支持地方建设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推动西南经济的恢复发展

西南地区的剿匪军事斗争从匪情分析、战略战术制定，到军事打击的开展均是中共西南局高瞻远瞩、全盘运作的结果。中共西南局的剿匪斗争一开始就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始终与征粮、土改、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策略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以土改为例，虽说土改和剿匪都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各有侧重。土改的成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剿匪的顺利开展。如前所说，土匪的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有相当多的是失地农民被逼梁山。经过新政权的土改，人民获得了土地及其他的生产资料，有了赖以生存的保障，头脑中的土匪意识也就逐渐消除。同时一些曾经为匪的人在党的宽大政策感召下回归本位，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既是对匪患势力的削弱，同时也增强了人民进行生产和社会改造的力量。剿灭匪患捍卫了人民土改成果，让西南地区在经济恢复、工农业发展方面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随着匪患的逐步解除，各省征粮工作也在积极推动中。1950年的剿匪对西南各省的征粮工作影响颇大。“四月份剿匪收成效，故四月下旬起，四川各地征粮均有起色”，“贵州因闹土匪，四月份完全停征，全省只征起百分之二十……云南因布置较晚，土匪开始活跃……故收粮甚少。”[4]147可见，匪患和征粮是相互影响的。剿匪实践保障了各地征粮任务的顺利完成。剿匪结束后，党委政府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量的城镇和农村劳动力也更多转移到各自生产领域里，从而推动了西南各省经济的恢复发展。

[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邓小平与大西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 汪海霞.建国初期川南剿匪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4]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5]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18－219.